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作者自藏的集郵冊。在郵票、錢幣中如何建立國族認同？那些在口袋裡、方寸之間定格的「華人認同」變遷史如何變化？ 圖／作者提供
口袋裡的家國：
郵票定格的「華人認同」變遷史？
2021/03/01 聯合報 轉角國際 udn Global 陳威臣
從小受到家母的影響，所以對於集郵、集錢就有著濃厚的興趣。雖然自己並非是什麼「忠貞」的蒐集者，但看到相關的物品，多少還是會注意、甚至購買珍藏，長久以來也成了一個不算認真的嗜好。
還記得國小時，當年「台北郵購」相當風行，他們販售很多郵票，為了知道「中華民國郵政」的郵票發行，所以購買了一本「中國郵票目錄」。雖名為中國，但其實是自1945年以來，台灣歷年所發行的郵票，直到1980年代，而且目錄中排在第一套的，是發行於1945年11月的「中華民國台灣省暫用郵票」。這套郵票上頭雖然用黑字印上「中華民國台灣省」，但底圖卻寫著大日本帝國郵政。
對於從小受到國民黨教育的我，老師告訴我們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我國國土是秋海棠、到新疆要搭乘隴海鐵路，歷史上國父孫中山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但為何台灣的郵票會有日本這兩個字？日本不是我們的敵人嗎？這些在學校所受的教育，所告訴我們的，回到家之後又呈現出另一個世界。
家中長輩日語台語交雜，小學二年級家裡就有錄影機，所以小孩看的卡通跟長輩看的連續劇、綜藝節目，全都來自日本。而我的童年，就在這種極度反差的狀態下，成了一段無法抹滅的回憶。而那本「中國郵票目錄」裡頭所見的每一套郵票，就成了戰後出生的我，對於台灣郵票的印象。
1980-90初期，台灣曾一度熱衷炒作郵票價格，全國興起郵票熱。許多人從凌晨就到郵局前排隊搶購各種郵票，也導致許多真正要寄信、包裹的民眾無票可用。最後迫使郵局從原先每款發行量300-400萬套、暴增到每款發行一兩千萬套以上，郵票價值隨之暴跌。圖為1992年，郵政總局為配合香港中華郵票展覽，發行250萬張童玩小全張紀念郵票，吸引大批民眾搶購。 圖／聯合報系
國民政府來台初期台灣所使用的郵票，底圖為「大日本帝國」，上面再加蓋「中華民國台灣省」字樣。 圖／聯合報系
這本郵票目錄的歷史，也就是台灣戰後的認同史。在那個兩岸對抗的年代，自中國敗逃來台的國民黨政權，仍以中國正統自居，至於共產黨政權則因冷戰對抗、鎖國等因素，仍未被西方社會接受，蔣氏的偏安小朝廷安居在台灣這個島上，而來自中國大江南北的移民們，也各自帶來了他們的認同。
更何況1950年代之前郵票的圖案選擇，雖然孫文肖像相當普遍，不過1950年代蔣氏重新掌權後，蔣氏的肖像取代孫文，成了執政者形塑的「民族偉人」。鈔票上也是如此，孫文的肖像自1945年舊台幣發行後，一直都是主要的鈔票圖案，新台幣發行後仍是如此，但是當1970年代末期所發行的1000元與500元鈔票，卻使用蔣介石的肖像。
這當然很明顯的是當權者刻意形塑那個擁護領袖的意向，也相當程度的反應在郵票與鈔票上。儘管表象是如此，但原本就居住在台灣的人們，所經歷的卻又是另一種認同。當自己稍長之後，有機會看到家母的蒐藏，就會發現絕大多數的郵票，都是來自日本，甚至於有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郵票，以及大正時代的龍銀，這也相當程度地反映出老一輩台灣人，對於族群認同的差別。
在台灣民主化之後，台灣人的主體意識逐漸強烈，而過往的認同逐漸淡薄，不管是郵票或是鈔票，也脫離了那個專制時代的禁錮，逐漸走上真正的民主、多元與各方的文化交匯。此時的台灣郵票與鈔票設計日益豐富，所謂的國族認同與鄉愁，已逐漸淡薄了，更遑論是所謂的「愛國歌曲」。
1950年代之前中華郵政郵票圖像，以孫文像最為普遍。直到1950年代蔣氏掌權，蔣氏肖像才取代孫文成「民族偉人」。圖左上順時針分別為1929年孫文國葬紀念郵票；1941年孫文紐約版錯體郵票；1948年郵政紀念日展覽孫文與飛機帆船郵票；以及1947年農作物1版限臺灣省貼用郵票，首度出現孫文像配上台灣農產品，如甘蔗、香蕉、鳳梨等。 圖／中華郵政組圖
1975年，孫文逝世50周年時，嚴家淦於國父紀念館參觀孫文郵票專輯。 圖／聯合報系
然而自19世紀開始前往香港、東南亞、甚至於歐美等國謀生的華人，他們的國族認同又是如何？
這些離鄉背井的人們，在遙遠的國度思念著故鄉的親人，鄉愁轉變為國族的認同。而當大清帝國遭到推翻之後，取而代之的中華民國，雖然陷入政治不穩定的態勢中，不過政治軍事強人、時任總統的袁世凱，以及政治影響力極大、且頗受到海外華人歡迎的孫文，就成了鈔票與郵票的圖騰，尤其是後者。
也因此包括郵票、鈔票甚至於來自「故鄉」的愛國歌曲，就成了海外華人與祖國的少數連結。而這樣的歷史發展，長久以來讓我感到好奇，世界上各個民族的移民何其多，但為何部分的海外華人族群，與自身的國族連結如此深，這樣的疑惑如今在《口袋裡的家國》一書中，得到了解答。
本書由海外華人的組成，以及愛國歌曲、鈔票與郵票三個層面，來分析鈔票與郵票為何影響著海外華人與祖國的認同，而各地的海外華人對於祖國的認同強度，也有著根本性的不同；加上海外華人多少受到當地政權的壓迫，或是優勢民族的霸凌下，只能忍辱生存，這樣的心態自然對於自身的國族認同有其影響。
新加坡、香港等英國前殖民地也曾以女王頭像當成郵票設計。 圖／作者提供
再者，以本書中所述，不少前往東南亞或是美國等地的華人，多以農工階級為主。來自過往識字率低的中國，來自故鄉的信件上，方寸之中的人像，自然較文字更吸引著目光。這樣的影響不僅是海外華人族群，就連殖民者都意識到這樣的影響力──因此在日本與中國對抗的年代，為了影響中國人的態度，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權，包括滿洲國或是汪精衛的中華民國政權，並不以「殖民統治者」的意象來表現。
當時日本帝國影響下的殖民地，台灣所使用的台灣銀行券，多以台灣神社與鵝鑾鼻燈塔等台灣景色為主，而朝鮮半島的朝鮮銀行券，則是以類似知名朝鮮政治家金允植為藍本的人像。滿洲國鈔票出現了孔子、財神爺等肖像，至於汪精衛政權下的中央儲備銀行券（簡稱中儲券），更是以孫文作為肖像。
殖民統治者很清楚地知道，用這樣的方式來拉攏民心，更能讓民眾在潛移默化之中轉而對殖民這的支持。在蘿蔔與棒的策略當中，當然獲得不錯的成效。這樣的國族連結在戰後，仍持續維持，國民黨以孫文繼承者自居，而打勝仗的共產黨也曾持續使用孫文肖像的鈔票，直到局勢底定，共產黨開始發行人民幣，並逐漸取代國府時代的法幣、金圓券等鈔票。
當時日本帝國影響下的殖民地，如朝鮮半島的朝鮮銀行券，便是以類似知名朝鮮政治家金允植為藍本的人像。滿洲國鈔票出現了孔子、財神爺等肖像；汪精衛政權下的中央儲備銀行券，更是以孫文作為肖像。圖為韓國在日本殖民時期的貨幣「朝鮮銀行券」，上面人像為金允植。 圖／維基共享
圖為作者自藏的大日本帝國郵政郵票。在二戰期間，作為殖民者，面對滿洲國或是汪精衛的中華民國政權，日本在郵票、銀圓券的表現時並不以「殖民統治者」的意象來表現。 圖／作者提供
當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由於共產黨曾鎖國數十年，這也讓敗逃自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仍能獲得海外華人的短暫支持。只是台灣終究不是神州，在國際情勢的劇烈轉變，以及台灣人的覺醒，本土意識取代了那個虛幻的過往，而中國崛起之後，所謂的國族與故鄉的連結不是逐漸消失，就是轉移至真正的中國。
就像本書中以香港為例，新生代的香港人與老一輩的國家認同，有著極大的落差，在年輕港人的心目中，羅湖以北的土地，只不過是另一個毫不熟悉的國度，有著與自己全然不同的價值觀與政治制度，對於神州的嚮往與國族情感，根本不存在。
事實上，探究起國族認同的意識形態，的確有相當程度與政治有關，然而《口袋裡的家國》這本書更著重於了解海外華人面對生存困境與無助感時，國族認同所帶給他們的支持，以及歷史發展下的虛擬與歸屬感，並沒有絕對的對錯。
用這樣的角度來看，本書的敘述的三大重點愛國歌曲、郵票與鈔票本身的發展史，就可以用更超然的立場，來了解海外華人的發展史，而這也是身為台灣人所較不了解的面相，雖然我們大多數也都是移民的子孫。
本書以香港為例，新生代的香港人與老一輩的國家認同，有著極大的落差。在年輕港人的心目中，羅湖以北的土地是另一個毫不熟悉的國度，有著與自己不同的價值觀與政治制度，對於神州的嚮往與國族情感，根本不存在。圖為1997年，一名香港長者拿著當時搶購的鄧小平「一國兩制」紀念郵票，象徵著香港的97回歸。這組具有時代意義的郵票，如今看來格外諷刺。 圖／路透社
香港97回歸紀念郵票，標題為「邁向新紀元」。 圖／法新社
圖／中華郵政
★ ★ ★ ★
《口袋裡的家國：歌曲、郵票、錢幣中的國族認同》
作者： 麥留芳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1/02/23
內容簡介：社會認同是社群裡一種無可避免的歸屬或分類感受，國家、族群的認同乃是兩大普遍例子。但認同有真實的，亦有虛擬或想像的。國、族大都以旗幟、徽章、鳥獸、人物之類作為象徵符號或標誌。但它們並不是隨時隨地，或無緣無故就能被啟動的。擬啟動這些標誌而生情，就得透過某些機制的運作。其中比較有效的機制乃是歌曲、郵票、錢幣。
下文引用連結：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83585
內容簡介
飛揚的歌曲、加蓋的郵票、藕斷絲連的錢幣
在口袋裡流轉的中國近代史與國族認同
社會認同是社群裡一種無可避免的歸屬或分類感受，國家、族群的認同乃是兩大普遍例子。但認同有真實的，亦有虛擬或想像的。國、族大都以旗幟、徽章、鳥獸、人物之類作為象徵符號或標誌。但它們並不是隨時隨地，或無緣無故就能被啟動的。擬啟動這些標誌而生情，就得透過某些機制的運作。其中比較有效的機制乃是歌曲、郵票、錢幣。
歌曲、郵票和錢幣在本質上雖然風馬牛不相及，卻具有共同的內涵和功能：首先，它們都與中國近代史的脈絡密不可分；其次，它們都具有迅速流通與傳播的特性。一百多年來，中國歷經朝代更替、軍閥割據、日本侵華、國共內戰等重大事件，遍布各地、尚孕育著臍帶文化的華人，如何在割裂的歷史與土地上形塑其國族認同？在中國近代史兼華僑研究之領域裡，麥留芳的《口袋裡的家國：歌曲、郵票、錢幣中的國族認同》另闢蹊徑，將視野聚焦於愛國歌曲、孫像與烈士郵票，以及藕斷絲連的孫像錢幣上，深入探索它們得以成為建構國族認同與想像機制的關鍵歷史。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麥留芳
出生並就讀於馬來亞，新加坡公民。中學畢業後負笈臺灣與加拿大。在近乎半個世紀的教學與研究生涯中，足跡主要遍及新加坡、臺灣、香港、北京和廣州，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高級講師、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等。學術性著述多涉及華人／華僑的臍帶文化、方言群與幫會的組織，以及東南亞馬來伊斯蘭命名制度。學術著作有《方言群認同》、《個體與集體犯罪》、《島嶼東南亞人名與稱謂》、《虛擬認同：早期馬來亞華人的愛國歌曲》、《百年虛擬幫會》、《星馬華人私會黨的研究》等。在文藝寫作方面，中學時代勤於新詩及散文創作，《鳥的戀情》的出版是那個時代的一個寫照。教學初期也嘗試過撰寫星馬社會評論，《流放集》反映出那時段的心態。從中研院和清華退休後，尤其是往後在新加坡華裔館的自在歲月裡，返回馬華文壇重作馮婦。《鳥語鳥話》和《與智者和愚者同行》便是這時段的文學作品。
目錄
「浮羅人文書系」編輯前言╱高嘉謙
推薦序 華人社會的另一種認同╱高嘉謙
自序
導言
第一篇 歌曲：依附飛揚的翅膀
乘歌聲翅膀漂洋過海
唱出來的境界
後庭花與紅歌
愛國歌曲在南洋
第二篇 郵票：瞞天過海的加蓋
郵票的本質與功用
有趣和沒趣的郵票
郵票與社會認同
中山在山中
孫像郵票在馬來亞
第三篇 錢幣：藕斷絲連的聯想
兩岸猿聲啼不住
從銀幣到紙幣
袁大頭與其他銀幣
孫像銀幣與紙幣
淡水日落
討論
華僑認同轉換的模式
他類虛擬認同機制
總結與展望
參考資料
附錄
序
推薦序（摘錄）
華人社會的另一種認同
二○二○年一月中旬到新加坡出席學術活動，有機緣跟麥留芳教授見面，約定出版此書稿之際，並不知道新冠病毒的凶險在後。一年後的今天，病毒已在全球大蔓延，染疫人數臨近一億，死亡超過兩百萬人，數字近乎虛假的真實，像是電腦虛擬世界。眼前禍患未歇，人文學術出版仍在緩慢推進。經過幾番電郵討論，麥老師如期交稿，時報出版公司接力推動，這本《口袋裡的家國》可以適時跟讀者見面，也不妨看做危機時代裡，人文出版和書寫展現一種維持日常的堅韌意志。
我認識學者麥留芳的著作始於《方言群認同》，那是接觸華人史研究不會錯過的經典著作。此外，我也讀過文人麥留芳，早年以冷燕秋、劉放筆名於六○年代出道於新馬文壇，曾出版詩集《鳥的戀情》、散文集《流放集》等文學作品。在麥老師的學術生涯裡，華人的認同議題是貫穿始終的研究主軸。從八○年代開始的華人祕密會社、方言群研究，長期著眼新馬華人社會的階層、社群、廟宇等議題，多屬社會學研究和觀照。在系列著述內，華人認同的機制媒介與虛實變化，尤其對「虛擬認同」在華人生活史的關注和發揚，卻是他近年研究成果最受矚目的一部分。
此前分別於新馬兩地出版的《虛擬認同：早期馬來亞華人的愛國歌曲》（二○一二）、《百年虛擬幫會》（二○一七）兩部著作，探究從中國傳播至新馬華人社會的幫會、愛國歌曲的想像性根源和在地建構。前者強調中國各類愛國歌曲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如何在新馬華人社會廣為傳唱，在原鄉情懷、祖國認同、政治立場等方方面面，深刻凝聚、動員並形塑了華人在動盪時局對文化或政治「中國」的嚮往和虛擬認同。後者則回看新馬百年華人會黨史，在其組織、儀式、傳說背後，對中國反清組織天地會的潛在模擬、仿照，甚至作者所言的「借殼上市」，為殖民地華人現實生活裡的公司、會館、武館披上祕密會社的外衣，構成早期契約華工，在職業、身分上的另一種虛擬認同。
眼前這本《口袋裡的家國》，其實不妨看做「虛擬認同」研究的家用進階版。此書焦點放在歌曲（或曲譜、歌詞）、郵票、錢幣，藉由日常小物件啟動大敘事，討論的不僅是愛國歌詞、孫中山郵票，甚至是錢幣裡的孫中山、袁世凱，如何在中國境內的流通和作為國族認同標誌的建構。書中視野同時擴及台灣和海外華人社會，關注其在形塑政治偶像、國家標誌的意義上，透過一套傳遞、流通機制衍生的家國認同，在不同歷史情境發生的意義和作用。換言之，華人傳唱和創作愛國歌曲，發行、使用和蒐集郵票、錢幣，無論在官方或民間，都難掩一種家國認同的演化和變異。而作者為我們展演的，則是各種機制、象徵物所啟動的「虛擬認同」，背後種種觸景生情、一廂情願、文化感召的模擬狀態和現象。
高嘉謙（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內容連載
國家認同的標誌
國家認同，時又可稱為國族認同，那是個人對自己民族、國家的一種歸屬感。幾乎所有的國家或族群，都擁有本身的認同標誌。標誌多被用來表述一事物的特徵，靜態的有圖案、圖騰、肖像等；動態的有語言、影像等。兩者可說都是用來表達意義和感情的直觀語文，所謂一目了然。有關動態的語言作為一種認同的標誌，較早時拙作《方言群認同》已有所著墨。簡略而言，在英屬殖民時代的馬來亞，當地的華僑多以所操的方言彼此分類，各自推動以籍貫為經，以方言為緯的各類文化傳承的活動。也正是這類活動把臍帶文化延續下去。也因此，所虛擬出來的處境，自然深深地局限於方言副文化。
國家認同的先決條件是與臍帶文化的關聯。之後所依賴翻閱地圖、熟讀歷史、選穿傳統服飾、父執輩的口述等的機制把蘇燕婷（二○一三：三二九—三三三）帶入了梅縣，從而衍生出對梅縣的認同；那是一種虛擬的認同。擬進入虛擬的處境，也不是毫無條件的。正如她在〈虛擬梅縣〉一文中所指出：「虛擬梅縣？恐怕是行不通的……我已經是第三代了，隔了萬重山的鄉情，已經像層層剝落的洋蔥……對『故鄉』陌生之餘，我又想靠近它、了解它……」她的個人感受，有異於前述柔奴的此心安處；前者是一種具有集體代表性的心理。她不是正要步出虛擬，而逐漸進入柔奴的隨遇而安的格局嗎？那也可以是第三代的國族認同。
這第三代的歸屬困境並不僅指客家人，或梅縣一地，其他的方言群和籍貫亦然。鄉情如洋蔥，兩層剝落後所剩下的是光鮮一面，在毫無幾分家族集體記憶，或臍帶文化世代傳承的運作下，不要說虛擬國土，僅虛擬一個縣分也會令人感到有心無力的。當家鄉原汁原味的梅菜扣肉也不符合南洋口味時，虛擬梅縣該是難上加難：認同的標誌猶如已過萬重山的輕舟。
作為一個國家的標誌，本書尚未能採用梅菜扣肉，而僅採用飛躍音符中的愛國歌曲，能流通無阻但印有孫像的郵票，和垂手可得的那刻上孫像的市場貨幣。它們的流動雖並不永恆，卻可算長期持續。
中國歷代至清朝，似乎都以抽象的龍為標誌，為圖騰，千百年不變。只有皇帝才是天子，天子上朝所坐的是為龍座。龍的傳人的認同，已深入人心。在帝制之後的共和體制，能觸發人民對國家認同的標誌，已不是在天的飛龍；卻是人人皆可掌握，也可天天接觸到的事物。只可惜在中國近代史裡，掌權者去留或政體嬗遞相當頻繁，認同難以持續；之前被認同的標誌也有尾隨的，但其人民卻未必能同步轉換歸屬感頻道。
這種差異，給慢步者帶來的多是虛擬的認同。這種狀況應是虛擬認同的一種。這種狀況在中國近代史上，共出現過至少五次或五類如下：
近代史中首次出現的虛擬國家認同，是在清帝遜位之後。共和或國民政府在前清郵票上加蓋「臨時中立」、「中華民國」字樣。雖然龍已飛去，由於孫像郵票尚未發行，遺民所認同者應尚是清帝。清帝（龍）、共和（嘉禾／梅花）、復辟（龍鳳）、北洋（龍鳳）、民國（孫像）的認同縱有對立，也短不可言。共和國第一套郵票乃帆船組票，三款都無人像。
第二次的出現，則可從日軍侵華時在孫像郵票上的加蓋窺見一斑。不過在這之前，從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一年國民政府的容共棄共，以及多次的遷都，到重慶、武昌（武漢）、南京、成都、廣州等，民間應不會出現虛擬認同的心態。
第三次是指共產黨延安長征年代到新中國成立時，解放軍所持的國家認同。相較於之前的認同更換頻繁，這次是認同對立比較長久的。若以內戰過後的勝敗為準繩，曰該時人心已認同共產黨，應可存一說。
第四次的焦點是國內抗日時段的南洋移民，尤其是喜唱愛國歌曲和民謠的僑社。之前或之後所發展的三個階段，即一八四三年實施五口通商、國共合作年代、二戰結束後到國府遷臺，南洋華僑所認同的祖國實體應沒多大改變。
第五次是指國民政府遷都臺北的時段，該時寄居在臺灣本島和其外島金門、馬祖、大陳、澎湖等的外省人，尤指他們的後代。臺灣於一九四五年光復，但加蓋有「限臺灣通用」字句的孫像錢幣已在臺灣流通，一直到國府遷都臺北。孫像錢幣在臺灣卻持續發行了五十多年。當時本地居民與外省人的後代，在國家認同方面應類似南洋華僑的經驗：當標誌的實體改變了，而認同仍留戀於既往。由於國民政府在一九五五年放棄了大陳島，該地孫像錢幣的流通僅兩年多，其給予居民的認同層次則有待研究。
不少南洋華僑的子孫對祖國的認同是虛擬的，因他們的歸屬感是透過會館、僑校、合唱團對神州山河的虛擬描繪而衍生的。這是認同標誌的第一類功用。在日本侵華時段，日軍為收買或穩定當地民心，沿用仍流通著的孫像郵票之餘，在郵票上加蓋已被占領的區域名稱，而不用「占領」或「淪陷」的字眼。日軍的用意是，孫中山於一九二五年逝世後仍是中國人民，以及各軍閥極為尊重的英雄，不必急著發行另種改朝換代的郵票。國內據地為王的一般做法是，在原有的孫像郵票上加蓋限制省分貼用的字句。
另有孫像、義士郵票被日軍加蓋「慶祝新嘉坡陷落」的字句。這是很巧妙地在警告中國國內人民：新加坡華僑已被皇軍控制著，不必期望那兒的華僑會匯錢回國援助。日軍命令華僑協會繳交巨額奉納金算是一個旁證。若只作地名來加蓋「新嘉坡」，一如日軍在中國國內所操弄的，海外華僑還得費猜疑。這是認同標誌第二類的功用。
另一方面，從錢幣，尤其是法幣的流通持久性，則可窺見民心認同的方向。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的法幣的交替，似已可窺見後者更源遠流長。在共和、臨時政府（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到北洋政府（一九一三—一九二八）的時段，國家認同的標誌在短期內仍沿用清代郵票，但給予加蓋「中華民國」、「臨時中立」字句，或兩句以十字形式同蓋。在法幣方面，該時似應已廢棄了清代的銀銅通寶，而以袁大頭取代之。但後者是由袁世凱和北洋統領下，在民國三年才發行的合法銀幣。時差三年，通寶應仍是法幣。這也只是短期的欲罷不能。
有謂袁大頭銀幣的流通數量及時間要比孫像硬幣來得遠大，這是很可能的事；因後者的數個銀幣正要發行時，卻遭遇到國際金融風暴而幾乎全部被收歸國有。不過，若袁大頭的數枚紀念性金幣和民國九年的非流通性的銀幣不算在內，而民國十年的銀幣是最後發行的一批，則袁大頭的真正法幣的流量，該有所調整。
反過來，孫像銀幣雖比袁大頭不足，但孫像的紙幣卻在他往生後一直多處、多量，和多年在流通著。此外，配合孫像郵票的同時流通，孫氏作為國家認同標誌的優勢，可說銳不可當。孫像錢幣在國民政府的臺灣於二○一六年所引起的反面效應，提供了另一個錢幣與國族認同的實例。因此進一步落實了「虛擬認同」這個概念。
斯時，除紀念幣外，孫像法幣尚未流通，而且也不見有孫像郵票的正式發行，故該時段的認同標誌是模糊的。孫像紙幣不但在民國時的大陸已被定為法幣，或國幣，且還持續了許多年。期間也還有好多種公家或私人金融公司的錢幣在市面流通，但能夠持續流通至遷臺後的六十多年的，唯有孫像紙幣。也因此，法幣的持久流通提供了標誌的第三類功用。
簡略結語：清代以大龍、小龍、蟠龍郵票來標示國體，故有「看龍行，看天下」的構想，以至於在南洋的洪門會員亦曾以「龍飛」為紀元。在共和、北洋和民國時代，應看的是附有孫像的郵票和錢幣。民國時代的郵政，猶如一座荊棘縱橫的森林；雖曰中山仍在此山中，卻還是雲深不知處。在兩岸猿聲啼不住時，孫像錢幣已有如輕舟，渡過了千山抵達淡水，之後生息幾達一甲子。
本書所涵蓋的年代略述如下：有關愛國歌曲的乃專指日侵的一九三一／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孫像郵票方面則由一九三一年的第一枚至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都臺灣為止；孫像錢幣流通年代約從一九二六年到如今二○二一年。那些年代，中國國內擬獨攬天下大權的英雄此起彼落，要草擬人民對每位山大王的國家認同，實非易事。欲知當今天下執牛耳者，或得聽聽曹孟德給劉備說的「惟使君與操耳」。所說之虛實但看拜把兄弟關雲長和張飛能否及時趕到。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