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老虎、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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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五、六十年代間在國軍服務過的人或許都聽說過「明德小組」這個單位的存在，有些人還親身經歷過德籍顧問所指導的演習或訓練，聽過「孟教授」，「考教授」的演講。隨著時光的移轉，台灣已從一個封閉的社會發展為開放的社會，國軍這個當年又窮、又未見過世面的「醜小鴨」，也變成了裝備現代化，顧盼自雄的一支勁旅。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明德小組」的德籍顧問和華籍連絡官們都曾有過積極的參與，他們所作的部份建議，在今天都還未曾過時。從頭到尾擔任「明德專案」連絡人的蔣緯國將軍對這件工作投入了極大的心血。他逝世的前一年，還曾在病褟中對老助理章思泉將軍流淚嘆息地說：「明德小組這段歷史終將埋沒！」

透過坊間不同版本的傳記，我們可以認識到蔣將軍多采多姿的一生。但他曾擔任「明德專案連絡人」的故事，知道的人就寥寥可數了。

「明德專案連絡人室」簡稱「明德小組」，是一個沒有固定編制、預算、營舍的「影子單位」。這個工作組成立於民國五十二年七月二日，於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卅一日解散，共歷時十二年半。唯一的「法源」是先總統 蔣公的一紙手令。當時，台灣已經有兩個外國的軍事顧問組織，一個是規模龐大的「美國軍援顧問團」(USMAAG)，一個是以「實踐學社」為代名的日本軍事顧問組。據蔣緯國將軍晚年透露：當時先總統 蔣公有鑑於中、美兩國國力懸殊，美軍以優勢物質條件為依恃的作戰思想完全不適用於我國；而以富田直亮(化名白鴻亮)為首的日本顧問雖然竭盡心智地在石牌從事國軍軍官的指參教育，但他們的所學，畢竟都已過時，跟不上日新月異的時代。再加上抗戰初期以前的十一年間(民國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德國軍事顧問團對國軍建軍備戰有過決定性的貢獻；而德軍又一向講求以寡擊眾，節約物資，正是國軍建軍應採取的方向， 因此蔣公乃又興招聘德國軍事顧問的意念。

民國五十年代初期，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集團冷戰方殷，且隨時會有爆發熱戰的危機。在我國的外交形勢上，由於西方還以中共為「假想敵」，美國又基於全球戰略的考量，積極支持台灣，加上我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居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大多數非共國家都和我維持著良好的邦交。在主要西方國家中，最先承認中共的是英國，其次是法國，但在海峽兩岸都主張「漢賊不兩立」的前提下，這兩個國家都是「捨我就他」的例子。德國的情況就有些特殊。一直到1972(民國六十一年)與中共建交前，她是與北京、台北都沒有邦交的少數國家之一。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挾戰勝國和「五強」之一的聲威，還曾在柏林駐有一個以桂永清將軍為團長的「軍事代表團」。但在1949年，西德成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恢復了主權國家的地位時，國民政府卻正處於內戰形勢逆轉，河山即將變色的局面。因此，政府雖在西德政府一成立，就有承認新政權的意願，但在國內外形勢一片混亂，駐外官員也人心惶惶的環境下，這件事竟然被擱置了起來。等到政府遷台，一切大致就緒以後，再向西德政府要求相互承認，對方已失去了興趣。

儘管與國、共雙方都沒有邦交關係，但由於西德當年在國際政治上，凡事以美國馬首是瞻，政治領導高層又多持保守、反共的立場，因此在對台態度上還算友善。

當年的台灣經濟尚未起飛，雙方人民間交往的情況也不甚密切，因此德國在台並未設立官方的代表機構，僅透過一個以教授外國人德文為目的的「歌德學院」(Goethe Institut)在台北設立了一個主管文、經、學術交流，並兼辦簽證接件業務(對台核發簽證權責在西德駐港總領事館)的「德國文化中心」，中方也成立了一個「中、德文經協會」的民間社團。此外，基於地緣、技術互補的考量，我國與西德也有某種程度的情報合作。

先總統 蔣公的心願，就是透過後一個管道，對西德方面提出的。民國五十年春，西德聯邦情報局局長派代表來台訪問。在晉謁 蔣公時， 蔣公表達了向該國聘請優秀將校來華擔任軍事顧問的意思，並請該局代為尋覓人選。次(五十一)年秋季，蔣緯國將軍奉父命走訪德國，除重申前意，並對首席顧問的人選提出了「四條件說」：

(一)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及戰後「十萬陸軍」建軍工作；
(二)曾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三)曾參加西德聯邦防衛軍的建軍工作；
(四)曾任軍、師級以上指揮官，一般參謀官及有教育經驗者。

以上的「四條件」看似簡單，但卻夠嚴苛。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在1914 - 1918，即使是末期參軍的軍官，年齡也已在六十二歲以上。其次，聯邦防衛軍成立於1956年，曾參加過一、二次大戰，而又參與過西德聯防軍建軍工作的，只有極少數沒有納粹色彩，所謂「成份良好」的高級將領。在這少數又少數的候選人中，又能指揮大軍作戰，又具備豐富幕僚經驗，還從事過教職的，確實如鳳毛麟角。

後來德方還提出了第五項條件：須為聯邦防衛軍退伍人員，以減少政治上的敏感度，以及反對黨的阻撓。其實，這條件是多餘的。根據上段分析，合乎 蔣公「四條件」的人，必然已跨過了德軍將領六十二歲屆齡退役的門檻。

聯情局的首任局長是蓋倫少將(Reinhard Gehlen)，他在二次大戰期間就負責德軍在東線的情報工作(Fremde Heere Ost)，戰後在美佔領軍政府默許下，建立並主持了西德的第一個情報單位「蓋倫組織」(Die Organisation Gehlen，1956年改組為聯情局)，算得上是位傳奇性的人物。在為我國尋找人選時，他最早屬意的是知名度很高的溫克上將(Gen. der Pz.Trp. Walther Wenck，1900-1982)。溫克於一次大戰時從軍，出身騎兵科，在十萬人陸軍的期間轉入了新成立的裝甲兵。希特勒發動二次大戰後，他從古德林上將的少校作戰幕僚，在六年內累晉至上將，歷任軍、集團軍及陸軍總部參謀長，第十二軍團司令。這個「溫克軍團」(Armee Wenck)是希特勒在1945年春，俄軍已逼近柏林時下令成立的，雖係希魔最後的希望所寄，但基本上是七零八落的雜編單位，當然已是「無力回天」。戰後溫氏即已息影田園。溫克年輕時擔任過塞克特大將(Generaloberst Hans von Seeckt，民國二十三年四月至二十四年三月間任蔣委員長總顧問)的副官，故對華態度友好。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後，溫氏以身體狀況欠佳及家庭理由婉謝了蓋倫的好意，並推薦了他的老戰友，剛從聯邦防衛軍退役的孟澤爾少將(Oskar Munzel)自代。

出生於十九世紀末的孟澤爾將軍是年六十四歲，退役前的職務是主管戰鬥部隊教育、訓練及準則研究發展的陸軍軍隊署署長(General des Truppenamtes)。他的一生也頗富傳奇色彩：計曾服役於普魯士皇軍(Die kaiserliche preussische Armee)、一次大戰戰敗後的「十萬人陸軍」(Die Reichswehr)、希特勒執政後大幅擴充的國防軍(Die Wehrmacht)和聯邦德國的聯邦防衛軍(Die Bundeswehr)。他參加過兩次世界大戰，從基層的排、連長累升為裝甲軍軍長。從古德林上將(Gen. Heinz Guderian)建立裝甲兵起，孟氏就一直積極參與這個新兵種的戰術與編裝發展，並曾兩度出任裝甲兵學校校長。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埃及的法魯克國王(King Faruk)為整軍經武，曾聘請了一批德國軍官擔任顧問，首任團長就是孟澤爾。這位老將軍不僅是一位傑出的將材、軍事教育家，也能「下馬草露布」，退役後即被延請為知名軍事雜誌「戰鬥部隊」(Die Kampftruppe)的總編輯，撰寫過許多影響深遠的論文，以及三本有關德國裝甲兵的戰史書籍。

根據孟氏的回憶，溫克上將在1963(民國五十二)年春突來造訪孟氏，告以：「中華民國的蔣總統委托我代為尋覓軍事顧問一名，條件是曾參加兩次大戰，參與十萬人陸軍擴軍工作，有大軍作戰指揮經驗，並曾擔任幕僚與教職者。我意推薦你，不悉意下如何？」孟氏因自少年起，即嚮往東方文化，且對先總統 蔣公十分景仰，故立表欣然同意。不久後，西德方面即致函我方推薦孟氏。經我國台糖公司駐歐代表嚴敦炯博士與孟氏晤談後，聘請他來華擔任總統軍事顧問一事即已底定。同年七月二日， 蔣公手令成立「明德專案連絡人室」，以時任陸軍指揮參謀大學校長蔣緯國中將為連絡人，積極籌備孟氏初次來台事宜。這就是明德專案的起源，也是孟氏在華前後長達十一年工作的濫觴。

明德專案連絡人的職掌是：
(一)負責國防部，各軍種總部對顧問各項工作指示的連絡與協調。
(二)顧問的遴選與工作合同的簽訂。
(三)督導德籍顧問與中方連絡軍官的工作。
(四)督導明德專案連絡人室與各接受訓練單位間的連絡與協調工作。
(五)負責我方與西德有關單位間的協調與連繫。
(六)督導本室全般業務與行政支援事宜。

開始時，「明德專案連絡人室」是寄生在陸軍指揮參謀大學校長室的。除了蔣緯國將軍自兼的連絡人外，就只有一位連絡官，一位侍從官和司機、雜役了。獨一無二的連絡官是出身燕京大學，抗戰前曾留德習工兵，民國二十年代就參與過德國軍事顧問團工作，來台後創辦海軍陸戰隊學校，當過校長、副司令，德、英文與兵學造詣俱堪稱一流的備役海軍陸戰隊少將王洽南。侍從官是軍校二十六期砲科畢業的貝鵬上尉。工作地址則設在陽明山的第一賓館。在連打字員都沒有的條件下，「明德小組」就因陋就簡地開鑼了。

明德專案前後共計十二年半，經歷了孟澤爾(Oskar Munzel) ，若爾丹(Paul Jordan)和考夫曼(Kurt Kauffmann)三位首席顧問，規模也從一顧問，一助理，發展到包括陸院和航空、步、砲、裝、防空、山地等兵科的七名顧問。但專案的連絡人，卻一直是蔣緯國將軍。他在這不算短的時間中，只調整過一次職務(從陸軍參謀大學校長到三軍大學副校長兼戰爭學院院長) ，軍階也始終停留在中將。

由於是兼職，蔣將軍在明德小組並沒有辦公室，平時擔任顧問與外間聯繫工作的，早期是侍從官，在組織擴大後，就是「連絡人助理」，先後為張昭然、章思泉、練覺先三氏。但凡重要行程，如晉謁 元首，拜會，大型演習和座談會、檢討會等，蔣將軍一定親自參加。每週，他會到小組來和顧問與連絡官們共進一、兩次工作午餐，藉以瞭解狀況，並與大家溝通。雖然，離他在德軍受訓已過去了卅多年，但他的德語卻絲毫沒有荒廢，與顧問們對談時，從未經人傳譯。

三位首席顧問中，與蔣將軍交情最深摯的是孟澤爾。孟氏較將軍年長十七歲，曾身經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並參與德軍裝甲兵兩度的建軍工作，是位文武兼備，術德兼修，具「古騎士風」的老將。將軍對他，是發自至誠地執弟子與晚輩之禮。民國七十八年(1989)三月十三日，孟老歡渡九秩壽誕，緯國將軍伉儷還曾萬里跋涉，專程前往德國波昂拜壽。若爾丹來台工作的次數雖不多，但因後來擔任「德中協會」理事長，與身兼「中德文經協會」理事長的蔣將軍也有一定程度的互動。考夫曼和他的「團員」們與將軍年齡相若，在德軍受養成教育的時間和背景也類同，因此，他們間是有「共同語言」的。

一般來說，蔣將軍對德國顧問們都相當客氣和禮遇，但必要時，也十分堅守原則。例如民國六十一年的明德案期間，接受訓練的裝甲部隊對顧問就頗有微詞。而孟澤爾將軍在參觀「裝步戰鬥隊村落攻擊」作演習講評時，也毫不留情面地指出了許多該顧問在戰術、戰鬥上不該犯的錯誤。次年，考夫曼將軍接任明德小組首席顧問時，原本向國軍推薦同一人繼續擔任裝甲兵與反裝甲的顧問，但被蔣緯國將軍回絕(蔣將軍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四日及十二月十二日致考夫曼函。後一封信中有以下字句：「．．．除x氏外，我們對您費心挑選的明德小組工作同仁均十分同意。根據與x氏共事的部隊報告顯示，他在戰術教育及教學方法上都乏善可陳。．．．」)。

另一位明德小組的靈魂人物，是被蔣將軍稱為「王大哥」的王洽南將軍。王老年齡比將軍長，留德的資格也老。蔣將軍在西北當連長時，王老就已在中央軍校七分校當上校工兵科長了。從小在青島唸德國學校，燕京大學畢業後投筆從戎的王將軍是從海軍陸戰隊司令任內退役後，再被明德小組禮聘為首席連絡官的。孟澤爾九次在台工作，跟王老都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兩人間的默契也好得無以復加。但像王老這樣的人，絕對是有脾氣的。譬如他的愛真理，就到了絕不妥協的地步。許多明德小組的連絡官都曾在擔任口譯時，被他毫不顧情面地當眾糾正，而變得臉紅脖子粗。即使對大家暱稱為「老板」的蔣將軍，王老也「擇善固執」地不稍相讓。有人就看過蔣將軍氣得背地裏跳著腳罵:「王老頭!」但
一會兒當著面，卻又是心悅誠服地:「王大哥!」

明德案的副產品是「培德案」。從民國五十三年到六十二年間，陸軍共派赴西德留學九批學員，計二十七人次，二十五人(因張昭然，劉能寬係兩度留德)。這些軍官，受訓時最高階者是中校，最低階的是中尉;日後軍職最高發展計上將三人(陳廷寵，殷宗文，李楨林) ，中將九人(其中周世斌，施震宙曾任退輔會正、副主委)，少將五人，上校七人，上尉一人(鄭元愷於德國車禍罹難)；晉升將官比例高達68%。當年這些軍官的考選過程是相當嚴格的，在出國前就受蔣將軍知遇者,也只有施震宙、鄧祖謀等少數幾位裝甲兵科的學長們。而他們這幾位的學養、才幹和品格，也確是最佳的一時之選。

培德案的軍官在學成歸國後，雖都被派至部隊、學校或高司服務，但大多數也都曾被徵召到「臨時編組」的明德小組來當過連絡官。這份每年四個月的差使，雖然能給個人帶來每月八百元的連絡官加給和若干論字計酬的翻譯稿費，但其實是辛苦萬狀的。除了少數例外，連絡官和顧問都是一比一的搭配，從筆譯、口譯、會談記錄全是一腳獨踢，還外帶要陪顧問出席那無休無止的酬酢，假日兼作導遊，以及陪顧問夫人逛街購物等，更是不一而足。但從老到小，這群連絡官們都是任勞任怨、宿興夜寐地的做去。許多人現在還記得:夜裏兩、三點起夜，還看見首席連絡官(先後有王洽南、施震宙、鄧祖謀、周世斌等先進)在房中挑燈夜戰趕譯作，而第二天一早六、七點，老人家又精神抖擻地陪同顧問出門了。

回想起來，大夥兒當初有這份奮不顧身的幹勁，除了受使命感、榮譽心的驅策外，連絡人蔣將軍和顧問們對我們的器重和肯定，也是關鍵性的原動力。在小組裏，偶爾會「吃包子」(即吃排頭之意)的是主司行政、聯繫與後勤的「連絡人助理」，對我們這些連絡官，蔣將軍是只有鼓勵，絕無責難的。我們當然也犯過錯，但都是主動發現，主動改正；而年長、資深者也會不保留地對新進者施以教導。在蔣將軍的感召下，小組裏始終保持著很友好的氣氛。公事上雖然有階級、長屬之分，但平時都能彼此平等相待，確確實實地履現了「親愛精誠」校訓的真諦。明德案雖已結束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但這份友愛，卻在當初的成員中流傳了下來:蔣將軍在世時，在台的留德同學們每年都會舉辦壽宴，從無間斷;同學們私下的聚會，更是頻繁，以致連眷屬們都結成了好友。而最後三年在台工作的「考(夫曼)團」顧問們，從明德案結束起，就每年聚會一次．二十五年來，雖人物日漸凋零，卻從無中斷。民國八十三年初夏，周世斌學長時任退輔會主委，曾邀請尚在世的全體顧問夫婦、遺孀及旅居德、奧的趙育午學長與我夫婦赴台訪問一週。全體抵台之後，曾拜訪了病中住院的蔣將軍，到五指山國軍公墓向故王洽南將軍致敬。最後的高潮是時任國安局局長殷宗文學長作東，在晶華飯店宴請連絡人伉儷。當晚，明德小組中、德同仁及眷屬席開三大桌，融融一堂，蔣將軍還興致勃勃地致了詞，一直呆到終席。

今逢蔣將軍去世三週年，僅以此文紀念，並為歷史填上一小塊空白。至於明德專案的起源、過程、與成敗檢討，則已收錄於拙編《明德專案：德國軍事顧問在台工作史實(一九六三～七五)》一書中，諸軍中當道與後進若感興趣，或可將之視為蔣緯國將軍給您們留下的一小筆遺產。

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一日凌晨三時完稿於維也納
刊載於《傳記文學》民國八十九年九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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