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過專業訓練的情報人員，不會遺留蛛絲馬跡成為證據，也因此情報並不容易搜集與掌握。（圖／視覺中國CFP）
張誠／憑電腦檔案破共諜案？台灣反情報工作該檢討了
張誠，雄三飛彈前總工程師，現任中央大學企管學系兼任助理教授、中華民國解癮戒毒協會理事、民國黨軍事國防顧問。長期致力整合國防、科技、教育、產業、政治及心靈陶冶等資源，推動社會公益與國家發展。
2018年03月5日 ETtoday新聞雲
媒體報導，雙面諜李振成（Jerry Chun Shing Lee，音譯）離開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後，在2010至2012年間，洩露美國情報人員資料給中國，導致美大量情報人員在中國被捕或失蹤。事實上2013年，李員由亞洲回到美國時，聯邦調查局即曾潛進到他下榻的汽車旅館，搜獲與中國線民接觸的證據，但卻遲至今年初才真正把他逮捕，也讓整起案情發展宛如電影情節般值得玩味。
美國有兩個著名的情報機構，一為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CIA），以及美國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簡稱FBI）。CIA是美國對外情報工作的主體，FBI是美國反情報工作的主體，由名稱可知，情報（Intelligence）與調查（Investigation）關係密切。情報的定義很科學，情報工作從資料調查、蒐集開始，把許多無關聯性的資料（Data），轉換成有意義、有價值的資訊（Information），再由資訊統計、分析出能讓人聰明運用的情報（Intelligence）。簡言之，情報形成的工程，就是從Data、Information到Intelligence的歷程。
昔日，日本突襲夏威夷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美國與中華民國正式形成盟國，當時美國對中華民國的第一項軍事支援就是「氣象」。「氣象」對軍隊作戰來說非常重要，如果沒有完整的氣象資訊，很可能會讓軍隊陷於泥淖之中。「氣象」也是從資料蒐集開始，從Data轉成Information之後變成可以運用的Intelligence。經由氣象預測能力的建立，中華民國的軍事情報開始進入相對科學的正軌。這就可以理解中華民國軍事情報局的前身，為何叫做「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軍統局）的原因。
情報的概念不只應用在軍事上，銀行貸款時的徵信，也可視為情報的應用。舉例來說，有位先生到銀行貸款，假設他的房子價值是一千萬，要貸款200萬，這是個合理的案件，照理說到此為止，銀行應該會貸款給這位先生。此時，若銀行有個「負面新聞資訊系統」，發現這位先生是個惡名昭彰之人，他很有可能用這筆錢做走私或從事違法，這時銀行應重新裁量是否要貸款。也就是說，「負面新聞資訊系統」就是從許多的新聞「資料」中，整理出所需要的負面「資訊」，而成為可以作為預先防範的「情報」，也是一種情報系統。
▲檢調日前搜索扣押王炳忠（左一）等人的電腦、手機，經分析解密後稱已掌握涉共諜案的相關證據。（圖／記者張曼蘋攝）
事實上中華民國的情報史中，曾遇過一次嚴重挫敗。1996年導彈危機，當時李登輝總統為安定民心，不經意講了一句：「不要擔心中共，中共所發射的彈道飛彈是包空彈。」沒想到中共就依「包空彈」3個關鍵字，找到內部知道是包空彈的人，因為，這肯定只有少數關鍵者才會知道。後來逮捕了一位解放軍少將，並破獲一個中華民國的情報網。據說，當時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損失了大概2,000位情報人員。由此案例可知，情報運作的基本模式就是「保密」及「關鍵字探索」。
所以，保密是情報工作的必備特質，重點是不能留下任何痕跡，一方面不留下資訊給反情報工作運用，另一方面，才不會成為事跡敗露時的證據。因此，從事第一線情報工作者的關鍵本領，就是要有超強的記憶力，一切放在腦裡，不留下任何紙本或檔案。這也就是為何2013年，美國FBI在汽車旅館找到李振成與線民的互動紀錄時，不做任何動作，因為這紀錄的出現，有違情報人員訓練準則，難以做為證據，為更精準掌握其他證據，美國FBI才會拖到2018年才展開拘捕行動。
反觀台灣近期與新黨有關的共諜事件，調查局聲稱在「證人」的電腦裡找到重要證據，但誠如上述，一個訓練有素的情報人員，是不會留下任何蛛絲馬跡的。所以這起共諜案的「證人」們若真從事情報工作，那肯定不是核心情報工作人員，而是非常外圍的情蒐人員，且因沒接受過完整的情報訓練，才會留下證據。此時調查局的反情報工作，絕非立即宣布破案，而是應以放長線釣大魚之姿，靜靜追蹤此情報系統的「上線」。然奇特的是調查局仍決定把這案子給「破了」，讓人直覺不過是「搶功」以凸顯中國大陸對台的不友善，順便運用政治資源對島內對立勢力清理門戶。衷心希望筆者的推論僅是假設，否則，台灣的反情報工作真得認真檢討了。
https://youtu.be/wxuaw77WA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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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通俄門」特別檢察官穆勒起訴十三位俄羅斯人。（AP）
廖元豪觀點：從美國起訴俄國人，看網路國安戰爭
2018-02-21 風傳媒
廖元豪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職司調查2016年大選期間，俄國不法介入美國選舉的聯邦特別檢察官Robert S. Mueller III，於2月16日，透過大陪審團，起訴了13名俄羅斯被告。起訴書控訴他們，涉嫌運用假身分等方法，在各地（主要是網路）干擾美國總統大選，破壞政府機關正常功能，危害民主。包括到處散播破壞秩序的（假？）消息，敵視特定候選人（就是民主黨的希拉蕊柯林頓），支持當選人川普卻又同時揪團抗議川普等等。
目前雖然還沒有涉及川普本人與其親友，也尚未指稱川普知情或共謀，但已經構成對川普的一大打擊：原來現在總統當選，真的是俄羅斯大力（非法）協助之下的成果？川普若是不在意，那之前也不需要拼命撇清，說俄羅斯介入之說只是個惡作劇（hoax）了。而本案的起訴，恰恰反駁了川普的撇清—無論最後是否能全部定罪，俄羅斯介入美國大選，絕非謠言。而只要有任何一個罪名成立，任何一個被告被判處有罪，川普當選的正當性也難免罩上疑雲。
川普通俄門：美國司法部副部長羅森斯坦表示13名俄羅斯人被起訴（AP）
從這個事件，我們可以看出資訊自由的網路時代，網路資訊（無論真假）是怎樣影響一個民主國家的選舉的。俄羅斯設立了一個網路研究機構以及公司，並且雇用許多人蒐集資料，散佈各種訊息，試圖製造美國社會的不信任及對抗。他們還在社群媒體如Facebook, Instagram，與Twitter上，開設數百個帳號，到處發言與散佈消息。由於都是在美國登記的帳號，顯示起來好像是美國本地人一樣。被告們同時也雇用很多美國公民，假裝成草根組織、社運團體來發言。
這些招數，在台灣的選舉上可能也有用過。「網軍」（不管是受雇或是自願成為政黨附隨組織的）幹的卑劣事兒，也不亞於俄羅斯。只是由一個國家，這樣大規模而刻意地，藉由操縱輿論與資訊，去影響他國的總統選舉，還真是駭人聽聞。相信這些人的財源與所受的訓練，一定遠遠超出一般所謂的網軍。
然而，在美國這樣一個資訊充分流通，又高度保障言論自由的國家，網路上傳播各種訊息—包括偏袒川普、醜化柯林頓—不都是受保障的嗎？人民自有判斷及選擇，這到底犯了什麼法呢？
有趣的是，檢察官起訴的「行為」或「罪名」，主要是「共謀詐欺美國」（conspiracy to defraud the United States ），以不法方式使美國政府無法正確揭露外國人在美國參與政治活動的訊息。其他幾項罪名也都是詐欺或盜用身分等行為。也就是說，如果他們沒有用假身分、假消息，那怎麼攻擊美國（候選人）都應該是正常言論自由的範圍。就算俄羅斯真的希望川普當選，又如何？不能說嗎？
川普通俄門：俄羅斯在社群媒體買廣告詆毀川普的競選對手希拉蕊（AP）
這也可以看出網路時代，民主政治的脆弱—我們很難區別什麼樣的資訊是真的，哪些訊息是誤導簡化的。而在選戰激情時節，一個有爭議的訊息就可能馬上讓選情翻盤，事後的「補救」根本就來不及（想想當年高雄市市長選舉的「吳敦義錄音帶」與「黃俊英走路工」）。而假身分、假帳號、假消息頻傳的網路，更使得政府難以防範。民主政治的原則，是假設各種訊息都是真的，偶有錯誤可以藉由「觀念自由市場」的競爭來排除。可是在真假混淆的網路世界，這樣的假設是否切合實際？
俄羅斯當然可以公然說，希望川普當選。但若在選戰時公開這麼說，或許會對川普不利（就像台灣選戰時，中共若說它支持誰，誰大概就倒大霉了）。可是藉由這些精巧的偽造手法，人們沒看到「假身分」這一關，就以為原來這麼多美國人都挺川普。於是，選舉雖然沒有暴力與賄賂，但卻是在一個充滿虛假的「詐欺」環境中進行，達成的結果，其實讓民主蒙塵。
類似的問題當然可能發生在台灣。對岸的中共必然也會想要藉由網路訊息，來影響台灣的總統選舉。這應該也是我國檢調單位，積極地要追查「共諜」的動機之一。說實在，這樣的憂慮並非無據。但國家安全法第二條第二項，將單純的「發展組織」都當成犯罪要件，就很容易打擊到「合法組織」，而侵犯到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的領域，也把威脅性很低的各種行為都包涵進去（想想之前搜索幾名新黨人士，以及當初起訴的周姓共諜案，是否都讓輿論啞然失笑—這樣的咖也要抓？）。
比較理想的方式，或許也是仿效美國，要把「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的意圖，與某種「不法行為」連結在一起，才能定位為犯罪。我們畢竟是奉行民主憲政的國家，對於中共或外國的「合法介入」，也只能忍耐，並且用清楚的腦與眼，去辨明資訊的是非。說實在，如果大家的腦袋與心靈都那麼容易被政治意識形態沖昏，隨便看個懶人包或什麼爆料就無條件相信，那多厲害的國家安全法也保不住台灣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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