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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戰區對於中共的經濟、工業及人口而言都相當重要,實屬重心所在,也是對臺作戰的主要中樞機構。而吾人可藉由透視該地區的駐軍、組織編裝現況,了解中共東部戰區的戰略走向。

透視中共東部戰區
Snapshot: China’s Eastern Theater Command
取材/2017年3月14日詹姆斯頓基金會網站專文(China Brief , March 14/2017)
●作者/Peter Wood ●譯者/劉慶順 ●審者/劉宗翰

作者簡介
Peter Wood係《中國簡報》的編輯。
Reprint from Jamestown Foundation with permission.

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向全國人大提交工作報告時表示,「中共將堅決反對和遏制臺獨分裂活動」(新華社,3月5日)。1 2016年11 月初,中共主席習近平則以更加明確的語氣指出,「13億中國大陸人民不會同意臺獨,我們有能力、有決心、有準備會處理臺獨,我們如果不處理,會被13億人民推翻」(蘋果日報,2016年11月2 日)。中共「處理」中華民國的能力包括從政治與經濟面施壓。吾人可從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數量縮減,以及中華民國參與國際組織受到嚴格限制的事實,感受到這些手段已發揮一些作用。然而, 隨著中共軍力變得更具效率,其軍事威嚇正逐漸成為可行選項。對共軍東部戰區的概述,可為中共對付中華民國的現行軍事能力提供一些洞見。

中共東部戰區的戰略方向儘管中共東部是人口最稠密與最重要地區之一,其東部海岸卻始終未成為中共的主要戰略方向。中共的軍事著作指出,缺少來自東方的海上威脅使得中共在傳統上較重視地面部隊。不論是發生在古代,還是在20世紀期間再度發生來自西方與北方的土地侵略威脅,其比重都超過對東部與南部的威脅。2 然1980年代中期與俄羅斯關係的重修舊好,使得中共戰略重點再度向東轉移, 提升了航太與海上兵力的重要性。

1990年代中期,第三次臺海危機使該地區重新成為關注要點。發生於1995年與1996年的飛彈試射事件,促使美國派遣兩支航艦打擊支隊巡弋臺海周遭。該事件也透露出一些共軍的戰力缺陷。儘管中華民國仍是共軍的重要議題,但其缺乏足夠的海運能力、空中優勢,甚至情監偵能力,這意味著跨海入侵之舉是不會成功的。另一個主要問題,是美海軍的作戰能力不會遭遇真正挑戰,而中共的國防規劃人員也體認到,擁有將兵力投射至東海之多層次攻守體系,確有必要。

日本政府於2012年從一名私人擁有者手中購買釣魚臺列嶼的舉動(編按:即日本釣魚臺國有化事件),不僅引發緊張局勢,也在中國大陸各地激起廣泛的抗議活動。兵力投射能力不僅針對中華民國,而且也更加重視整個東海地區。隨後的2013年11月底,中共即宣布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中國簡報,
2013年12月5日)。從此以後,中共在該地區的軍事飛航與海上巡邏密度就日益增加(中國簡報,2016年10月26日)。此外,中共軍事也進行了改革與重組,俾對東部戰略方向的安全議題採取更佳因應措施。

自1980年代以來,負責中共多數東部地區的軍事組織已歷經了一些變革。直至1988年止,中共計有十一個軍區,包括位於福建省北部的福州軍區與南京軍區。福州軍區被併入南京軍區,並在經過最新一輪的改革後納入中共東部戰區。戰區成為陸、海、空軍的聯合司令部,乃是中共2015年軍事改革獲得的一項重要成果(中國簡報,2016 年6月21日)。火箭軍的一些單位駐地在東部戰區內,雖然渠等直接隸屬統管共軍一切的中央軍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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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東部地區的地理位置

目前東部戰區係由位於安徽、江蘇、江西與浙江等省分,以及上海市境內的軍事單位所組成。整體而言,該戰區的人口超過2億8,000萬, 以及包含上海、寧波與廈門等中共十大港口中的三個。長江將該地區的地形一分為二,北邊以平原為主,西邊和南邊則多為山區。由高速鐵路連接的百萬人口城市群,星羅棋布在東部戰區司令部所在地江蘇省西南部的南京,乃至上海沿岸的地貌之間。包括太湖在內的一些大型湖泊,打破了該地理區的完整性。沿著中共海岸的三個省份與城市共同構成了長江三角洲。該地區對於中共經濟、工業與人口而言都極為重要,《戰略學》這本共軍教科書則將其與南方的珠江三角洲描述成中共重心所在之一。3


長江連結了中共東部及其中央核心,而且不論在商業與後勤上都扮演重要角色。駐地位於浙江湖州的第1集團軍,下轄一群旨在捍衛中共中央海岸的軍事部隊。其中一支兩棲部隊具備在湖泊與河流環境下之作戰能力,同時可運用在對臺作戰想定上。第1集團軍擁有裝備精良的機械化旅與裝甲旅。往北一些,駐地在江蘇徐州的第12集團軍,則擁有保護南京與江蘇北部的機械化旅。此一東部戰區的中央核心,也受到中共空軍第3殲擊機師的保護,後者下轄許多空中攔截部隊。

中共在錢塘江入海口部署了最密集的海軍部隊。東海艦隊的駐地位於寧波,該處同時也是海軍航空兵和數支驅逐艦與潛艦支隊的所在地,一個支隊通常配置4至5艘艦艇。中共的海軍航空兵扮演了重要角色, 因為他們負責在臺海中線之間巡航。中共海軍長程轟-6G轟炸機自奔牛機場起飛,定期參與穿越宮古海峽(Miyako Strait)並進入西太平洋的長程巡航。

東部戰區的南半部充斥著崎嶇地形,而紅軍是共軍的前身, 其發源地則是在江西南昌。在中國內戰的早期階段,江西山區成為積弱紅軍的基地。當前, 東部戰區轄下的火箭軍飛彈旅,則主要駐紮在江西與安徽的複雜地形中。

廈門與福州這兩個位於臺海正對面的海岸城市,也駐紮了大量密集部隊。福州是共軍地面部隊司令部的所在地,並受到空軍與地面防空部隊的良好保護,該地區還部署涵蓋臺海全域的長程防空飛彈。對於進犯中華民國至關緊要的兩棲及特種部隊,也隸屬第31集團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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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作戰


劉粵軍係東部戰區司令,鄭衛平則是東部戰區政委。他們兩人都是位於中國大陸南方的前廣州軍區、經驗豐富的地面部隊指揮官。劉粵軍甚至曾經參與「中」越最近一次的軍事衝突,也就是發生於1979年的邊境戰爭。(臺灣連線網誌,2016年4月3日)在任何衝突中,這些人都必須與其地面部隊、海軍與空軍的次級指揮官,以及火箭軍指揮官密切協調。2016年3月,劉粵軍與鄭衛平在改組戰區過程中,在共產黨《真理的追求》刊物合著了乙篇社論,描述戰區創立將成為聯合作戰的重要推手(真理的追求,2016年3月31日)。

儘管共軍已在學習如何遂行聯合作戰上獲得進展,然東部海岸衝突的複雜性,使得各戰區間的協調變得不可或缺,尤其是南部與東部戰區(中國簡報,2016年7月22日報導)。例如,中共的兩支海軍陸戰旅位於廣東湛江附近,而上海則是登陸艦支隊的基地,這些部隊必須並肩執行作戰。其他單位也必須從原來的戰區調整部署。例如,近期在演習中紅旗-9地對空飛彈從中部戰區調動至福州,這將使戰略要地的防空能力獲得快速強化(中國軍網,2016年10月12日)。

共軍定期演習經常以中華民國作為想定目標。兩棲作戰部隊演練長程機動與海上行動(中國簡報,2015年8月4日)。中共遼寧號航艦最近開始實施實彈空優與攻船作戰演習(中國簡報,2016年12月21日)。一旦中共首艘自製航艦服役,這些行動就可能在臺灣的東北部展開。中共空軍及海軍航空兵已經在臺海附近執行過聯合長程巡邏,並穿過宮古海峽(中國簡報,2016年10月26日)。

此外,火箭軍也在東部戰區的攻勢兵力投射上扮演重要角色。東部戰區至少有四個火箭軍飛彈旅,位於安徽黃山的第52基地,以及廣東韶關的新建旅。最新的美國國防部致國會之《中共軍力報告》指出,中共約有1,200枚短、中程彈道飛彈和巡弋飛彈瞄準中華民國及其他地區(具體數字請參閱圖表)。

這些部隊可能會快速攻擊位於日本的空軍基地和港口,並抵制外來威脅。火箭軍甚至稱其先進的東風-16短程彈道飛彈(short-range ballistic missile, SRBM)為沖繩快遞(人民網,2月15日)。

儘管超出了本文的討論範圍,但位於上海、泉州之戰略支援部隊轄下的網路戰單位,將在東部戰區的戰役中扮演重要角色。大量信號情報單位也是針對中華民國(臺灣連線網誌,2016年8月8 日)。一旦爆發衝突,在戰略支援部隊支持下的火箭軍,將首先攻擊中華民國或沖繩的情監偵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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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中共已多次針對中華民國與日本發表相關言論。中國共產黨第19屆全國代表大會將在2017下半年召開,此種言辭的政治意味可能大於戰略意涵。不論如何,共軍持續進行現代化,中華民國的軍事嚇阻能力卻因為預算與政治問題而持續惡化(中國簡報,2016年8月22日;2016年10月4日)。美國本身正在重新審視其東亞政策,更帶來另一個不確定因素。然而,即便中共的軍事戰略歷經許多變革,東部戰略方向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失去重要性。如果中共和其他國家發生戰爭,東部戰區將扮演主導角色。

註釋

1.儘管此種言辭是中共長期以來針對中華民國發表官方聲明的一部分,但這是最新版本的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報告。2015年版的報告中雖然出現「反對獨立」乙詞, 但審視2014、2015以及2016年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報告, 並未發現類似詞彙。

2.《戰略學》,第三版,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3年, 頁32。

3.《戰略學》,第三版,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3年, 頁101。

參考書目

Dennis J. Blasko,《今日共軍:21世紀的傳統與轉型》(The Chinese Army Today: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 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第二版,紐約:羅德里奇出版社,2012年。

※ 由於共軍「脖子以下」的改革持續進行,所以集團軍番號與數量將有所變動,本譯文時間僅至2017年3月14日。

本文出處:
https://www.mnd.gov.tw/PublishMPBook.aspx?a=1&title=軍事刊物&SelectStyle=軍事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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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軍自2017年起首次指派海軍軍官擔任戰區司令,乃是其側重海洋戰略之演進。(Source: USN/Greg Kahofer)

共軍於2017年初開始推動一系列重大革新,除將原本七個軍區重劃為五大 戰區外,最令人矚目的,莫過於首次任命海軍將領擔任南部戰區司令,諸般 舉動都揭示了中共當前的戰略重心,已漸由陸地轉往海洋發展。

中共南部戰區與海上戰略
The Southern Theater Command and China’s Mari- time Strategy
取材/2017年6月9日美國詹姆斯頓基金會網站專文( China Brief , June 9/2017)

●作者/Nan Li ●譯者/趙炳強 ●審者/馬浩翔

作者簡介
Nan Li係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資深客座研究員。Reprint from Jamestown Foundation with permission.

期待已久的中共海軍指揮階層改組,已於2017年1月展開。海軍及其三支艦隊,均獲派了新任司令。一件較少被提及、卻有重大意義的人事調動,是前北海艦隊司令袁譽柏中將的新職,渠接替陸軍上將王教成,成為新任南部戰區司令(環球時報,1月22日)。此為共軍歷史中,首次由海軍將領擔任多軍種戰區司令(中國簡報,3月31日)。更重要的是,袁的走馬上任,顯示了中共的軍事型態已從內陸防禦轉變為海洋安全,以及南部戰區作為共軍最主要海洋場域的重要性。

不斷演進的海洋戰略

指派海軍將領擔任共軍南部戰區司令的主要原因,攸關中共海洋戰略的演進。自1960年代晚期至1980年代中期,共軍一直被要求為北方蘇聯可能的入侵做「早打、大打、打核武戰爭」的準備(中國簡報,5月15日)。在這種以內陸防禦為中心的軍事戰略中,海軍因其角色及能力上的限制, 淪為透過海岸防衛作戰的方式支援陸上作戰,以減緩蘇聯入侵之勢。

1985年,「中」蘇關係開始改善,鄧小平下令共軍開始進行「戰略轉型」,將原本為抵抗蘇聯入侵的大規模戰爭準備,轉變為因應中共邊境的「局部戰爭」。因此,「近岸防禦」的概念被「近海積極防禦」戰略所取代。不同以往主要支援陸上作戰的型態,新的戰略要求海軍將自己建構成「戰略軍種」,期能在南海、東海及黃海三大近海的海洋空間,遂行獨立且有效的作戰。1

自2000年代早期,中共海洋戰略即整合了「遠海護衛」的構想,該構想要求海軍發展出足夠的能力,以確保中共擴展海外利益時的安全,其中包括「海外能源和資源、海上戰略通道、海外中國大陸投資、海外中國大陸公民,以及法律實體等安全面向。」雖然「近海積極防禦」和「遠海護衛」構成了中共海軍力量擴張的基礎,但近海安全之所以被認為是近期重點,主要是因為其靠近本土,並對中共的實際安全具有核心重要性。2

共軍於2015年底開始的改組,主要是試圖改變以陸軍為中心的文化,而這種大陸軍主義的結果導致軍事戰略部署重於內陸防禦。這些改革是為了因應共軍海空實力不斷地擴張,也是為中共新定義的海洋領域與利益提供安全保障,尤其是在近海領域。例如,建立陸軍司令部就是要從軍區作戰司令手上,接手管理陸軍部隊之職責,讓軍區能夠融合更多來自非陸軍軍種的軍官,實現真正整合。3

與以往主要由陸軍軍官所主導的軍區體系不同,海上戰略導向的三個新建戰區(南部、東部和北部戰區)司令,在軍種背景上比較均衡,空軍、海軍和陸軍各佔有三分之一的席位,而未來共軍高階軍官遴選任用的人才庫,將形成更為融合的軍種背景,這種現象還會延伸至共軍的資深軍官團內,後續戰區部隊長的職位也可能由非陸軍軍官擔任。4 任命袁譽柏擔任南部戰區指揮官,讓這種趨勢得以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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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之相對深度與開放性,最適合中共部署戰力。圖為美軍沃德堡號近岸作戰艦巡邏南海海域時,共軍的鹽城號飛彈護衛艦於其後方經過。(Source: USN/Conor Minto)

為何挑選南部戰區?

把軍區作戰司令部從七個軍區改組成五個戰區之主要目的,是為了減少這些司令部間任務重疊的情況。經過此次改組後,「維護南海權益,是戰區肩負的最重要使命」(人民日報,2016年2月28日)。

有幾大原因能夠說明,何以南部戰區會成為第一個任命海軍軍官擔任司令的戰區。首先, 南海是橫亙在東亞與印度洋間的重要海上通道,東亞各國經濟,包括中共經濟在內,均高度依賴此一海上通道來運輸能源、原物料和貿易產品。平時想讓這些經濟體維持正常運作, 這些海上通道的安全和控制不可或缺,而在爆發危機和戰爭時,「獲得主動權」也十分重要。5 雖然黃海和東海分別構成共軍北部和東部戰區的海上作戰空間,同時也擁有重要的海上通道,但它們在戰略重要性上,不能與南海相提並論。

黃海平均深度僅約40公尺,深度太淺,並不適合隱藏中共的戰略彈道飛彈潛艦。東海平均深度約為350 公尺,近沖繩海槽處最深可達2,000公尺,該深度相當適合部署潛艦。共軍東部戰區多個岸基的海軍、空軍基地也都能提供潛艦相關防護。然而,由於黃海鄰近日本與美國的基地,且後者均具備有效之反潛作戰能力,導致該區域並不適合潛艦巡邏。例如,美日的反潛能力能夠使中共的戰略彈道飛彈潛艦暴露行蹤與弱點,從而削弱其可恃性。相較之下,南海的平均深度達1,200公尺,構成第一島鏈的鄰近各國國力相對較弱且不具備性能較佳的反潛作戰平臺以對抗中共潛艦。與黃海和東海相比,南海顯然更適合作為中共部署海基報復性核武力的安全場所(澎湃,2016721) 

中共分析師也認為,南海水域夠深、夠寬,開放性也足夠,可容納海軍重型水面戰艦。除了其相對深度外,南海還包含一個約356萬平方公里的區域。該海域對於進出西太平洋而言亦相當開放,因為構成第一島鏈的國家普遍缺乏對過境海峽有效的情、監、偵,以及海軍封鎖能力。6 相較之下,黃海和東海的範圍則要小得多,僅分別覆蓋38萬平方公里和77萬平方公里的區域。這些海域通常是狹窄且部分封閉的。例如,西太平洋的數個海峽,在平時便受到日本海上自衛隊強大情、監、偵能力的嚴密監控,在爆發危機和戰期則可能會遭其有效封鎖。

有關共軍如何執行作戰上的新思維,也可能揭示為何海軍將南海視為其理想的作戰區域。例如,當前的共軍作戰係由「基於信息系統的體系作戰」之新概念為指導方針,此概念凸顯將不同軍種融入共軍的「作戰體系」,以具備實施多重空間與不同距離的部署與駐留能力。7 近期透過通用資訊系統或指管通資情監偵(C4ISR)架構的網路化與強化,此一作戰體系應能根據戰場透明度而取得「資訊優勢」,使多軍種兵力的同步、平行作戰成為可能,因而獲得「戰場主動權」來應對敵手。8

此一構想反映在海上作戰領域,可以解釋共軍透過大量建造和部署包括航艦在內的主要水面艦,以完善「海上作戰體系」的企圖。共軍分析師認為,以航艦為基礎的戰鬥群,是理想的海上作戰體系。在飛彈驅逐艦、巡防艦和核子攻擊潛艦的戒護下,此一作戰體系便能執行空中作戰、水面打擊、潛艦和反潛作戰、防空和飛彈防禦,以及電子戰和網路戰。若能透過通用資訊系統充分整合,所有單一武器平臺不僅能夠共同構築應對敵手的結合戰力,亦能夠提供支援和護衛,以減少彼此的弱點。9

例如,一艘孤立的水面艦或潛艦可能容易受到空中、飛彈和潛艦攻擊。然而,若將其整合至以航艦為基礎的作戰體系之中,則可望降低這種脆弱性。再者,一艘航艦能夠提供具競爭力的空中優勢,並為水面作戰提供空中掩護。這些空中戰力還可應對敵方的空中反潛作戰能力,從而護衛己方的潛艦作戰。此外,航艦的空中反潛作戰能力還可以用來對付敵方潛艦,進而為自己的水面艦和潛艦提供防護。於此同時,戰鬥群的水面和水下防護,還能減輕航艦本身的脆弱性。具深度、廣度和開放性的南海,因其所具有之戰略縱深,是實施這種「海上作戰體系」的理想場所。

最後,在過去數年間,中共在南海諸島上進行了大規模的疏濬和人造島嶼建設,並在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內升級了機場、直升機停機坪、港口、雷達和通訊設施。於此同時,中共在南海的主張仍相當含糊。由於這些活動所帶來的現狀改變, 已經引發美海軍採取因應作為,諸如針對中共在南海所控制之島礁附近進行自由航行或飛越行動。海南島南端距南沙群島約1,000公里,距西沙群島則約340公里。在面對來自美海軍的重大挑戰下,要針對如此遙遠廣泛的海上邊境提供安全保障,顯然需要為數可觀的海、空軍兵力投射能力及持續戰力。遙遠距離、美國挑戰,以及中共的意圖不明,使得南海的情勢變得詭譎多變。相較之下,黃海與東海更靠近中國大陸本土。當東海因中華民國或釣魚臺問題出現緊張局勢,以致衝突升高時,彼此之間的「紅線」也較為明確,讓這些緊張局勢更易於預測與管理。

這些因素或可解釋2016年7 月中共海軍司令吳勝利上將與美海軍軍令部部長李察孫(John Richardson)會晤時所強調:「我們絕不會犧牲南海主權權益, 這是中國大陸的核心利益,事關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國家的安全穩定、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共軍絕不會讓島礁建設半途而廢」(新華網,2016年7月18日)。

南部戰區是一個以海洋為主要的戰略與作戰領域,且因許多海洋議題變得愈具爭議性, 類似的理由也可解釋為何中共挑選一位出身自核子動力潛艦, 同時也具有廣泛水面作戰艦隊指揮經驗的袁譽柏來取代陸軍軍官,擔任南部戰區司令。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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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美「中」視彼此為競爭對手,但是在軍事交流上仍往來頻繁。(Source: USAF)


重要挑戰

任命一位海軍軍官來統御南部戰區,同樣也呈現出重大挑戰。該項指派明顯是根據共軍的立場而為,即將南海視為「獲得控制和主動權」的戰略和軍事競賽海洋領域─特別是在危機和戰爭等最壞情況下。該種狹義的立場也許就是驅使中共在南沙興建人工島嶼,以及在南沙與西沙構築、升級相關設施等活動的主要動力。這些活動已為中共在東南亞的海上鄰國敲響了警鐘,並觸發了美國的反制作為,例如航行自由行動。對於欲為中國大陸經濟持續發

展創造良性外部環境的外交政策而言,此種緊張局面明顯是反其道而行。藉由強化外交政策上的文人主導色彩來消弭軍方的狹隘刻板觀點,顯然已成為中共領導人的重要挑戰。
最後,由海軍軍官主導戰區指揮,這在共軍歷史中是前所未有的(澎湃新聞,3月27日)。除袁譽柏外,其他來自海軍的高階戰區司令,包括南海艦隊司令王海,亦擔任該戰區副司令,艦隊副司令董軍少將,亦可能兼任南部戰區參謀長。此舉可能導致空軍與陸軍軍官的不滿,加深軍種間的內部敵對。因此,有必要讓這些軍種融入戰區的主要任務,以降低此類相互敵視的機會。

中共空軍已開始使用轟6K戰略轟炸機、蘇愷30 戰鬥機、空中加油機與早期預警偵察機於南沙群島及黃岩島執行長程巡邏(新華網,2016年8月6 日)。然而,欲整合陸軍進入南部戰區此一主要任務,或可說是困難重重。南部戰區陸軍司令部座落於廣西省首府南寧市,這意味著該戰區陸軍主力部隊之部署,係為了因應和越南、緬甸之間陸地邊界的突發事件。11 在戰略層面上,如果中共與越南在南海島礁的爭端升級,如此部署可從陸地方面牽制越方或對其製造壓力。對該戰區司令而言,在作戰層級上整合戰區陸軍部隊,可能才是其主要挑戰。

結語

在共軍歷史中,從未指派過海軍軍官擔任戰區司令,這也進一步確認中共的軍事態勢已由內陸防禦轉變為海洋安全。此外,袁譽柏擔任南部戰區司令的身分,也指出南海在共軍眼中的相對重要性,尤其對中共日益壯大的核子動力潛艦部隊而言,南海是一處合適的要塞,對中共擴張中的水面艦隊來說,該處也是理想的作戰場域。

註釋

1.參閱黎楠著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aval Strategy and Capabilities: from “Near Coast” and “Near Seas” to “Far Seas,” Asian Security, Vol. 5, No. 2 (May 2009).

2.參 閱 黎 楠 著 “China’s Evolving Naval Strategy and Ca-pabilities in the Hu Jintao Era,” in Roy Kamphausen, et al., eds., Assess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the Hu Jintao Era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14).

3.參閱黎楠著 “Xi Jinping and PLA Restructuring,” East Asian Policy, Vol. 8, No. 4 (October & December 2016).

4.出處同上。

5.2016年8月與中共海軍分析師於北京之訪談對話。

6.出處同上。

7.欲深入研究體系作戰能力,參閱Kevin N. McCauley,“PLA System of Systems Operations: Enabling Joint Operations,”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January 2017,文件下載網址:https://jamestown.org/wp-content/uploads/2017/01/System-of-Systems-Enabling-Joint- Operations.pdf

8.請參閱黎楠著 “China’s Evolving Naval Strategy and Capabilities in the Hu Jintao Era.”

9.中共分析師引用自黎楠著 “China’s Evolving Naval Strategy and Capabilities in the Hu Jintao Era.” 一 文。

10.欲了解元級核子動力潛艦背景資訊,請參閱2013年10月27日新華網〈中國核潛艇從這裡起航〉一文。

11.欲了解南部戰區陸軍部隊於「中」緬邊境所進行之演習,請參閱2017年3月29日環球時報〈解放軍在「中」緬邊境實彈演習〉一文。

本文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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