張學良1 

【大陸電視劇與台灣的「張學良口述歷史」】2016/03/12

連續一周沉迷在大陸電視劇「少帥(48集)」與台灣「張學良口述歷史(4集)」。

臺海兩岸因敵我關係,因此評價歷史人物也呈現兩極化的現象。我中國國民黨與黃埔老革命認為張學良是歷史罪人,而中國共產黨與解放軍老革命則認為張學良為民族英雄。

此劇讓我看的津津有味的原因,就是全劇有3/5的劇情在「東北講武堂」的訓練與當年軍校(保定講武堂、東北講武堂、陸軍大學、日本士官學校、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年輕生澀將校與綠林強盜出身的土匪老軍閥將領間軍事改革磨合與爭鬥。

東北講武堂與雲南講武堂、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以及後來的黃埔軍官學校,並列為當時中國的四大軍官學校。

歷史

電視劇「少帥(48集)」與台灣「張學良口述歷史(4集)」看完後,再回頭看「張學良口述歷史」一書。作者唐德剛在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代序)中提及:

拿槍桿的人,如果未受過嚴格訓練,是要打敗仗的;拿筆桿子的人亦然也。他們如未經嚴格訓練,而亂拿筆桿,其結果也是要出天大笑話的。張少帥後來,終於以拿槍桿方式來拿筆桿,而出了天大笑話,也是必然的後果而已。言之可歎。

搞口述歷史的困難。它不是像張學良這樣的歷史人物所想像的,「我講你寫」就成了。其實它的實際工作,比起一般歷史的寫作,更為艱苦。何也?因一般史書的寫作,只是根據各種史料,按圖索驥,寫其「書」而已矣。搞口述歷史就要多一層工作了──它在一般史學的著述程序之外,還要加上當事人有關鍵性的「口述」,而這種口述,往往是畫龍點睛,與表面上的故事,甚至完全相反。

網路收視網址如連結:

張學良2

一、大陸電視劇「少帥(48集)」
http://www.soku.com/search_video/q_%E5%B0%91%E5%B8%A5


張學良3

二、張學良的口述歷史
http://www.soku.com/search_video/q_%E5%BC%A0%E5%AD%A6%E8%89%AF%E4%BC%A0?_rp=14577597334650mkycS



2805 

張學良


內容簡介

回首百年中國,張學良是現代史上一個少有的是非人物。本性最適合做一個聲色犬馬的公子哥兒,可現實偏要壓他一肩的戎馬戰事和國恨家仇。在他名下鬧出的「瀋陽事變」和「西安事變」,改寫了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而他身為這兩件大事的主角,生前若未能留下「第一手」的交代,殊屬可惜。

本書以張學良一九九○年自述為主體,以史學名家唐德剛論張學良的數萬文字為輔。張氏的口述,隨興而談,隨意而至,流於細碎,卻趣味盎然,更往往於不經意間,透露出遍尋史書也不能得的真實;更兼唐氏的論說精闢而有洞明世事人情的味道。一邊是研究人物的「自白」,一邊是研究者的「審視」,兩相對映,使歷史變得更為真切而生動。

作者簡介
張學良口述
唐德剛撰寫


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代序)唐德剛

張學良將軍是現代中國史(甚至是現代世界史)上,一個少有的是非人物。他的是非的焦點,便是他一手主導的「西安事變」。沒個西安事變,當今中國,甚至整個今日世界的局勢,可能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正因為這一局面的出現,他這個世界近代史上少有的是非人物,歷史家就很難下其定論了。是之者會說他是反侵略的抗日英雄,千古功臣。非之者又會說他是不知敵我情勢,搞政變誤國的亂臣賊子。至於半是半非,乃至三七開,二八開……,今後千年的歷史家,顯然對他也不會有個一致的定論。

最可笑的還是張將軍自己。他對他自己所發動的「西安事變」的是是非非的自我批評,也是是非不定的,雖然他在口頭上還是一硬到底,說什麼歷史如走回頭路的話,「西安事變」他還是要發動的。這是他親口向我說的,但是他也認真地說,他如是蔣,他會把他自己槍斃的。他自己的部下,如果幹出這樁犯上作亂的事件,他自己早就把他們槍斃了。因此他被蔣關了半個世紀,不但無怨無尤,蔣在他心目中,始終還是個「親如骨肉」的抗日救國的統帥,他心目中大大的民族英雄。

是非永無定論

像張少帥這樣羅曼蒂克的歷史人物,尤其是當他還在關押期間,不能自由行動之時,像在下這樣的知識分子,從來也沒有夢想過和他去拉上關係,或是來替他寫本傳記。就連訪問他一下,筆者也從未作此夢想。可是天下事,有時就出乎意外。也算是機緣巧合吧,少帥在其垂暮之年--已經九十,我也已七十高齡--他竟然躬自下訪,和不才大為盤桓了一陣子。不但我被邀請作其座上客,正式約我他寫傳,他也曾到新澤西州,下訪寒舍,做我的貴賓……。那也是我遷居到敝廬現址之後,最享名世界的賓客了。

張公何以和我有此一段緣分呢?外界誤傳甚多,雖不值一駁,但是此事經過的本身,倒不妨略敘一下,也算是史學界的一宗真實的小掌故吧。請先從「瀋陽事變」說起:

在上一世紀,三○年代之初,當他對日本侵略我東北,以其「不抵抗主義」來應付「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的高潮期,我正是一個才略懂國事的小學生。我記得那時我們到街上遊行,大呼其「打倒張學良,打倒趙四小姐」的口號,每至熱淚橫流。那也是我生平參加學生愛國運動的破題兒第一遭。真把張學良這個「軍閥」,恨得牙癢癢的。其後「西安事變」爆發(一九三六),我已是一個頗懂時事的中學生。這時我對張學良倒反而有些同情與崇拜之心。其後年紀漸長,尤其是在美國大學,對中西各族學生,教了三十多年的中國近代史,「張學良」這個歷史名詞,在我的課堂裡,時正時反,或正或反的,也翻了好幾次身,而說不出個定論來……。最初我只怪我自己,思想搞不通,下不了結論。經過數十年的反覆思考與觀察,我對這段中國近代史,才恍然有悟--這不是一兩個歷史家的問題,這是歷史學上一個永遠解決不了的是非問題。這個是非問題,恐怕在今後一千年的中國史學界,也會爭辯不清的。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它勢將成?世界歷史上一個永無定論的問題。

張公有意下訪

在我個人來說,做個歷史的執筆人,在經過三四十年,對此一問題的教與學,我自覺對張少帥的故事,已有個粗淺的認識。在退休之後,正有心預備對這段中國歷史,考慮如何下筆之時,真是無巧不成書,少帥這時也正在託人找我。首先他委託他的晚輩和助手王一方君來找我。一方不認識我,但是一方有個同學好友郭冠英,則是我在紐約認識的小老弟。一方乃改託郭君,到紐約來找我。這是一九八九年秋冬之交的事。這居然又是一個巧合,因此時我正在台北的國立政治大學,參加個學術會議,會後高雄佛光山長老星雲大師,也正約我和劉紹唐先生一同去訪問佛光山,並作點學術報告,有關在公元五世紀末期,一個中國和尚慧深,可能來過美洲傳道的小考證。

這時郭君已探得我在高雄,乃掛電話到佛光山,把張公翌晨的邀請,轉報於我。我本想請他換個日期,但是郭君和劉紹唐,都勸我不要改動,因張少帥此時還沒有完全恢復自由,請一次客至不易。我受邀請還要高度保密才好。但是我又怎樣向星雲和尚交代呢?紹唐說此事由他來解決。他乃向星雲說,我有急事非立刻飛回台北不可。

星雲是個最通情達理的大和尚,他不問情由,便招呼廟中的知客,明晨一定要送我二人飛回台北不可。此時飛機已客滿,但是佛光山招待所還是把我二人擠出兩張票來。紹唐和我乃於一九九○年一月三日星期三清晨,匆忙地飛回台北。

初晤九十歲的少帥

緊急飛回台北之後,紹唐把我送到「來來飯店」便逕自回去了。劉去未幾,郭冠英也匆忙地趕來。我們乃按指定時間,乘電梯上到指定的層次。當我們步出電梯時,便有一位身穿便衣,卻又不像是飯店雇員的中年人阻止了我,說:「本樓今天不開放。」我看一看手中的紙條,說:我是應約而來的嘛。

「誰約你的?」他問。
「一位張先生。」
「您貴姓?」他又問。
「姓唐。」我說。
「您是唐德剛教授?」
「是的。」我再回答。

這人忽然露出和善的笑容,並說:「張先生正在等您呢。」說著,他便領我二人到一單間的餐室,室外還另有兩位便衣人員在走動。他們彼此微笑一下,這人便打開餐室的門,申報說:「唐教授來了。」順手關了門,他便在餐室的門外了。

我舉目一看,這餐室相當大。餐桌之外還有沙發和其他設備,足夠十來個人用餐。沙發上正坐著一老一少在談話,那年長的戴著黑眼鏡,和毛線小帽。那顯然就是張將軍。他站起來,脫下毛線帽,和我親切地握手,連說:「歡迎,歡迎。」站在他身邊的那青年,生得十分清秀,他自報說:「我是王一方。」郭君和他們原是熟人,就不用介紹了。

張學良要做李宗仁

初次見到張氏這樣的歷史人物,我倒有點矜持呢。誰知張公對我則像個數十年的老友,久別重逢一樣,不拘形跡地高談闊論起來。使我也之全部放鬆,跟他有說有笑。

我們談了些題外之言後,張公便言歸正傳地告訴我說,他之所以特地約我來相會,是他曾看過我的兩部書,十分欣賞。一部是《李宗仁回憶錄》,他說那部書寫得好,好在何處呢?他說他未見過李宗仁,但是他和「蔣」太熟了。你筆下所寫,李宗仁所說的「蔣」,就是百分之百的「蔣」,因「蔣」正是這樣的人。張公連連誇獎我,「寫得好,寫得好」,並翹起他的大拇指。我向他解釋說,其實李傳只是個未完成的草稿,由於傳主的突然回國,就無法潤色了。這部回憶錄的複雜故事,和執筆者的辛酸,原是說不完的,我也未便向他細說了。

另一部書呢?──原來那只是一篇短文討論他自己的,叫做什麼〈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他說寫他的文章,他看得多了。「是你寫得好。」好在何處呢?張公說,別人所寫他和「老帥」(張作霖)的關係,只是父子而已,你說我們父子倆不只是父子而已,我們父子是不同的兩代人──父親是綠林出身的舊軍閥;而我則是新式軍校出身的青年將領……我們雖是骨肉父子,而作風和心理,都有極大的區別。「這一點,你講得好,也講對了。」他又翹起大拇指來,連聲稱讚。

他說得我大為驚奇,我什麼時候寫過這篇文章呢?經他解釋,我才想起,那是我替一位學生傅女士的博士論文的漢譯本所寫的序言。這漢譯本原計劃在大陸出版。因為那時兩岸的新聞界,尚不太溝通,我這篇序文,乃被台灣報紙,斬頭去足,並另取個文題,成為一篇討論張學良的獨立的文章,在台灣發表的。我自己還不知此文的存在,卻被張公看到了。

言歸正傳,張公說,他也想寫一部像「中英兩文」的《李宗仁回憶錄》那樣的書,並希望我能考慮執筆,云云。

「主觀意志」Vs.「客觀規律」

他這番話說得我大為驚奇和感動。因為這正是我採用我自己的歷史哲學所寫的書。我認為一部中國現代史,便是一部中國現代化的「轉型史」--那也就是,從千年不變的「傳統中國」,在鴉片戰後(一八四二)忽然開始「十年一變」,漸次變成個「現代中國」來。就說西南地區吧,從陸榮廷變到李宗仁。前者便是個舊式的軍閥,後者則是個有現代思想和現代訓練的革命軍人。所以前者便被後者取代了。

東北情形,亦復如此。上一代的舊式軍閥,被下一代的革命軍人取代了。只是在西南,上一代被下一代用武力打倒了。在東北,則是上一代被下一代和平地接班了。方式不同,但是它們在現代中國的政治「轉型史」上,所發生的作用,則是大致相同的。這宗歷史自動「轉型」的現象--也可以說,是歷史人物的「主觀意志」,敵不過歷史發展本身的「客觀規律」吧。

女大十八變,現代中國在鴉片戰後,大致已變了十五六次了。如無意外發生,中國再變三兩次,大致就可變出個「定型」來……通過目前這一驚濤駭浪的「歷史三峽」之後,再向前走,自然會風平浪靜!其後,「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整個中國現代史,就可以慢慢地流向另一個「歷史定型」的太平之洋了……。所以我個人對今後中國的歷史發展,是甚?樂觀的。

上面這一段謬論,也可說是我個人治中國現代史,數十年觀察所累積的,私家的「歷史哲學」吧。平時不敢亂事宣揚,只在自己論史的著作裡(如拙著《晚清七十年》),和課堂裡偶爾提提罷了。史學界不同意的專家們(尤其是,身有國共兩黨黨籍的史學家),在讀後大搖其頭的,多著呢。想不到我這番謬論,竟被張少帥所看中,也算是個難得的知音吧。

拿筆桿和拿槍桿的區別

他又強調,他目前也想寫一部中英兩文的《張學良回憶錄》。承他的高看,我就是他最理想的執筆人了。畫龍點睛,真使我受寵若驚。劉紹唐原先也就猜出張公找我的目的,並一再「預約」,由他的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中文本。張公雖然說得很誠懇,也很輕鬆。但他這一要求,對我卻引起了極大的心理震撼。老實說,《李宗仁回憶錄》這部書,可把我整慘了。它幾乎把我整到棲身無所、啖飯無門的絕境,真不堪回首……我曾有專文紀錄我受難的經過(見中文版李傳諸近版序言)。俗語說:「一朝被蛇咬,終身怕草繩。」目前這條大「草繩」,真使我心驚膽怕。其牽涉之廣,問題之多,作者受苦之大,非身當其衝的過來人不知也。

就以最簡單一項來說吧,這部中英兩文上百萬言的巨著,非執筆人下三五年苦功,不足以面世。再者,執筆人和傳主,是當今世界上絕對不同的兩種人。他二人背景、個性、訓練、任務和經驗,都絕對不同……。總之,他二人是兩種不同的動物。尤其是傳主,像李宗仁和張學良,他們都是拿指揮刀的人。把發號施令、絕對服從,視為當然的。可是一旦誤入學術界,他們就要反其道而行了。朋友,像李宗仁、張學良,這種做了一輩子總司令的人物,如今掉轉頭來,讓別人指揮他──尤其是讓一個無名小卒來指揮他──接受以「筆桿來指揮槍桿」這個現實,其受委屈之心,終日徬徨不服的慘狀,可想而知也。可是拿槍桿的人,如果未受過嚴格訓練,是要打敗仗的;拿筆桿子的人亦然也。他們如未經嚴格訓練,而亂拿筆桿,其結果也是要出天大笑話的。張少帥後來,終於以拿槍桿方式來拿筆桿,而出了天大笑話,也是必然的後果而已。言之可歎。

完善計劃.成功之母

但是在張少帥見面的第一天,我不能說這些話。說出來他也不會相信的,我只反覆地解釋,工程如何之大,困難如何之多。我自己年紀也大了,負擔不了如此的重任。但是我旋即發現,此話也不能多說;說多了,可能引起他不必要的多心。因而我只側重在工作方面,這種大工程不只是兩個人的事,它需要在中國或美國尋覓一個第一流大學作贊助機關;另外還要向第一流的基金會,申請至少十萬美元以上的研究費,組織一個完善的研究計劃(ResearchProject),聘請合適的、精通中英雙語的歷史研究員,並組織個內行專家的贊助機構,來加以贊助和監督,而限期完成之。

但是這項研究工作,談何容易?哥倫比亞大學是這一行道的老祖宗,譽滿全球,而謗亦隨之。其「中國口述歷史學部」,搞了十多年,只有一部中英雙語的《李宗仁回憶錄》,算是全部完成的一項著作;另一部只有英語,沒有漢語的《顧維鈞回憶錄》,算是半完成的著作。其他如陳立夫、孔祥熙、張發奎、胡適、吳國楨等人,就被冷落了。他們在中國史上的功過是非,姑且不談,但是他們都是製造歷史的要人。沒有他們真實的傳記史料,一部民國史是寫不下去的。哥倫比亞大學也曾?此敦請過他們,不幸他們工作經年,最後都是半途而廢了。至於困難何在呢?那就是說來話長,且舉三個小例子,以見其餘。

陳立夫、孔祥熙、張發奎

其中尤其是有「蔣家天下陳家黨」之稱的陳立夫先生,他在五○年代,被台灣當權派放逐到美洲來,開雞場做難民。心懷不平。他要把他盛時的功業,和敗後的辛酸史,全部吐露出來,不吐不快。陳氏因而應約在哥大口述歷史學部,盤桓了好幾年,說盡了他的一黨一派之言,真是十分精采,但是最後還是一張白紙。

陳曾到哥大親自來吵鬧一番,也是枉然。不得已,最後他才另起爐灶,自己執筆,從頭來過。這部後來在台北完成的書,就是另一部書了。他曾把這一手稿交與我,要我審評並譯成英文。我知難婉拒,並介紹好友董鼎山教授代勞。這便是後來在史丹福大學出版的《陳立夫回憶錄》了。但這部在台灣撰寫的回憶錄,與他早期的著作,就是不同的兩部書了!

當年經哥大邀請的國民黨時代軍政要人,還有孔祥熙、張發奎等人。孔是近代中國的摩根、財神菩薩,更是孫中山和蔣介石的連襟,因此他們在岳家相聚時,孫中山、蔣介石,都叫他「大哥」。他在民國史上,不論是好是壞的重要性,就不用談了。

張發奎在北伐期中,曾是賀龍、葉挺、朱德、林彪的上級指揮官。歷史家如要搜搜足以震動世界的「人民解放軍」的來龍去脈,還要從張發奎說起呢。張也?此頗?自豪而健談。不幸孔、張二人的回憶錄,也都因問題累累,而在哥大束之高閣。

口述歷史與著述歷史之異同

筆者不憚煩而寫出這段小掌故,主旨只是在解釋搞口述歷史的困難。它不是像張學良這樣的歷史人物所想像的,「我講你寫」就成了。其實它的實際工作,比起一般歷史的寫作,更為艱苦。何也?因一般史書的寫作,只是根據各種史料,按圖索驥,寫其「書」而已矣。搞口述歷史就要多一層工作了──它在一般史學的著述程序之外,還要加上當事人有關鍵性的「口述」,而這種口述,往往是畫龍點睛,與表面上的故事,甚至完全相反。

且舉一個陳立夫「口述」的小故事例:

在抗戰開始前,陳奉蔣密令,以國民黨組織部長身分,遠赴西歐,候命繞道去莫斯科,爭取俄援。他密赴西歐,一住經月,俄未去成,忽又奉召返國,回國後,竟「因功」升任「國府委員」。

「陳伯,」我說,「那是當時中國最高的官位了!」

立夫先生笑笑說,「我因功升入養老院。」

原來這是當年國民黨中,「政學系」官僚所導演,離間他們蔣、陳關係的一幕最精采的演出。「蔣家天下陳家黨」,可能也是他們叫出來的,事緣在某次國民黨中央的選舉上,陳立夫得票居然比蔣還多出幾票,雖然蔣中正的「正」字也被監票人,當成五票數了進去。蔣一見此選舉結果,頓時大怒,竟舉起台上的木椅,向陳立夫砸了過去。其實,這只是政學系一樁高明的陰謀,來離間他們蔣、陳的關係而已,當我把這一真實而有趣的小故事提出,向陳公請益時,陳還含笑地說,這不是陰謀,是他當時的確比蔣公在黨內更得人心!

無論怎樣,陳從歐洲回來,國民黨就面目全非了。不用說他自己被調離組織部,「升官」成國府委員,他手下的得力幹部,也大半調差了。只有朱家驊被升成部長。朱原是陳立夫的副手,現在就變成他的政敵了。抗戰期間,陳被調任教育部長,CC系在黨內的力量就一分二,而一蹶不振了。

所以「口述歷史」的重要性,往往「著述歷史」所不能及。司馬遷的《史記》中很多精采的章節,都是根據口述歷史寫成的──這本是我國史學上的老傳統,並不是現代洋人發明的。只是搞口述歷史要特別小心罷了。你如碰到政學系裡高明的政客,你可得防他一手,不要偏聽偏信,像蔣介石和陳立夫那樣,把政治現象無保留地信以真,拿椅子砸人!

一輩子沒個上司

當我把這些小故事向張少帥,以談笑方式簡略地說給他聽之後,我發現他半信半疑地當成「耳邊風」,他還是滔滔不絕地說他那一套。我對他這司令官的態度不以異。因?我有?李宗仁工作的經驗,把個一級上將,訓練成博士班研究生,你得有超人的耐性。我和李宗仁將軍工作,是有充分的經驗的,只是我第一天就發現,張學良比李宗仁還要難纏得多。因?他自以?是的個性,比李宗仁還要堅強十倍呢。

張學良先生告訴我說,他的弱點是他一輩子未曾有過「上司」。

「老帥不是您的上司嗎?」我說。

「他是我的父親,」他說,「父親究竟與上司不同。」

「蔣不是您的上司嗎?」我又問。

「所以他發我脾氣,我就把他抓起來呀!」他說著哈哈地大笑一陣。據張公透露,在「西安事變」爆發前數小時,他在西安召集了一個幹部會議,宣布這項驚人的陰謀,大多數人都默默無言,只有于學忠和另一位高幹發言。于說:「少帥,抓起來很容易,您考慮沒有,以後怎麼樣放他呢?」張將軍告訴我說:「我告訴于學忠,現在不能考慮到那許多,先把蔣抓起來再說!」

在他口中,震驚天下的「西安事變」,就是這樣的「先抓起來再說」的「幹起來了」!

我告訴張漢公,「西安事變」是改變世界歷史的大事呀!

「就是這麼幹起來的。」他認真地說,「別人都在胡說。」說後他又哈哈大笑。

張傳不能輕易動筆

在我和張公直接接觸之前,數十年來,我都認能幹出「西安事變」這樣大陰謀的人,一定是工於心計,老謀深算;誰知他竟是這樣一個任性而衝動的人物。真是百聞不如一見!但是我對他在歷史上的評價,卻未因此而前後易轍──他在中國歷史上,將永遠是個是非不定的人物。

隨後我們又言歸正傳,張公還是要我考慮,替他寫一部李宗仁式的回憶錄。我雖然內心也覺得值得一寫,但是我還是誠懇地告訴他有關工作量和年齡的問題,事實上當今能以中英雙語?他寫自傳的歷史學者太多了。只是他不在此行,不認識罷了。

我並誠懇地問他:台灣是人才濟濟的地方,什麼要捨近求遠?他只是搖搖頭,意思是,在台灣這個地方,替他寫傳記的人,不可能公正落筆,還是美國好。那我就向他建議,就仿照李宗仁的辦法,將來由哥倫比亞大學主持其事。

因此我們又言歸正傳,我估計寫他那樣一本雙語傳記,至少要有三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計劃、專任研究員和專任或兼職助理,有專用研究室,有足夠的參考圖書,最好還要有專家組織的顧問和襄贊委員會。動手之前,至少要有現成美金十萬、二十萬的基金,這都是一個一流大學的專門計劃;不是我這個七十老翁一個人可以幹得了的。

我這一番話說得他似乎將信將疑,我可以體會出他內心一定在想,寫本小書有這麼困難嗎?他和其他外行人一樣,一定以寫本「回憶錄」,正如他一再說的,「我講你寫」就成了。這是一般人的想法。困難是實際工作體驗出來的,未吃過苦頭的人,是永遠不會相信的。這就是所謂內行外行之別了。因此張公一再地說:「還是你就照李宗仁傳的辦法,寫寫看嘛!」我內心立刻的反應,便是絕對不能「寫寫看」!經驗告訴我,沒有哪個張三替李四寫傳,李四會感到滿意的,尤其是張三是內行,李四是外行,二者是極難一致的。

且舉個經驗上的小例子:

《李宗仁回憶錄》的教訓

在我和李宗仁將軍工作之初,「李排長」曾向我大談其天下國家大事,是如何如何演變起來的。我就勸他多談談「炒排骨」(當排長)的經驗和故事,暫時少談當時的天下國家大事。因?一個李排長當時能知道多少軍國大事呢?這時李公心懷不服,我是可以察言觀色的。後來李排長做了上將司令長官了,他又同我大談其二戰期間,英美對大戰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因此我們對同盟國的政策,也應該如何如何以?因應,要我詳細地記下來,算是他對國際局勢的分析。我很客氣地問他說:「德公呀!您這些國際情報,是哪裡來的呢?」原來是在抗戰中期,他以五戰區司令長官身分,回重慶述職,參加中央紀念週,「聽孫科說的」。我又問李德公,「孫科的話就可以一言九鼎嗎?」他信心開始動搖了。

「我怕全部記下來,在將來的國際版上,會引起笑話呢。」我又補充一句。

李公若有所悟地告訴我,連說:「抽掉,抽掉!」

我在中國抗戰時期,曾當過上尉;李公當時是「一級上將」。但是隔行如隔山,寫歷史,上將就只好聽上尉指揮了。

在和張學良說話時,我就想到李宗仁,只是李比張謙虛多了。畢竟是炒排骨出身的嘛,哪像張少帥,一離開軍校就當上將官呢!說句行道話,李在撰寫自傳上,是個可塑之材。但是從第一天開始,要把張在學術上訓練成一個歷史學徒,我實在無此信心,也看不出遠景來。

你「又」錯了哎!

張將軍也告訴我一樁關於他信教的故事:

被關久了,很自然地他就對宗教發生了興趣,他最早的興趣是佛教,並看了些佛經,自覺頗有心得。早年在台灣山區,某次蔣夫人來看他,發現他對佛教有了興趣,就說:「漢卿哪,你又錯了哎!」

什麼我『又』錯了哎?」張公笑著說,「她的意思是說我,已經上過共產黨的當,這一次『又』要上佛教的當。」她說她要領導我走向真理,去相信基督教,她這項導引是做對了,首先是趙四小姐被感化成虔誠的基督徒,漸漸地他自己也就相信了。

信了基督教,他又更誠懇地說,他的整個生命也發生了變化。「首先基督教是不准有多妻制的,我得有個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得同我太太離婚,再和『現在的太太』結婚。」

他又說,他夫人現在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相信人世上任何事物,都是上帝安排好的,所以她極力反對寫什麼回憶錄,這樣那樣的。但是張某自己的看法倒稍有不同。寫回憶錄,不是?著搞什麼「辯冤白謗」;寫回憶錄只是替歷史留下一點真實的故事,免得人家胡說罷了。

張少帥這一席話,說得倒是深得我心。但是我還是說,他的回憶錄是應該寫的,但是工程浩大,決不是我這個七十老翁可以幹得了的。

「那你就開個頭嘛。」他說,「以後我們也可以跟李宗仁一樣,找哥倫比亞大學……」

他說這話,我知道他是不會相信我的建議的,我也知道他心裡會在想,「寫一部回憶錄……『我講你寫』,有什麼天大的了不起呢?」他一再地說,他以後要請我到他家去,把這事好好談談。並堅持要我「開個頭」,以後再從長計議。

張漢公和我一談就是三個小時,主要是我二人對談。王一方和郭冠英在一旁只是略微幫腔,並照了好多相。我覺得應該是他睡午覺的時候了,雖然他還有說不盡的故事,而毫無倦容。最後還是我堅持他應該回家休息,王一方也作了相同的建議。我要陪他一起下樓去。張公卻示意要我先走,因?「門外還有人」。

這是張學良先生第一次和我見面。我個人在大學課堂裡,談了三四十年的張學良了,這次才見到一個與我理想中完全不同的真的「張學良」,雖然我對他在歷史上的結論,卻沒有多少改變。在張的授意下,王、郭兩君送我上電梯,我走後,他三人才出門。

不願傷害蔣夫人

與張別後,劉紹唐又約我晚餐,此事討論了很久。紹唐勸我寫下去。但是經驗和年齡都告訴我,我只能「開個頭」。其後我就去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把該館所藏有關張氏早年的書籍、檔案、新聞紀錄,和單篇文章,編了個參考書目,再根據其中要件仔細清查。這對一個七十歲的老童生,實在是個很大的包袱,所幸興致尚好,終於寫出以第一人稱的海城張氏的〈關內源流〉和〈關外定居〉的兩篇草稿。送請少帥增減和更正──這辦法是我當年和李宗仁工作,所慢慢發展出來的可行之道,我身邊還保留有這兩文的草稿。

可是此時在台北,我還有許多其他的雜務要處理。因遠居異國,國內有許多邀請,萬里飛行,參加不易,多半都回絕了。然既來了一次,順便在同一地區,多參加幾次學術會議,也是難得的機會嘛。此時在香港和大陸,我就接受了兩個學術邀請會,需要參加。再者,平時到各地旅行總是三五天的事。這次不巧,我是住在我岳丈家裡,剛碰上他老人家病重住院,不久(一九九○年一月三十日)他就以九一高齡去世了。他的子女原都住在國外,各有工作。求醫侍疾,來去匆匆。我助理後事也就責無旁貸了。所幸我於此年有一年休假期,甚至可以申請退休。再者,岳丈死後遺留有房子、汽車、司機和阿媽,訂有合約,一時也辭退不了。我被迫鵲巢鳩占,在台北就做起「汽車階級」來了。這時我也曾到張家請益,並把我的底稿送請他過目以便修正。當我車抵張府時,那個在張家門外巡邏的「便衣」,竟招手含笑鞠躬開門讓我進去。這大概因?我岳丈的汽車上,有一張「總統府通行證」的關係。這就使我想起,我的學生傅女士告我,她曾在張府門外被警衛驅逐的故事來。還是蘇秦說得好:人生富貴豈可忽略哉!無車無馬,怎能私闖公門。

張公看了我的草稿之後,雖也不無贊詞,但是他說他希望我做第一人稱(firstpersonsingular),他自己只做提供口述史料的「第三者」。這一來,那便和《李宗仁回憶錄》大異其趣了。

什麼呢?」我不免好奇地問他。他解釋說,他不願傷害蔣夫人,蔣夫人待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有許多話,在蔣夫人還活著的時候,他不願「直說」,只希望我讓他以「第三者口氣」發言。

其後張公又派他的小助手王一方和一方的好友郭冠英,來約我到他家和一方家談笑餐敘了好多次。這時通過一方母親的敘述,張公和我才第一次知道,一方已過世的父親王新衡先生和先岳吳開先,生前原是好友,同屬於國民黨的CC系,真是西諺所說的「世界太小」。

哥大東亞所願張傳擔綱

我這「第三者口吻」改動的工程不小,身邊既無書記,也缺少足夠的時間,我就到香港和大陸開會去了。一去經旬,回台時已耳目一新了。這時張公已獲得了人身自由。當局宣布此好消息,並要他舉行個九旬大壽的慶祝會,需要九十位「發起人」。張公把我的名字也放進去了。當他把此一好消息告我時。我之大驚,問他能否將我的名字刪掉?張公還驚問何也?我說少帥九十嵩壽,在台灣縱列出個兩百位發起人,也輪不到我。今日列名其中,會惹起寶島政學兩界不必要的反應。張公還笑我多心,連說不必顧慮。

果然就在此時,台灣報紙登出了我張公作傳的驚人消息,北京的報紙也隨之披露。接著謠言傳出,國民黨祕書長宋楚瑜先生也在查訊此事(後來宋兄還特地向我說明,他未嘗過問,想必另有權威)。此消息一經傳出,張學良先生首先就慌了。他剛剛重獲自由,難道又要回去張公乃找我特別商量,要我二人發個「聯合聲明」,否認此事。

我告訴少帥,我斷無資格和他發什麼「聯合聲明」,先讓我單獨發個個人聲明,說我之認識張漢公,是我先岳和王新衡先生的友誼關係。但是我們也絕對沒有談過「西安事變」。發過這項聲明,我說我便立刻離開台灣,新聞記者一定會再訪問您,那您就嚴正聲明,絕無此事就好了。張公認?這倒不失?一個好主意,我們就這樣安排了。

這時原在台灣生長的郭冠英也發慌了,他把我們錄的有限的錄音帶,匆忙地交給我一份帶往美國;另一份就等著「警總」來查封了。其實這都是做賊心虛......

上文引用網址: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27998

創作者介紹
創作者 神仙、老虎、狗 的頭像
神仙、老虎、狗

神仙、老虎、狗

神仙、老虎、狗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