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共軍而言，情報乃是知識，能使決策人員克服下達決策之特定困境。(Source: AP/達志)
對共軍而言，情報乃是知識。在共軍持續遂行聯合作戰的改革之際，其對情報機構的要求也將日益增加。然而，共軍情報挑戰不在於概念，而在於執行的組織架構。
中共軍事情報現代化
Modernizing Military Intelligence: Playing Catch-up
取材/2016年12月5日美國詹姆斯頓基金會網站專文(China Brief , December 5/2016)
●作者/Peter Mattis ●譯者/劉慶順 ●審者/劉宗翰
作者簡介
Peter Mattis係美國智庫詹姆斯頓基金會的中共安全專家。
Reprint from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with permission.
儘管共軍的新型衛星、陸基感 測器、無人飛行載具，以及指管體系等經常成為分析對象，但在統合上述共軍軍事情報體系的能力、概念及組織間緊張關係的環節 上，卻往往為人所忽略(中國簡報，2011/2/10；中國簡報， 2014/8/22；中國簡報，5/1 )。軍事情報的作為與組織並不合適 開發這些技術，或是在諸如「系 統體系」(syste m of systems) 作戰，還是在網路與電磁領域 的資訊戰等嶄新共軍作戰概念 下，提供軍事指揮官所需的支援(中國簡報，2012/10/5；中國簡報，2015/4/16)。由於中共的情報體系成立於1950 年代初期，故此種脫鉤並不會令人感到意外。中共在2015年宣布的 改革，使共軍組織情報的方式產生根本變革，最終將使其軍 事組織更趨向於2000年初期所發展出的中共軍事情報思維。 前總參謀部、陸軍總部及技術偵察局的深度改革，意味著從 根本認知釐清責任的必要性， 以及自共軍新型裝備所帶來的 大量資訊流。
本文前半部審視情報對共軍的意義及其定義特徵，後半部則審視共軍賦予情報的三個角色：支持決策、支持嚇阻作戰， 以及支持資訊戰。
在完成情報蒐集後，分析人員必須決定哪些資訊需要分析，以及接下來哪些資訊應轉發給決策人員。(Source: AP/達志)
情報：支持各級決策人員
對共軍而言，情報乃是知識，能使決策人員克服下達決策之特定困境―除了側重問題解決外，該觀點不同於多數西方國家的定義。1 錢學森博士是一位曾接受美國訓練的科學家，從1950年代開始就帶領中共的火箭計畫，係首位在著作中廣泛運 用中共情報概念的人。錢學森表 示，「情報是解決一個特定問題 所需之知識，其中包含了兩個概 念，其一，情報是知識，不是假 的、亂猜的；另一個呢？它是為 了符合特定要求，也就是為了解決特定問題，所以即時性和相關性是非常重要的……。」2 接受共軍軍官投稿的軍事出版品與專業資訊科學期刊，也出現其他定義。例如，共軍贊助研究 的《軍事情報學》(Military In-formatics )指出，「情報是……為了解決一個特定問題所需之知識……，而且其價值取決於對使用者的實用程度。」由於情報價值取決於決策人員的需求， 故具備了數項凸顯其功能的特性。3
這些特性包括目的性、時效性及保密性。在支持決策人員的背景下，前兩個特性是顯而易見的。情報不能亂猜，必須受到指導，而且應在下達決策前獲得才有價值。情報之所以必須具備保密性，係由於其在資訊戰中受到更廣泛的運用。無論是攻勢或守勢的情報作戰， 皆發生在一個競爭激烈的領域中，而成功就是一場零和遊戲。祕密或謹慎獲取及分發情報， 均有助於確保情報的可靠性與完整性，所以決策是基於客觀性且不被外界干擾而扭曲。4
然而，情報最重要特性乃是對選擇性的需求，這過程包含從蒐集到最終交付決策人員的每個步驟。相較於「沙粒」(grains of sand)法所信奉的模式，共軍的文件對此相當明確： 在每個步驟中，情報官員必須針對蒐集內容、驗證事項，以及努力程度等做出決定。在完成蒐集後，分析人員必須決定哪些資訊需要分析，以及接下來哪些資訊應轉發給決策人員。
在完成情報蒐集後，分析人員必須決定哪些資訊需要分析，以及接下來哪些資訊應轉發給決策人員。(Source: AP/達志)
未經選擇的結果，將會是以不必要或不相關資訊，增加情報系統與決策人員的負擔，進而可能令情報體系癱瘓。中共持續部署衛星、固定與機動雷達、空中預警與指管系統，以及數種各類型的無人飛行載具，大幅增加送抵共軍總部的資訊數量。中共研究認為，挑戰在於選擇性與指揮判斷的問題，而非美國經常討論的處理問題。換句話說，資訊超載可經由更好的教育，以及組建更佳情報工作與軍事作戰間之關係而獲得解決。
根據《軍事情報學》及2001 年版的《戰略學》指出，考慮某方面需求乃是遂行情報工作的最後一項特色。情報不用經過挑選的但書是因為情報與指揮間具備密切關聯性，而這種認知是受到選擇性與判斷的自然影響。這與美國情報方法形成強烈的對比，美國認為客觀、基於事實的情報支援需要不同的作戰與情報人員，而情報人員側重的是敵情。《軍事情報學》寫到，「軍事情報雖應以蒐集敵情為最主要工作，但也不應侷限於敵情(亦應包括某方與相關客觀情況)。」5 2001年版《戰略學》則指出，在找出某方具體優勢以對付敵弱點過程中，情報扮演要角，還能協助判斷威懾措施以管控情勢升溫。假使對能力與現行作戰欠缺清晰的理解，這是不可能做到的。6
共軍在情報或偵察的專門單位間組織情報。從聯合參謀部情報局(前身稱為總參二局)一路往下的情報單位，負責彙編、分析及分發某種形式的資訊。這些單位可能也負責某些蒐集任務，但其主要目的係彙編可適當支援指揮層級的情報。軍事偵察部隊是最主要的蒐集單位，負責執行「獲得有關國家安全所需情報的行動。」技術偵察特指「運用技術裝備或技術手段執行偵察，」諸如先前與各軍種與軍區相關的技術偵察局。7 儘管此種區分與共軍在資訊時代對情報的看法關聯甚少，但卻是理解共軍如何在聯合參謀部與戰略支援部隊內部重組情報工作的重點。
獲取足夠之情報資訊，對軍隊訓練可達事半功倍之效。(Source: AP/達志)
情報在資訊化世界中的角色
情報可為共軍提供三種基本功能。如前所述，第一種功能係支援從中央軍事委員會至戰術層級的所有決策層。情報是一個公認且具價值的軍事幕僚功能。第二種功能為進行嚇阻與強制，向外國施加管控中的壓力，而不會觸發戰爭。第三種功能則是啟動情報在每個層級都能發揮功能的資訊戰，包括如何了解敵人社會與社會架構，以及資訊戰各個層面的守則。
首先，情報支援中央軍事委員會層級的戰略決策，以及戰場的戰術決策。沒有處理情報的一般參謀編組，共軍就無法在「計算、科學評估及檢驗」的基礎上運作，也將無法協調其行動以執行選定好的戰略。自從2013年版戰略學發布以來， 強調戰略情報係戰略藝術與戰略學之必要元素， 這一點至今仍是如此。8 在中央軍事委員會層級， 共軍現代化推動並未對情報活動方式產生實質影響。然而，在較低層級，感測器與通信兩者的資訊技術，從根本上形塑了共軍的情報思維。
至少從2001年以來，共軍就一直認為技術感測器與數位形式情報資料的擴散，將會從情報功能與組織情報支援方式等兩方面持續改造情報作業。電子數據儲存與通信使蒐集與分發更為簡便，也造成情報用戶作業更加複雜化。共軍學者也指出，地方性資訊化戰爭地點要求情報蒐集具備足夠的彈性，以因應快速變化的情況。9 整合與分享這些數據乃是「系統體系」作業的核心要素，以遂行精準打擊及為特定任務打造所需的兵力模組部隊。(中國簡報，2012/7/6)。
在2000年代初期，共軍預期在現代化、資訊化狀況下，數項其他相關的情報特性也會產生轉變。在戰場上進行全面偵察的可能性，將朝更大的透明度發展。隨著這種透明度的演進，技術先進感測器提供的契機與脆弱性，也需要更佳的精準度加以應對。這些因素提升了對速度的重視，而涉及漫長蒐集、評估與分發的傳統模式將無法滿足共軍需求。實際上，情報分發必須即時才能支援指揮官決策下達，並且使射手達成精準打擊。這些發展的邏輯顯示，共軍應該進行自動化資訊管理，尤其是在戰術層級。現代化情報可蒐集的爆炸性資訊，會威脅並壓垮現行的情報程序，無法單獨且在無輔助的情況下由人工管理。然而，即時彙編及分發的整合式情報圖像，需要跨各軍區與軍種的全共軍反應。昔日，各軍種運用各種硬體與軟體通訊協定，在各個網路上作業。整合這些不同的系統，乃是成功執行共軍情報準則必要的第一步。10
透過情報蒐集與分析，共軍能發動更有效之軍事攻擊。 (Source: USAF/Gwendolyn Blakley)
在共軍最近的出版品中，2013年版戰略學力陳共軍智囊團誤解了情報領域的走向。這些出版品專注於情報的運用，而非開發任何新的理念。
其次，共軍認為情報乃是嚇阻潛在敵人與遂行強制外交的要素，這兩者都包含在「威懾」的中文詞彙中。2001年版戰略學強調，為指導決策人員，情報必須執行數項工作。第一項是提供對方決策的系統性理解，包含組織與心理性因素。
如此將有助於制定可使對方產生心理衝擊的行動。第二項為協助中共領導人依據其所欲達成目標，拿捏強制或嚇阻措施的正確力道。為避免可能使情勢升溫的失策，有必要保持該兩項目標的平衡。第三項為嚇阻措施，係針對「敵人必須挽救的目標」，以迫使敵人放棄主動、採取守勢行動，及/或撤離。此種目標標定隱藏某方的弱點。
最後，情報也會針對敵人將如何因應共軍的強制或嚇阻措施，提供反饋機制，以警告中共決策人員。正常運作的情報反饋機制可協助北京當局掌握主動，這是因為情報可使決策人員在對敵使用武力後，能迅速及有信心的因應由此所引發無可避免的危機與突發事件。11
第三，就最廣泛的意義而言， 支援嚇阻行動可凸顯出情報支援資訊戰的全面特性。除了支援決策人員外，將情報置於該框架內，使其與祕密武力的創造與使用產生直接連結。中共軍事智囊團將情報標記為資訊戰的四個組成要素之一，另三個要素為網路戰、政治/心戰，以及電磁戰。共軍尋求上述包含情報戰在內的領域，在決策過程中擁有超越敵人的優勢，範圍從資訊蒐集到理解、傳達，以及運用等。由於敵人在這些領域中的任何一環都極難偵知，故需要情報勘測敵人的網絡、社會、感測器，以及情報組織。審視敵人資訊全貌乃是資訊戰所有其他要素的必備條件。因此，誠如《軍事情報學》所述，現代資訊戰已將情報從「附屬與保護」角色，轉換成確認追求之作戰目標與打擊標的之主導角色。12
情報角色除了影響資訊戰守則外，資訊戰的戰術與戰略範圍也對情報現代化需求添加另一種複雜層面。舉例來說，就戰術層面而言，心理戰可能旨在破壞小型部隊的持續戰鬥意志。然就戰略層面而言，心理戰就可能旨在轉變敵人對中共的看法。資訊需要有效地執行， 並不僅止於敵人處理社會功能的能力與意圖等傳統要求。就某種意義而言，目前這算是嶄新的看法。至少自1963年以來，《共軍政治工作條例》(Politi-cal Work Regulations for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即敘明，「調查與研究敵部隊狀況， 帶領旨在瓦解敵部隊工作」的命令。13 葉征是共軍資訊戰專家之一，更具體解釋該情報蒐集指導，並認為內容應包含「敵人國情、敵軍目前面臨狀況、本國軍隊的真實心理狀態，以及其裝備器材的狀態等。」14
現代資訊戰已將情報從附屬角色，轉換成確認追求之作戰與打擊標的主導角色。(Source: Army National Guard/ Tracy J. Smith)
結論
共軍情報思維在過去十五年來的發展極不顯著，這是因為在許多方面都沒有這個必要。縱使不進行澈底改革，共軍情報機構還是能夠滿足依據戰場共享知識，以精準導引彈藥遂行聯合作戰的持續現代化作為。要求過高的情報任務―支援各級指揮決策、協助調整嚇阻作戰及指導資訊戰―顯示共軍情報的挑戰不在於概念，而在於執行的組織架構。儘管始於2015年1 月之最新一輪改革中，中共聲稱的廣泛變革尚未明朗，但傳出的變革卻顯示上述情報概念終於可以付諸測試。中共演進中之軍事情報體系的組織層面，將會是接下來的重點，以解釋共軍情報概念與組織間的歧異，以及情報體系將如何在嶄新改革下發生改變。
本文係改編整理自詹姆斯頓基金會「第六屆年度 中共國防暨安全會議」(Sixth Annual China De- fense and Security Conference)上發表的評論，以及2016年版《中共演進中之軍事戰略》(China’s Evolving Military Strategy)乙書中的章節。
註釋
1. 例如，概述美國情報活動之目標與範圍的「美國12333號行政命令」(U.S. Executive Order 12333)就將情報定義為「下達有關外交、國防及經濟政策之處理方式與發展， 以及保護美國國家利益免於遭受外國安全威脅之決策依據的必要資訊」。
2. 陳久庚，〈關於情報與信息〉，第19卷，第1期《情報雜誌》(2000年1月)，頁4-6。
3. 閻晉中編，《軍事情報學修訂版》(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年)，頁13。
4. 同前註，頁4-5。
5. 張曉軍等編撰，《軍事情報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6。
6. 彭光謙、姚有志著，《戰略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191。以下簡稱SMS 2001。
7. 劉中和、盧可望編，《軍事情報：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第二版)》，頁22，95。
8. 2001年版《戰略學》，頁214；2013年版《戰略學》，頁264。
9. 葉征，《信息作戰學教程》(北京：軍事科學院出版社，2013年)，頁51；張曉軍等編撰，《軍事情報學》，頁195；肖天亮編，《戰略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260。
10. 張曉軍等編撰，《軍事情報學》，頁195-197。
11. 2001年版《戰略學》，頁191-193。
12. 張曉軍等編撰，《軍事情報學》，頁188-189。
13. 芬克爾斯坦( David Finklestein)，〈共軍總參謀部：組織、角色與任務〉(The General Staff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rganization, Roles,and Missions)，收錄在毛文傑(James Mulvenon)與楊念祖(Andrew N.D. Yang)編輯，《共軍組織：參考卷1》(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 Organization Version 1.0) (Santa Monica, CA: RAND)，頁126-128。〈共軍政治工作條例〉(Political Work Regulations for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乙文，收錄在高英茂(Ying-mao Kau)、錢思樂(Paul M. Chancellor)、金斯伯格(Philip E. Ginsburg)、派羅利(Pierre M. Perrolle)編撰，《中共軍事政治工作制度：分析與文件》(The Political Works System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Analysis and Documents)(Provi- dence, RI: Brown University East Asia Language and Area
Center, 1971)。
14. 葉征，《信息作戰學教程》，頁185；張曉軍等編撰，《軍事情報學》，頁190。
本文出處：
https://www.mnd.gov.tw/PublishMPBook.aspx?a=1&title=軍事刊物&SelectStyle=軍事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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