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守：「戰」或「死」的後遺症 @ 神仙、老虎、狗

統計指出中國在八年抗戰中大約每四個徵兵中就有一個死亡。中國龐大的傷亡並非完全與我國的基本戰略觀念無關。抗日戰爭的主旨從開始就是犧牲。蔣委員長曾宣佈：「唯有我們作最大犧牲的決心才能給我們帶來最後的勝利。」軍中許多口號表明這種產生「死守」、「與陣地共存亡」、和「犧牲到底」的基本觀念。從法根豪森到史迪威，沒有一位外國軍事顧問不批評我國過分耽迷於「不成功便成仁」的思想。許多我國將領對這種觀念也不表贊同，但像在其他國家一樣這種觀念自有其支持者。美國也能看到同樣魯莽勇氣的表現－－尤其在海軍陸戰中－－并譽之為英雄行為。一九三七年在淞滬戰役及首都保衛戰中，這種面對強敵不成功便成仁的態度使我國喪失了一部分最精銳的部隊－－這支勁旅原本可以毫無戰勝的希望之下撤至後方，留作後來用於可以防守的保衛戰中。成千上萬的血染黃沙只不過是証明中國準備犧牲而已。

蔣委員長曾將其鄭州之役的戰略背景說給史迪威聽。一個師佈署在鄭州附近並令該師抵抗到最後一兵一卒。另外兩個師然後向後撤退至五十英里的地方。日軍大舉進攻將該駐守原地的一師殲滅，但是日軍未再前進。蔣委員長說這是個心理問題：該師寧死不退給日軍下留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們就不再攻擊其他兩師。蔣委員長認為他僅以鄭州河防部隊三分之一的代價阻止了日軍的前進。在一九四四年八月衡陽四十七天的保衛戰中，守軍 ( 第十軍 )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五人，其中成仁者計一萬五千多人，使日軍付出傷亡兩萬人的代價。對西方人來講，這種戰爭方式若涉及自己的部隊似乎是莫明其妙，不過從遠處看來也頗令人欽佩：例如在墨西哥戰爭中美軍在阿拉茂（A1amo）抵抗墨西哥人，和墨西哥軍在卡波特皮克（Chapultapeque）抵抗入侵之美軍等英勇表現。英國的軍旗上繡著許多因英勇抵抗而得的勳章。然而，西方人一般說來更喜歡蕭伯納的戰略：「作戰之道無他，只是當具有威力時要無情地攻擊，當力量薄弱時無當敵鋒。」因此西方人越發不能了解日軍當戰事失利時切腹自殺，或中國甚至於俄國人瘋狂似地對著砲口或越過佈雷區衝鋒的戰鬥方式。

東方人易於認為兵員的損失是可以重新供給的，而物資得來不易。東方人不但以空間而且以人命來換取時間和敵人的困乏。西方軍事思想家一般都不肯面臨敵人在人力或裝備上的優勢而以人命打賭。他們會等到佔上風時動手。如果他們能想出辦法來，他們絕不冒險。試聽英國二次大戰名將蒙哥馬利元帥所云：「我毫不擔心我的戰鬥。如果我對戰鬥有所憂慮，那就乾脆不打。我一直等到有了周全的準備再打。」

中國的戰略必然不同。在八年抗戰時間，徵兵的傷亡平均大約為全部徵兵的百分之二十三。很少國家堪以經得起連年不斷的巨額傷亡。單獨一九四○年中國就犧牲了部隊的百分之二十八。在松滬戰役中我國犧牲十人換取敵人一個傷亡。（在戰爭的後期上述比率降至三比一）。中國在裝備上的損失使中國在兵力上的損失升高。中國軍隊當裝備好訓練夠（如一九四四年北緬戰役中之國軍）也能使日軍以十個人換取我軍一個。死守的觀念有其深遠且不幸的後遺症：死守易於對訓練馬虎，因死守造成裝備上的損失進而使抵抗付出更高的代價。死守使部隊恐怖因而導致更多的逃亡。在某種一定的程度上，也需要偉大的犧牲－－不能體面地逃脫而必須臨難不苟－－但是莫須有的犧牲（肇因於不成功便成仁的觀念）証明為失策。觀念上的冒失在各方面的影響何其大也！我們必須以慎於勇並考慮到活下去日後再戰的功效來緩和不成功便成仁的觀念。

中國現代軍事史／劉馥 (F.F.Liu) 1951年著
東大圖書公司／民國 75年4月初版／梅寅生譯／P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