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如何自我壯大呢？（資料照，AP）
許劍虹觀點：中共如何在抗日戰爭八年壯大？
2019-06-09 風傳媒
許劍虹＊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將階級鬥爭與民族主義合二為一
1945年6月，8路軍從華北治安軍手中拿下河北省獻縣，並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這位小戰士雖然依著破爛，魁武的身材與堅定的表情，卻更能讓當「亡國奴」八年之久的淪陷區子民認定他是「咱們中國的軍隊」。（圖/作者提供）
中華人民共和國究竟是如何從無到有建立起來的？在中共建政即將屆滿70年的今天，相信在每個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日本侵略中國給了共產黨一個絕處逢生的機會。若沒有西安事變，相信共產黨極有可能在中央軍優勢兵力打擊下被消滅，就不會有紅色政權在中國大陸成立的可能性。
所以從字義上來看，「中共利用抗戰壯大」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而且從先前寫的《中共是如何成為抗戰「中流砥柱」的》篇幅中，筆者也解釋了中共既非抗戰的中流砥柱，也非造成日本戰敗的主要力量。可這絕不代表從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8月15日這八年的時間內，中共就坐在一旁觀看國軍與日軍相互廝殺，什麼行動都沒有做。
因為國軍與日軍固然彼此對立，但卻同樣標榜反共主義，不會允許共軍在自己的區域裡壯大。所以中日兩軍在對抗的同時，還不忘維持大規模兵力用於限制共軍的發展。日軍不時派兵下鄉掃蕩共軍根據地，國軍也是將裝備最好的部隊用於監控共產黨。面對中日兩軍的雙面夾擊，共軍不可能什麼都不做，就迎接來八年對日抗戰的勝利。
更何況到日本在1945年8月投降之際，共軍發展出了130萬正規軍與260萬民兵的兵力，中共統治區的人口也增加到了1億人。更重要的一點，是共產黨在戰爭剛結束時，遠比帶領中華民國成為世界四強的國民政府還要更受國人的支持。那麼是什麼樣的原因，讓抗戰勝利為中國共產黨在四年後的奪權成功打下基礎？就讓本文為讀者一一分析。
中共游擊戰與國軍最大的差異，在於充分動員老百姓，尤其是基層農民組成民兵來配合部隊作戰。毛澤東提出的「人民戰爭」理論，讓共軍得以在國軍與日軍的圍剿下殺出重圍，為戰後爭奪天下累積本錢。（圖/作者提供）
中共游擊戰的特性？
國民政府能夠撐到抗戰勝利的一個最大因素，套一句蔣中正委員長的話就是「以空間換取時間」。因為中國的土地實在是太大，日軍就連管理他們打下的沿海城市都已經很困難，更難以抽出多餘的兵力進攻重慶。日軍在淪陷區內，基本上只能管理以城市為代表的「點」，勉強控制以鐵路為代表的「線」，卻完全沒有辦法維持對廣大鄉村，也就是「面」的控制。
這個現象讓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游擊隊，得以繼續在淪陷區內活動，騷擾日軍補給線或者動搖親日政權的統治基礎。既然國民黨與共產黨都有敵後游擊隊，而且執政的國民黨還有更多的游擊隊，何以笑到最後的只有共產黨的游擊隊？為什麼在抗戰勝利之際，國民黨在淪陷區內輸得一敗塗地？原因還是在於共產黨比國民黨，更加重視對平民群眾的政治動員。
毛澤東曾經用「如魚得水」來形容游擊戰的特性，表示游擊隊是「魚」，人民是「水」。游擊隊只能在得到老百姓的全力支持，才有可能撐過強敵的圍剿與掃蕩。國民黨的游擊隊大多由被打散的國軍正規軍，或者是地方維持治安的保安隊組成。他們全心全意執行國民政府交付的任務，於敵後傳遞情報或者伏擊日軍補給線，在軍事上配合國軍正規部隊作戰。
從共產黨的階級觀點來看，這些純軍事的任務都只是在保衛「統治者」的利益，並沒有真正與老百姓站在一起。那麼從共產黨的角度出發，「老百姓」又是如何定義的呢？按照中共的定義，國民政府與國民革命軍自然不屬於「老百姓」的範疇，就連城市裡的資本家、知識份子還有鄉村裡的地主仕紳，也都不被涵蓋在「人民」的概念裡。
因為毛澤東認為，中國人口的90%以上，是由鄉村裡的農民所組成。這些農民最不受政府照顧，連最基本的識字能力都十分缺乏，且數千年來遭受不同的地主剝削。可是每當戰爭爆發時，他們又往往是政府徵兵的對象，為統治者的利益而戰。此種不平等的待遇，讓共產黨逮到了發展壯大的天賜良機，並批評國民政府僅動員軍隊抗日的行為是「片面抗戰」的路線。
日軍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不只擊垮了國軍的防線，還將過去有利於國民政府 在鄉村地區統治的「舊秩序」連根拔起。凡是反對共產黨的地主鄉紳，通通都 扣上「漢奸」的帽子予以清除。（圖/作者提供）
毛澤東感謝日本的原因
換言之，共產黨自認其動員基層農民參加對日作戰的政策，才是真正的「全面抗戰」。可是在中華民國絕大多數的城市都被控制在政府，鄉村被掌握在鄉紳手中的情況下，共產黨沒有組織動員老百姓打「人民戰爭」的可行性。然而日本對中國發動的全面侵略戰爭，卻讓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下逮到了發展的機會。
在日軍的猛烈攻勢下，國民政府丟掉了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武漢以及廣州等大型城市。由地主鄉紳統治的地方「舊秩序」，同樣也在日軍的打擊下全面瓦解。仍效忠國民政府的地方仕紳逃亡到重慶大後方，剩下來的則被迫與日軍合作組織維持會。可就如前面所提到的，兵力不足的日軍只能鞏固對大型城市的控制，於是在鄉村內就給了共產黨活動的「真空地帶」。
共產黨利用國軍與日軍廝殺的時機，大舉進軍淪陷區並建立紅色政權，並對他們定義中的「壓迫階級」實施清算鬥爭。可是與抗戰爆發前，中共在所謂「蘇區」裡的清算鬥爭不一樣。當年的清算鬥爭，基本上凡是有錢的都被視為「地主大老爺」拖出來批鬥，並予以殘酷的殺害。兇殘的「土地改革」手段，讓許多被分到田地的江西省、湖南省、四川省與福建省農民都感到不寒而慄。
可見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時代，中共推行「人民戰爭」的經驗是失敗的。中共從過往「蘇區」失敗的經驗中學到教訓，在對日抗戰爆發後宣佈取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服從中華民國政府的領導。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下，推行的「土改」不再像過去「蘇區」時那般的不分「惡霸」、「善霸」，而是把目標對準那些明確與日本侵略者合作，就連國民政府也定義為「漢奸」的仕紳。
至於其他的地主仕紳，只要不公開違抗共產黨的統治，並定期向「抗日根據地」的政府繳交「抗日捐」，基本上就還能維持抗戰爆發前的權益。由此可見這場由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讓原本被國際社會視為「恐怖份子」的中國共產黨有了在敵後戰場上合法建立政權的機會，也就難怪毛澤東戰後接見訪問大陸的日本客人時，會多次發表「感謝日本侵華」的言論了。
中共能夠在淪陷區贏得民心的關鍵原因，就在於比國民黨還要更早實現孫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的理念，並讓數千年來被封建傳統制度壓迫的農民進入政府，享有參政權。（圖/作者提供）
提升農民參政權
平均地權是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思想中，「民生主義」的核心概念，目的是要藉由讓土地的「國有化」，解決地主與佃農之間的問題。然而國民政府成立之後，卻因為多年的內憂外患，始終沒有辦法實踐這個中華民國開國先烈們所為之奮鬥的理想。反而共產黨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中，有機會將國父的理念付諸實行。
在8路軍或者新4軍的「抗日根據地」，中共採取類似於50年代國民黨在台灣實施的「三七五減租」，推動「減租減息」政策。農民持續替地主工作，但權益獲得了基本保障，不再像過去一樣被剝削壓迫。更重要的一點，是在中共推行「三三制」政策下，農民還能夠在由共產黨員、左派人士以及開明仕紳各占三分之一的聯合政府中獲得參政權。
這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下來，農民首度獲得參政的權力，自然讓共產黨在鄉村地區比國民黨更受歡迎。共產黨也開始教育農民，除讀書識字之外，還用如改編「秧歌舞」等淺顯易懂的方式，讓他們快速對政治產生興趣。當然所謂的產生興趣，也是對共產黨想要灌輸他們的意識性太產生興趣。農民們就在這種半推半就的情況下，成為了共產黨最堅定的支持者。
然而共產黨動員農民的目的，終究是為了要驅使農民上戰場，為建設紅色中國犧牲奮鬥。光是給農民權益，還不足以讓他們到前線去賣命，更何況是推翻國民政府。所以除了「權益」外，共產黨還需要一些「仇恨」才能真正動員群眾替自己作戰。光是依靠「階級鬥爭」，還不足以讓農民產生刻骨銘心的「仇恨」，這個時候侵華日軍扮演的角色就相當關鍵了。
原來共產黨一邊與國民黨合作抗日，一邊慢慢發展壯大的真相終究還是為國軍與日軍所發覺。為了搶奪敵後「抗戰領導權」，共軍與國軍在敵後開始頻繁爆發「摩擦」。1940年8月到10月的「百團大戰」之後，日軍亦重視起在華北戰場上的8路軍，發起一波一波針對共產黨的「治安強化運動」。可沒想到這些攻勢，反而加快了共產黨掌握敵後抗戰主導權的速度。
姜興周老先生抗戰時生活在新4軍出沒的南通、海門一帶，雖然出身自共黨定義下的富農家庭，但卻為共軍打擊日軍的事蹟所感動。即便因為新4軍伏擊殺害小股日軍的關係，導致他沒有學校讀書，仍然基於民族情懷支持當時抗日的共產黨。（圖/作者提供）
農民民族主義
日軍的中共根據地的掃蕩，確實是可以用無所不用其極來形容。既然老百姓是「水」，游擊隊是「魚」，日軍掃蕩的目標理所當然是以庇護共軍的農民群眾為主。畢竟共軍往往在對日軍發動突襲後，就立即在農民幫助下化為耕種的老百姓。且在共軍根據地內，除8路軍與新4軍的正規軍外還有大量民兵存在。既然日軍面對的是一個軍民不分的戰場，他們打擊老百姓的手段也極為殘暴。
所謂「搶光、燒光、殺光」的「三光作戰」，就是日軍針對共軍根據地時常使用的手段。中國的農民5,000年來歷經過各式各樣戰亂，普遍抱著「天高皇帝遠」的心態，認為改朝換代只不過是換個新老闆來當家，只要不影響到自身的生活，並不在乎統治者是誰。可日軍軍民不分的屠殺行為，卻真的激起了農民大眾的民族主義。
至少對於家人死在「三光作戰」中的平民百姓而言，他們肯定認為加入共產黨是追求血債血還的唯一方式。如同真主黨、哈瑪斯、蓋達組織與伊斯蘭國等20世紀末、21事蹟初的恐怖份子一樣，日軍殺越多的平民百姓，就越是替共軍招募越多新血。共產黨做為這些極端組織的導師，知道要號召老百姓參加革命，首先就要讓老百姓認知到自己的利益與革命息息相關。
所以共產黨的抗日游擊戰，確實只是「小打小鬧」，給日軍造成的傷亡相當有限。不過這些「小打小鬧」的特色，就是一定會捲入老百姓，並徹底改變他們戰前的生活。來自江蘇省北部海門的姜興周老先生，就記得新4軍殺死了兩名日本兵之後，將他們「開膛剖肚」帶到自己就讀的學校展示。這是姜興周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被打死的「日本鬼子」，讓他印象十分深刻。
惱羞成怒的日軍，為了替兩名戰死的士兵報仇，居然以迫擊砲攻擊姜興周就讀的學校。事後他們也因此，失去了讀書的機會。然而姜興周表示，他們不會因此痛恨共產黨，相反的還認為自己與新4軍的利益已經綁在了一起，大家軍民不分，團結一心的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這是當時年幼的他，以及蘇北淪陷區多數老百姓心中最單純的想法。
共產黨在淪陷區掌握了民族主義話語權，吸引了大量國民黨游擊隊或者「偽軍」帶槍投靠，反而讓堅決反共的「頑軍」與「通敵」畫上了等號。在淪陷區，國共內戰的結果早就因為老百姓把共產黨視為「抗日」，國民黨視為「親日」的關係決定了勝負。其實與今天在台灣，民進黨被視為「愛台」，而國民黨被視為「賣台」的局面相當類似。（圖/作者提供）
累積推翻國府的能量
一個更有利於中共的局勢，是許多國民黨的游擊隊因活動空間遭到日軍與共軍的壓縮後，不是被消滅就是選擇投靠日軍或是共軍。投靠共軍的國民黨游擊隊可增加8路軍、新4軍的兵源與裝備。投靠日軍的國民黨游擊隊，雖然表面上給共軍形成更大的壓力，但卻反而使中共在敵後戰場民眾心目中的威望更加鞏固。因為國民黨的「通敵」，到了此刻已經從傳聞演變成了事實。尤其伴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蔣中正判定日本最終會為美國所擊敗，於是開始思考戰後與共產黨爭奪天下的問題。考量到共產黨在河北、山西、山東、河南以及蘇北地區發展壯大，若國民政府不採取措施加以壓制，國軍將無法於日本投降後重新建立淪陷區的「舊秩序」。利用即將戰敗的日軍，還有汪精衛政權來壓制共產黨，就成為了國民政府必須採用的手段。
因此包括孫良誠、吳化文、孫殿英以及龐炳勳等西北軍出身的將領，都在得到蔣中正默許的情況下被改編為和平建國軍，與日軍攜手合作掃蕩共產黨。有些國民黨部隊表面上仍屬重慶抗戰陣營，但也被默許接受汪精衛政權和平建國軍的番號，參與中日兩軍的聯合反共行動。比如在山東萊陽的暫編第12師師長趙保原將軍，同時還兼任和平建國軍剿共第7路軍的司令。
研究農民民族主義的美國學者詹隼（Chalmers Johnson）表示，大批國民黨軍隊被改編為「偽軍」，乃至於直接與日軍合作剿共的行為，都大幅削弱了國民政府在淪陷區子民心中的威望。尤其汪精衛政權自稱國民政府，並同樣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導致民眾難以區分和平建國軍與國民革命軍的差異，不知道他們「究竟姓的是蔣還是汪」。
可詹隼沒有注意到的是，抗戰時的中共同樣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與國父孫中山先生畫像，因此有問題的並不是這些象徵中華民國的旗號，而是南京與重慶「利用日本」反共的政策。此刻在淪陷區子民心中，階級革命已經與民族主義成功連結了起來，共產黨成為了唯一堅決把對日抗戰貫徹到底的力量。任何試圖反共的政權與軍隊，看在他們眼中都已經與「漢奸」、「通敵」畫上等號。
共產黨在河北與山東一路攻城掠地的同時，國民政府卻依賴美軍陸戰隊的力量來接受北平、天津、河北與山東的日軍投降。看到盟軍的力量回來，華北地區的百姓固然是開心，但國軍終究不是靠自己回到華北，自然令百姓沒有身為「戰勝國」的榮譽感。（美國國家檔案館）（圖/作者提供）
收復淪陷區的主力
可見中共在淪陷區勝利的原因，並不是在於中共否定象徵中國國民黨的旗幟與意識形態，而是中國共產黨設法把自己塑造的比中國國民黨還要更加的中國國民黨。等到太平洋戰爭進入尾聲，日軍開始收縮中國戰場上的防線，將兵力轉移到沿海地區迎接美軍登陸作戰的時候，8路軍與新4軍分別在華北與蘇北戰場上發起大規模反攻。
實際上，這些反攻針對的對象並不是真正的日軍。因為就如前面所講，日軍已經把兵力集中到大城市或沿海地區，以提防來自海上的美軍攻勢。無論是8路軍還是新4軍，都不具備與日軍正規部隊抗衡的能力，所以他們會迴避對大型城市或者沿海目標的攻擊。8路軍與新4軍真正進攻的對象，還是由蒙古軍、華北治安軍、和平建國軍以及地方守備隊、保安隊駐紮的淪陷區中小型城市。
即便是沒有接受汪精衛政權番號的國民黨游擊隊，在此一階段的戰爭中也往往被共產黨扣上「頑軍」的帽子後一起殲滅。共產黨在敵後戰場上發動的大規模攻勢，事實上也是與蘇聯紅軍在東北戰場上的行動相互配合，以盡可能的為共產主義陣營締造對日作戰的戰果。儘管他們大多數打的定非真正的日軍，但仍然是與日軍合作的「偽軍」與「頑軍」，仍深獲廣大農民群眾的支持。
當這些衣著破爛，武器落後的農民子弟兵，將「偽軍」與「頑軍」擊退，並高舉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進入中小型縣城的時候，他們很難不被當了八年「亡國奴」的淪陷區百姓視為民族英雄。而且抗戰勝利之初的共軍，又牢記毛澤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教誨，紀律普遍比國民黨的隊伍還要高，自然是更受老百姓歡迎。
所以在抗戰勝利之際，整個華北與沿海地區幾乎都落入了共產黨的勢力範圍。包括首都南京以及第一大城上海的郊外，都有新4軍在活動。若非得到日軍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的全力配合，還有汪政權上海保安司令周佛海的鼎力相助，或許國共內戰打不到1946年就以共產黨的全面勝利宣告結束。更重要的一點，則是蔣中正還得到了美國的援助。
中央軍嫡系部隊裝備精良，搭乘著美軍飛機返回上海接受，民眾看到祖國的軍隊固然開心，但與「靠自己」打回淪陷區的共產黨而言，仍缺少了民族主義的正當性。對於許多汪精衛政權的支持者而言，他們甚至認為國軍與自己沒有兩樣，只是背後的靠山一個是日本，另外一個是美國而已。尤其後面許多接收大員對淪陷區子民充滿歧視的表現，更讓南京、上海的老百姓難以將中央軍視為「自己人」看待。（美國國家檔案館）（圖/作者提供）
內戰結果早已注定
若非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將軍，緊急調派美國陸軍第14航空軍、海軍第7艦隊以及陸戰隊第3兩棲軍出馬，將中央軍嫡系部隊由西南與華中戰場緊急空運到南京、上海以及華北地區，或許國民政府在抗戰勝利時第一個該思考的問題就不是接收淪陷區，而是如何把共產黨的勢力阻擋於長江北岸。事實上在美軍不增援的情況下，恐怕就連長江以南的半壁江山都難以保存下來。
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與南海諸島的接收也完全不可能執行，國民政府唯一的選擇就是固守西南大後方。當然有更大的可能，是國民政府最終就連西南大後方都守不住，然後蔣中正就如同南斯拉夫反共游擊隊領袖米哈伊洛維奇（Draža Mihailović）一樣，為解放軍俘虜之後接受「人民公審」，在1946年或者1947年之間慘遭槍決。
今日兩岸很多國民黨信徒，認為美國在抗戰末期與勝利之後的政策害了國民政府。可從實際上戰爭結束時的情況來看，反而是魏德邁將軍的義舉延緩了大陸淪陷的時間。從在河北省與山東省的受降，都是由美軍陸戰隊第1師、第6師來負責的情況來看，很難想像國軍真的有能耐自己從西南大後方一路「靠自己」的慢慢走回華北。
如此漫長的補給線，即便是如新1軍這樣裝備精良的部隊，恐怕還沒走到山東就已經因陷入中共「人民戰爭」的陷阱而精疲力盡。這樣的內戰，根本還不用開始打就已經知道誰勝誰負。所以裝備精良的國軍部隊，搭乘著美軍飛機與船艦返回淪陷區，才能讓包括首都南京在內的民眾親眼目睹祖國軍隊的威嚴，並提升將士們的士氣。
然而相比起真的「靠自己」打回淪陷區的8路軍與新4軍，這些由美軍載運回沿海與華北的中央軍嫡系部隊，真的能讓老百姓產生自己是「戰勝國」子民的光榮嗎？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國軍確實在對日抗戰的正面戰場上有諸多可歌可泣的表現，尤其是1944年的滇緬戰場上，他們不只消滅了日軍兩個師團的兵力，而且還真的將日本侵略者趕出國界。
可華北與沿海淪陷區子民的感受，終究與滇緬戰場、兩湖戰場以及西南大後方人民的感受不同。他們大多並沒有親眼目睹國軍打敗日軍，也沒有見證到中國軍隊收復失土。即便是戰勝國吧，感覺國軍也是靠美國的協助才又重新回到了華北與沿海地區。那麼在性質上，重慶國民政府與汪精衛的南京政府只存在幕後支持者是美國或者日本的差異而已，在民族主義上來看都非「自己人」。
反而8路軍與新4軍，雖然消滅的日軍沒有國軍多，卻是在人民大眾的支持下收復了被「日偽軍」控制八年的失土。對於淪陷區的老百姓，尤其是中下階層的老百姓而言，誰是「自己人」並不是一個太難回答的問題。當然並不是所有淪陷區的子民都支持共產黨，因為不是所有淪陷區的老百姓都來自中下階層，很多人也是中共定位中的所謂「黑五類」。
自抗戰末期開始，尤其是抗戰勝利之後，共產黨又開始恢復戰前極端的「土地改革」政策，不分好惡的清算地主階級，導致很多人選擇逃離「解放區」，到日本佔領區投靠汪精衛政權，或者是接受國民政府的保護。如前面提到的姜興周老先生，就因為來自於「富農」家庭的關係，由原本新4軍的支持者轉而成為共產黨鬥爭的對象。
戰後國共內戰的本質，甚至於海峽兩岸分治的主因，其實都淵源自抗戰末期淪陷區內的階級鬥爭。國軍與共軍的戰爭還是次要，真正關鍵的還是共軍、「偽軍」還有「頑軍」三方的對立。究竟抗戰時的敵後游擊戰，對戰後兩岸政治帶來什麼影響？與今天兩岸的統獨之爭，又存在哪些為後人所忽略的關聯？未來筆者將繼續撰文，對這個問題繼續探討，請各位讀者敬啟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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