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 109 中国从哪里来
發佈日期：2015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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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是一年裡，很多人都在說，羅胖天天利用自己的節目鼓吹互聯網思維，這真是天曉得。我們確實堅信互聯網技術對於人類，尤其是我們這一代人命運的重大影響。但是第二季節目的主題不是這個呀，你去翻翻目錄，其中提到互聯網相關的話題，不過三到四次。剩下來的，其實我們都在講一個絕大的主題，就是這個國家和民族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我們每一個人應該秉持的那種心法，立身處世的心法，這才是真正的主題線索。在這過程當中，我們反复提到一個人的一句話，那就是《古代法》的作者梅因教授提出來的“從身份到契約”。這是關於現代化我聽到的最簡短最精闢的一個論斷。

在線下活動的時候，我和很多朋友都在討論這個詞。大家說，你要不要說得再詳細一點呢？那好，藉此大收官的機會，第二季的最後一期，我們就跟大家聊一聊什麼叫身份社會。

身份社會這個東西，其實我們現在直到現在為止，我們中國人每天還浸泡在它當中。但是真正的整體的那個身份社會，其實我們已經不認識了。我們現在養個寵物，還得講究個純種吧。如果到中國歷史當中，識別出一個純種的身份社會，那就要一直向前回溯。一直到春秋時代，乃至更久遠的西周時代，稍晚一點的戰國，都不是純粹的身份社會。

所以說到這裡，給大家推荐一本書，叫《春秋大義》。不好意思，順便做個生意，這本書現在在中國的圖書市場上，只有《羅輯思維》的微信公眾號裡有得賣。順便介紹一下這本書的作者吧，他叫熊逸。在我個人的閱讀視野當中，熊逸兄是中國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但是他有一點很特殊，就是他是隱士，絕大多數他的讀者都不知道他是誰。當然我知道了，但是我不方便透露熊逸兄的秘密。這本書其實就介紹了一個當地中國人已經不熟悉的古代中國，春秋時代的中國，一個身份社會的中國。

那為啥人類會有身份社會？你想，其實在先民時代，就是原始人那個時候，全世界的人類，不管哪個文明的，都面對一個大問題。因為那個時候都是小部落，十幾個人都是親屬，都有血緣關係。但是人類是一個進化得特別快迅速的物種，部落和部落之間有交易有戰爭，所以大家就傾向於找出一個更大的共同體來。就是一個班的小朋友需要選出一個班長來，那才能讓交易變得更頻繁。繁榮來得更快，而戰爭變得更少，大家生活得更安定，所以小共同體拼湊成大共同體，這是一個歷史發展的要求。

但問題是，我們沒有相應的管理技術，就像今天我們看到海爾、格力、富士康，這樣的大企業幾萬人，它是有非常複雜而縝密的管理技術，才能拼成這麼大的一個人力協作共同體。可是原始人沒有啊，那怎麼辦呢？有一個辦法自然湧現出來，就是一個班上的小朋友一定得選出一個班長。剛開始誰是班長啊？如果沒有班主任來指定，沒有校規校紀，那當然就是胳膊最粗的小朋友當了班長。你看，中國古代堯舜禹的那個禹，他現在當了天下之主了，那他第一件事幹什麼？就是問問天下的所有的部落，服沒？跟我們小時候的那個班長是不是一樣的？班上胳膊最粗的那個大哥，他實際上也並不能管我們，他就是問你服不服。當大家服了，尊他為天下共主，就OK。然後每個人從家裡給他帶個蘋果，有人草稿紙撕他一半用等等，再進個貢，這個基本的共同體結構就已經打造完成。

所以大禹這樣的共同體共主，他在乎的就是什麼？你服沒？所以歷史上有一個記載，就是大禹跑到今天紹興旁邊的一個茅山的地方，就開了一個會，這個會就叫會稽。跟今天那個會計製度是同一個音，意思也是差不多的，就是諸侯都來，我們來看看大家的功績怎麼樣？要給我一年貢多少東西，我們來算算賬。但是有一個傢伙就來得遲了，這個人叫防風氏，今天姓汪的中國人，就是三點水那個汪，汪精衛的汪，都是防風氏的後裔。這哥們兒不知道什麼原因，是不服還是怎麼著，家裡有病。反正他來遲了，來遲大禹就火了，當著眾人的面把他給宰了。就立個威，只要大家都服，這個共同體就樹立了。但問題是，仍然沒有所謂的管理，我只需要你點個頭，認你為主子，就是一個朝代。

所以你看，那個時候的改朝換代也很有意思。比如說周朝替代商朝，周武王吊民伐罪，沒打幾仗，把商紂王給弄死了，就算改朝換代。它有點像猴群裡的猴王，把你這個部落給打服了。你不當猴王，你當一個普通的小猴，讓我當猴王，這事就算了。所以我小時候讀歷史的時候，還覺得這個周武王這個人很仁慈啊。你看，他把商朝打滅了之後，商朝的後人，他並沒有把他屠滅，沒有斬草除根。而是在今天河南的那個地方，給他做了一個封國，就是後來的宋國。你覺得這個周武王很仁慈，後來一想，哪是這麼回事呢？他無非是猴王爭奪戰之後，你沒有能力把人家猴真給殺了，真的是斬草除根，所以你只能容忍他在猴群當中的正常存在。

當然了，這個正常存在心裡也是不舒服的。所以在整個的周朝，對於宋國人，其實大家都是各種叫地圖炮，就是提到宋國人，大家都要嘲笑他一下。所以你看，先秦時代很多成語，尤其是描述一個人蠢笨的成語，基本都是從宋國來的。拔苗助長、守株待兔、爾虞我詐、朝三暮四，這些成語都說得是宋國人。就是周朝人看他還是不爽，但是也沒辦法。那更廣大範圍內的那些領土怎麼辦呢？要知道，周王跟前代的那些君主不太一樣，他有一個雄心，就是不滿足於當猴王，你們服這個軟，認個輸，讓我為天下共主，我就滿足了。周王特別想把這些領土給管起來，但問題是你沒有管理技術，後來在皇權制度下發育出來的什麼選舉、官制、田賦、兵制，你都沒有。所以周王就不得不走上一條路，就是用有血統關係的那些親眷，派到全國各地當諸侯王，說到底還是相信自己人。就像前些年中國的那些民營企業家，在規模沒有做到一定分量的時候，他是絕對不可能相信職業經理人的。他肯定只能相信自己的親兒子、親兄弟、大姨子、小舅子，負責管帳，把自己的家業看住。

當年的周王是同樣的心態，所以周王就封了很多自己的兒子、兄弟，到全國各地當諸侯王。當然那些大的功臣，像姜子牙這個級別的，也能撈到一碗湯喝，像姜子牙就封到了齊國。但是當時主要的那些大國，像晉國、衛國、鄭國，這都是春秋時代的大國，都是姬姓國。啥叫姬姓國？就是跟周王一個姓，說白了，就是他親戚。那這種方式，說白了確實解決了第一層問題。

但是你想，這種方式有點像大企業之間併購。我先併購了一個企業，對於這家新企業內部組織結構我也不熟悉，業務我也不熟悉。所以你雖然派去了一個總經理，這個總經理也是一抹黑，你無法實施自己的政令。所以這些子弟、兄弟和功臣封到各地當諸侯王之後，他繼續照貓畫虎，把這一套接著往下封，把自己的親眷和功臣、朋友往下分封。所以在周代，尤其從西周時候開始，就形成了一種叫世卿世祿的制度，一層一層地分封。那你要熟悉歐洲史的話，你知道歐洲的封建社會也就是這麼回事，封建這個詞就是這麼來的，就是建一個一個的封土，而且是一層一層的。歐洲人經常講一句話，就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它是一層一層的對上負責，用這種角度理解周朝的封建制度，也是大差不差。

很多中國人都以為所謂封建，就是民國之前都算封建社會。其實嚴格地從歷史意義上講，這是錯的，封建特指從西周春秋的那種社會狀態。但是這種社會狀態是有問題的，你想，在第一代的時候，都是親兄弟、親父子，沒有問題。但是時間一長，幾代人之後，大家雖然還是遠親，但是那個血濃於水的情感關係漸漸地就變得淡了。大家眼裡看到的都是各種實際利益，眼珠子是黑的，銀子是白的，就難免發生紛爭。這種紛爭一起，好不容易祖先們打下來的江山，形成的這個共同體，又出現了離心力，那怎麼辦呢？

所以整個周朝的制度，準確地講就是周禮，就是周公制禮，幹的那一套制度，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解決離心力的問題。當然我也不是周禮的專家，看一些材料，包括看《春秋大義》這樣的書，你會知道當時的人想的主要是兩個辦法。第一個辦法就是家國一體，說白了，現在我們中國人動不動說，我們中國人有個優良傳統，孝順。孝順的這個孝，本質上它不是一個家庭人倫關係，在西周和春秋時代，它是一個典型的政治問題。

要想理解這一點，我先給大家講一個段子。這個段子也是我從熊逸先生寫的書裡面看到的，是見於《左轉》的正式記載。話說衛恆公有一天被自己的弟弟給殺了，親弟弟，這個人叫州吁。殺了哥之後，自然自己就當了衛國的國君。但是你想，這種行為叫犯上作亂，是弒君。所以當時人都不服他，他這個位子坐不穩。這州吁心裡就特別鬱悶，跟自己的一個死黨，這也是幫他犯上作亂的一個人叫石厚，兩個人商量咋辦。石厚說我也沒招兒，但是我們家老爺子聰明，我回家問我爹去。他爹叫石碏，也是當時衛國重要的一個士大夫。石碏就跟石厚講，跟親兒子講，說你們倆鬧這事吧，在衛國國境之內想解決，估計是沒戲了，你們應該去找周天子，周王，他是天下共主，他要是看你們倆一高興，一點頭，你們的合法性不就來了嗎？但是你們倆跟周王不熟，所以你路過陳國的時候，一定去找一趟陳桓公。他跟周王熟，他要是給你支幾招，你肯定能把周王搞定。

你看，州吁和石厚倆人得著個主意特別高興，收拾行李就上路了。他倆前腳一走，這石碏就翻臉了，他其實是一個大忠臣。這石碏就給陳桓公寫了一封信，說有兩個王八蛋現在正投奔你而去，你一定給我扣住，扣住之後，我馬上派人來處理。那當然那邊就扣住了，所以石碏就派了兩個人，一個人是代表國家去誅殺這個州吁，還有一個人呢，是他自己的家臣，去誅殺自己的親兒子叫石厚。後來在陳國，把這兩個亂臣賊子都給宰了，就這麼一個事。

那這個事情裡面有兩個疑點，第一個疑點，同樣一撥罪犯，他為啥派倆人呢？你看，一個人是代表國家，去殺那個亂臣賊子州吁。還有一個人呢，是代表他自己家的家臣，去處置自己的兒子。所以你看，自己父子之間的關係，其實在政治上也有生殺予奪之權，所以你能說這種父子關係它是個簡單的親情嗎？它就是個政治關係，家國一體。

更能說明家國一體的，其實是第二個疑點。你會說，這石碏不也是犯上作亂嗎？因為州吁現在是你的王啊，是你的主君，那你就得搞清楚，這石碏和州吁到底啥關係？說白了，親戚關係。你要是不理解這種關係，咱們打一個比方，中國很多農村，一個村子往往就是一個姓。那這一個姓，他原來都是一個先祖，雖然生了兒子之後，一代一代有的窮，有的富，有的家大，有的家小，但是都是一個姓，。大家覺得，我們都是這個村股份公司的股東。所以如果這個村子的村長，如果他經常做一些犯上作亂，一些不像話的事。那村里的那老大爺就要出來說話，比你輩分長的那些人就有權力把你給廢黜了。這就是石碏在這一重公案當中扮演的這個角色。他就相當於少林寺的那個掃地僧，雖然我輩分高，我也不擔任什麼職務，但是一旦寺中有大難，我武功高，我還是要出來打一打的。

所以，我們再回頭來看剛才講的那兩個疑點。第一個疑點，是他殺自己的兒子石厚，他是用處理國事的方法來處理自己的家務事。而第二個疑點是殺國君州吁，他是用處理家務事的方法來處理國事。所以你看，這個故事就非常好地來說明了什麼叫家國一體？就是用“孝”這樣的一個倫理準則，把親情的原則外推到國家政治當中，讓上下階層的關係變得穩定。確定，這就是孝的政治意義。

所以這個詞為什麼在中國文化當中這麼重要？這是從身份社會而來的一個重要的原則。但是你想，這只是一層關係。我們剛才講，封建是多層關係，周杰倫唱的雙節棍，那是一個多節棍，雖然這一節用孝字來鞏固了，這根棍子很好，但是棍子和棍子之間那個節怎麼處理好呢？所以在孝之外又多了一個字，這個字叫禮。

我們今天講禮，都是對對方的一個尊重，呈現自己的一個善意。比如說下圍棋，在日本的禮儀當中，第一手一定要上在這個右上角，為什麼？就是方便對手下在他的右下角，那這樣他伸手距離比較短，讓對方更方便。所以我們現在講的禮儀，往往是這個意思。

但是要在春秋那個時代，禮可比這個意義要嚴肅得多。因為人性當中總有貪婪的成分，儒家雖然一直在講君子思不出其位，不要想著出位，但是有幾個人能做到呢？大家都想著往上爬，要在西周和春秋那個時代，人人都想往上爬，那這根棍子就亂了。所以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每一個人各安其位，既認識到自己的位置，然後又堅守它。這玩意兒作為一個原則，抽象得很，你可以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但是如果它不能變成日常生活當中，我們磕頭碰腦，每一個具體的行止坐臥都能夠遵守的規矩，這玩意兒很難深入人心。

打一個比方來講，在軍隊裡我們多次講過，如果師長和普通小兵都用一個澡堂子，這事就出問題了。大家一看，師長脫光了也就這樣，那在戰場上，再聽師長的命令，那就會在尊敬上打個折扣。所以為什麼軍官的澡堂要跟士兵的分開，包括食堂，廁所都得分開。它其實就是個禮，要從日常生活的細節來確定那個大的等級規則。所以在周朝的禮就變得非常的繁複，而且管到了日常生活的各個細節。從大的分類上講就有五禮，就是所謂吉、兇、軍、賓、嘉。所謂的兇禮就是葬禮，而葬禮裡面又分很多細類，很多繁雜的流程。

聽到這兒你可能會問，那這種社會結構，豈不就意味著特權、等級、不平等嗎？這些在我們今天聽來很邪惡的詞，其實在當時的語境下是沒有邪惡的含義，也不意味著誰欺負誰。大家都認這套規則，每一個人各安其位，整個社會共同體才能夠安定，它的著眼點就是社會安定。

比如說有一個詞吧，叫“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個現在我們還聽得見。大家會覺得這好令人氣憤，憑什麼對我們平民老百姓、庶人們，就不能講點禮呢？憑什麼那些貴族們犯了法，就刑法管不到他呢？其實這句話在西周和春秋時期，它不是這個含義。什麼叫“禮不下庶人”？那個時候的庶人他本身沒啥文化，生活又很困苦，為什麼要用規範貴族的那些禮節，那麼繁複，去折磨他們呢？算了，他們這個階層就不要適用這些了。這些罪就讓我們貴族來受吧。你看，這背後還有一點點善意哦。有趣的是上一句話叫“刑不上大夫”，那個時候的刑可不是今天的刑法，有期徒刑多少多少年。那個時候的刑特指肉刑，什麼割鼻子，斷腿，打屁股，都是這些事。那為什麼對大夫不能適用這些肉刑？漢代的賈誼，也是一個大哲學家，他就講過一個詞，現在也是一個成語叫投鼠忌器，就是你打老鼠的時候，你一定要注意旁邊那些珍貴的器皿，不要把它們給打翻在地。貴族雖然犯了法，也應該承擔刑事責任，但問題是你不能讓老百姓覺得，原來他們犯了錯，也要摁翻打屁股，跟我也差不多。這就有點像一個小兵，在澡堂子裡看到團長，師長脫光了的樣子，那份尊敬就沒有了。

但是他可並不意味著貴族犯法不受處置，那一樣是處置。只不過和平民之間是隔絕的，處置的方法是不一樣的，至少是不能對他們進行折辱。你看，歐洲文化和中國文化在這方面，有一個特別有趣的大翻轉。歐洲的貴族如果犯了死刑，一定是砍頭，你看法國的路易十六，英國的查理一世，都是砍頭。而普通的老百姓犯了死刑呢，恰恰是絞死。而在中國正好是反過來，真正砍頭適用於老百姓，要相對體面一點的貴族的死法呢，反而是絞死上吊，允許你保留全屍。但是它內在的機理都是一樣的，就是上下階層適用的刑法是不一樣的，而處置本身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給大家舉一個例子，在西漢的時候有一個漢成帝，他有一個宰相叫翟方進。翟方進當了十年宰相，已經六十了，馬上就要退休了，要告老還鄉了。這個時候突然天空中星像有變，叫熒惑守心，這個我們就不解釋了，總之星像不太好。這個皇帝一想就揪心，這個事好像老天爺要降罪於我，那我不能承擔責任，我是皇上對吧，那誰承擔責任呢？宰相承擔責任。所以這個漢成帝就各種暗示，叫去談話，你看你這個乾得不好，你看老天爺都給臉色看，你是不是要不死了算了呀？這個翟方進就捨不得死了嘛，六十的老頭，也沒有多少年活了，對吧。翟方進捨不得死，逼得這個漢成帝就給他下詔書。這個詔書現在還見於史書，寫一大堆，自打你乾了宰相之後，這不好那不好，這不好那不好。最後講了一句話，說這樣吧，我賜給你十壇酒，一頭牛，你自己看著辦，那啥意思呢？你還是得死。所以當天接到這個詔書之後，翟方進還是得死，而且是自殺。這種情境在整個漢朝是非常多的，動不動天象示警，宰相就自殺，在漢武帝的時候就有這樣的事情，整個漢朝這樣的事情是史不絕書。

好了，我們花一點時間把春秋時代的社會運行的大體的樣貌給大家做了一個勾勒，不管你高興不高興，喜歡不喜歡，那個時代的人就是這樣生活的，整個這套規則運行得非常好。你說它不好，人家周朝好歹也搞了八百年江山，在中國歷代的王朝當中，是活得時間最長的。所以這套制度它有它的生命力，但是緊接著問題就來了，這套制度發現玩不下去了。

剛才我們給大家介紹了一個古老的中國，一個當代中國人已經不太熟悉的中國古代社會，就是從西周到春秋時代那一整套政治的玩法。你可以給它起名字叫封建社會，或者是我們今天用的這個詞叫身份社會。但是這一套玩法到了戰國時代，就再也持續不下去了。你要是問我為啥？那就是我們的老祖宗實在是太聰敏了嘛。

中華民族有某一根神經是特別的發達，前面我們講，其實整個人類社會，大家都在回答一個問題，怎麼把那種由血緣凝結成的小共同體，拼湊成一個更大的共同體，而且還有一個穩定的架構。這個問題很難，拷問所有的民族，而中國人到了戰國時代，就搞出了一套全新的答案。那這套答案說白了，我們領先西方歐洲人兩千年，他們是一直到十八十九世紀，才搞出了一個類似的東西。而且很多東西還是跟咱們學的，這就得說到戰國時代的那個大變革。這個變革我們中學歷史教科書上都已經看到，商鞅變法。其實各國都在搞變法，方式也都差不多，目的也都差不多，只不過是秦國的商鞅變法搞得最好。今天我們不是講商鞅變法，我們只能說，商鞅變法鍛造了一種全新的管理技術。這個技術的突飛猛進，才讓王權發生獨大。過去春秋和西周時代的王權，不是不想大，他也想。沒有相應的技術，所以只好搞那個，剛才我們介紹的三明治式的社會結構。

但是隨著商鞅等等這些戰國時代的法家，他們的發明，他們的創造，就突然讓王權獨大變得可能。也就是王權可以擊穿這個三明治，直達社會的底層，把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力，每一顆米都能夠榨取出來，形成力量，收縮到王權的手裡，然後投放到戰場上去，去爭霸。這個王權在秦始皇手裡改了一次名字，改叫皇權。在隨後的兩千多年裡，它是越長越大，最後變成了一個贏家通吃的大魔鬼。人們從戰國時代把它從瓶子裡放出來，發現這個魔鬼再也收不回去了。當然這個過程非常之漫長，按照唐德剛先生的說法，大概是兩百年，當然還有說法說更長，一直到唐代末期才完成了這個切換。這是學術上的爭論，我們不去管它。

那問題來了，這個新的答案，中國人把小共同體拼湊成更大共同體的新方法，它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呢？我們這代人聽了太多的對皇權的各種批判，說它黑暗等等。今天我們不從情感上去說它，我們僅僅從邏輯上去判斷，這個答案到底是不是一個好答案？

皇權替代身份社會，封建社會，它帶來了一個邏輯缺陷和一個現實後果。我們先來看這個邏輯缺陷。很有意思，剛才我們介紹的西周和春秋時代的社會結構，是一個三明治式的社會結構。對吧，那每一層有每一層的道理，每一層對上一層負責，所以那個社會是一個講小道理的社會。

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比如說魯國的孔子。大家都知道，那孔子一輩子就跟三個大家族過不去，這就是所謂的三恒，就是魯桓公的三個兒子，後來傳宗接代形成的三個大家族。跟魯國的國君他也是親戚，但這個三大家族變得很大，就是季孫，叔孫和孟孫。那孔子這一輩子就跟他們過不去，你們不要當亂臣賊子，一定要各守本分等等。好話說盡，歹話也說盡，可是這個季孫氏，就是三個大家族之一，他們有一個家臣，這個家臣也反叛季孫氏。他說我跟孔子乾的是一樣的活，我都是要為魯國國君好。但是他反叛後來失敗了，就跑到齊國去了，齊國的君臣都痛罵他亂臣賊子。他說我是為了魯國國君好啊。那個時代的人可不認這一套，你是季孫氏的家臣，你就要對季孫氏忠誠。而孔子，孔子是魯國國君僱的官，魯國人的大司寇，他當然要維護魯國國君的地位。所以你們倆的地位不一樣，應該遵從的那個小道理就不一樣。不要看你們倆的行為方式一樣，目的也一樣。但是人家孔子乾的就對，你幹的就錯。

在《論語》裡面就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一個叫葉公的人跑到孔子那兒去吹牛，說我們那個地方的人可正直了。我給你舉個例子，有一個人偷了一隻羊，他兒子發現之後，馬上就給他告發了。你看，大義滅親吧，民風淳樸吧。孔子聽完之後就反唇相譏，說我們那個地方的人也很正直，但是方式跟你們不太一樣。如果發生類似的事情，我們那個地方的人，一定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父子之間互相包庇隱瞞。

你看我們今天的觀點一定是支持這個葉公，覺得孔子錯了。但是要知道，大道理和小道理永遠擺在我們人類的面前。大道理就是為了社會的公共福祉、公共秩序，偷羊這種行為一定要舉報，要揭發，要懲罰的嘛。可是小道理呢？是父子之間出於人倫天性，他是一定要互相包庇的嘛。那請問，這大道理和小道理，哪個應該大呢？孔子那個時代就認為，小道理應該大，父子人倫大於一切。

再給你舉個例子，楚昭王，這也是春秋時候楚國的一個國王。有一次打仗失敗了，就出奔嘛，出逃嘛，好死不死逃到了一個地方叫隕國。這隕國上上下下都跟這楚昭王有仇，咋回事呢？這個時候隕國當權的是兄弟倆，一個叫鬥辛，一個叫鬥懷。他們兄弟倆的父親就是讓楚昭王的父親給殺掉的。一看楚昭王來了，這倆兄弟意見就分歧，這老大叫鬥辛，鬥辛就說，他是王，他到我們這兒來，我們仍然把他要當王來待。這鬥懷說，我管你那一套，對吧，我想念我父親，父親就是被他父親給弄死的，那我把他弄死。這個老大一看，實在說服不了自己的小弟，就護著楚昭王逃走了。

後來楚昭王又回到了楚國的國都，繼續當他的國君。然後就下了一份紅頭文件，這紅頭文件把這兄弟倆都給表揚了，你看一個要宰他的，一個要保他的，他居然都表揚。什麼道理呢？人家楚昭王說得好，一個是事君以禮，一個是事父以禮，講的都是道理，這兩個道理我都認。

所以在那個時代，你看，大道理和小道理在那樣的社會結構裡，它是可以調和的。但是問題是，在皇權時代，你覺得還能夠調和嗎？在皇權獨大的時代，皇帝當然希望自己的政令能夠通達，全天下一盤棋，都聽我的，這就是大道理要壓過小道理。可是小道理在西周和春秋以來，一直是中國人倫社會當中的一個堅定的存在。

所以這二者之間難免就有矛盾，這個矛盾其實在戰國時代就已經初露端倪。戰國時候，儒家的掌門人是誰？孟子。他有一個小徒弟叫桃應，桃應有一天就跟老師提出了一個刁鑽古怪的問題。說假設大舜，就是堯舜禹的那個舜，中國古代著名的聖君，貴為天子，他的父親叫瞽叟，這是中國古代文化當中最著名的一個壞父親，那真是頭頂長瘡，腳下流膿的這麼一個壞蛋。那假設瞽叟犯了罪，已經被抓起來了，關在國家的大牢裡。那請問，貴為天子的犬舜應該怎麼辦呢？你看這個問題刁鑽就刁鑽在，小道理和大道理在用一個場景下，發生了激烈的衝突。貴為天子的犬舜如果要主持天下的正義，就應該秉公執法，把這個瞽叟給判了個殺了。而身為瞽叟的兒子呢？他又不得不照顧父子的親情，那請問該咋辦呢？

你看人孟子回答得好。孟子說，這大舜就應該棄天下如敝履，就是把自己天子之位像一個破鞋子一樣都扔掉，然後跑到大牢裡，把瞽叟背起來，然後一直跑一直跑。跑到什麼地方？海濱，就是國家政權管不到的地方，然後像歐洲的童話裡講的，像王子和公主一樣，快樂地度過下半生。你看，在孟子那個觀念裡，仍然是小道理要大過大道理，父子親情要比天下正義要大。

可是後來這套解決方案在皇權時代我們沒有見過，什麼樣的皇帝可以輕易地拋棄天下，然後專去照顧父子親情啊？這些皇帝都會說，呸，你才是破鞋呢，這天下怎麼會是破鞋呢？我一定要抱著它。你看，矛盾就出現了。這種矛盾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真的是俯拾皆是，到處都有。

我們今天只給大家介紹一個小故事，話說唐代武則天的時候有這麼一個案件。朝中有一個大官叫趙師韞，有一天晚上在一個驛站就被人給殺了。殺他的兇手叫徐元慶，那他們兩者之間有什麼過節？原來很多年之前，這個趙師韞在當一個縣公安局局長的時候，把徐元慶的父親給殺了。這叫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嘛，所以徐元慶今天晚上手刃仇人，然後投案自首，就這麼回事。我為父報仇，你們看著辦。

這就把唐代的這個統治機構為難死了，按照大道理來講，國法要伸張，殺人要償命，這個人必須死。可是按照小道理來講呢？中國古代的儒家最講究的就是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他報仇。是個孝子好不好，怎麼能殺他呢？所以這個矛盾最後就交到了武則天的手裡，按照武則天的說法，放了算了，不要再搞這種真理標準大討論了，就權當這件事沒發生過。

但是朝中有一個人不干，這就是唐代著名的那個大詩人陳子昂。陳子昂不是有一首著名的詩叫《登幽州台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就是這個作者。陳子昂就寫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復仇議》，專門論述這件事，說復仇應該怎麼辦？陳子昂出了一個什麼餿主意呢？說這個人違犯國法，那就應該按國法處置，把他給殺了。殺了之後，他不是還是個孝子嗎，我們再表彰他呀。你看，這不就兩全其美了嗎？其實這是一個多麼雞賊的主意，你聽得出來。後來還真就這麼辦了，把徐元慶殺了，然後再表彰他。

可是陳子昂死了又過了幾十年，又出現一個人，這個人也大名鼎鼎，叫柳宗元。柳宗元就講，他寫了一篇文章叫《駁復仇議》，就是跟陳子昂抬槓。說一個國家，你行你的法律，怎麼能這麼不嚴肅呢？一個孝子，你又表彰他，又把他宰了，這是人幹的事嗎？應該怎麼辦？應該一碼歸一碼。如果他的父親當年是被趙師韞冤殺的，那對不起，國家應該向這個徐元慶賠禮道歉，然後表彰這個孝子。如果他父親當年就是觸犯國法，被趙師韞殺了，你再去殺這個徐元慶不遲。那這個道理攪來攪去，今天我們也不判斷它的是非。

我們只想通過這個案例來說明，大道理和小道理在中國皇權時代，一直是一對糾結和矛盾。而且這對矛盾發展到最後，甚至對皇權本身的合法性都提出了挑戰。你看，在漢景帝的時候，就是漢文帝他兒子，漢武帝他爹，他就遇到了這個問題。他手下有兩個大儒生，一個叫黃生，一個叫轅固。這黃生有一天就大放闕詞，說我個人認為，歷史上有兩個大壞蛋，你看儒家一直在尊奉一些先賢，什麼商湯，什麼周武王這些人。他說我認為商湯和周武王就是壞蛋，為啥？造反，人家夏桀的天下，商紂王的天下坐得好好的，他倆要搞革命，所以這兩個人應該就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那轅固在旁邊聽著就生氣，說你兄弟搞反了吧，那個夏桀和商紂王才是壞蛋呢？在他們的統治下，老百姓民不聊生，所以商湯和周武王才造反呢，這叫吊民伐罪，這有什麼錯呢？你看黃生這個時候就講了一句很著名的話，叫“冠敝於上，履新於下”。什麼意思？就是帽子就是破了，它也得戴在頭上，你鞋再新，你也得穿在腳下，上下之分已定，你憑啥造反呢？

你看，轅固這個時候就反駁了一句話，說照你這麼說不能造反，那我們漢朝，劉邦他老人家造秦始皇的反，難道錯了嗎？你看這句話厲害，然後說完之後就拿眼瞟這個漢景帝，就是你老祖宗干那事到底對不對？這漢景帝就為難，到底是否定自己的老祖宗劉邦，還是否定儒家一直在主張的上下尊卑的這個秩序，他兩個都不能碰。

所以你看，漢景帝這個時候就顯露出高超的領導藝術。他講了一段話，第一句話是，我聽說有一些美食家，但是他們從來不吃有毒的東西，這個可不算不懂吃東西哦。下半句話就有意思了，你們這些讀書人吶，不去談湯武受命，就是你們剛才爭論的這個亂七八糟，不算是個蠢人。這話調過來一理解就是，你們要再談湯武受命，你們可能就是蠢人哪，那我就要對你們動手了。說白了，漢景帝劃了一個學術禁區，就是你們不要再談這個事情了。在現在的思想觀念和政治架構下，這個大道理和小道理的矛盾，是無解的。

這就是我們講的皇權政治從身份社會當中破繭而出之後，帶來的一個邏輯死結。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開，剛才我們還講，皇權社會時期還有一個現實後果，那這個後果是啥呢？

剛才我們講到，中國皇權統治下還有一個現實後果，那這個後果就是和我們前面講的，春秋時代那一套政治體制相對比。而呈現出來的後果，就是人和人之間的對等關係被拆解掉了。這個對等可不是平等，而是指你對我啥樣，我才會對你啥樣。孔子不是講過一套嗑嗎？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就是說君主要有個君主的樣子，我臣下才會有個臣下的樣子。這句話反過來說可就不好聽了，君主要是沒個君主的樣子，我臣下可就不必有個臣下的樣子了。這個觀念在先秦的儒家，孔孟是一體的，大家都是這麼想的。

給大家舉個例子，春秋的時候有一個陳國，陳國有一個王八蛋君主叫陳靈公。這個傢伙可能是日本小電影實在是看多了，性解放，天天跟兩個臣下，這仨人共同包養了一個女子叫夏姬。他們仨人經常在朝堂上，讓這個夏姬穿上各種情趣內衣，奔跑嬉鬧。這個臣下看著，就實在是看不過去。有一個人叫洩冶，就對這個陳靈公說，說你是不是稍微收斂一下，這樣搞，領導嘛，這個影響不好。這陳靈公一聽，說好像有點道理，然後就跟這兩個臣子商量，說有人給我提意見，你們說咋辦呢？這仨人一商量，說那就把提意見的人給宰了吧。後來就把這個洩冶給殺了。你看這個故事是非曲直好像很明顯吧。有人就問孔子，說你怎麼看這個事呢？孔子說，這洩冶活該。你聽這個孔子他老人家有時候有些觀點，也挺有意思的。他說你又不是他家人，你不是跟商紂王的那個比干，因為比干是商紂王的叔叔嘛，他倆是親戚，你對他提意見，然後自己被殺，你算是個忠臣。你不就是個職業經理人嗎？你要去投奔這樣的國家，侍奉這樣的昏君，你還對他提這樣的意見，妄圖用一己之力改變這個淫亂的朝廷，你這不叫活該嗎？所以說，他說比干值得上一個忠字，而你洩冶呢，你只是一個狷字，就是狂狷的那個絹字。說白了，你是一個妄人。你看孔子這套說法有意思吧，你根本就不必跟昏君講道理，這樣的國家你根本就不必臣服於他，你就走人就是了。你看，這是先秦儒家的觀點。

在後來我們也知道有一個故事了叫將相和，廉頗、藺相如。當時我們覺得廉頗是個好樣的，是個忠臣，以大局為重。可是後來發生的故事你知道嗎？廉頗一旦意識到趙王不再重用他了，用別人來替代他，他就跑了嘛。先去了魏國，後來去了楚國，廉頗出走之後十幾年，趙國就被秦國滅掉了。在廉頗這樣的人看來，你趙王重用我待見我，我就好好盡忠，你不待見我，對不起，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我就走嘛，我對你不負那份責任。這就是先秦時代的價值觀，可是後來的皇權時代，你還能這麼玩嗎？那種對等的關係越來越解體，越來越變成單方面的義務，臣下單獨對皇上的義務。

在中國歷史的長河當中，有這麼一個瞬間很有意思，宋太祖趙匡胤有一次召見自己的宰相，這個人叫范質。兩個人匯報工作，談工作。這趙匡胤突然說，說我眼神不太好，你手裡拿的那份文件我看不清楚，你要不拿過來我看看。范質就老老實實把這份文件送上去，趙匡胤接過文件之後說，你退回去吧，范質就退回去了。要知道，在宋朝以前的宰相，在皇帝面前都是有個座位的。可是這范質退回來發現，旁邊的小太監已經把座位給撤了，沒有座位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瞬間，從此之後，宰相在皇帝面前就已經沒有座位了。

當然到了清朝，就變得更變本加厲，所有的大臣都是在軍機處，在皇帝面前叫跪受筆錄。一邊是跪著，然後皇上說什麼，你就記就好了，沒有你說話的份子。所以你看，君臣之間的這個義務關係越來越變成單向的。清代的奇葩皇帝雍正，有一次收到臣下的一份奏摺，這裡面說了一段漂亮話，說君恩深重，我是涓埃難報。你對我的恩情實在是太重了，我怎麼報答都報答不過來，這明擺著是一句拍馬屁的話吧。人家雍正聽了不高興，說你臣下談什麼君恩深重啊，難道君恩不深重，你就不報君恩嗎？我們之間沒有對等關係，你就盡你的臣節就好，至於君恩深重不深重，不用你管。你看，對等關係解體掉了。那解體掉了，皇權當然就沒有節制了。

我還記得我年輕的時候，讀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講義》，他裡面提到明朝。他說明朝最大的劣政就是兩樣，一樣是廷杖，一樣是詔獄。什麼叫廷杖？就是在朝堂上直接把大臣摁翻就打屁股。什麼叫詔獄？就是不通過國家的正常司法秩序，皇帝把這個人要說抓起來就抓起來，要殺就殺，這是明代的兩項劣政。這個廷杖真的是慘無人道，我們在史料當中看過行廷杖的那個過程，就是把大臣，把從肩以下捆上，然後把褲子褪下來露出屁股，直接就打，而且讓你的臉直接貼到地。打完之後，屁股肯定是爛掉了嘛，然後嘴肯定是吃一嘴土嘛。你以為就這樣就完了嗎？這樣對你的折辱還很輕啊，要讓你同朝的那些百官站在旁邊都看著。所以到明朝的時候，君上對於臣下那種折辱的程度，就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皇權對於自己的士大夫和朝臣，都能夠摧殘到這個樣子，更何況是普通的老百姓呢？所以說更是要抓就抓，要殺就殺。很多人是從情感的角度來批評皇權，覺得它血腥，黑暗。

而如果今天我們從學理上來看，皇權之所以走到這一步，就是把先秦春秋時代的那個人和人之間的對等關係，解體掉的一個必然現實後果。這裡面還牽扯到一個話題，就是很多人覺得儒家和皇權那是一體的，是狼狽為奸的。這真是冤枉了儒家，冤枉儒家在創生的時候，是在西周和春秋的那個社會土壤裡面，那才是原汁原味的儒家。後來在皇權時代的儒家，早就面目全非了。因為它是賣東西的，賣思想的，那當然要尊重顧客的意見了，皇權是它唯一的顧客，所以這個時候的儒家早就變種了。

給大家講一個小故事，《三國志》裡面的孫權，大家都知道吧，江東的大王。有一天他跟自己的一些臣下聊天，他就說，你們都說說小時候都讀什麼書啊？有一個人叫嚴畯，說我小時候最愛讀《孝經》。你看，忠孝嘛，這是儒家的基本價值觀，讀《孝經》。孫權說，你背來我聽聽，這個嚴畯就開始背，從第一章開始背，仲尼君，曾子侍，子曰，如何如何。正背到這兒的時候，突然有人斷喝，說停，你不能這麼背《孝經》，這麼背是書呆子的背法，聽我來背。那這個人是誰呢？就是張昭，當時江東不是有一句話嗎？ “外事不決問周瑜，內事不決問張昭”，就是這個大寶貝。張昭就開始背，說“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你看，這同一本《孝經》，怎麼背出來兩個效果呢？人家嚴畯是從第一章開始背的，人家張昭是從第十七章開始背的。你看我們平時背英語單詞，都是從A到B，對吧，應該從第一章開始背呀。可是張昭說的這個話就特別有意思，為啥？這個時候《孝經》哪還是《孝經》呢？ “君子之事上也”，這就是忠嘛，這就是臣下對君主應該盡的那個孝嘛。

所以《孝經》到了三國的時候，就已經變味了，它的本質已經從人倫關係的調整變成國家政治的一個基本準則，儒家在這個時候已經變形。好，說到這兒已經拉拉雜雜講了很多了，最後我們來歸納一下，這一集我們到底想講什麼？

第一，人類歷史一直有一個大主題，怎麼把小共同體變成大共同體？剛開始，一些發達的文明的解決方案都是一樣的，就是封建製或者說我們今天用的這個詞叫身份社會，是一個三明治式的分層結構。無論是中國的西周和春秋時代，還是歐洲的中世紀，都搞的是這一套。

第二，中國人非常聰明，早在戰國的時候就發明了一套全新的東西，就是皇權。皇權獨大，它把這根多節棍，變成了一根大鐵棍，是從上到下捅到底。那這個解決方案好不好呢？好。它後來也形成了一個超穩定結構，在中國歷史上，它也持續了這麼兩千年的時間。但是它付出了一個慘重的代價，那這個代價就是，除了皇帝本人之外，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巨大的不確定性當中，沒有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運，沒有人在內心獲得真正的安定和有尊嚴的生活。那進而言之的結果呢？就是整個國家和民族喪失了活力和創造性。如果沒有1840年鴉片戰爭的那一聲炮響，沒準兒我們中國人覺得，你看我們多牛，我們搞出了這麼一個超大型的穩定係統，我們是一個偉大的創造。

那第三點呢？就是西方人搞出了第三套方案，你看中國人的皇權解決方案，是從上到下解體身份社會。而西方的身份社會解體是自下而上，它假定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每一個人互相之間是通過一套確定性的規則體系、契約體系，進行協作和交往。這就是《古代法》的作者梅因教授講的，啥叫現代化？就是從身份到契約。

那第四點，就是中國人走到了今天，我們今天再也不會質疑現代化這個詞了。我們經過一個兩千年的實驗，轉了這麼大的一個彎子，我們發現從上到下解體身份社會，也許不是一個最佳方案。從下到上去建設一個由契約由法治來構建的現代化國家，那是中國人必須要走的道路。啥叫契約社會？本質上就是法治社會。所謂現代化，民主僅僅是個表象，法治、人和人之間由平等由規則構建的大共同體，才是現代化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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