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  

罗辑思维 80 权力与生意
發佈日期:201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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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位來到《羅輯思維》捧場,還記得十幾年前我的一個朋友,有一天突然興沖沖地告訴我一個內幕消息,說中移動馬上要推出一款新的互聯網服務,叫飛信,它不僅可以替代騰訊QQ的所有功能,而且有一項好處就是可以免費地發短信。

我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心裡拔涼拔涼的,因為好幾個好朋友在騰訊上班,我就趕緊給他們打電話,說兄弟們趕緊撤吧,騰訊快玩不下去了,中移動殺過來了。

正好在當天晚上,我參加當時通信業幾個大佬的聚會,有專家學者老總,我就當席把自己的這個擔憂給說出來了。結果我話音剛落,滿桌人是哄堂大笑,其中有一個老師指著我說,說胖子,你怎麼能那麼幼稚呢?中移動怎麼可能競爭得過騰訊?我說為啥不能啊?那麼大的明顯的優勢。他說當然不能。原因只有一個:因為它是國企。

說實話,這番理由當時沒有說服我。但是沒辦法啊,十幾年來的現實說服我了呀。騰訊的QQ現在活得好著呢,而飛信而今安在哉?

這就引出了中國輿論界三十多年來,一直在爭論的一個焦點問題,就是國企到底搞不搞得好?

一般常識都認為,國企貪污腐敗容易滋生,效率很低,所以應該撤出市場經濟。但是另外一派觀點認為,不要輕易地否定國企,要知道中國人的經濟戰場,不僅僅是國內市場,中國人還要參與全球市場競爭。那相對來說,一定需要那些大規模的企業,共和國六十多年來好不容易搞出這些上規模的國企,你們這幫敗家子為什麼一定要把它否定掉呢?有什麼問題改嘛,國企是可以改革的嘛。對吧,國資委的老爺也不是吃乾飯的嘛。

你看這樣的爭論我們聽了很多年直到最近,我看到了這套書叫《改革現場晚清經濟改革始末,它的作者也是一個老媒體人了,叫李德林先生,他是花了幾年時間搜集資料寫出了這本大作。看完之後我真是掩卷長歎,原來關於國企改革,我們連病根都診斷錯了。

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這個話題。好,那我們先看一看一百多年前的國企是什麼樣?大家都知道1840年之後洋務派運動興起,建立了中國近代的第一批國企,最著名的就是兩家了:一家是福建的馬尾船廠,還有一家就是上海的江南機器製造總局馬尾船廠的主導人是左宗棠,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的主導人是李鴻章,但是他們背後都是曾國藩。

曾國藩1864年滅掉了太平天國之後,八年之後也就是1872年死掉了。他死的那一年,應該說有了八年的建設期。但是就在這一年,有一個內閣學士叫宋晉,給當時的同治皇帝上了一份奏摺,說馬尾船廠不要搞了,搞什麼搞,左宗棠騙你皇上老人家。他當年怎麼說的,給他三百萬兩白銀對吧,他給朝廷造十六艘戰艦,對吧。可是現在呢?五六年時間過去了,花錢花了四五百萬兩白銀,造出來的船五艘,而且都是破船,要它幹什麼,有那銀子還不如直接找外洋人去買呢。

這個宋晉講的話也確實是事實,這兩家企業都太不爭氣了。那個江南製造總局也是一樣,他們造槍造炮,但是它那個槍,連它的主辦人李鴻章自己領導的淮軍,自己都不用。因為準頭不夠,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太浪費了。江南製造總局造一艘船那個技術水準就不要說了,它的價格居然是洋人的船的兩倍。一艘同等規模的船,技術水準差,價格還那麼貴,你要說為啥?為啥?因為浪費太大唄,尤其是人員費用。

比如說,馬尾船廠的人員費用,它的一個工頭月薪居然開到了三十兩銀子,一個普通工人能開到十二兩銀子。要知道,當時如果不在這種官辦企業,一個工人的月薪大概是三兩銀子。銀子是很值錢的,如果是貧苦人家在農村,一兩銀子足夠過一個月。當時皇后一個月的月利錢,也就是一千兩銀子。所以你看三十兩銀子雇一個工人,那為什麼這麼貴呢?很簡單,有人請托來的嘛,是塞到這個企業來的。

這種情況其實在幾十年前,中國的國企也到處都是,現在也是。江南製造總局也是一樣。到70年代的時候,馬尾船廠的高管就已經達到了59個,而且還要配一堆雜役人員,伺候這堆高管,現在看到的記錄60多個雜役來伺候這些人。江南製造總局到70年代的時候,光高管會辦經辦人主辦人80多個人,所以在馬尾船廠我們現在看到的賬裡面,一個月有三分之一的花費是用於人員開支和伙食費。

你說這個企業怎麼辦下去?那問題出在哪兒呢?當然有技術水準不夠的問題,有管理技術不到位的問題。當時馬尾船廠的領導人沈葆楨就給朝廷上了一份奏摺,說我這兒是“外行領導內行”。你看,“督藝員者,匠首也”,就是管小工的是工匠的頭子,匠首。“督匠首者,紳員也”,是那些士大夫。“督紳員者,臣也”,是我。但是一層比一層不懂,工人比匠首懂,匠首比士大夫懂,士大夫比我懂,你說這個企業怎麼辦?

但是當時的人的認知水準不認為是出在管理制度上,通常都認為,既然是貪污腐敗人員是人浮於事,那一定是出在吏治上,就是人的品德上。但是還真就不能這麼說。你看我們剛才講的,馬尾船廠的領導人叫沈葆楨,這個人可在近代歷史上是一個名臣,他是林則徐的女婿,跟林則徐的女兒一輩子感情都很好。而且他在經營臺灣,在很多方面都做出巨大貢獻,包括他當時在福州,辦船政學堂培養了大量的中國的近代人才,比如說思想家嚴複,比如說北洋艦隊的將領,什麼劉步蟾、方伯謙這些人都是他培養的,是一個大大能幹的人。左宗棠當年就講,說幹這個事,要不就別幹,要幹就一定得用這個沈葆楨。

但是這麼一個能幹而且操守又不錯的人又如何呢?你去翻開馬尾船廠人的這個名單你會發現,他倆妹夫一女婿包括他的一個幕僚(他的家庭教師),全部都在馬尾船廠裡面擔任什麼總辦會辦這些職務。按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不就叫是裙帶關係嗎?這不就是貪污腐敗嗎?但是在當時的道德標準裡,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啊。我為官一方,有一些故人請托,來往我這兒的事情裡面塞一個人,要找個事嘛,我能不幫忙嗎?所以沈葆楨這樣的道德品質過關的官員,這方面他也沒有辦法改變。

如果說這些軍人出身的人品德有問題,你來看另外一個例子,就是張之洞。張之洞的名字當時的人給他開玩笑叫“張之皆洞”。就是他幹的事,你只要展開來看,全是窟窿眼。他最大的一個窟窿眼就是辦漢陽鐵廠,有一次他跑去視察,翻著帳簿,他突然發現這不對啊,怎麼一個煤礦一年吃鹽(不是一年),一個月吃鹽吃了一千斤鹽?說白了,這個礦叫王三石煤礦,這個煤礦一共66個人,也就是說這66個人,一天要吃掉33斤鹽,說這怎麼可能呢?一個月燒掉的燈油得十箱,說這不是太開玩笑嗎?而且他發現,居然這個地方連僕人,連老媽子、雜役都有助理,因為這個老媽子,都是熟人塞進來的。正式職工,正式職工就不幹活。

今天你看,很多我們的國企幹活的也是臨時工,正式職工是不幹活的。當時在張之洞的漢陽鐵廠,也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所以你說,張之洞這個人,人品好吧,清流出身,而且一生不貪污。以前的節目我們講過,但是又如何?他管理下的企業也是出現這樣的情況,以至於漢陽鐵廠只要它的高爐燒一天就賠2000兩銀子。它不僅沒有在創造財富,而且是毀滅財富。

所以可見,它不是一個人品問題,甚至不是一個管理技術的問題。那民營企業的情況會不會好得多呢?這個結論你還真別忙下。當時最著名的民企是誰啊?阜康錢莊的老闆、“紅頂商人”胡雪岩,又是我羅胖子安徽老鄉。這胡雪岩非常有錢,高陽先生曾經給他寫過一套小說,但是在這套小說裡面,其實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一個重大關鍵,就這胡雪岩的錢到底哪兒來的?好像他做很多生意啊,什麼中藥材,什麼絲綢茶葉,這些徽商經常做的生意。

但是胡雪岩的底牌,你真要翻開來一看,他簡直就是一條螞蟥,是吸血的,吸誰的血?當然是吸當時的國家的血了。胡雪岩的搭檔是左宗棠,左宗棠當然了,總督大人嘛。他在打西征的時候大軍出發需要糧餉,國家又民窮財盡,沒有錢怎麼辦?只有借洋債。所以就需要胡雪岩這樣一個商人,居中做各種各樣的商務安排。可是要知道,胡雪岩給他借的洋債的利息是多高?15.8%的年利率。這個利息實在是高得離譜,因為滙豐銀行給出來的是8%。那為什麼要高到15.8%呢?胡雪岩就蒙這左宗棠,說這個他們借的都是爛銀元,都是缺邊缺角的。我們這雖然利息高一點,好銀元,你看亮亮的一個一個。

左宗棠可不管那個事,我只是要打仗,我是要建立自己的不世功勳,有槍有炮有糧餉就行了,至於還錢那是國家的事。國家用什麼海關稅收去抵押,然後將來去還,我是不管這錢怎麼來的,多高利息,這洋債我都借。

所以可見,胡雪岩在這些交易當中,至少是賺了一半的利息差。你想,一場大仗打下來,那是金山銀海堆出來的戰果,但是有一半的利息落到了胡雪岩的口袋裡,他就是這麼發的財。

胡雪岩跟左宗棠之間,還有一件有趣的事。有一次左宗棠知道,有一種德國的槍特別好,他就跟胡雪岩講,說你這樣,你採購一杆拿來,然後我在蘭州那兒,我這兒有一些機床,有一些機器,我來山寨,這樣不就省錢嗎?胡雪岩說,沒問題,左大帥要,那一定馬上辦。馬上寄出了,又沒有手機可以監測這個物流。左宗棠是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就寫信去問他,說槍呢?胡雪岩說寄了。那怎麼沒收到呢?然後又沿途查。上哪兒寄?根本就沒寄。為啥不寄呢?因為胡雪岩要掙這筆錢,他給西征軍每採購一杆槍,在上海的採購價是20兩銀子一杆,可是到了左宗棠的糧臺上去報帳的時候,是100兩銀子一杆。這種生意那怎麼能放棄呢?給你自己製造,這錢我不掙啊?

所以,這就是胡雪岩真正的發家故事。這個發家故事和歷朝歷代所有的貪官污吏和商人之間勾結的故事是一模一樣的。所以,什麼“紅頂商人”的商業傳奇,你甭信那個。他的財富的源頭在這兒。當然,你可能會說,說這商人沒有節操可以理解,那文人做生意會不會好一點呢?也一樣。

在這兒給大家舉個例子,叫劉鶚,這個人鼎鼎大名,大家知道晚清的四大譴責小說,其中有一部叫《老殘遊記》,劉鶚就是它的作者。這劉鶚也是一個雄才大略的人,他的故事以後有機會給大家講,這劉鶚一生特別對做生意感興趣,別看他心憂天下,是一個典型的心懷大志的士大夫,但是捎帶手做生意。可是他幾乎做什麼生意都賠,他一生中做得最大的一筆生意是修京漢鐵路,當時叫盧漢鐵路,就是北京的盧溝橋到漢口的鐵路。這麼大一個事他一個人辦?對,他就想一個人辦了。當時他帶了五萬兩銀子跑到北京來行賄,找到了當時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穌,翁同龢既是軍機大臣又是戶部尚書,手裡有權,去行賄他。翁同龢也沒跟他客氣,五萬兩銀子照單全收,但是在日記裡記了一小筆,說這個人品德不好,怎麼能行賄呢?給我五萬兩銀子雖然我收下,但我立個字據,我在日記裡寫下,萬一將來東窗事發,這證明我沒收。你看這老頭壞吧,不說他,說劉鶚。

劉鶚他在北京運作了一圈之後,然後就跑到湖北武漢去騙這個湖廣總督張之洞,說這個鐵路我修,我包了。張之洞說你憑啥包了?我有錢啊,然後掏出一張支票一千萬兩。這個張之洞說不得了,一看這個上海的洋行給開的這個支票。但張之洞也不傻,張之洞派人到上海去問,一看這是一個叫履祥洋行的,也算一個銀行吧,給他開的支票。但是一打聽才知道,銀行跟這個劉鶚之間先有一個交易,銀行說只要你拿到盧漢鐵路的修築權,我就給你這1000萬兩銀子。所以可見,他在做的是一個拼縫的生意,跟今天的很多商人的嘴臉,其實是一樣一樣的。

這種故事我們不必再列舉了,太多了。當時幾乎所有的商人從最早的胡雪岩,一直到晚清的盛宣懷,都是這麼在幹。但是我們要說,這些人可不是一般人,他們是那個時代的人傑,甚至是心憂天下的士大夫。這些人你不能說,他都道德敗壞,但是我們要說,如果有一筆錢,有一種生意叫“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生意,那你會不占這種便宜嗎?

所以說,歸根到底一看,我們今天所熟悉的那種對國企的批判,認為問題的根子是出在所有制上,但是我們從晚清的這些事實一看,是這樣嗎?跟所有制完全沒有關係。就是那麼一筆冤大頭的財富,你有本事你就搶,你有本事你就偷,那誰會不偷呢?

所以國企問題的根子到底在哪兒呢?在讀完了《改革現場》這本書之後,我個人有一個感悟,就是也許國企改革問題是一個偽命題,真正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政商關係。

當一個市場的核心是由政治權力來構築的時候,圍繞著它就會形成一個大的漩渦。不管你是什麼所有制,你是國企也好,民營也好,哪怕你是個外企,只要你進到這個漩渦裡,對不起,你的經營水準和道德水準都會被這個漩渦推著,敗壞那麼一點點。

比方說當時著名的外企,世界著名的軍火供應商克虜伯公司,你不能說人家德國人沒有經營水準吧,沒有管理制度吧,沒有契約精神吧。可是想在中國這片地兒掙錢,您照樣得給回扣。當時他跟什麼江南製造總局做生意的時候,大批銀兩的回扣。你看,外企到了這兒,它也得變壞。我們總對政治權力和市場之間的關係會寄予一份期待,說權力的正當使用就會導致這種關係變得良性。前幾年不經常有一句話嗎,叫“政府搭台,企業唱戲”。但是這個台不那麼好搭,在這幾年的例子當中我們經常會看到,政府給很多要扶植的產業以大量的補貼。但是古今中外的所有例子都告訴我們,政府給補貼的產業往往不僅沒有扶持起來,反而會帶來大量的問題。

舉例來說,前幾年我就知道南方有一個城市那政府有錢給補貼,說文創產業尤其是動漫產業我們要補貼,要把我們城市打造為一個動漫之都,每家企業補貼個500萬。那傻子才不來呢?對吧。先把500萬拿來花花再說嘛,花完了就撤了。政府一看這樣補貼不行,那怎麼辦吧?每生產一分鐘的動畫片我補貼2000塊錢,這些企業一看,那好啊,那就又來了,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嘛,對吧。我只要是把每分鐘的製作成本控制在2000塊錢之內,我企業不就盈利嗎?所以幾年期間,生產了大量的粗製濫造的動畫片,我們的小朋友們從來沒有見過的動畫片,但是因為有政府補貼在,就讓這種政商關係變得惡性。所以說,政商關係有沒有好的政商關係,我倒是覺得可以存疑,至少從晚清這幾十年的改革歷程來看,幾乎所有的政商關係全部是敗壞的,只要他們二者勾結在一起。

大概可以分成這麼四種情況:第一種情況就是企業混得不錯,那結果呢?結果就是它的主管人把這個企業偷光。舉個例子,招商局這是當時晚清的改革典範,我們不搞國企了,我們搞官督商辦、官商合辦,就啟動民營企業自發性的市場力量。政府呢?權力呢?只是作為一個主導監督。你看這是一個多麼好的設計,李鴻章當年對這個設計寄予多麼大的期待啊!一幫廣東商人,什麼唐廷樞、徐潤這幫人上臺,那上臺之後的結果呢?我們就拿這個徐潤來說,徐潤是一個世代為商的大家族的子弟,很年輕就到洋行裡做買辦。所以說他是一個商業文明訓練出來的人,那個什麼契約精神,要講究誠信這些事,對他來說,那就不叫事,世代為商嘛。可是他到招商局當家之後,他幹了什麼事呢?一看這是國企,我幹嗎替它打工啊?每年的年薪照拿著。然後跟朋友親戚在外面,又合辦了一個輪船公司,那這家輪船公司和招商局這家輪船公司什麼關係呢?那是很親密的關係。比如說一個客戶在招商局訂了個船,徐潤就會派人跟他說,不要訂他的,訂我們這家的,便宜。這是一種關係。

第二種關係,說這邊工資誰發啊?招商局發啊。更過火的是什麼乾脆這家公司接的貨,招商局給代運,但是結款的錢進這家公司,就是個偷嘛。當然徐潤最大手筆的偷是什麼呢?乾脆把招商局的錢挪出來,挪出來幹什麼炒地皮。那大家聽到這兒會不會說,徐潤這個人道德品質有問題,還真不是。我讀過徐潤的傳記,這個人在1883年破產之後,他活到了1911年。他後半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大企業家,你看他一旦脫離政治這個官營企業之後,他做了大量的礦產的勘探工作,是對中國近代礦業,貢獻最大最大的一個人。你不能不說他心懷天下,非常有商業的天賦。可是為什麼他跟政治一靠近,他就變成了賊呢?大家想想這個問題,這就是企業經營好的情況。

那第二種情況,這企業經營不下去了,那怎麼辦?那就賴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晚清的川漢鐵路,最開始全國各處造鐵路,四川人民一看那我們也造,當時的四川總督叫錫良,財政撥款很可憐了,只拿出23萬兩銀子,可是當時規劃說這條川漢鐵路要造成,大家知道蜀道難、非常難造,說至少是5000萬到9000萬兩銀子。官府只撥了23萬兩,那怎麼辦呢?

當時四川的商人說,我們彙集,籌來籌去籌了235萬兩,這還差著老遠。就有人出主意了,那這麼著唄,四川人的事四川人來辦,我們找農民收啊。所以當時就發行了這種票據,找農民在正稅之外又另收了一筆,就是川漢鐵路的錢。

當然,當時講得好聽啦,說這錢不白出,你出這個錢叫股票,將來是要分紅的,你搞一點風險投資。跟老百姓收錢,老百姓哪知道修鐵路對他什麼意義呢?就是苛捐雜稅嘛。就交這家五兩,那家十兩,就這麼湊出一大票錢,一共湊了多少1200萬兩將近。但是這筆錢距離所謂的5000萬兩到9000萬兩的這個總預算,那差得還大呢!那這幫商人們這個時候可沒有什麼官府的事,就是商人民營企業家,民營企業家們一商量說修鐵路,這錢修鐵路啊太慢,這錢應該去生錢。

當時就找了一哥們兒說,你去上海把它存到洋行裡,咱生錢。當然,剛開始給這個商人還有很多約束,比如說一共給他350萬兩,說你分著存,雞蛋不要放在一個籃子裡,每家最多存15萬兩。但是這哥們兒會這麼辦嗎?到上海天高皇帝遠對吧,你住長江頭、我在長江尾,聽你那個。350萬兩一把給到一個洋行,幾乎全部存在一家。那這家洋行一看,這麼一大筆錢來了,幹嗎?炒股票啊。當時上海的那個股票市場裡面,有一支爆紅的股票就是炒東南亞的橡膠。當然,後來整個股票市場,大家知道,這種泡沫很快就破滅掉了,所以350萬兩幾乎是血本無歸。這個商人在中間,當然也偷了很多錢了,最後被兩江總督衙門也給控制住了,但不管怎麼樣,好不容易籌了1200萬兩,350萬兩就不翼而飛了,沒了。

那這個時候國家一看也不是事,說你們這幫商人搞得一塌糊塗,那這樣吧,收歸國有。就是你們現在有多少錢,國家把錢給你們就算了,主持這個事的人就是盛宣懷。那盛宣懷想,你這個虧了的錢你不能讓國家負擔吧,這350萬兩你們自個兒想辦法,我不管。這幫商人就不幹了,說這錢你也得付,你看這不就是賴嗎?

所以後來有的歷史學家,包括我讀大學的時候讀的歷史,說川漢鐵路保路運動是清政府殘酷鎮壓四川人民帶來的結果,這是辛亥革命的先聲。你真把這事一瞭解,你會發現,清政府真是冤大頭冤死了。他本來只想收拾這個爛攤子,但是這幫商人真是壞,他就鼓動民情,找幾個老翰林、老舉人出來,什麼要保衛四川人的路,保衛我們四川人的血汗錢。其實那錢都是他們虧掉的,一定要賴在國家身上,最後賴不掉才會導致四川的一場大亂。

然後湖北的新軍不就跑到四川去鎮壓嗎?這就給武昌留下一個空,這就導致辛亥革命的爆發,這故事就這麼來的。所以這件事情裡面,你可以看出那些所謂的民營企業家的嘴臉,在企業做得不好的時候就是一個字,賴。賴到國家身上。這是第二種關係,

那第三種關係我們得從國家這頭看,國家好的時候、有錢的時候,它會想盡辦法支持民營企業。請注意,“支持”這個詞高大上吧,非常好,支持民族產業。那你從哪頭講它都是正義的?我們還得說前面講的那個,輪船招商局。

招商局現在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國企之一了,底下好多分公司。當年其實它就是經營長江航運。輪船招商局當時的很多名臣都說,說這個長江上不要搞得全是外國船對吧,我們民族產業,我們也崛起一把。好,國家說支持。那怎麼支持呢?不光是籌集商股,國家也給予各種各樣的政策優惠,包括撥款,什麼碼頭貨棧的免費使用,這些都不說了。比如說,當時就生把洋船,就是什麼旗昌、太古洋行運的這個漕糧(漕糧是當時最重要的一筆國家戰略運輸物資),說這個單子就不給你們了,我們民族的產業,就要運民族的貨,這個貨全部歸輪船招商局運,這是在訂單上支援。

價格上也支持,當時原來運漕糧用的是什麼?是沙船。沙船就是沒有機械化動力的那種船,那種船當然運費高了。機械化動力跑得又快,裝的又多,當然應該便宜不?我們給輪船招商局的價格還是按沙船給,這就比正常的運貨的價格要高上了四到八倍,等輪船招商局殺進來之後這是國家的漕糧,這算國家補貼。那要是平時一般的貨怎麼辦呢?就拼命殺價,殺到不顧血本為止,一定要把旗昌和太古給趕出去,反正當時的價格戰已經到了這種程度,把旗昌的運貨的價格橫腰斬了一半,太古洋行就更狠,斬了三分之二走。最後搞得這兩家企業洋商嘛,洋資本嘛就實在是沒法玩了。旗昌洋行當時的股票是從200兩一股,最後跌到60兩一股。旗昌洋行說算你狠,我不玩了,我賣給你好吧。剛開始談了250萬兩,後來嫌貴,又談,談到220多萬兩。這個旗昌洋行說,那我就賣了,就簽字畫押。

可是你知道輪船招商局的這些商人怎麼想?別賣啊,這麼低的價格,這麼低的價格賣給我呀。然後他們又從輪船招商局找出錢來,偷偷買了旗昌洋行的股票,然後生又把這個價格炒上去。反正倒來倒去這幫輪船招商局的股東們,至少從中又多賺了50多萬。這就是這麼一個故事。在當時有很多政治鼓動宣傳,什麼中國人只坐中國人的船,不要去坐洋人的船,這就是用民族大義,用所謂的民族精神來搞市場競爭。那結果是什麼結果?輪船招商局會因為這樣的國家扶持,而導致它的競爭力上升嗎?你可想而知。不會嘛。後面有一個爹,我賭輸了,回去找帳房裡支錢就行了,我競爭只要完成民族大義,顧什麼企業的經營效率啊。所以這麼玩,你覺得會有好下場嗎?這是國家有錢的時候,這是第三種情況。

你再看,還有第四種情況,就是國家窮極潦倒的時候怎麼辦呢?那就去搶企業嘛,還用說嗎?1903年的時候,袁世凱就專門為這個事跑了一趟上海。當時輪船招商局的大股東也是總經理盛宣懷,他老爹剛死,老爹叫盛康,還是叫什麼,在靈堂裡就跟他說,你這個我們得收歸官有,你這個賬,反正你得按我指定的價格。

盛宣懷當然不賣,說我們股東、什麼法律。誰跟你說什麼法律啊?袁世凱就說,定收官有,而且就得按我指定的價格,如果不按這個價格,我就查你賬。後來真去查帳,所以從1903年的時候真就把輪船招商局,就生生一個民營企業就給收歸官有了,而且從這一年一直到袁世凱倒臺這幾年間,輪船招商局對於北洋系,就是對於袁世凱來說,它就是個什麼東西呢?就是個錢袋子。每年北洋要從輪船招商局的錢裡面,大概劃走幾十萬兩。然後一旦沒錢,就把輪船招商局抵押給外國銀行借錢,就這麼玩。那你說,就袁世凱壞啊。還真不是。咱說一個好人,孫中山。

孫中山在南京當臨時大總統的時候也沒錢,他回國的時候,很多人說孫大總統回來了,帶來錢。孫中山下了船之後就說,哎呀我沒錢,我只有革命理想。所以後來大家都說孫中山是把位子讓給袁世凱的,哪有那麼高風亮節?沒錢嘛,你只能讓給袁世凱,你這個政府支持不下去。但是就在這個短短的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的臨時政府期間,他們就打過這個輪船招商局的生意。當時就跟盛宣懷說,把你抵押給日本銀行,我借款1000萬兩。那盛宣懷當然不幹。不幹,然後你看,孫中山、黃興包括當時國民黨上海的都督陳其美,就逼他說,你一定得幹。不幹,不幹抓你人。當然後來這出鬧劇沒有演下去,因為很快袁世凱就上臺了。

輪船招商局後來的命運怎麼樣?到民國政府會好一點嗎?國民黨乾脆是在1928年還是1932年,乾脆收歸國有就算了。整個這麼一個企業,當國家沒錢的時候那就要去搶啊。所以你看,在這種政商關係當中,只要政治權力是不受制約的,你會發現他們的關係,就是我們剛才描述的四種關係,就是偷、賴、給和搶。

那大家說,這還是不對,這是因為政治權力不自覺,如果是優秀的政治權力那沒準兒就沒這些問題了。好,我們再看一個例子,日本。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其實它搞了一個所謂的植產興業的大計畫,什麼大久保利通這些人跑到西方一學,說這玩意兒好,回到國內拼命地辦產業。那剛開始跟輪船招商局是一樣的辦不下去,所以天皇跟他們一商量,說這麼辦。咱們啟動民營企業,咱們不搞什麼無聊的國企改革,除了一些國家命脈產業,全部賣掉,賣給現在的一些民間的財閥,讓民營企業發展。所以今天我們知道的一些大的日本企業,比如說三井、三菱都是那個時候的大公司,而且國家的資產幾乎是三文不值二文的就給他們了。

有一次,三菱公司因為後來侵佔中國臺灣有功,運兵有功,國家就乾脆把60多萬日元,當時很大一筆錢建的所有的什麼碼頭船就全給他了,就象徵性的收了9萬日元。這樣的例子在日本的明治維新期間,那是俯拾皆是。那你說,這樣的國家,你看它不搶,它給。對民營企業多好,那會有好下場嗎?會有什麼好下場呢?這樣的政治權力為中樞的國家,到最後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場大戰,整個幾十年的努力付之一炬,最後原還原。

只要政治權力是核心,這個市場它就不可能是一個良性的市場,不管剛開始雙方的戀愛談得是多麼的轟轟烈烈,到最後吃虧的仍然是整個國家民族的經濟。

有一個新加坡學者講了一番話,他說原發現代性國家和後發現代表性國家的政商關係是不一樣的。啥叫原發現代性國家呢?就是現代化因素是從它的社會結構當中自然生長出來的。那就是歐美國家了,當它的商業力量成長起來之後,自然就會制約政治力量,所以容易達到某種均衡。

可是後發現代性國家就不一樣了,說白了,就是發展中國家。最開始現代化因素是作為一種外來勢力甚至是敵對勢力出現的,這個時候你要想發展經濟搞現代化,只能集全國之力,那什麼東西才能集全國之力?只能靠政治力量。政治力量搞全國大動員,辦上幾個工廠、幾個產業,參與全球化的競爭。可是等經濟發展起來之後,越掙錢政治權力就越強大,因為它越有錢。那請問,等現代化達成之後,誰來制約政治權力?這是一個新加坡學者說的,我覺得他就是說新加坡。

但是我們接著可以提一個問題,在這種政商關係當中,作為企業這一方,作為商人這一方,應該何去何從呢?在這個方面,我個人覺得最受啟發的是一個人,萬科的董事長王石。在幾年前,王石曾經給我分析過,他說不管是好的政商關係還是壞的政商關係,作為企業來講,最好的處理方法就是沒有關係,最好是不發生關係。他舉了兩個例子,第一個就是好的政商關係。他說他90年代中期,有一次到安徽合肥買了400畝地,跟當地政府把價格談好。他回到深圳去取錢,一個星期之後又飛回合肥去準備簽合同。正要簽合同的時候,當地政府就為難,說王總,是這樣,就在你走的這一個星期期間,有一個人拿了一張條子來,想從你這400畝裡面切走200畝,他也看中這片地,這條子呢,你看,我們就不好推三阻四。這樣,我們也不讓你吃虧,你割讓這200畝,我們每畝給你補5萬塊錢,給你1000萬,你看這樣行不行?

王石說,你們都說得這麼可憐了,那就拿走吧,不就200畝地嗎?但是說好了,這錢我可不要,這1000萬我可不要。當地政府說,王總你不要生氣嘛,我們好好談嘛。王石說真不是生氣,真的是不想要。

說實話,在90年代中期1000萬即使對於萬科來講,那也是一筆大錢。那他為啥不要呢?王石說,我身邊的人都不知道為啥。他說其實這筆賬很好算,可想而知,如果我拿了這1000萬回到萬科,那第一個結果是什麼?所有的員工都說歡呼萬歲,王總真偉大,真聰明,一個星期空手套白狼掙了1000萬。但是第二個結果呢?要知道這1000萬是什麼錢?是炒地皮的錢,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差,就多掙了這1000萬。那請問萬科,誰還會替我們認認真真地設計房子、造房子、管房子呢?既然炒地皮掙錢都這麼容易,那真正的靠商業運作掙到1000萬好難的呀,我憑什麼容易錢不掙,掙那個難的錢呢?那結果就是萬科就將是一家沒有核心競爭力,沒有未來的公司。如果把萬科的未來用1000萬賣掉,我認為賣便宜了,所以我不要這1000萬。

你看,王石是這麼算的帳,這是好的政商關係了。這政府完全是善意,那還有一種壞的政商關係,就是政府要這個行賄,有官員會這麼幹,大家都知道。王石他有一個著名的標籤就是萬科絕不行賄,我在第一次見王石的時候,我說我不信,一個房地產商不行賄你說出大天去我都不信。

王石說,他說你看萬科這麼大公司,行賄他總不能我一個人去吧,我已經把牛皮吹出去了,說萬科絕不行賄,那幾十年的運營期間,萬科有大量人辭職啊。他只要瞭解內情,他出去了,不是我的員工,他總會爆料吧。既然沒有人說萬科行過賄,說明我就沒行過賄。我說,你這麼說,好像也有道理,但是我還是不信。

王石說,你把算明白,你就會信。他說,給你算這個,任何一個政府官員他都是個人,是人他的需求就是多元化的,他既有收一筆黑錢改善一下生活的需求,他也有做一番政績幫助一家好公司做出一番漂亮事的需求,甚至我們還可以分析一個官員還有其他需求。比方說同樣一大片地如果其中他給了萬科一點兒,因為萬科名聲在外,不行賄,其他的地給別的公司收一點錢。那請問萬科是不是他的保護傘呢?因為我的名單是有萬科,有不行賄的公司,這沒準兒也是他的一個需求。你看三個需求擱在這兒,我不行賄,滿足其中倆,行賄只滿足其中一個,我不行賄省了一票錢,還免除了今後的法律風險。這筆你算不算得過來,我該行賄還是不該行賄?所以不行賄,它不是一個道德決策的後果,它就是我理性計算的後果。

你看王石算的這兩筆賬有意思吧。其實說到這兒,我們這期節目到底想說一個什麼結論?這是我在很久之前看到過的一個說法,就是現代化的本質到底是什麼?當然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有這麼一個角度,很有意思,說現代化就是整個國家社會發育出了不同的價值體系,而且這些價值體系之間是隔絕的。

啥叫價值體系?咱們不說這高大上的詞,就是人得牛逼,怎麼牛逼?各種各樣的方法都可以讓你很牛。你比如說,你做商人,你可以奔著有錢這個價值去。你想有權,你就是官癮大,你可以當政治家去(拉)選票。你說我這個人就喜歡主持正義,那行啊,去當律師、當法官這也行。你說我這個人對這些都沒興趣,我就愛學問,沒問題,去到大學當教授。

但是請注意,這幾個價值之間是隔絕的,互相之間是不能串的。如果你想搞學問當教授,那社會會給你一份體面的收入,但是想發大財,那不大可能。如果你當法官,那你可能擁有在法庭上的權力,但是對不起,政治權力跟你是隔絕的。

那什麼叫現代化不完善的國家?就是這幾個價值系統都發育出來,但是相互之間是通的。比如說,你有錢你就可以買官做,這不就通了嗎?比如說,你官大你就可以跑到學校當教授,逼著人學校給自己發一個博士文憑,這就又通了。你是個教授,你就可以任用自己的社會影響力,去影響法庭的官司的判決結果,這不又通了嗎?這樣的國家,這樣的社會,就是現代化發育得還不完善的社會。

作為一個商人你就應該在掙錢這條道上,一條道走到黑,如果偏離了這條路,那最後這種政商關係對你生意的反擊甚至是敗壞。是你剛開始的時候完全想不到的,也許剛開始有一些甜頭可以吃,但是等待著你的將是一個黑洞洞的未來。

最後給大家推薦一本書吧,王石的新書,也喊得很響的一句口號,我覺得王石的意思就是說,做生意嘛。應該走大道,應該有這樣的一個大道精神。但是我覺得結合今天我們節目的主題,我可以給它另外一番解讀。

什麼叫大道?大道者,大路也。政商關係怎麼處理?大路朝天各走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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