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今天，北韓軍隊越過邊境攻擊南韓，韓戰正式爆發，這場戰爭改變美國的東亞戰略，也奠定兩岸分治局面。圖為1973年美國第七艦隊司令史迪爾中將夫婦抵台訪問。（本報資料照片）
韓戰爆發
保住了中華民國
70年前的今天，1950年6月25日清晨，北韓步兵及裝甲車越過邊境攻擊南韓，韓戰正式爆發。這場戰爭改變了美國的東亞戰略，讓撤退到台灣不久的國府政權獲得喘息，也奠定兩岸長達70年的分治局面。
韓戰爆發前，中華國民政府處於風雨飄搖之際，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強調美國不介入中國內戰，不會給在台灣的政府提供軍事援助，外界都認為美國已放棄蔣中正政權。另一方面，美方也評估是否在國民黨內扶其他其領導人，或者鼓勵台灣獨立運動，乃至於把台灣交給聯合國託管等方案，使中華民國不致淪入中共手中。
美一度棄守 後派艦隊協防
韓戰爆發前，蔣中正處境只能說是「岌岌可危」。5月，舟山和海南島相繼陷落，美國駐台北總領事館發出公開信，敦促美僑民盡快撤離，島上流言四起。在如此危疑驚駭的環境中，6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評估，若台灣落入共產陣營手中，將衝擊太平洋地區整體安全；6月27日，杜魯門下令第七艦隊協防台灣。
第七艦隊巡防起初只是虛張聲勢，直到韓戰後期，台灣才逐漸從美國的負債變成資產，美國發現自己不需要付出太多代價，就能將蔣中正塑造成反共領袖，當時政策是不排除但也不鼓勵蔣反攻大陸，成為防堵共產世界的工具。
蔣中正則一直希望藉韓戰機會反攻大陸，但美國又擔心被台灣拖下水，台北與華府在1954年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限定台澎本島適用，金馬外島的軍事活動須經美國同意。
美國對蔣中正反攻大陸政策的反覆立場，反映了「台灣牌」在美對陸政策的消長。一直到今天，美國與兩岸間的互動關係，都未脫離這樣的架構。可以說，韓戰既解除了中華民國的危機，也確立了兩岸的分立格局。所謂的「兩岸現狀」，從韓戰後其實就已經存在並延續至今。
陸美角力 台灣夾縫中生存
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張淑雅所著的《韓戰救台灣？》書中，有段意味深長的話，「美國自始都未承諾保台，然而韓戰的結果確立東亞冷戰局面，使台灣在夾縫中生存，成為美國無須付出高昂軍事代價，又能牽制中國的一顆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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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戰救臺灣？
解讀美國對臺政策
作者： 張淑雅 追蹤作者 新功能介紹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11/10/06
語言：繁體中文
內容簡介
第一本解讀五○年代臺灣問題誕生的中文專書
時值中華民國建國百年，臺海兩岸各自以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成立舉行紀念與慶祝活動。但臺灣除了締造經濟奇蹟，中華民國的政權維繫迄今也許還是政治上的奇蹟。一九四九年底，美國中央情報局研判臺灣即將不保，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至多一年後就會「百年」，華府已經開始討論要安排蔣介石等國府高層流亡，也考慮過扶植當時的省主席陳誠或者臺獨人士另立政權。為何中華民國不僅存活了下來，甚至到如今還可以慶祝「建國百年」？
到目前為止，各界都認定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爆發的韓戰，加上中共的介入，讓美國出手「拯救」了臺灣。但韓戰真的救了臺灣嗎?事實上韓戰初起時，第七艦隊巡防臺海只是虛張聲勢，臺灣本身亦無防禦能力，一直到一九五二年十月，亦即韓戰爆發超過兩年後，美方才交付第一批飛機給臺灣。不完全同意「韓戰救臺灣」的論斷，本書意在闡明，美國並未因韓戰爆發或者中共介入，而「決意」拯救國府或保衛臺灣，也不僅是因冷戰意識型態，才導致與中共建交拖延了三十年。
韓戰後期，隨著內部局勢穩定，臺灣在美國決策者的心目中，才逐漸從負債變成資產，因為美國發現不需要付出太多代價，就能將蔣介石塑造成團結華人反共的領袖，以做為亞洲防堵共黨擴張的工具。雖然美國自始都未承諾保臺，臺灣也一直被認為戰略地位不高，然而韓戰改變了美國的東亞冷戰政策，也讓臺灣得以在夾縫中生存。臺灣可以模糊操作的法律地位，成為美國無須付出高昂軍事代價，但又能牽制中國的一顆棋子。
冷戰期間的臺灣不僅在國際政治上地處邊陲，其如何存活下來，在研究領域上也普遍不受重視。本書可說是第一本細膩解讀臺灣問題如何在五○年代誕生的中文專書，除了回顧這段歷史之外，對至今仍與兩岸問題關係重大的美國，也仔細解讀其對臺的思維與決策模式。
作者簡介
張淑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歷史學博士。專長學科為美國外交史，研究範圍主要為一九五○年代美國對臺灣的政策。
目錄
緣起
第一章前言
I. 冷戰、內戰與韓戰
II. 韓戰救臺灣的共識
III. 研究資料與各章大要
第二章：分離臺灣（一九四九年）
I. 政治經濟手段保臺
II. 獨立於中國的臺灣
III. 聯合國託管的可能性
IV. 矛盾思維與對立政策
V. 結語
第三章：袖手旁觀（一九五○年一月至六月二十四日）
I. 袖手旁觀
II. 一邊倒的展示
III. 風向轉變
IV. 結語
第四章：力求中立（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十五日）
I. 中立臺海
II. 難以執行的中立
III. 麥帥與杜魯門的對立
IV. 聯合國內的運作
V. 結語
第五章：有限戰爭（一九五○年夏至一九五一年春）
I. 揮軍北上
II. 錯失停戰良機
III. 及早談和可能
IV. 軍事報復的考量
V. 懲罰行動
VI. 結語
第六章：政策轉變（一九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一年五月）
I. 對臺政策重估的制約因素
II. 國府參戰問題與中立化政策的反省
III. 對臺政策觀念的突破
IV. 結語
第七章：改變態度（一九五一年五月至一九五二年三月）
I. 削弱中共的努力
II. 臺灣從負債變成資產
II. 影響軍援效率的因素
IV. 分離但不獨立的中國
V. 結語
第八章：政治資產（一九五二年三月至一九五三年一月）
I. 停戰談判的遷延
II. 牽制中共
III. 取消中立化的考量
IV. 沿海騷擾
V. 成為政治資產
VI. 結語
第九章 刻意模糊（一九五三年）
I. 放蔣與限蔣
II. 迴避承諾
III. 壓力楔子策略
IV. 刻意模糊的對臺政策
V. 結語
第十章 結論
I 美國對臺政策的變化
II 影響美國決策的因素
III 決策彈性和利弊
IV 韓戰救臺灣？
V 韓戰救臺灣！
卷末語
大事對照年表
譯名對照
注釋
序
緣起
兩岸分治已經超過六十年，在臺灣（包括澎湖金馬等外島，書中簡稱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或者說是在蔣介石領導下，由國民黨主政的政府，為了方便行文，書中簡稱國府）為何在各方判定最遲到一九五○年底左右就會「百年」的情況下，不僅存活了下來，甚至到如今還可以慶祝「建國百年」？到目前為止，國內外學術界都認定韓戰的爆發，加上中共的介入，讓美國出手「拯救」了臺灣，國府乃得以死裡逃生，之後持續發展出在島上紮根的軍事、經濟與政治力量。儘管如今「正式」邦交國有限，但臺灣在國際經濟以及其他層面上與各國的互動，甚至比國府遷臺之初，或之後的冷戰高峰期，更加積極、影響力也更大；而與國府「斷交」已超過三十年的美國，與臺灣的關係卻越來越有「官方」性質。如果說臺灣的存在，突破了近代以來全球熟悉的國家定義與國際互動的共識，創造了既非獨立，又非不獨立的「民主政治實體」的特例，進而修改了近代以來認定的「國家」概念，應該也不為過。這樣的特例，若非國府當年存活下來、臺灣未被中共接管，是不可能產生的。
由於對國府生存的原因已經有簡單的「共識」，因此各國研究者儘管對於當前美國的兩岸政策，以及兩岸之間的互動與未來等問題，有頗多的推究與評論，但是對於國府當年存活的原因，或者臺灣為何未被「赤化」∕「解放」，卻缺乏深切與全面探討的興趣。本書是由筆者的博士論文翻譯、改寫而來，之所以想要改寫二十多年前的舊作，是因為筆者認為美國因為韓戰而決定救臺灣（或國府）的論斷，未免過於簡單，趁建國百年之機，將舊作整理出版，希望能幫助臺灣人民更深入瞭解中華民國之所以存活至今的一個關鍵元素。此外，筆者也認為釐清華府在此期間對臺灣與國府的想法、評價或政策轉折，可以進一步瞭解美國的決策模式，對於美國介入兩岸互動以及今後發展的評估，應該有所幫助。筆者當初之所以投入美國對臺政策的研究，就是因為不理解為何臺灣人民一向認定的「忠實盟友」美國，會一夜之間決定「拋棄」朋友、承認「敵人」；完成論文後，確實解了自己的「惑」，卻一直未將成果完整出版。
近年來，兩岸問題成為臺灣政壇與媒體固定炒作的議題，但各方對於問題起源的來龍去脈，卻都是依其政治理念各執一詞，並未深入理解問題的起源與發展，甚至有扭曲史實以宣傳政治理念的現象。做為歷史研究者，筆者認為自己有幫助臺灣人民理解問題根源的社會責任。當然，一本小書不可能完全揭示臺灣∕國府之所以生存下來的緣由，或者為兩岸問題的起源甚或解決方式提供完整的資訊，但當年「號稱」拯救了臺灣的美國，至今仍是影響兩岸互動最大的國家，本書或許多少有助於理解美國決策的基本關懷與思維模式，也可以做為臺灣存活大拼圖解釋中的一小片。這一小片若能對兩岸分治異途發展過程的各個層面有較深切的說明，或許在思考臺灣（或者兩岸關係）的未來之際，可以幫助我們用理解而非指責的態度來思考問題。畢竟，認為應該不顧一切動用武力解決兩岸問題的人應是少數，多數人還是希望透過理解與協商，化解歧異，和平共存。
本書的主體改寫自筆者的博士論文，當年論文完成時，美方的決策檔案幾乎已全部開放（至於政策實際執行過程的檔案則還在陸續開放中），故較不會因為新檔案的開放，而需要大幅修改對美國決策過程思維的解讀。本書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添加了一章，將原先討論杜魯門時期的對臺政策，擴大成整個韓戰時期的政策分析，並重新書寫前言與結論，但各章內容改動的幅度並不大。其實在論文完成後，兩岸相關資料都有相當大幅度的開放，照理應該對三方在韓戰期間的互動做較「完整」的分析，以呈現歷史「真相」。歷史真相是否可能完整呈現是另外的議題，筆者之所以認為單獨探討美方決策的研究還有參考價值，是因為從研究經驗中清楚感受到：各方決策者都是透過自己的觀點來解讀局勢的變化以及他方的意圖與行動，以為因應決策的依據。亦即美方所認為並具以反應的中共與國府的意圖，其實只是從其觀點所做的解讀，不見得是兩岸「真正的」（或至少是呈現在可見文件中的）意圖。反映美方對局勢發展與中、臺等各方意圖的判讀，以及據此判讀擬定對策的資料，都在美方的檔案之中。再者，相較於兩岸的相關資料，美方檔案的保存與開放仍是最全面的。由於到目前為止，美國在國際間仍是與兩岸互動關係最密切的國家，依據這些資料來觀察過去美國政策規畫與決策者的思維，對於未來決策的參考還是有相當的價值。當然，兩岸與美國的三方互動是非常重要的議題，只是非本書的重點，特此說明。但筆者實深深希望關於三方互動的研究也能盡快出現，以幫助臺灣人民更深入瞭解自己的過去，以期更能智慧地展望自己的未來。
最後，有幾點需要說明。首先，書中美方人士與機構的譯名是以中央社的譯名為主，因為那是當時臺灣較通用的名稱，書後也附上譯名與英文原名對照表，以便讀者參考。其次，由於本書使用的是美國的檔案，因此書中舉出的時間，除了重大事件會因臺灣的習慣而修改，大抵都是用檔案上面記載的時間。較明顯的例子是北韓發動進攻為當地時間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凌晨，並於早上十一點廣播宣戰，此時華府為日光節約時間二十四日晚上九點，與亞洲日期差一日，書中用六月二十五日，是臺灣慣稱的韓戰爆發日期。第三，因為主要使用材料為美國檔案，討論的也是美國政策規畫與決策的想法，故書中所提的政府單位，如國防部、國務院、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政策規畫司等都是指美國單位；若是提及臺灣或其他國家的單位，會特別註明，例如國府國防部。最後，本書注釋較多，是因為除了文件出處外，筆者將非敘述主線的小論述或名詞概念說明，都以注釋方式處理，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參考。另外需要說明的是，在韓戰期間，國府和臺灣（地理名稱）在美國政策規畫者（主要指各部會負責分析局勢，並擬出建議政策與行動者）與決策者（高層官員，尤其指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等國家安全會議中，有關外交決策的主要官員）的心目中，是有區別的；他們想要阻止臺灣在韓戰期間落入中共手中，但並不打算援助蔣介石政府。直到杜魯門下臺前，兩者的概念才逐漸合一，亦即美國不再設想在臺灣建立一個非蔣領導的政府，而援助臺灣也就等於援助國府。
本書得以完成，該感謝的人極多，除了博士論文研究與寫作期間幫助我的美國師友與各圖書檔案館的相關工作人員，還要感謝協助翻譯論文主體的林添貴先生，特別是他大方同意筆者隨意修改譯文。另外也感謝幫忙閱讀書稿的好友曾麗娟，以及其他不斷鼓勵筆者的中研院同事們。而本書得以面世最大的功臣是催生與編輯本書的莊瑞琳小姐，如果沒有瑞琳的催促與信心，這本書只會繼續以博士論文的形式，埋藏在美國博士論文的資料庫中。本書初稿是筆者多年前的作品，如今看來當然有生澀不足之處，不揣淺陋出版，只希望多少能幫助臺灣人民理解一點自己的過去；若能進一步引起探索國府與臺灣生存根由的興趣，將感到十分欣慰。
卷末語
冷戰開始後，沒有人預料到結果會是長時間的和平。在狹義冷戰（美蘇對立）結束二十年後的今日，冷戰所造成的分裂國家問題，也竟然尚未完全解決—目前兩韓衝突可能一觸即發，臺灣海峽則被視為「危險的海峽」。不過兩韓、兩岸與國際間都沒有急著要解決分裂問題，不是不想解決，而是破壞現狀的代價太高。這與冷戰之前國際衝突往往以戰爭俐落地「解決」有所不同，但採用「模糊」政策，不求解決難解但非急迫的問題，顯然已成為處理國際衝突可以接受的模式，這應該算是韓戰的影響之一。而韓戰期間美國對臺政策，則是兩岸問題「不求立即解決」的根源。
雖然歷史無法逆轉，但可以想像如果美國堅持對臺灣袖手旁觀，兩岸問題應該早已「解決」了。韓戰提供美國介入的機會，華府的政策讓國府成為「代表中國」的政府，卻不許國府自由反攻大陸，以成為「真正」的中國政府。美國當時只打算暫時凍結臺灣問題，經過一九五○年代兩次臺海危機的衝擊後，長久維持「臺海現狀」的政策才逐漸確立，唯對臺灣的法律地位持續採取模糊立場，也未刻意要製造「兩個中國」。臺灣在華府決策者的心目中，成為「非中國」，但也非「非中國」的特殊地區。到二十世紀末，兩岸發展成「一中各自表述」的「特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而韓戰前後美國考慮過的臺灣獨立、交給中共或維持現狀的選擇，則仍舊是臺灣島上意見分歧的辯論議題。模糊的法律地位與兩岸關係，讓很多主張以某種方式來「解決」問題的理想主義者頗難接受，但多半的政策只怕都缺乏旁觀者所期望的決斷與清晰，決策者的選擇常是最高理想與現實考量之間的模糊。臺灣問題的發展與持續，最初絕非美中臺三方領導的理想選擇，但歷史發展很少是由單一力量或因素所掌控，而是各種因素互動的結果。
中華民國政府生存下來，但從通行的國際法概念來看，卻不擁有對臺灣的主權；臺灣未被赤化，卻在時勢的變遷下，國家認同逐漸分歧，造成如今的對立（或漠視）的狀態。無論對國府存活與臺灣未被中共統治的結果，是讚賞或批判，美國在韓戰期間的對臺政策，無疑是造成此結果的重要原因，而華府保留彈性的模糊政策，影響臺灣人民的命運超過一甲子，讓臺灣有機會經濟發展、政治民主，但卻對國家認同未有共識，造成小島內的分裂現象，也很難以簡單的是非對錯來評價。
筆者透過研究瞭解到，美國這個國府宣傳中的「忠誠盟友」，之所以可以斷然「拋棄」中華民國的原因，是因為其決策的主導力量絕非其「盟友」的「傳統友誼」或者利益，也不是冷戰語彙中所描述的反奴役、爭自由的「道德理想」，而是自身的利益計算與決策者的執著偏見。這樣的決策模式，雖然讓人覺得遺憾，卻完全可以理解，也不必苛責。另一方面，華府與國府領導人彼此厭惡，互不信任，華府在提供美援時，施予者頤指氣使的態度也常讓國府頗難忍受，但國府為了爭取最大的生存機會，並未對華府惡言相向或以牙還牙。最明顯的例子是對《白皮書》的回應。儘管蔣介石私下認為《白皮書》的發表，「對於我國內政治影響之惡劣，比之俄史侵害我國，制我死命之毒計為更惡」，但卻未公開反應此強烈的情緒；國府外交部的正式回應相當溫和，除了指出對某些問題的「意見與論據」有「嚴重異議」，將於「適當時期」再詳切聲明外，還稱許《白皮書》改變以往觀點，承認中共為真正馬克思主義信徒、蘇聯違反一九四五年《中蘇條約》等。為了爭取美援，蔣介石不得不「茹苦飲痛」，這樣務實的態度也確實為雙方未來的交往保留了空間。不僅如此，國府甚至還在臺灣內部大力宣傳美國領導自由世界反共、堅定支持國府，也以不卑不亢的態度，配合美國的要求，以增加自己生存的可能與達成理想的機會。因此，臺灣在冷戰期間接受美援的國家中，反美情緒可以算是最低的。這樣的結果，又給了我們什麼樣的歷史教訓？
相對於宏觀的歷史論述，筆者希望本書的微觀研究，多少可以填補擷取簡單論斷，卻創造了大迷思的缺憾，更希望書內的訊息，有助於增進臺灣人民對目前兩岸現狀根源的瞭解，減少因為分歧的歷史解釋而造成的衝突對立。如前南韓總統盧武鉉所說，「真正的和解，無論國內或國際，只有透過歷史事實才有可能。」和解只能透過對過去徹底的瞭解—臺灣內部如是，兩岸關係也如是。美國歷史學家巴森（Jacques Barzun）說：「我立意追求史家超然的立場與悲憫的心情，因此單是應付自身為主的觀念，就忙得不可開交了。因為正如蘭克所言，從神的眼裡看來，每個時代都站得住腳，因此在人眼中，至少也配得同情才是。」筆者也以為，歷史研究的目的，不在批判前人的作為，最好能增進瞭解，除了減少不必要的衝突與痛苦外，在堅持自己的理想之餘，也不妨包容他人的理想。對過去的深入瞭解與彼此的包容，臺灣人民才有攜手前進的可能。
張淑雅二○一一年九月十九日
內容連載
第一章 前言
兩岸問題到目前為止，除了因為與臺灣未來的發展息息相關，所以是島內持續發燒的政治議題之外，還牽涉到美國的全球策略與扮演的角色，甚至影響整個東亞地區局勢的穩定，因此也頗受國際間的關注。美國學者擔心臺灣日益升高的獨立意識，結合島內民粹主義的政治運作，可能導致中共無法容忍的獨立運動；甚至認為，對美國而言，臺灣海峽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區之一，因為對各方行動或意圖的錯誤解讀、評估、蓄意，或單純的意外，都可能導致中共與美國兩大核武強國之間的戰爭，因此稱臺灣海峽為「危險的海峽」。
兩岸的問題，源自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失敗後撤退到臺灣，聲稱仍為中國政府，並希望能早日反攻復國、收復失土。中國共產黨則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共），控制中國大陸，也自認為是代表中國的政府。本來應該會很快解決的內戰問題，卻因為美蘇間的冷戰，以及接著爆發的韓戰，讓美國不情願地再度介入中國內戰，因此讓當時所謂的「臺灣問題」延宕超過一甲子尚未「解決」，反而演變成被視為危險性更大的美、中、臺三方的「兩岸問題」。而韓戰期間美國對臺灣的政策，則被視為「臺灣問題」的起源。
I冷戰、內戰與韓戰
美國從「臺灣問題」尚未形成，其他國家也沒有強烈意識到或特別注意臺灣的存在之時，即已開始關心臺灣的未來。主要的原因是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與蘇聯「盟友」就開始為了戰後世界秩序的重建，以及戰後全球勢力範圍的劃分產生衝突，加上兩國在結盟前已存在的意識型態對立，在戰後逐漸發展出兩強競爭對峙、東西陣營壁壘分明的冷戰格局。二戰之後，國力唯一沒有在戰爭受創的美國，開始積極協助其他非共的歐洲國家重建經濟，鞏固「自由陣營」。至於其他地區，美國雖然無法投入如歐洲重建般的資源，還是多少有所介入，希望能削減各國左派的政治力量，以「圍堵」共產勢力的擴張。因此在冷戰發展過程中，美國逐漸成為西方陣營的領導者。而尚在非共政府領導下的中國，就是美國希望避免蘇聯擴張其影響力的地區之一。
在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對抗由來已久，兩者雖然為了對日抗戰表面上暫時組織統一戰線，實際上衝突並未中斷，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終於爆發為全面的內戰。國府在二戰期間加入以美、英、法、蘇為主的盟國，一起對抗以德、義、日等國為主的軸心國，因此與領導盟國的美國建立較密切的合作關係；其他同盟國家在戰時與戰後顯然都自顧不暇，與中國的互助關係較不密切。因此美國在二戰結束後，成為單獨積極介入中國內戰的國家。原本單純的中國內戰，因為牽扯上美蘇對立的冷戰而複雜化了。美國介入國共衝突的目的，是希望協助中國在戰後建立兩黨制的民主政府，以平衡蘇聯在東方的勢力。當時美國對國民黨印象不佳，卻認為中共雖然稱為共產黨，但黨的性質比較接近「農業改革者」，與蘇聯的共產黨理念不完全一致，故與國民黨組織聯合政府並不會擴展蘇聯或共產集團的勢力。因此杜魯門總統（Harry S. Truman）派了二戰時任美國陸軍參謀長的馬歇爾將軍（George C. Marshall）為特使，於一九四五年底到中國調停國共衝突；馬歇爾卻在一年多後宣布任務失敗，鎩羽而歸。
馬歇爾回美之後，國共內戰加劇，國府逐漸轉居劣勢。由於美國當時主要關懷地區為歐洲，其次是中東地區，加上資源有限，因此華府決策者們評估代價後，決定要從中國局勢中抽身，期望中共在接管中國之後，不會對蘇聯唯命是從，增長蘇聯對亞洲的控制力。在決定放棄干預中國大陸情勢的發展之際，臺灣（包括澎湖，韓戰之後還包括國府實際控制的所有領土，本書中簡稱臺灣）的未來卻引起華府決策者們的關注。華府關注臺灣的主因，是臺灣面積有限，介入的代價顯然比介入大陸要小得多，且臺灣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在冷戰中有一定的戰略價值；此外，臺灣之前被割讓給日本五十年，從國際法觀點來看，美國尚有可以介入的空間。
冷戰與國共內戰外，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間發生在朝鮮半島的韓戰，是冷戰中的第一場熱戰，除了造成冷戰全球化之外，對臺灣的命運有更直接的影響。正如歐洲在二戰後分為東西兩部分，二次大戰後韓國以北緯三十八度線分割為南北兩部分，由美國與蘇聯分別占領。一九四八年美蘇各自扶植成立了南北韓政府，雙方都希望可以統一朝鮮半島，因此沿著邊界的衝突逐漸加劇。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北韓在蘇聯與中共的支持下，跨過三十八度線攻擊南韓。聯合國安理會立即通過決議譴責北韓侵略，並組織聯合國部隊支援南韓，由盟軍駐東京統帥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負責指揮；美國政府亦下令其駐遠東海空軍全力支援南韓應戰。
北韓最先勢如破竹，聯軍至九月中在仁川登陸成功才扭轉戰局，聯合國決議授權麥帥揮軍越過三十八度線，統一韓國。中共擔心聯軍若占領北韓，美國可能藉勢侵入東北，甚至幫助蔣介石重返大陸，故決定派兵介入。從十月十九日開始到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中共總共發動了五次戰役，在第三次戰役中即將聯軍逼到三十八度線以南，讓聯軍一度考慮是否該放棄朝鮮半島。聯合國數次提議停火，均遭中共拒絕，乃於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通過決議，譴責中共為侵略者，接著又於五月間決議對中共實施全面禁運。一九五一年春聯軍反擊奏效，至三月底又重回三十八度線，雙方自此展開拉鋸戰，也開始都有停戰意願。停戰談判於當年七月十日開始舉行，但拉鋸式衝突卻未停止，談判也因戰俘遣返問題無法解決而一再擱淺，延宕兩年後才於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簽訂停火協定，仍以北緯三十八度線將朝鮮半島分為南、北兩韓，持續對立。
韓戰爆發之前，美國本來已經決定要「完全」從中國內戰脫身，宣稱不會介入臺灣防衛。但韓戰爆發後，美國擔心中共藉機攻打並占領臺灣，讓共黨勢力擴大，將會鼓勵侵略；也不願意國府趁機攻擊大陸，擴大衝突，故宣布以第七艦隊中立臺灣海峽。中共介入韓戰之後，美國更難以從臺灣脫身。因此，冷戰、中國內戰與韓戰，是美國在考慮與決定如何處理「臺灣問題」必須要考慮的環境因素，也是本書討論內容的背景。
II 韓戰救臺灣的共識
美國雖然在國共內戰末期，有意設法讓臺灣免於赤化，但情形卻不樂觀。中共建制後，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馬上評估中國境內所有反共勢力的前景，認為在國府領導下的臺灣頂多可以再存活三年；但若中共決定同時征討四方，應該可以在一九五○年底將殘存的反共勢力完全掃除。結論認為：除非中共默許，否則中國的任何非共勢力都無法存活過一九五○年底。兩個月後，國務院為了反制國會與輿論強烈的保臺呼籲，同時減少臺灣陷共時對美國聲望與全球反共士氣的傷害，故下令其駐外人員向各駐在國宣傳，強調臺灣在政治、地理與戰略上均屬於中國，也是中國的責任，並無特殊重要之處，其陷落不會傷害美國或反共陣線的利益。中情局在次年二、四月間再度評估臺灣存活期限，兩次都同樣認定國府無論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有能力因應內外夾擊，中共到一九五○年底就可以攫取臺灣，也一定會採取行動，因此認定臺灣還是「非常有可能」在一九五○年底之前陷落。換句話說，在韓戰爆發前，依據美方的「診斷」，國府應該是「活不過」該年年底，沒想到國府竟然會長命「百歲」—華府「群醫」的「鐵口直斷」為何會失靈？
西方以及兩岸的學者，大抵都認為杜魯門總統在韓戰爆發之後，立即派遣第七艦隊「中立」臺灣海峽的行動「拯救」了臺灣，讓其免於淪入共黨手中；此後美國即成為臺灣的「保護者」，這就是臺灣與國府之所以存活至今的原因。這點是到目前為止，所有美國對華（包括中共與國府）政策研究者的共識。而在冷戰期間，兩岸早就透過政治宣傳，讓人民都認為「韓戰讓美國決定拯救臺灣」是歷史事實。為了增進人民的士氣與信心以穩定臺灣局勢，國府在冷戰期間的宣傳不斷強調「中美傳統友誼」，並一再申明「美國盟友將協助中國人民對抗共產主義」。相反的，中共則攻擊美國中立臺海以及日後承諾保臺、阻止「解放臺灣」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中共很技巧地運用民族主義情緒，以激勵人民對「美帝」同仇敵慨，鞏固其統治。對美國人而言，對臺政策雖然一開始被讚美為「正義的行動」，後來卻被許多學者嚴厲批評，指責這是杜魯門政府在「冷戰意識型態」之下所採取的不智之策，不必要地讓亞洲冷戰固定化，推遲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正常化。無論是讚賞或批判，在中美臺三方的政治氣氛下，杜魯門對臺政策的解釋成了一個簡化的歷史定論，從此這個議題似乎可以無庸再議。但事實是否真的這麼簡單？
一九四○年代末到一九五○年代間，中國大陸赤化的問題在美國國內激起強烈的政治辯論，甚至導致「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恐共風潮，造成美國史上第二次的「紅色恐怖」。從此之後，美國二次大戰後的對華政策就一直是國際關係與外交史研究的重要議題。或許是因為冷戰黑白涇渭分明的特質，讓相關議題的研究，都充滿了政治立場鮮明的批判與指責。對冷戰的研究，一開始是追尋誰是冷戰的禍首？對於美國對華政策的研究也類似，在一九五○年代的冷戰高峰期，配合美國國內的反共風潮，史家們討論的焦點在誰該為「失去中國」負責？冷戰高峰過後，尤其是經過一九六○年代越戰與反戰的內部衝突，史家們的焦點轉為檢討：為何華府未能與其所厭惡的國府中斷關係？為何美國未能及早與中共建立正常外交關係？亦即：誰該為「失去（與中共早日建交）的機會」負責？
很多美國歷史學家認為沒有放棄國府，最主要的原因是「冷戰策略考量」。為了圍堵蘇聯擴張，臺灣雖然並非「極端」重要，卻也不能輕易拱手讓給中共；何況讓臺灣赤化將傷害美國在亞洲的威望與信用，亦即對「面子」的關懷，讓杜魯門政府不得不對臺灣問題採取預防性措施，因此無法與國府斷絕關係。雖然有學者注意到，美國對臺政策是冷戰意識與實際考量交錯的複雜考量，但主要的關懷是圍堵共黨，而非臺灣的福祉或未來。韓戰爆發後，儘管杜魯門與國務卿艾奇遜（Dean G. Acheson）極力抗拒，但呼籲保臺的聲音逐漸占上風，「反共理念勝過務實的政策」。
除了冷戰考量之外，也有很多學者以國際關係學者艾里森（Graham Allison）所發展出來的「官僚體制」決策模型，來解釋華府的中國政策。他們描述華府內部各單位，尤其是軍方與國務院，還有行政部門與國會間有關中國政策的激烈爭辯；對國府有限援助是激辯過後，各方都勉強還可以接受的結果。有些學者認為美國國內政治是影響對華政策的主因，亦即麥卡錫主義造成的恐共風潮，還有國會的「中國幫」與「院外援華集團」掀起的政策辯論，讓華府很難拋棄國府而與中共打交道；但也有學者不認為國會、輿論或任何遊說團體影響了華府的中國政策。一九五○年代反共高潮過後，美國學者開始指責中立臺灣海峽的不智，認為此舉製造了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絆腳石。只有部分史家同意孔華潤（Warren I. Cohen）的說法，即以國務卿艾奇遜為代表的杜魯門政府，在韓戰爆發後仍試圖與中共打交道；絕大多數美國學者同意在中共介入韓戰後，美國對華政策即完全失去彈性，決意與中共為敵，並全力支持在臺灣的國府。
有關為何未及早承認中共的問題，學者們大抵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美國已經決定盡快予以承認。尤其是艾奇遜立場堅定，完全不理屬下的忠告、國防部與國會親國府議員的壓力，以及中國遊說團的行動，甚至到韓戰爆發之後，還一直保持與中共打交道的希望。多數史學家也同意中共的行動，尤其是虐待當時在大陸上的美國人，是華府推延承認的主因；而國內政治的考量也多少讓杜魯門政府不急著承認中共。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同意，到韓戰爆發之後，承認中共只能無限期擱置了。
至於對中共的看法，在冷戰高峰期過後，一向偏自由主義的美國學者們，多半認為中共並非盲目的共產主義信徒，其政策都經過仔細盤算以增進中國國家利益，故對美國與蘇聯的行動都是很實際地回應，向蘇聯傾斜的程度也完全看美國的表現；只是毛澤東對美國的瞭解不夠深入，因此美國表現的敵意不免將中共更加推向蘇聯那一邊。也有學者認為中共與蘇聯意識型態的連結，強過與美國交往所能獲取的政治經濟利益；共產意識型態本來就反對與任何帝國主義國家打交道，更何況北京決策者也一樣承受不能向對方妥協的制約力。另外，也有學者指出蘇聯的壓力是中共與美國交往最大的障礙，儘管毛澤東與周恩來都嘗試想掙脫蘇聯的掌控。對這些學者而言，美國並未錯失及早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時機，因為雙方當時都沒有冒險交往的條件。簡言之，無論是褒是貶，學者們似乎已對中共建國初期的美國對華政策達到相當的共識：韓戰讓美國無法放棄國府，與中共也沒有交往的條件。
雖然有關一九五○年代美國對華政策的研究為數不少，但專門討論美國對臺政策的作品卻非常稀少。主要原因應該是臺灣當時風雨飄搖，即使勉強維持住「中國」政府的地位，但既無經濟實力，也無軍事力量，純是因反共立場而被歸於西方陣營，但在國際政治上完全沒有影響力，連生存（包括在聯合國的席位）都得完全依賴美國的支持。這樣的看法已成定論，因此與臺灣直接相關的議題，大約只有兩次臺海危機較受關注，但學者們討論的焦點還是美國與中共在危機中的互動。一九九○年代之前，臺灣多半只是在對中共政策的研究中被附帶提及，研究者多批判美國支持國府的不智。到尼克森Richard M. Nixon）政府展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進程之後，幾乎所有研究美國對華政策的學者，都忙著解釋為何這個步驟會拖了二十年才開始，很少有人注意華府對已經「失寵」的臺灣，或者「失敗」的國府到底是怎麼想的；只有很少數研究淺淺觸及華府政策規畫者們在韓戰之前對臺灣的設計。
到一九九○年代，才有美國史家將研究聚焦到美國對臺政策。主要的原因是一九八九年中共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的血腥鎮壓，讓一向呼籲美國早該拋棄國府、承認中共的學者們大失所望，才突然意識到還有「另外一個中國」的存在，因此回過頭去略微詳細地探討這個「島嶼中國」持續存在的原因。但是這些以美國檔案為基礎的研究，對於國府存活的原因，與之前附帶在對中共政策研究內的成果差異不大。他們一致認為，從韓戰爆發到中共參戰是臺灣生死存亡的關鍵，杜魯門宣布中立化政策等於「拯救」了臺灣，讓國府得以「安全地躲在美國軍事力量的盾牌後面」；中共的參戰則確定了華府與北京的敵對立場，也加強了美國保臺的決心，讓軍經援助源源而來。孔華潤即指出中美既然成為敵人，美國要承認中共或從臺灣脫身都不可能，因此「蔣的運勢暴漲」。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也認為「韓戰爆發使蔣介石政府奇蹟般地得救而免於滅亡」，中共介入韓戰增長了國府在聯合國的地位，而停戰談判的戰俘遣返之爭則「助長了臺美關係」。馮德威（David Michael Finkelstein）則說：韓戰將國府從中共進攻中「拯救出來」，讓國府至少可以再「苟延殘喘」一陣子。
同樣的，這些研究也多半批評美國對臺政策的不智。一是臺灣成為韓戰停戰的大障礙：先是美國不願將臺灣歸屬或中共入聯納入停戰談判，導致中共拒談；接著美國允許國府騷擾大陸，結果只是加強美國與中共的敵意，並且讓美英關係惡化；國府願意接受戰俘多少也拖延了韓戰的解決；而一九五三年六月中蔣支持李承晚縱放戰俘、杯葛即將完成的停戰協議，也是因為韓戰對國府有利，所以蔣希望不要停戰。其次，韓戰讓蔣介石，無論多麼獨裁，都變成「自由的象徵」，美國還幫國府壓迫臺灣人；「國府利用﹃反共﹄做護身符」，因此韓戰讓亞洲國家學到：只要宣稱自己受共黨威脅，即可得到援助解決自己的困難，「蔣政權在玩弄此一手腕比任何政府都精明」。更不用提韓戰導致美中衝突達三十年，這是對美國利益最嚴重的損害。不過在一片批評聲中，還是有學者認為美國與臺灣結盟，對分裂中共和蘇聯，以及在亞洲圍堵共黨擴張的戰略都有重要的貢獻，故對美國是利多於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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