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ody Saturday：1937年8月28日，被炸毀的上海南火車站，一名嬰兒坐在地上哭泣，這是後來極為出名的一張紀實攝影，拍攝者為美籍華裔的攝影記者王小亭（H. S. Wong）。 圖／美聯社
歷史為誰而寫？
《戰火中國1937-1952》：
近代中國的內爆與崛起
2020/11/06 聯合報 轉角說
單德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本文為單德興替《戰火中國1937-1952：流轉的勝利與悲劇，近代新中國的內爆與崛起》（聯經，2020）撰寫的推薦專文，並未收錄於書中，原題為〈時代歷史與個人敘事 ── 另眼看戰火中國〉。
《戰火中國1937-1952》（China at War）作者方德萬出生於荷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現任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為國際知名戰爭史學者，著作與編書約10本，幾乎都與（中國）戰爭史、中國共產黨史、中國海關史相關，本書為第一本正體字中譯。
方德萬表示，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較少觸及戰爭史。他一方面因為來自曾遭兩次世界大戰蹂躪的歐洲，另一方面因為外祖父在二戰中的不幸遭遇，所以頗關切戰爭議題，可知其研究不只為了知識的興趣，更涉及家族史與生命關懷。因此，〈臺灣版序〉伊始詢問：
「你為誰而寫？」
回答：「『為自己而寫』是絕佳答案。畢竟，書寫終究是一種梳理自身想法的方式。」
「今日何謂中國？這個國家應該代表著什麼？以及究竟應該在世界中占什麼樣的位置？」圖為1945戰後不久的中國民眾群像。 圖／美聯社
此書「將抗戰放在戰爭演進的背景中來看」，探討三大戰爭──對日抗戰、國共內戰、韓戰──及其對中國與世界的意義與影響。作者不僅回顧歷史，並省思當今處境：「今日何謂中國？這個國家應該代表著什麼？以及究竟應該在世界中占什麼樣的位置？」全書史觀與內容自有中國現代史專家評論，筆者謹從一般讀者的角度記述若干讀後感，以及中譯本的出版與特色，提供讀者參考。
我曾數度聽齊邦媛老師提起，曾請王德威院士於赴劍橋大學演講之便，攜帶三本《巨流河》贈送可能有興趣的人。王德威向筆者提供了更進一步的資訊：該書為「2014年在劍橋演講時，推薦並致贈方德萬教授閱讀的書。他當時正在寫作《戰火中國》，希望找到最新的實例，齊老師的書讓他大喜過望。」
閱讀後對書中呈現的庶民角度與生動細節印象深刻，遂將《巨流河》與《陳克文日記 1937-1952》納入《戰火中國》，融時代歷史與個人敘事為一體，形成本書一大特色。誠為難得的文字因緣。
《巨流河》是齊老師80歲之後，出於不容青史盡成灰的心境，回首往事所寫下的一生遭遇。《陳克文日記》則是一位政府官員1937年至1952年動盪歲月的見聞與感想。陳克文日記涵蓋的年代與《戰火中國》完全吻合。齊老師回憶錄則涵蓋更久遠，由齊家在中國東北的三代家族史至她來到臺灣。二者一北一南，一女一男，一回憶一日記，交映互補。
這些個人敘事又與根據官方檔案與大人物資料所建構的歷史交映互補。檢覆英文索引，齊邦媛與陳克文各出現16次與21次，遠高於宋美齡的2次。
齊邦媛為著名文學家、翻譯家。1924年出生於遼寧省鐵嶺縣，因戰火而飽受流離之苦，1947年畢業後渡海來台，進入台大外文系擔任助教；在歐美與華文世界的文學領域有卓越貢獻，著有回憶錄《巨流河》。圖為齊邦媛唯一的一張全家福。前排左起：母親裴毓貞、父親齊世英、小妹星媛；後排左起：大妹寧媛、哥哥振一、齊邦媛。 圖／聯合報系資料圖庫
戰火中國》作者方德萬（左），2018年帶著《戰火中國》原文版來台灣拜訪齊邦媛（中）、中央研究院院士王德威（右）。 圖／聯合報系資料圖庫
齊老師對海峽對岸的史觀，尤其抗戰史觀，多次表示不以為然。
撰寫《巨流河》的動機就是為走過的歷史留下個人的觀察與紀錄。她雖年事已高，但學問之心未減，尤其關心中國近代史的英文著作，對以往忽略中國抗戰的外國學界現象深感遺憾。我手邊的英文原版《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就是她的贈書，認為可彌補以往研究的缺失，該書作者米德（Rana Mitter）正是方德萬的學生。
因此，得知聯經將出版《戰火中國》中譯本時，齊老師甚感欣慰。我向當時服務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老友張力提及此書，他說書中引用的日記正是該所出版。我將此訊息傳達給胡金倫總編輯，出版社特別購買此書供譯者參考。至於書末提到，齊老師與陳先生「也許見過面也不一定，而如果他們見過面，肯定會發現兩人在許多方面有共通之處，」經我向齊老師查證，她表示並不認識此君。
《戰火中國》除導論與尾聲共14章，分為四部：立國大業、歷史轉捩點、試煉、新中國。每章前的引句既有歷史文獻、兵法觀念、政治文字，也有宗教文本，甚至文學作品，出現最多的是克勞塞維茨《戰爭論》，因為當時交戰的中日雙方都接受他的戰爭觀。這些引文一方面展現作者的博學深思與觸類旁通，另一方面顯示戰爭涉及方方面面，和平更是得之不易、應善加守護。
左為《戰火中國》原文版、右為《巨流河》英文版。
綜觀全書，這兩份個人紀錄都出現於重要轉折點，以個人的遭遇、觀察與感想，為作者的論點提供具體細節，使其更形象化、立體化。作者藉由這種手法表現戰爭不再只是叱吒風雲、號令部隊的將軍以及政治、外交等大人物的大歷史與宏偉敘事，也包括庶民百姓日常生活中有血有肉的小故事。
對比之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致力建設新秩序，然而「關於大陸一般民眾如何經歷這段中國歷史的新階段，我們缺乏像陳克文和齊邦媛一樣的日記或是回憶錄一窺究竟，」尤其文化大革命期間，許多人為了避禍將文件「付之一炬，重要檔案也被嚴密管制」，加上嚴格控管意識形態，以致對上述歷史固守符合黨意的特定詮釋。這正是《戰火中國》有意挑戰的中國中心主義。
翻譯這類學術書籍除了卓越的雙語能力，專業知識也是必備條件，舉凡涉及的檔案、文獻、資料都須費心查證原始文件，以期忠實還原，而非僅依英文字面意思。何況在查核中文原始資料時，也是檢視英文原書是否忠實再現的機會，形成雙重任務。
1938年1月22日，在南京日軍派發零食給城內的孩童。 圖／美聯社
譯者何啟仁職業軍人出身，先後畢業於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海軍官校、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於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取得高等研究文憑，並成為該中心博士生，目前任教於醒吾科技大學，並從事翻譯，為翻譯此類戰爭史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齊老師2018年4月26日寄贈《戰火中國1937-1952》時，附了一張貼紙：「Dear德興：近日兩個兒子帶來幾本China at War。我想你或有興趣看看他怎樣評到我的巨流河。寄上一本慢慢看。」
我依囑尋找書中引用《巨流河》之處，對照中文版閱讀，發現引用大致忠實，但難免少數英譯值得商榷，如把「助教」誤為「Assistant Professor」（助理教授）。由於英文原著註明引用出處，譯者得以查閱，並向齊老師求證，齊老師對譯者也有數處提醒。一些疑義經譯者向方德萬查詢，得到確切答覆，有時更肯定譯者的建議比原文更佳。這些都歸結於譯者的專業能力與嚴謹態度。可見譯者的角色絕非僅僅被動接收，而是可以發揮主動、甚至校勘的作用，使全書精益求精。
美國學術書籍出版皆經專家審查，聲譽卓著的大學出版社尤其慎重。此類小疵固然不掩大瑜，但可看出譯者在細節上甚至比審查者更仔細，印證了「譯者是最精讀者」（The translator is the closest reader.）。
圖為中日爆發戰爭之後，美國華裔在中國城裡的反日示威。 圖／美聯社
除了此書的史觀、史實、戰爭觀，身為譯者、評介者與翻譯研究者的我，也感興趣於中譯本的特色，以及譯者與編者在文本生產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這些主要見於中譯本特有的附文本（paratexts），如作者的〈臺灣版序〉、譯者序、譯注、編注。
〈臺灣版序〉言明讀者為「對中國戰史有興趣的中文世界讀者」。作者提到海峽兩岸學者在詮釋這段歷史時的偏重與遺漏；主張將抗日戰爭置於「長時段（longe duree）戰爭演進」的脈絡；以大歷史與齊邦媛、陳克文的個人故事交互為用，顯示「對個人層面的關注」；指出要「關照引人入勝的，戰爭記憶的跨世代傳承以及沉默的課題」，因為「這些課題對中國大陸背景逐漸褪去的臺灣而言非常重要」──此一提醒尤其值得臺灣讀者深思。
若說作者是既為自己而寫，也為中文讀者而寫，譯者似乎也是既為讀者而譯，也為自己而譯，最明顯之處就是〈譯者序：戰爭年代，和平想望〉：「戰爭時代」是譯書的內容，「和平想望」則是動機、也是願景。序言分享譯者的感想與反思：指陳戰爭的殘酷；提到汪精衛、張自忠、方先覺的前後生平，感慨歷史之弔詭與評價之不易；以歷史的教訓與和平的珍貴為結。
1937年8月25日，於中國華北戰區進攻的日軍。 圖／美聯社
若譯序多少透露出譯者「以譯言志」，那麼譯注就是「以注輔文」，補充原文未竟之處，如人名、地名、戰役名稱與說明。有些譯注顯示譯者的軍事知識，有些提供背景資訊，更有中文資料的補充及校正。兩處引用齊邦媛與韓倞（Carma Hinton）的譯文標明出處，以示言必有據及文不掠美。凡此種種都體現了譯者的軍事背景、專業訓練、學術研究與認真態度。
同樣地，黃淑真的編注也協助讀者更方便接近原文，較多的是資料性說明，其他包括專有名詞的定義。值得一提的是，《巨流河》出版後，許多讀者感興趣於作者與殉國的飛行員張大飛之間的關係，甚至不只一組人馬希望能拍成影劇，均為齊老師婉拒。
《戰火中國》中提到兩人之間由「友誼變成愛情」，然而編注指出，「成書前有幸拜訪過齊邦媛老師，老師表示當時年紀太小，因此覺得兩人間的情感不算是愛情。」筆者不僅多次聽齊老師如此提到，並提供資料給編者參考。以上提到的這些附文本為中譯本獨有的特色，也是中譯過程裡譯者與編者對作者與原書的回饋與補充。
齊邦媛撰寫《巨流河》的動機，是為走過的歷史留下個人的觀察與紀錄。她雖年事已高，但學問之心未減，尤其關心中國近代史的英文著作，對以往忽略中國抗戰的外國學界現象深感遺憾。 圖／聯合報系資料圖庫
本文副標題「另眼看戰火中國」，一方面表示作者從長時段戰爭史的角度對三大戰爭提出見解，有別於歐洲中心觀與中國中心觀；另一方面表示筆者從非歷史專業的角度切入，觀察作者如何安排時代歷史與個人敘事，也從翻譯研究的角度切入，討論作者與譯者、原本與譯本的關係，肯定譯者的用心與譯本的特色。
張曉風在接受明鳳英訪談時感慨：「打仗的時候，除了戰場上的傷亡，還有大大小小不為人知的『戰場』。大歷史裡看不見這些小故事」。《戰火中國》引用齊、陳兩人的生命書寫，正是用這些小故事為大歷史憑添細節與血肉，既宏觀又微觀，既公眾又個人，既由上而下又由下而上，增加過往難得聽聞的平民聲音，強化了本書的論點與感染力。
總之，《戰火中國》除了專業的歷史學意義，中文讀者也可藉由中譯本，迅速、正確掌握作者對影響中國近代史至鉅的三大戰爭的分析與評斷，從戰爭史的脈絡更了解海峽兩岸的處境，希望不只鑑往，也能知今，並思索在大時代裡個人與國家何去何從。
從戰爭史的脈絡更了解海峽兩岸的處境，希望不只鑑往，也能知今，並思索在大時代裡個人與國家何去何從。 圖／路透社
《戰火中國1937-1952：流轉的勝利與悲劇，近代新中國的內爆與崛起》
作者：方德萬
出版社：聯經
出版日期：2020/11/05
內容簡介：
這關鍵15年，成就了你我熟知的現代中國！
也許，沒有誰的國家是真的。
在建國神話的夢幻中，真相與謊言，都成了現實。
這是課本中最混亂、難以卒睹、令人放棄理解的一段歷史，
是一個政府走向潰敗、國家邁向分裂、人民必須受難，真相難辨的傷痛故事。
和平被有關民族間平等、擁有自決權利、民主和人權等偉大原則割裂。它無法產生希望，也無法形成和解，卻能夠滋養核戰和末日的恐懼。──方德萬
今日的中國，何以會是如此？到底是誰打贏了關鍵的戰爭？
隔海高唱的歷史，哪個才是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型塑現代世界的關鍵，中國在其中的角色尤其難解。這段近代中國進程，由連串的錯誤、分裂、敗亡、注定受難的傷痛寫就。
《戰火中國》以全新視角，重新梳理這段令人慨歎，凝縮重要轉捩點與變化的歷史，且在大脈絡下特別穿插陳克文與齊邦媛的個人史，補足了大歷史角度忽略的老百姓生命軌跡。
過去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在二戰無足輕重，但《戰火中國》作者方德萬指出，當眾人目光集中在歐洲戰場時，1937年至1952年中國正在打一場複雜的全面戰爭，不但要面對同時並存、相互拉扯的多股的外敵，還有同樣分裂並進的內憂。
新中國，就在這麼飄搖動蕩的土地上誕生。
要探究新中國真正的本質，必須盡力拋開抵抗外侮的英雄式主觀論述色彩，同時並論各派系在抗戰時期的作為、決策、成功與失敗，以及日本、蘇聯、美國、英國等勢力的政治考量與行動。《戰火中國》全書分為四部份：第一部「立國大業」論析蔣介石掌權至1937年中日開戰期間，圍繞其與國民黨的連串事件；第二部「歷史轉捩點」講述對日抗戰的時代精神轉變，分論日本、國民黨如何試圖取勝，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擴張；第三部「試煉」和第四部「新中國」，則檢視成為世界大戰一部分的抗日戰爭、日本戰敗後的中國內戰，以及在韓戰中逐漸浮現的冷戰面貌。
作者簡介
方德萬（Hans van de Ven）
荷蘭漢學家，英國劍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曾任臺灣中央研究院訪問學者、中國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客座教授。著有：Breaking with the Past: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Global Origins of Modernity in China、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等書，合編之The Battle for China獲2012年軍事歷史學會（Society for Military History）傑出圖書獎（Distinguished Book Award）。
譯者簡介
何啟仁
畢業於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72年班、海軍官校76年班、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後於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心（CECMC）取得高等研究文憑（DEA, Diplôme d’études approfondies），並為該中心博士生。譯作有：《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主宰中國的太子黨》。
譯校者簡介
沈高陽
中山大學世界史碩士，攻讀上海交通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博士中。擅長數種語言。曾編著《百川匯南粵——海上絲綢之路對嶺南文化的影響（兩卷）》，並有多本譯注。
張志雲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貿易史教授、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榮譽資深研究員、日本東京大學客座教授。近代史、海關史、帝國史研究者，師從畢可思教授（Robert Bickers）。主要研究中外關係史、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史、中國海關史、歷史地理資訊系統等。代表作有：Government,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its Chinese Staff、The Chinese Journals of L.K. Little, 1943-1954, An Eyewittness Account of War and Revolution（三卷）等。
目錄
推薦序1 弦歌不輟在戰火中國／齊邦媛
推薦序2 以戰爭史貫穿整個中國現代史／張寧
臺灣版序 「你為誰而寫？」／方德萬
譯者序 戰爭年代，和平想望／何啟仁
地圖
導論
第一部 立國大業
第一章 蔣介石：救中國
孫逸仙與蔣介石
蔣介石的政變
第二章 國家建設
軍事改革
國民改造
外交政策
第三章 南京，南京
中山陵
陳克文和齊邦媛的南京之旅
第四章 走向戰爭
向衝突發展：西安事變前中國和日本的政策
西安事變
孤注一擲
盧溝橋事變
戰事擴大
第二部 歷史轉捩點
第五章 淞滬會戰
戰役
轟炸
化敵為友？
團結群眾
第六章 以空間換取時間
南京
徐州
武漢
焦土
逃難
第七章 扶植替代政權
傀儡
戰略轟炸
冬季攻勢（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九四○年一月）
第八章 戰爭中的共產主義
調整共產主義
游擊戰理論化
日本人救了中國共產黨
戰爭中另有戰爭
整黨
第三部 試煉
第九章 戰爭中的同盟
歐洲對亞洲
心懷舊恨
邁向勝利的中國
外交成果
第十章 轉折
一號作戰（一九四四年四月－一九四五年二月）
豫中會戰（四月二十五日－五月二十五日）
長衡會戰（五月二十七日－八月八日，湖南會戰）
桂柳會戰（八月－十二月，廣西和貴州戰役）
史迪威事件
美國退出中國對日戰爭
共產黨的回應
第十一章 日本在中國投降
內戰
恍如隔世的勝利時刻
第四部 新中國
第十二章 土崩瓦解
世風日下
救濟與重建
冷戰死亡之吻
第十三章 民族解放戰爭
革命中的鄉村中國
林彪在東北
遼瀋戰役
第十四章 終盡
韓戰
冷戰和平
尾聲 流轉
注釋
推薦序1（節錄）
弦歌不輟在戰火中國
齊邦媛（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榮譽博士）
二○一七年除夕將至，我收到方德萬教授 （Prof Hans Van de Ven） 寄來哈佛大學出版的他的新作《戰火中國》（China at War）。數月之前，方教授經由王德威教授轉來一信請我同意他此書引用《巨流河》一些片段，這是他第三本中日戰爭史，前二本研究中國共產黨之崛起和中國國民黨的發展與對日抗戰，他契而不捨地耕耘這個領域已三十年，中文譯本《戰火中國》即將出版，導論中說：「我給了自己一個挑戰，去探討這場戰爭在文化面向上如何被理解。書中有兩個人的經歷，被我交叉用於分析。一個是在戰爭中受教育的齊邦媛，一個是政府的高級事務官陳克文……透過他們的眼看到那些事件，卻能讓我們更為貼切戰爭。由於他們兩人雖接近權力，卻都止於邊緣，所以能夠提供給我們沒那麼意識形態的觀點。」主編請我寫一篇讀後感。
此書由第一部第一節標題大歷史框架中的個人〈蔣介石：救中國〉似已顯示將以蔣作為研討中心。由國家建設到以〈南京，南京〉為標題的第三章，描述南京建都局勢及中山陵的實際和象徵意義：國民黨希望將它築成新國家的典儀中心，體現振興和團結的精神。由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的 「南京十年」是新中國的黃金十年。〈陳克文和齊邦媛的南京之旅〉這一節即是作者藉著各種不同的背景和原由前來的人，進入這個歷史的大框架。
陳克文自廣西來。一九三五年五月來到南京，受聘為行政院參事，主管總務、文書及僑務，是高級事務官，對政局有全面的觀察地位，克文先生一八九八年生，卒於一九八六，比我父皆早一年，他自一九三七年一月起寫日記，於一九五○年三月底至一九五二年三月至五月，共十五年，甚少間斷。余英時在二○一二年臺北中央研究院出版之《陳克文日記（1937-1952）》書序中說，早年在香港讀陳先生政論文章和主編的《自由人》週刊，即已心儀其人，讀過日記之後，更對他持論之公允，辦事之認真增加了信任感。陳和一般知識分子一樣，反對政治的專斷和集權「但是對於蔣作為國民黨的最高領袖，他始終不改其尊重的態度，並且時時表現出一種同情的理解。民族的尊嚴感卻使他成為蔣介石堅持抵抗的積極擁護者」。
那些年留在重慶的三百多萬人是世界上被轟炸最久的人，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在日本飛機不容喘息地疲勞轟炸下長年在防空洞裡，有今天不知明天。讀這兩本日記，似乎重回朝天門，李子埧、棗子嵐埡、小龍炊、沙坪埧、磁器口─每個地名都有它的苦難史，長期沒有水、沒有電─在火爐似的夏天日夜熬煎。我們對前線血戰的人都滿存感恩和虧欠，都知道只有蔣委員長堅持打下去，我們才有希望。
齊家從東北來。我的父親齊世英一九二七年因為追隨郭松齡將軍兵諫軍閥張作霖失敗，逃亡來到了南京，在多方觀察思考後加入國民黨，負責國際及文化事務。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是他和國民黨充滿理想、推動新生活、建設新中國的黃金十年。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東北，他與友人創辦第一所國立東北中山中學，收容逃離偽滿洲國的東北流亡學生；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開始，全力協助教育部弦歌不輟政策，爭取戰區學生全額公費，得以獎助大中學生數十萬人受良好正規教育，建設新中國。
與天爭時間的努力為抗戰砲火打斷。一九三七年南京淪陷前一個月，我跟著重病的母親和兩個幼小妹妹，勉強上了江南線的火車，隨著東北中山中學的最後一批學生，倉皇離開南京。在日本飛機追炸的恐懼中，我們不再哭泣，同是離鄉背井的老師，曾在南京校門口的牆上寫著「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八個大字；漫長的流亡路上，他們帶著大家唱〈松花江上〉和許多抗日歌曲，內心燃燒著還鄉的願望，這些學生就是他們的孩子。逃難時，凡有稍長的休息時間，在農田的曬穀場上、露水未乾的牧場邊，學生一圈圈圍坐，他們便講些功課。一位化學老師晚上睡前，就在他黑色的大衣背上寫幾條化學方程式，第二天早上他在高二班學生前面走，讓學生抄寫背誦，隔天再換一些新的；歷史和地理老師，每到新地更有實地可授之課。一路顛沛，一九三八年春天和夏天我們在湖南，秋天在湘桂道上，師生在川貴道上步行二十七天，走了六百公里，由桂林到達廣西鎮遠。卻因此看到祖國山川的壯麗和文化深意。這些老師，在這樣的情境之下，教的不僅是功課，更是獻身與愛，自尊和自信……
推薦序2（節錄）
以戰爭史貫穿整個中國現代史
張寧（中央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與方德萬教授初次見面，是在一九九○年的秋天，當時他剛開始在劍橋大學任教，而我是他的第一個研究生。初出國門的我，抵達英國不到一個禮拜，便戰戰兢兢地到系上的辦公室面見導師。一位身材瘦長、三十出頭的男子，微笑著用中文和我打了個招呼，寒暄沒幾句，趁我還沒有從驚訝中恢復過來，便鄭重地對我說：「雖然我會說中文，但是此後你在學習上，全部都要用英文和我溝通。」就這樣，直到現在，即便我們已是同行，也依然是靠英文交流來往。
赴英求學之前，我對方老師其實一無所知，既不知道他荷蘭萊頓大學學士、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的傲人背景，也不曉得他的第一本書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當時已經付梓。這本書是他的成名之作，專門探討中國共產黨草創時期的歷程。方老師對政治史、革命史、戰爭史有著難以遏制的熱情。研究完共產黨之後，他目光轉向國民黨，在二○○三年出版了第二本書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集中論述國民政府與抗戰的關係。有趣的是，共產黨的那本沒有中文翻譯，估計事涉中共起源，臺灣沒興趣，而中國大陸怕出事，也不敢翻；講國民黨的那本，則出於知己知彼，很快便由北京三聯書店譯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出版。
如此巨著是他長年孜孜不懈、辛勤耕耘的成果。方老師律己甚嚴，為了避免塞車，他每日清晨即到學校，週末假日走過東方語文學系的大樓，抬頭望去，他辦公室的燈也經常是亮著的。學生自愧不如之餘，只能開玩笑地說老師又忘了關燈。自律的態度也擴及教學，學生寫的每份報告，他都一字一句地閱讀，親筆修改，內容品質若是下降，往往不假辭色。他不怒而威，我們見到他，真有如老鼠見到貓，深怕讓他失望，連後來以《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一書暴得大名的芮納．米德（Rana Mitter），那時在老師面前，也常是誠惶誠恐的模樣。所幸在我取得博士學位那一天，老師立即收起他的威嚴，對我說：「我們現在是同事了，你不必再叫我方老師，可以直接叫我漢斯。」這句話同樣是用鄭重的語氣說的，不過我總算鬆了一大口氣。
除了政治史之外，方教授在海關史方面也用力甚深。二○一四年，他出版了一本討論中國近代海關與財政的重要專書，即《潮來潮去：海關與中國現代性的全球起源》（Breaking with the Past: 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the Global Origins of Modernity in China），並與畢可思（Robert Bickers）教授聯手促使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開放海關資料。年近六十之際，他再度回到政治、革命與戰爭的領域，寫出這本《戰火中國》，一方面把觀察的視角拉大，不只單看共產黨或國民黨，而是同時分析兩黨難分難捨的共生關係，另一方面也把檢視的時期拉長，上溯辛亥革命以來懸而未決的問題的源頭，下則直推至韓戰。他認為戰爭不是一紙和約就可宣告結束，那些對世界秩序的想像、對自己國家地位的期盼，都需要好一段時間才能塵埃落定。於是，這本著作便成為方教授關於冷戰的第一本書、關於抗戰的第二本書，也是關於國共鬥爭的第三本書。過去，學界雖不乏冷戰、抗戰或單一戰事的研究，但從未有以戰爭貫串整個中國現代史的專著，以此而論，《戰火中國》堪稱首例。
現在想起來，中國現代史其實是由一場又一場的戰爭所構成。國民政府要不是忙著備戰，就是在對日抗戰；抗戰的同時，還有國共內戰；國共鼎革後，更有諸如韓戰、越戰等的邊境戰爭。許多學者傾向以偶發事件解釋戰爭的原由，包括擦槍走火，或好戰軍人的陰謀挑釁等等，對《戰火中國》而言，戰爭固然有其偶發因素，但是戰事本身絕非突然發生，它需要長時間的準備，有步驟的執行。更重要的是，戰爭背後必須有更深沉的願景，才能讓民眾願意犧牲。不管是以亞洲為中心，建立帝國，還是抵禦外侮，追求國家統一，或是保持權力平衡，維持區域安全，《戰火中國》認為，每一次的軍事行動都是計算後的結果，每一次的轟炸也都有其意義。因此，本書特別著重雙方的作戰計畫、戰略戰術，以及執行上的成功與失誤，在這些你進我退的過程中，同時考量日軍、美軍、蘇軍、國民黨、共產黨的多重思維……
臺灣版序
「你為誰而寫？」
方德萬
我常問學生：「你為誰而寫？」並會得到許多不錯，或是可預期，甚至沒什麼意思的回答，例如為「中國歷史學者們」、「大學學生」或「經濟學家們」而著述。「為自己而寫」是絕佳答案。畢竟，書寫終究是一種梳理自身想法的方式。另外有些人會在心裡想，但不說出口的寫作目的是：「為了資深學者們的稿約和升等委員會。」在學術生涯之中，我們須面對的可憐現實是：一些沒什麼人看的專門著作決定你我的前途，所以確實必須為某些職位上可以決定我們命運的人寫出這些專著。我不喜歡聽到的回答，則是「為一般讀者而寫」，一般讀者是不存在的，況且，我算什麼？竟然可以決定誰該知道什麼。
《戰火中國》並非以升等為目的的著述。動筆時，我早已不再需要為升等煩憂，而是真正為自己而寫。這是一本非常私人的書。就如導論所言，我的家族在戰時的經歷和餘留的影響，基本上型塑了我研究戰爭的途徑。研究中國抗戰成為我克服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事結束後的傷痛的遺留的方法。這個主題始終縈繞，讓我無法放手。三十年來，我一直在閱讀、研究和撰寫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種種。我研究過不同的主題，有時還會投入一段很長的時間，但最後總是會被拉回有關戰爭本質、對民眾的影響和遺緒等這種主要議題上。就某方面來說，《戰火中國》無可避免的就像多數歷史書，整理記錄了一位歷史學者個人的評論。
如果說上述這些除了於導論說明外並未明顯表露於書中，也是因為，我希望能夠明顯呈現《戰火中國》想和中國歷史研究者，以及會閱讀他們著作的中國、臺灣讀者們進行對話的企圖心。我非常幸運的在一九八○年代開始自己的學術生涯，那時我在中國和臺灣的同僚在較自由的條件下悠遊工作，人們已拋棄過去教條式的表達方式，對歷史的複雜度和質疑再一次浮上檯面，而造訪圖書館、檔案室和會議室變得容易許多─雖說這一切還不是能那麼坦蕩公開。若沒有和兩地同僚們多年來的頻繁聯繫，不可能成就《戰火中國》一書。我著書的其中一個目的，正是將這些人的學術成果引介給使用英文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學者。《戰火中國》因而也是一種轉引譯介，希望中國的戰爭能在歐洲和美國有關該主題的各種論述中獲取更多關注。
《戰火中國》這本書，也是對那些學術成果諸般不滿意的產物。且讓我列出其中三項。第一，中國歷史學者拒絕公開承認，中國當時不僅和日本打仗，也在和自己人打仗。即便中國戰勝日本在往後數世紀都是個重要的歷史事實，但抗戰當時有比普遍認知更多的人，都做好了要生活在日本統治之下的準備，還有些人更傾向倒戈其他可能的選擇，這些也都是事實。除了在日本侵略下倖存的人，同時還有更多人在生死邊緣掙扎。中國與日本作戰的同時，一場複雜且可怕的內戰也開打了。生死存亡無庸置疑是最為基本的問題，此外還包括中國應該是什麼樣的國家、人民應該在什麼樣的社會生活、中國在世界上應該有什麼樣的地位，以及它該朝什麼樣的未來奮鬥？這些問題不僅畫分出毛澤東的共產黨和蔣介石的國民黨，不同的地區、社會階層、種族都在爭辯這些問題的答案。《戰火中國》這本書主張，上述這些問題的可能解決選項，實際上要到內戰將盡時才大勢底定。在這之前，能夠確定的事其實不多。這段國家陷入混亂，加上不同派系以醜陋手段相鬥的史實，由於仍著重在戰勝日本侵略的英雄事跡，在中文學術研究上還是有所欠缺。造成的結果，就是那些中國領導人物要求百姓做的巨大犧牲，像是焦土政策、讓黃河決堤困住日軍、焚城清野，還有共產黨以飢餓作武器的種種做法，都不受重視，而被輕描淡寫地帶過。因為它們都不符合一個國家團結一致、英勇對抗為帝國孤注一擲的日本的故事。
第二，《戰火中國》對戰史的態度很嚴謹。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這本書把發生在中國的戰事放在長時段（longe duree）戰爭演進的背景中討論。現代軍事研究者持續把總體戰的出現當成主要研究題材，也就是說戰爭中工業化、科技進步，以及強大官僚體系、伴隨把力量深植於社會的情況的出現，造就了一種抹除了戰場和公民社會界限形式的戰爭。在總體戰中，也許不會每個人都受戰事影響，但觸及人數一定前所未有的多，而且威力強大的武器造成的損害也不僅止於戰場，而是處處皆然。有關總體戰，一定會提到開端始於由拿破崙把按功能區分的組織架構引入他的武裝部隊，並以「全民動員」（levee en masse）驅動民眾。十九世紀後半葉的工業化和官僚組織化，讓國家有能力徵召和訓練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年輕人，讓他們配備經過精密設計和大量製造的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大海軍的發展、空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之後的發展，更尤其成就了這個進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清楚地昭告世人，破壞的規模是龐大的，而即便如此，其影響範圍之廣，還是讓人驚愕。
這種形式的戰爭並沒有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科技的演進，其中包括核子武器的發展，意味著一些國家只要運用少量人員，就能造成第二次大戰中由數個最大規模部隊造成的破壞，使得大量的動員變得沒有必要。在核子時代之前的戰略和戰法已經過氣，現在只要一個炸彈就能夷平城市或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游擊戰是正規部隊被打敗後用來爭取時間的應變手段，而且很快就會被棄用。但中國共產黨利用群眾動員、鄉村革命、一個紀律嚴明的政黨和發展根據地等手段，彰顯了不對稱戰爭的潛力，這些手段在空間廣闊的亞洲有很高的可運用性，但在由許多小國組成的歐洲就不可行。這種民族解放戰爭─這是我對這種型式戰爭的稱呼─的效力，一次又一次的展現在亞洲、中東和一九四五年後的非洲反殖民戰爭中。今天全世界最強大的軍隊，即便有科技優勢，也發現以他們的戰法很難制伏敵人。阿富汗的塔立班（Taliban）和中東伊斯蘭國（Daesh or Isis in the Middle East）的情況即是這類教訓的一例。
《戰火中國》的敘事架構，是以被日本和國民政府運用於戰場強制決策上的西方常規戰爭的失敗、隨後他們新作戰形式的有限成效，以及共產黨在發展民族解放戰爭上的成功所組成。在此我要強調，此種敘事方法絕不僅限於講述小規模游擊戰。因為最終，人們仍必須在大規模會戰中擊敗敵人。民族解放戰爭提供了一個讓敵人耗盡氣力的手段，並逐漸累積前端作業成果以達致目標。我的分析正確與否並非由我判定，但是將抗戰放在戰爭演進的背景中來看是必要的。一方面，這是一種反對歐軍事史上持續存在著的歐洲中心觀的做法，另一方面，此種做法反對大多數中國歷史研究者心中的中國中心主義。中國歷史研究者要求人們更關注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表現，但他們同時對更大範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付出的關切卻是微乎其微。此立場並非長久之計。
最後，《戰火中國》藉由交插放入齊邦媛和陳克文的故事，表達對個人層面的關注。齊邦媛精心完成的《巨流河》想來不需在此再行介紹。陳克文則是一位行政院的公務人員，他能夠就近觀察分裂的國民政府發生的諸多事件。許多歷史研究者發現，他最近出版的日記?是絕佳史料。組成戰爭的大量事件只有透過較高的指揮階層、政治領導人的講話和戰後歷史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才能集結成形，至於個人、士兵和老百姓們這類人則有著他們自己的故事。我是在自己討論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專題課堂中，愈發明晰這件事的。這門專題討論課上經常有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歐洲、日本和美國的學生，他們會告訴我祖父母的戰時經歷，講述時常情緒充沛。他們訴說的故事來自中國各地和更遠的周邊，觸及社會各層面，自然多種多樣，而且很少和國家的共同記憶、歷史教科書和記念館強調的相同；後者要強化現行權力結構。現今大部份的中國歷史研究者，仍然把國家的說法視為這段歷史的研究重點，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諸如齊邦媛等人的描述上，則可以讓我們發展出較不以國家為中心的觀察角度，也可以以此為出發點，關照引人入勝戰爭記憶的跨世代傳承以及沉默的課題；這些課題對中國大陸背景逐漸褪去的臺灣而言非常重要。
《戰火中國》是為了對中國戰史有興趣的中文世界讀者而寫，因此我要在序言的最後，以對聯經出版公司和何啟仁先生的感謝作結。聯經出版公司促成了出版本書的中文版，何先生則在很短的時間完成了極佳的翻譯。我由衷表示感激。
導論（節錄）
要將國共內戰和對日抗戰分開，是幾乎不可能的事。僅舉一例，中共的勝利需要一個紀律極其嚴明的黨，要求它的部隊、黨小組、工作單位及群眾組織，橫亙中國廣垠的土地執行協同戰略。在一九四○年代初，正當中國對日戰況最嚴峻的時刻，毛澤東花了兩年時間，以整黨整肅異己和推動政治學習，迫使同僚驚懼的臣服於他的領導。反面的例子則是國民黨的分崩離析──在對日戰爭中，人們愈來愈清楚國民黨崩解的情況──這也是毛澤東認為如果革命要取得他所想要的勝利，就不能讓這種情況存在的一個原因。然而毛澤東之所以能取得勝利，還有一些因對日抗戰造成的重要因素，諸如人們高漲的情緒、社會解體、經濟崩潰，還有軍事權威的分裂等等。此外，還由於國民黨分兵圍剿中共根據地，其中抽調的包括一些精銳部隊，這當然也削弱了他們的抗日力量。
人為地將抗戰與國共內戰分別而論，至少會使歷史偏向片面有利的解讀（甚至可能更糟）。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勇表現的說法，掩蓋了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曾執行過的一些可怕的策略，諸如焦土政策、洩洪淹沒大片土地、城市恐怖運動、暗殺整肅，以及利用饑荒作為軍事作戰手段。戰爭中無可避免地會使用令人難過和恐怖的手段。然而，就算中國人有任何理由，認為自己能從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之一中存活過來值得驕傲，並引以為應該慶祝的集體成就，歷史學者仍要試圖還原真實的樣貌。
本書的敘事脈絡，從正規戰事的失利開始，再到有些人所謂的解放戰爭。從一九三七年日本和國民黨部隊開戰後，雙方皆視戰爭攸關現代性和國家地位，均以正規作戰待之。他們相信戰爭就是進行武力部署，以工業化製造的武器裝備部隊，並以總參謀部協調行動，再依總體作戰的想法由政府各部動員所需物資和人力投入，畢竟數量就是一切。這是來自於十九世紀軍事思想家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的戰爭概念。克勞塞維茲認為，戰爭是由兩個內部團結的敵對社會進行鬥爭，所有發生的事件都會放進雙方辯證的演繹中。但這種模式的戰爭未能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考驗，又不清楚何種模式能夠取而代之。在眾多可能性裡，一端是核戰，所幸發生核戰的可能性高過於現實性；中間則有美軍在越南發動的戰爭，可視此類為利用管理技術進行的戰爭，其特徵在於利用表格、圖形、統計、計算，還有現代商業實務發展出的技術應用；而在這眾多可能性的另一端，則是不對稱戰爭（經常發生在常備部隊與起事反抗者之間）及恐怖主義。
不論是中國或日本，在衝突早期都對正規戰爭做出了錯誤的假想和推測。一九三八年秋天之前，國民黨終於承認原本某些人所希望能把日本人趕到太平洋上是不可能的了，而且此後也沒辦法繼續維持與之前和日軍間的那般頻繁、密切的交戰狀態。日本原本的想法並不認為自己可以迫使中國投降，但也不太願意花費力氣將國民黨政府趕到後來避遷所在的重慶，更判斷蘇聯入侵東北將使他們疲於分心應對，會造成重大風險。
不論是國民黨或是日本人都在設法尋求新手段，卻都沒能跳出正規作戰模式。日本人著重在政治手段，想要藉由扶植一批能與其合作的地區性政權，藉以將中國改變為聯邦國家。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一年，日本更實施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第一波的瘋狂大轟炸，為的就是要摧毀國民黨的戰鬥意志。國民黨的戰略強調游擊作戰，並為了確保外界的援助特別看重外交。他們往遼闊的中國內陸撤退，迫使日本人分散兵力，在不同戰區間轉移發動有限攻擊手段推動戰事進行。國民黨也轉而使用傳統的方式進行動員，包括責付農村幹部進行兵力徵補、以恐怖活動阻止日軍的力量在城市鞏固。然而，一切行動遠未達到要和日本勢均力敵的目標，反而製造了一臺戰爭絞肉機，蹂躪了整個國家，卻沒有帶來任何解決方案。隨著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攻擊珍珠港造成戰況國際化之後，中國的對日作戰策略有了轉變，分擔了部分戰事給美國、英國，甚至蘇聯，也確保了中國有可能成為這一戰爭的勝利者之一。共產黨力量在此段時間開始崛起壯大，這點對中國尤其重要。共產黨勢力的擴展分為兩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抗戰開始的前兩年，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第二段時期則是從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在第一階段，為了在日軍戰線後方建立根據地，共產黨部隊和幹部自陝西北部的延安四出。他們進行小型游擊，且避免和強大的日軍正面接觸。現階段的中國共產黨還無法離開國民黨，因此也要和國民黨並肩戰鬥。他們面對敵人眾多和只資源極少的情況，小心翼翼的調整在當時分裂社會中的政治、軍事和文化策略。這種情況下，共產黨的作戰不可能循辯證的克勞塞維茲路徑。
……我給了自己一個挑戰，去探討這場戰爭在文化面相上如何被理解。書中有兩個人的經歷，被我交叉用於分析，一個是於戰爭期間成年的年輕女士，另一位則是身處希望逐漸破滅的中產階級的國民黨官員。前者是齊邦媛，她將自己的經歷寫成了一份美好的回憶錄，留給我們；後者為陳克文，他仔細的將自己周遭發生的人和事記在了日記裡。這兩人的背景迥異。齊邦媛出身東北一個具有相當政治影響力的家庭，而陳克文來自南部山區一個受過教育但貧窮的家庭。他們的經歷並非具有相當代表性或是十分典型，但透過他們之眼看到的那些事件，卻能讓我們更為貼近這場戰爭。由於他們兩人雖接近權力，卻都止於邊緣，所以能夠提供我們沒那麼意識形態的觀點，看法不同於那些到目前為止都還在主導歷史學和文學回憶錄的共產黨或國民黨高官。
《戰火中國》也將會討論在戰爭不同時點的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的轉變。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爭鬥不僅是在戰場上見分曉，更是在民心中爭高下。在這方面共產黨占有持續性的優勢，最起碼能夠保有年輕人中的秀異之士對他們的追隨。革命本是年輕人的事業，而且當時大部分的中國人口都是年輕人。要了解共產黨之為何能取得勝利，就要了解為什麼他們的觀點會具有吸引力。我的研究也會觀照這些視角，將焦點放在中國這樣一個當時既貧窮又落後的國家，在那時期發生的這些影響甚鉅的，有關文學、藝術、哲學及價值論戰、歷史探討和政治辯論之上，而這些事務之所以湧現，確實是因為日本侵略帶來了滅亡的威脅。
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戰時將領與政治領袖仍為後人周知，此種情形在蘇聯也逐漸普遍，主要是因為這些人物都留下了日記或是回憶錄，這在中國卻屬少見。近幾年，相關人物的回憶錄和日記陸續浮上檯面，讓我們得以就各種戰役、運動和戰略決策等基礎的現實事件，做更進一步的探索。在這本書中，這些在關鍵時刻領導中國的人物的面貌會更為人性化。在他們下的這些決策裡，個人網絡和關係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因為在一個嚴重分化的國家，人際關係的掌握毫無疑問地是特別重要的。
對於中國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五三年所發生的戰爭，本書視之為一連串環環相扣的事件。就像我之前提過的，它的軍事（還有其他方面）的主旋律是對克勞塞維茲辯證式戰爭的解構，以及中國解放戰爭的成形，並由參與構思和執行的領導人，抱有希望、參與戰鬥、操心憂慮和捨身殉命的人民，以及克勞塞維茲所提及的不確定的風險與機會，兩軍衝撞時難以預測和控制的變化……等等，交相驅動而成。這本書也讓鄉村中國和農村居民重新在故事中占有重要位置，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不僅中國有鄉村，全世界都有鄉村。8這本書也強調學術研究、藝術、文化和意識形態對了解戰時中國的重要性。然而，我的這份研究仍慎重的以戰爭角度思考戰爭；也就是說，要發掘戰爭的思考脈絡、分析有關規畫、檢證如何執行，而非哀憐戰爭的恐怖，僅是將它視為意識形態和政治鬥爭的背景場域，或者，把它和這些事務放在一起，用來建構有關當今世界的論述。
……全書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立國大業」，從蔣介石取得權力開始，接著檢視國民黨打造一個屬於中國人的國家所做的努力，以及他們為抗日戰爭做的準備，最後分析蔣介石於一九三七年夏天做出的開戰決定。如果說抗戰會發生，日本要負首要責任，但也由於華北發生危機時，蔣介石的反應啟動了一連串的事件，才讓中國和日本之間沒完沒了的打仗打了七年之久。
第二部分是「歷史轉捩點」，涵蓋時間為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二年，追索日本和國民黨各自運用傳統手段想要在一場傳統戰爭中獲勝的企圖，以及中國共產黨初期的擴張，還有戰時共產主義的出現。這個時期也是時代精神改變的重要轉捩點。首先，雖然有部分人熱切的迎接中日間的戰爭，但是大部分的人仍維持事不關己的態度。但這種情形隨著犧牲的增加而改變。一九三八年底，日本占領許多中國大城市，但也要面對一群不將日本人驅離國土誓不罷休的反抗者，他們視他們所在的時代為國家未來和文化絕續的關鍵時代。
第三部分的「試煉」和第四部分的「新中國」，檢視成為世界大戰一部分之後的抗日戰爭，和在日本戰敗後隨之而起的中國內戰，以及在韓戰中新浮現出的冷戰。第三部分著重以盟軍觀點來看中國戰勝日本，強調中國在軍事上所獲利益不大，但在政治上獲益甚多，這個結果對於今日我們所在的世界相當重要……
內容連載
在淞滬會戰過後，不論是對國民政府或是日本，原訂的作戰計畫皆不再有用。日本以為只要占領華北和上海，便可結束在中國的戰事，但現在卻證明情況遠非他們預期。國民政府在訂定的兩個作戰計畫其中之一，是要打一場長時間的消耗戰，甚至一路撤退到四川，但都只有以概略文字提及。他們必須設法證明，要說服跟隨他們的人、部隊、盟友和全體中國人民相信國民政府有能力打敗日本。
作戰計畫主要是以國家高度控制作為作戰設想，強調理性的策畫、計算和準備。現在戰爭已經發生，就像克勞塞維茲所言，開始進入「充滿或然率和偶然性的領域」，其中「勇氣和才智」以及「部隊和指揮者的特性」會影響事情的發展。 這種說法在日本部隊一方完全正確，他們的戰場指揮官在作戰行動上享有高度自主性，但在中國軍隊的情況，則是蔣介石的權威凌駕一切，當他部分的嫡系部隊遭到殲滅後，他的權威也跟著被削弱。
自上海淪陷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武漢淪陷間的一年間，發生了一場由日本執行的大屠殺、徐州和武漢這兩場會戰，以及一連串中國自己造成的傷害，讓這一年成為中國現代歷史中最可怕的記憶之一。一九三八年底，日本已經控制部分華北地區和從上海到武漢間的長江河谷。正在撤退中的國民政府軍實施焦土政策，日本軍隊占領的不是繁榮的商業中心和富庶田野，而是遍地石礫和洪泛區。
這一年，傷亡人數驚人。僅僅武漢會戰一役，中國就損失二十五萬人，日本則是十萬人。 南京大屠殺受害人數依中國官方統計為三十萬人， 就算仍然有人在激烈爭辯這個數目，但沒有人否認這場血腥屠殺是真實發生過的事。國民政府執行焦土政策時讓黃河決堤造成的生命損失也應該有數百萬人，但當時少有相關報告，大部分的消息也僅是簡短提及。
這場戰爭的結果是全中國的大遷徙。據推算，有約中國七分之一的人口，即將近有六千萬人逃離家園。許多人只是短暫成為難民，但有些人卻維持了更長時間的難民身分。齊邦媛就被捲入這場朝向內陸的大撤退，我們接下來將順著她花上將近一年的時間向重慶移動的這段路程記憶，來觀察這次遷移。陳克文日記中也記述有關南京、徐州和武漢會戰的內容，讓我們可以藉由這些內容看到當時原本在南京，後來遷至武漢的政治中心內部氛圍變化。
南京
陳克文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中記述著：「今日又是生平可紀念的一個日子」，「竟要與可愛的南京告別矣。一別之後何時可以再來，錦繡城池，是否不至被敵騎蹂躪，誰敢預言。」5陳克文的被迫離開，讓他傷心不已：「想起十年前之荒落古城，如今見摩登起來，竟不免落於敵人手，好比千金嬌養女，才達成人，陷於賊手。」 前一日他曾前去和昔日長官及良師汪精衛見面，對方雖然認為前景堪憂，仍勸他以堅忍、決心和團結。汪精衛認為：「軍事既失敗，外交局面又不利至此，中華民族其將一任日人之宰割乎！」對照後來南京發生的事情，這個判斷竟一語成讖。
陳克文出走南京時，蔣介石正前往紫金山，登上中山陵前石階，向國父謁靈告別。這時的蔣介石，心中仍在為是否應該防守南京而掙扎不已：「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也。」沒有人相信國民政府軍隊（國民革命軍）可以守得住南京，但毫不反抗就棄守這個新中國的象徵中心會給人不負責任的觀感，後果將難以預料。此外，對要放棄「價值數百萬美元」裝備的做法，像是散布在城裡和近郊，甚至沒怎麼使用到的高射炮和各式火炮，多少會有一些猶豫，這種心理也會影響決策。
最後蔣介石仍決定要短期固守「首都及國父陵寢所在地」。早在他拜謁中山陵的十天前，國防最高會議就已下令將國民黨重要機關及政府機構遷往重慶，所有作戰指揮所需的軍官皆動身前往武漢。一旦撤往重慶的決定確定，決策的理由也開始布達，即「維持政府的存續」，才能「抗戰到底」。而且在南京和日軍作戰仍然有一定意義。蘇聯有可能會介入這場戰事，國民政府派往蘇聯的特使?回報表示蘇聯正有此考慮。透過蘇聯駐南京代表團，國民政府得知蘇聯元帥伏羅希洛夫（Marchll K. Y. Voroshilov）曾表示「如果中國抗戰到了生死關頭，蘇聯當出兵，絕不坐視」之後，蔣介石於十一月三十日以私人身分傳話給史達林，請求蘇聯出兵。
十二月五日，史達林表現出現推諉的態度。就在同一天，南京會戰開打。這場戰役來得一點也不意外，所有人早在等其爆發了，甚至在陳克文離開南京前，就已「滿城蕭索，遷避之人，不絕於途。老百姓半肩家當，拖男負女，茫茫不知何往」。保衛南京的任務由唐生智將軍負責，在戰前他就誓言「與南京共存亡」，而且為了強調自己背水一戰的決心，他下令下關的港口渡輪全部撤離。
唐生智拒絕了日本十二月十日提出的勸降提議。隔日，蔣介石指示他繼續堅守南京，並表示：「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層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則內外形勢必一大變。」但及至次日防守顯已無望，日軍從三面包圍南京，僅留下東側的長江沿岸，使該處成為唯一可以撤離的路徑。當日軍接近南京城下，只剩下少數幾個城門可供進出，城市居民或防守士兵幾乎已經不可能逃散到城外鄉下。更何況當日軍兵臨城下時，日本海軍也突破在長江下游設下的障礙，在離南京不遠處現蹤。
十二月十二日，唐生智認為南京已不能再守，遂下令各部隊相機突圍。但當唐生智再次下達「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第七十四軍及教導總隊，有輪渡時可過江」的口頭命令後，撤退的狀況開始變得混亂。成千上萬士兵拔腿狂奔衝向下關渡口。「不僅車輛不能進退，人與人之間也無法轉動……人人爭渡，任意鳴槍，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隊以槍擊毀，沉沒者有之，裝運過重沉沒者亦有之」，至於因爭相踩踏而造成死亡的人數則不清楚。一份「第三戰區南京會戰經過概要」估算，當時共有十個師湧至下關，人數約達十萬人。這個數量可能是高估的，因為有些師級部隊是自淞滬戰場撤退下來的，數量已低於原編制。即便如此，實際死亡人數依然相當可觀。
唐生智雖然誓言死守南京，但仍幸運出逃。他離開南京時為十二月十二日晚上八時，依據後來的報告透露，他離開時甚至沒有通知部屬。離開南京後他前往武漢，為南京戰敗請求蔣介石的原諒及處分，蔣介石並沒有因為這件事責難他，很可能是因為他也要為這場如同災難一般的敗局負責，但卻因此背負上懦弱和無能的罵名。陳克文在日記中表示，武漢有謠傳，說唐生智曾匯四十萬元到香港，暗指唐生智之所以接任衛戍首都之職，恐是因為貪占軍費而非基於民族大義。唐生智後來潛心研究佛學，以示他再無野心。相關的傳言，也有可能目的其實只是要將戰敗的責任諉過給他而已。
日軍本來沒有攻打國民政府首都的計畫。不論是東京的參謀本部，或是戰地指揮官松井大將也好，都沒想要占領南京。然而第十軍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將在杭州灣登陸後，依憑直覺向前推進。他所受的訓練就是要快速、果決地利用每一個機會，因此十一月十五日他下令部隊不要受限於作戰區域和地形限制，盡量追擊潰逃的中國軍隊殘部。當松井大將得知國民政府軍隊已喪失過半兵力，且失去作戰意志時，便轉而同意柳川中將看法，即奪取南京可以加速中國投降。日本參謀本部於十二月一日追認同意他們的計畫。日軍以一日三十公里的速度急行，由於後勤作業趕不上他們的急行軍速度，不攜糧食及補給。為了不讓伏擊有機可乘，他們沿途焚毀房舍、農田，甚至整個村子。由於沒有攜帶保暖的軍毯和冬裝，他們抵達南京時已是筋疲力盡、飢寒交迫。日軍接近南京時，本來有機會可以讓日本軍隊在所有人心中留下一個好印象。因為在此之前，國民政府的焦土政策已經讓南京城內外十五公里內成為一片廢墟，就連村莊都被燒盡，南京城內「圍繞南門及下關，均已下發火把」。因為糧食和飲水已然用盡，國民黨的軍人也開始四處劫掠，根據《紐約時報》記者竇奠安（Tillman Durdin）報導，之所以如此的原因，還有一個：「大家都認為反正多數被困於此的人必死無疑。」
當中國在南京最後的潰敗到來時，潰逃的市政官員和守軍造成的混亂局面結束，普通民眾如釋重負，甚至準備迎接日軍進城，而當日軍部隊由西門和南門行進入城時，市民們的確高懸著布條歡迎。
日軍非但沒有抓住這個贏得民心的機會，相反的，他們大肆犯下可怕的暴行……
逃難
日軍的地面攻擊、焦土政策和空中轟炸，說明了為什麼在戰爭一開始前兩年的難民人數最多。對某些人而言，難民生活很短暫，只是在日本大軍行經他們附近時暫時躲避，等日軍離開後又馬上折返。其他人的難民生活則留下了非常痛苦的記憶，常常是必須離開他們工作的城鎮，往其家人成長和家庭得以提供支持的地方而去。陳克文的家庭就是這樣，他的職務讓他必須和政府一起遷移，而在離開南京之前，他就將母親、妻子和孩子送回家鄉廣西。要等他千辛萬苦抵達武漢，才能打電話給妻子，他的妻子也才能向他報平安。對於另一些人而言，逃亡則是筋疲力竭、恐懼、飢餓，甚至死亡。
齊邦媛面對的就是如此。遲至十一月中旬，他們全家才一起撤離南京，一起行動的包括她仍在病中的母親，以及她父親創辦的中山中學一千多名學生。他們分為好幾批起行，先是搭乘火車到蕪湖或安慶（從南京溯長江向上游方向分別約七十五公里和兩百公里處），再乘船到武漢。齊邦媛的父親齊世英弄到了一百枝槍，並訓練年長的學生如何使用，讓他們得以在往內陸遷移的路上保護大家。
逃難的路上擁擠不堪，在齊邦媛逃難經驗中，連火車頂上都攀坐著滿滿的人，「車過第一個隧道，突然聽到車頂上傳來哭喊聲，『有人給刷下去了！有人掉下去！』車內的人卻連『援手』都伸不出去。」由於日本軍機的轟炸，航行在長江上變得十分危險，齊邦媛在漆黑的夜晚上船，登船碼頭上連燈都不敢開。搶著上船的人太多，推擠間有人就落水溺死。船要啟航離岸時，仍然有人蜂擁而上。「落水的人呼救、沉沒的聲音，已上了船的呼兒喚女的叫喊聲，在那個驚險、恐懼的夜晚，混雜著白天火車頂上被刷下的人的哀叫，在我成長至年老的一生中常常回到我的心頭。」齊邦媛搭乘的船只能在夜間航行，白天則利用江岸有樹木的地方躲避日本軍機。
齊邦媛的母親在他們離開南京時已然生病，在行程中病情更加惡化。一到武漢，她母親馬上被送到一家天主教醫院。她那還沒斷奶的妹妹也生病了，得了急性腸胃炎，但卻再也沒能復元。當醫生告訴她的舅舅，連她媽媽也沒什麼希望後，他買了一個小的棺材，訂了一個大的，也為齊邦媛和她的哥哥訂做了孝服。齊邦媛的母親到底還是撐了過來。她的父親隨著蔣介石留在南京，在蔣介石離開時，他才在十二月七日趕抵武漢。他當時又黑又瘦，滿身疲憊。齊邦媛還記得，當她和父親在武漢見面時，他說的話：「我們真是國破家亡了！」
齊邦媛家曾經保護、照顧過的一位瀋陽警察局長的兒子，張大飛，他在聽到齊邦媛母親病況危急時，迅速趕到醫院。他給了齊邦媛一本聖經，並告訴她自己已經加入空軍，雖然生性喜好和平，但他有責任和殘暴的日本戰鬥。他也認為這是一個關鍵時刻，必須要和邪惡的日本作戰。
當國民政府下令疏散武漢，齊邦媛的父親在距離武漢五百多公里的湖南小鎮，永豐鎮，找到一個大祠堂收容學生。這次這群人必須徒步前往，唯一的一輛車載著齊邦媛的媽媽和兩位老師。一路上，學生們被安排住在各處學校的教室或操場，由當地駐軍提供一些食物和休息時的稻草鋪墊。行程中，大家唱著〈松花江上〉，這首歌的第一句是「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最後一句是「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九月十八日」是日本在一九三一年占領東北的日子。在武漢時，齊邦媛的爸爸不敢告訴妻子小女兒已死，只說已經將她安排到一個安全地方，直到安頓於永豐後，才敢告訴她實情。齊家和學生們待在永豐，直到一九三八年十月。雖然當地方言難懂，但那個地方山明水秀，氣候溫暖又物產豐饒，讓齊邦媛留下一段深刻的記憶。
齊邦媛的母親在他們離開南京時已然生病，在行程中病情更加惡化。一到武漢，她母親馬上被送到一家天主教醫院。她那還沒斷奶的妹妹也生病了，得了急性腸胃炎，但卻再也沒能復元。當醫生告訴她的舅舅，連她媽媽也沒什麼希望後，他買了一個小的棺材，訂了一個大的，也為齊邦媛和她的哥哥訂做了孝服。齊邦媛的母親到底還是撐了過來。她的父親隨著蔣介石留在南京，在蔣介石離開時，他才在十二月七日趕抵武漢。他當時又黑又瘦，滿身疲憊。齊邦媛還記得，當她和父親在武漢見面時，他說的話：「我們真是國破家亡了！」
齊邦媛家曾經保護、照顧過的一位瀋陽警察局長的兒子，張大飛，他在聽到齊邦媛母親病況危急時，迅速趕到醫院。他給了齊邦媛一本聖經，並告訴她自己已經加入空軍，雖然生性喜好和平，但他有責任和殘暴的日本戰鬥。他也認為這是一個關鍵時刻，必須要和邪惡的日本作戰。
當國民政府下令疏散武漢，齊邦媛的父親在距離武漢五百多公里的湖南小鎮，永豐鎮，找到一個大祠堂收容學生。這次這群人必須徒步前往，唯一的一輛車載著齊邦媛的媽媽和兩位老師。一路上，學生們被安排住在各處學校的教室或操場，由當地駐軍提供一些食物和休息時的稻草鋪墊。行程中，大家唱著〈松花江上〉，這首歌的第一句是「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最後一句是「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九月十八日」是日本在一九三一年占領東北的日子。在武漢時，齊邦媛的爸爸不敢告訴妻子小女兒已死，只說已經將她安排到一個安全地方，直到安頓於永豐後，才敢告訴她實情。齊家和學生們待在永豐，直到一九三八年十月。雖然當地方言難懂，但那個地方山明水秀，氣候溫暖又物產豐饒，讓齊邦媛留下一段深刻的記憶。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