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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海軍公開沱江艦發射雄風三型反艦飛彈畫面。圖取中華民國海軍

雄風飛彈之父韓光渭辭世 享壽89歲

2019-06-05 中央社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今天表示,前雄風計畫主持人韓光渭日前辭世,享壽89歲。韓光渭有「雄風飛彈之父」美譽,對海軍制海武器建立及維護國家安全有重大貢獻。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韓光渭於日前安詳辭世,享壽89歲,中科院深感哀悼與不捨,並將於近期為韓光渭辦理追思儀式,以緬懷其貢獻與勳業。

中科院指出,韓光渭早年就讀海軍機械學校,爾後赴美取得美國海軍研究院電機博士學位後歸國服務,並於民國53年當選第二屆十大傑出青年,後於55年至84年於中科院服務,更於服務期間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堪為中科院研發人員的表率。

中科院表示,韓光渭擔任雄風計畫主持人期間,成功研發雄風一型、雄風二型飛彈,素有「雄風飛彈之父」的美譽,也為今天的雄風飛彈奠下成功的基礎,對於海軍制海武器建立及維護國家安全有重大貢獻。

中科院指出,韓光渭退伍後持續於國內交通大學、台灣大學及元智大學等校擔任教授,奉獻教育,作育英才,其一生光榮事蹟,均令人感念與追思。

前雄風三型飛彈總工程師張誠今天也在臉書發文表示,韓光渭奠定雄風飛彈的基礎,孕育了雄風文化,才有現在的雄三飛彈及遠距精準打擊能力。

張誠表示,韓光渭學富五車,是中華民國目前唯一的將軍院士,是智者;韓光渭斯斯文文,塑造雄風文化,是仁者;韓光渭雖然沒強調籍貫,但是從韓光渭的身教,可以感受到韓光渭就是即墨之戰田單復國的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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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動型雄風三型反艦飛彈。聯合報系資料照片/記者洪哲政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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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風飛彈之父」韓光渭(左)逝世,享壽89歲。(合成圖/中科院)

「雄風飛彈之父」韓光渭家中病逝 享壽89歲

2019年06月05日  ETtoday新聞雲  記者柯沛辰

「雄風飛彈之父」前中科院雄風計畫主持人韓光渭少將1日在家中病逝,享壽89歲。中科院將擇期舉辦追思會。

雄三飛彈總工程師、中央大學企管系助理教授張誠博士5日在臉書發文哀悼,指昔日中科院老長官韓光渭是中華民國目前唯一的將軍院士,正因為有他奠定雄風攻艦飛彈的良好基礎、孕育了雄風文化,才有了如今令我國引以為傲的「雄三飛彈」。

張誠回憶,當時他加入雄風計畫時,深刻感受到團隊氛圍很人性化,「人與人相處以禮相待,沒有權威,互相尊重」,還會不定期舉辦讀書會,一起研讀中國古老易經科學,「讓冷冰冰的科學,溫暖了起來,這是韓老師塑造的雄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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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光渭一生為國奉獻,為雄三飛彈的成功奠定了紮實基礎。(圖/中科院)

張誠指出,韓光渭斯斯文文,從未強調自身籍貫,「但是從韓老師的身教,可以感受到韓老師就是即墨之戰田單復國的勇者。」

韓光渭1930年出生於山東省即墨縣,1950年代曾先後駐防澎湖、擔任太康軍艦電工官,隨後海軍公費留美,1961年美國海軍研究院電機系博士畢業。回台後在中科院貢獻所長,中華民國海軍少將退役,是國防武器雄風飛彈一型、二型計畫主持人,被稱為「雄風飛彈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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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光渭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韓光渭(英語:Kuang-Wei Han,1930年-2019年6月1日),中華民國海軍少將退役,山東省即墨縣人,已退休工程科學博士,是中華民國重要國防武器雄風飛彈一型、二型計畫主持人,被稱為「雄風飛彈之父」

學歷

青島市私立崇德中學、省立青島臨時中學、私立中正中學。

1955年,海軍機械學校電機系學士。

1958年,海軍公費留美,就讀美國海軍研究院電機系。1961年,美國海軍研究院電機系博士。

經歷

1949年,隨部隊離開青島,經過台灣前往海南島,1950年回防台灣駐防在澎湖。1956年,太康軍艦電工官。1957年,海軍官校電機系助教。

1962年到1964年,海軍工程學院副教授。

1965年,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研究。

1966年到1982年,中山科學研究院電子研究所控制組組長。1982年到1984年,中山科學研究院電子研究所副所長。1982年到1995年,中山科學研究院雄風飛彈計畫主持人。1984年到1995年,中山科學研究院系統發展中心副主任。

1985年,晉升中華民國海軍少將。

1962年到1992年、1997年到1999年,國立交通大學兼任教授。1992年到1999年,國立臺灣大學兼任教授。1995年到2000年,元智大學講座教授。

2019年6月1日於家中病逝,享壽89歲。

評價

孫又予先生在其回憶錄中對時任中山科學研究院控制組組長的韓光渭先生評價:

是一位有實學而又肯實幹的人物,他讀書用功的程度無人能及。到日本東京出差,在星期假日時,大家都出去觀光遊玩,只有他一個人留在旅館裡閉門讀書。由他主持雄風飛彈計畫,就很成功,只是像韓光渭先生這樣的人太少了。

榮譽

1962年,教育部學術獎章。

1966年,中山學術著作獎。

1990年,中央研究院院士。

1995年,國立交通大學名譽博士。[7]

1997年,國立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美國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學術論文獎2次。

2006年,系統學會終身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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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韓光渭院士(1930-)出生於山東省即墨縣,曾就讀青島市私立崇德中學、省立青島臨時中學、私立中正中學。1949年隨部隊離開青島,經台灣轉赴海南島。1950年回台灣駐防澎湖,後考入台中農學院。1951年入海軍機械學校,於1955年獲電機系學士學位。1956年任太康軍艦電工官,1957年任海軍官校電機系助教。1958年考取海軍公費留美,入美國海軍研究院電機系,三年半後取得博士學位。1962年返國,先後任教於海軍工程學院、交通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華、台灣大學、元智大學。1964年當選第二屆十大傑出青年。1966年入中山科學研究院,至1995年退休;期間擔任雄風一型、雄風二型飛彈計畫主持人,於國防武器研發貢獻卓著,有「雄風飛彈之父」美譽。1985年晉升海軍少將,1990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本書詳述韓院士幼年時期在家鄉的所見所聞、國共內戰時期驚心動魄的逃難與求生經歷、海軍機校和美國海軍研究院的教育特色,更翔實記載了韓院士投入飛彈研發過程。本書雖只是個人的回憶錄,但其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是無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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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光渭回憶錄
雄風一型飛彈系統的研發經過(1968-1993)

2010-08-07~15  旺報  【文/韓光渭】 

編者按中央研究院張玉法院士和陶英惠教授曾向韓光渭院士建議撰寫回憶錄;而韓院士終於在2008年親筆完成全部文稿,本報在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兼副所長張力的協助下取得資料,節錄刊載。其中韓光渭投入雄風飛彈研發過程,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也是我國防戰備最動人心魄的一段。     

雄風一型飛彈武器系統(包括飛彈和射控系統)的研究發展時期,若從1968年與柏格曼教授討論基本系統觀念算起來,是25年;若從1971年先總統蔣公核准實施算起,是22年。      

1968年夏季,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的柏格曼(Ernst David Bergmann)教授應邀來中科院籌備處訪問。他向籌備處主任唐君鉑中將建議研製目視導引的短程飛彈。7月22日唐主任指示我,以公開討論方式研討究竟發展哪一種飛彈最好。8月5日核准由我組成「導向飛彈技術研討小組」(詳見中科院出版的《雄風文獻》),與柏格曼教授研討他建議的飛彈的性能規格。我在討論之前,參考美國的Lacrosse飛彈寫了一份資料,並註明飛彈的代名是雄蜂(Drone Bee)。 

從雄蜂更名雄風飛彈      

經過與柏格曼教授討論後,他對資料中所寫的尺寸有所修正,而其他規格及說明都同意;他並指出「雄蜂」飛彈最適合我國的需求,它是用電來控制(不用油壓控制系統),裝有無線電高度計,使飛彈可以在水面上很低地平飛。這是雄風一型飛彈最早的一次討論會;以「雄蜂」為飛彈的名稱是第一次出現。後來我正式簽請,並由唐主任核定以「雄蜂」為飛彈的名稱。將「雄蜂」改為「雄風」則是前總長郝柏村上將上任後,由國防部決定的,時間是在1982年;正式以命令發布更改是在1984年6月20日(雲霖字第1122號令)。     

雄風一型飛彈計畫是奉先總統蔣公於1971年7月核准實施的。第二研究所鄭毓珊副所長奉派於1971年7月19日擔任計畫主持人,我擔任導引控制系統主持人。黃代院長孝宗上任後,於1982年12月16日要我擔任計畫主持人。1995年2月1日我自中科院退休後,由王德勝博士接任。      

雄風一型飛彈系統是以「先求有再求好」為原則。在研究飛彈的重要設備(例如風洞)沒有建好以前,就於1975年7月27日開始試射飛彈;1978年10月10日的國慶閱兵首次展出,同年飛彈連續命中靶船七次後,海軍開始接收飛彈,並通過驗證,擔任戰備。但很不幸地,飛彈的命中率有逐漸下降的趨勢。因此在1982年10月之後進行了全面的飛彈品質改進工作,直到1984年5月2日才通過可靠度合格的驗證試射,並隨後分批更換已經在海軍服役的飛彈。從此以後雄風一型飛彈的命中靶船機率,都保持在原訂規格以上。     

雄風一型飛彈自1971年奉准計畫實施,至1985年完成系統驗證為止,共計14年。自1975年飛彈離架試驗開始,至1990年之海軍戰備抽測試射為止,共計發射了188枚。終於使我國有能力自行研製、使用、改良和大修此型飛彈系統。     

雄風一型飛彈在海軍服役期間的後勤支援工作,都由中科院負責執行。標準的工作是每隔五年飛彈都被運回中科院大修一次,因此可以確保飛彈的品質,而中科院也可以得到海軍的長期後勤預算支援。換言之,只要雄風一型飛彈在海軍服役,中科院就有該型飛彈的後勤工作在進行。     

1993年5月,中科院曾經對雄風一型飛彈武器系統提出研發計畫結案報告,而且得到海軍同意和國防部的核准。所以,雄風一型飛彈武器系統(包括飛彈和射控系統)的研究發展時期,若從1968年與柏格曼教授討論基本系統觀念算起來,是25年;若從1971年先總統蔣公核准實施算起,是22年。另外,若從1975年第一枚飛彈離架試驗開始,到1985年射控系統驗證完畢為止,是10年。無論如何計算都是很長的。在這期間,一切都要從打根基作起,而且都要有長期規畫,並克服種種困難,最後才得到預期的結果。      

雄風一型飛彈研發期間的工作實況,在《雄風文獻》一書中有比較詳細的報告,本章附件一至六,為其中的幾份報告。而以下所寫的幾節,可看作是該書的補充資料。 

林驊博士的重要指導      

林驊博士在1968年至1975年雄風一型飛彈研發初期,曾先後來中科院很多次;每一次都提供很重要的指導。他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航空工程系的博士,是當時波音(Boeing)公司在國防武器系統方面的高級領導人,對世界各國的飛彈武器系統都非常瞭解。他對我們在飛彈導引控制方面的重要指導和協助,有以下幾點:
 
(1)他聽過我們向他作的雄蜂飛彈發展構想後,認為是最好的發展途徑,使我們信心大增。 

(2)他與劉詒謹教授聽過我們對雄蜂飛彈的導引控制方法報告後,都認為我們已經知道了此型飛彈的導引控制技術知識(Know How),並不需要向K國購買此種技術知識。中科院因此省下了當時已為此編列的預算600萬美元,我們的工作同仁因而更具信心。 

(3)林驊博士對火蜂(Fire Bee)靶機改成飛彈的觀念很支持,他並且在1975年1月3日的一次會議中建議一種方法,以改善飛彈的命中誤差。他對這種觀念的支持,使我們增強了信心,終於在1979年有了結果,並且使我們成立了「中流計畫」。
 
(4)經過他的安排,使我在1980年有一次機會去參觀西雅圖波音公司的飛彈導引控制系統模擬實驗室。雄風計畫在模擬方面的規畫,都是我利用這次參觀的心得而建立的。 

(5)他每次回國都是專為來中科院指導我們,而且每一次都提供很具體、實用,和很有遠見的方法和觀念。他曾經在1973年到梧棲海邊看我們用直昇機作高度計測試;提供並詳細講解飛彈導引控制方面的資料;也曾為我們講解以後可能要研究發展的新型導引系統。
 
現在(2008.1.20)回想起來,我對林驊博士非常敬佩和感激;他的指導像是明燈,使我們走向成功,而且不理會那些反對人士的干擾。

雄風飛彈發展初期,工作同仁都抱著滿腔熱血,但是真正從事過飛彈研發工作的人,卻一個也沒有。因此,劉教授正是我們所渴望的專家。那時劉教授與林驊博士兩個人構成很好的搭配。

劉詒謹教授也是麻省理工學院的航空系博士。他曾經是美國洛克希德公司(Lockhead Cooperation)飛彈部門研究員,並主持過美國海軍的砲火指揮系統研究計畫。1971年7月他應我國國科會之請,在清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我曾先後多次向劉教授請教問題,並於1972年1月促成中科院與清華大學簽訂合作計畫書,由劉教授指導中科院人員研究飛彈導引控制系統,先後共2年。1973年6月劉教授的國科會客座教授期滿後,我們特商請由本院與清華大學合聘劉教授,在國內繼續工作3年;工作地點就安排在我的辦公室旁邊,我們可以隨時向他請教問題。

由劉教授指導我們的合作計畫,是雄風計畫第一個與院外單位合作的研究計畫。雖然在1974年6月因為美國方面的原因,劉教授提前返美,但是他已經對雄風計畫有非常大的貢獻。

劉詒謹教授貢獻良多

劉教授返美後,每當我去美國公差時,總會安排時間去華盛頓登門拜訪;有時帶著雄風飛彈試射時的遙測資料,攤在劉教授客廳的桌子上請教。雄風一型飛彈計畫完成之後,我仍然保持去華盛頓拜訪劉教授的作法;不是請教飛彈問題,而是去探望和表示感激。

在雄風飛彈發展的初期,工作同仁都抱著滿腔熱血,準備為這一任務獻身奮鬥;但是真正在以前從事過飛彈研究發展工作的人,卻一個也沒有。因此,劉教授正是我們所渴望的專家來指導我們。那時劉教授與林驊博士兩個人構成很好的搭配。林博士以短期訪談方式指導我們大的方向;劉教授則長期以朝夕相處方式,指導我們如何實際去解決導引控制問題。有時候他們兩位導師會出現在同一個會議裡,那也就是重大問題必須決定的時候。

現在(2008.1.21)回想起來,劉教授對雄風計畫的具體貢獻有以下幾點:

(1)慣性導引系統的研究。劉教授曾經在麻省理工學院的追迫實驗室(Draper Laboratory)服務,這是全世界最精密的陀螺儀和慣性導引系統的研究單位。美國的長程飛彈和人造衛星導引系統的精度,都是依據該實驗室所研製的陀螺儀精度而決定的。因此,劉教授是真正大師級的慣性導引系統專家;他使中科院在慣性導引方面,一開始就發展得很踏實。參加這一方面工作的,大部分是第二研究所的同仁;在我負責的組內,是由陳平和先生跟隨劉教授研究新型陀螺儀的設計。

精密陀螺儀的重要性

劉教授曾經介紹我去參觀追迫實驗室。那是在麻省理工學院旁邊的一棟很老舊的大樓,裡面擠滿著研究室和實驗室。那天負責接待我的是一位資深的研究員,也是劉教授當年的要好同事;他的熱心講解,使我對新型精密陀螺儀的研製得到很深的印象。那天,創建追迫實驗室的追迫(Charles Stark Draper,1901—1987)博士,也在他的辦公室裡接見我。當我看到牆壁上掛滿了美國政府,特別是國防部,給他的很多感謝狀,使我無限地景仰他。他領導的研究計畫在那時的目標是:每隔10年使精密陀螺儀的精度增加「一個零」(十倍)!

這次參觀使我確實知道陀螺儀精度的重要性。因此我在中科院服務期間,對精密陀螺儀的研製計畫都盡量鼓勵和支持。記得我自中科院退休時,第二研究所負責精密陀螺儀的幾位同仁,特別將他們最新研製的兩具陀螺儀解剖,並做成紀念品送給我。我是曾經在1964年親自到美國的軍用廢品店裡尋找舊陀螺儀的人;我有機會在追迫實驗室看到美國最新研製的陀螺儀;而且有幸接受我國自製的最精密陀螺儀作為臨別紀念品;我是何等的感謝神的安排!這一切的最初關鍵人是劉詒謹教授。

(2)雄風一型飛彈導引系統的設計。雄風一型飛彈使用一種特殊天線的歸向(Homing)方法,因此導引系統的設計,也要用特別的方法來配合。劉教授指導我們派到清華大學工作的蔡義從先生,作了很多模擬工作,終於確定了一種方法;後來經過宋真堯等同仁的改善,實際用在飛彈上。換言之,雄風一型飛彈上的終端歸向導引方法,是劉教授教導我們做的。

(3)飛彈重要數據的預估。1971年由中科院二、三所正式展開雄風一型飛彈研製行動時,不但二所的風洞尚未建立,三所負責導引控制系統研發的第三組,也只有一台能量有限的TR-48類比計算機,勉強可供模擬訓練之用而已。因此在第一枚控制彈發射之前,飛彈的重要數據都是由二、三所有關同仁由計算和猜測而得的。我記得很清楚,第一發控制彈真正被採用的彈上重要數據,是請劉教授預估的。以後的事實證明,劉教授的那次預估相當可靠,其誤差在工程人員可以接受的範圍以內。這在「先求有,再求好」的原則下,劉教授的預估數據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

幾次難忘的飛彈試射

(一)第一次滾動控制彈試射

1975年10月28日,台灣南部的飛彈試射場,雄風一型飛彈開始作第一次控制彈飛試,其主要目的是測試飛彈的滾動控制系統是否穩定。飛彈裝配好了之後,導引控制系統機械方面的負責人王克勇先生(我的機校同年班同學)把我叫到飛彈旁邊對我說:「飛彈頭上的兩個天線護罩,與彈體都有一條很大的空隙,會不會影響飛彈控制系統的性能?」我用右手的小指頭伸到空隙裡去又拿出來說:「照原訂時間發射。」他說:「讓我用膠布把空隙貼起來好了。」我說:「好。」因此,這枚首次飛試的控制彈,在彈頭兩邊天線護罩與彈體之間都貼著膠布。

禍不單行,10月15日我收到一紙院部的通知,我被懲罰,申誡一次!我參加雄風計畫,最初受到的不是記功嘉獎,而是申誡。

另外,在飛彈的裝配場作飛彈控制系統測試時,我用雙臂抱著放在木架上的飛彈,使之產生滾動,來觀察飛彈的4個尾翼是否偏移到應該有的方向。我的感覺是方向正確,但移動的速度太快;這表示我覺得滾動控制系統的電線極性接得正確,但增益太大。然而我怎麼能用一個人的感覺來確定呢?於是我決定不作任何增益的修正。因此,這第一枚控制彈是我存著懷疑滾動環路增益太大的心情打出去的。

在我抱著飛彈作滾動時,有位同事對我說:「你難道不相信電線的訊號有正確的極性嗎?」言下之意是我太幼稚。事實上,第一枚控制彈試飛之前,我對工作同仁是否將飛彈尾翼的電線接對,使電的極性正確,的確沒有信心。現在(2008.1.26)我很遺憾的是,我沒能把這種「幼稚」堅持到底,使後來在雄風二型飛彈試射時,竟有一發因為尾翼電線接錯,而不得不使之中途落海。

雄風一型飛彈是在一切都沒有基礎的情況下做起的,但是我們的目標卻是要達到此型飛彈的世界水準。從這第一枚滾動控制彈的準備情況,就可以知道我們將有很困難的路要走。

這次試射,來督導的長官是海軍的劉和謙將軍。飛彈發射之前,由我先作簡報,並說明這次飛試的成功或失敗,是依照飛行中飛彈的滾動角度是否能由發射前的××度滾往Y度來決定。結果從發射後的遙測資料顯示,飛彈滾進了Y度;但很可惜,過了幾秒鐘之後卻滾動變大,終於失控,造成飛彈落海。劉將軍認為試射是成功的,並且嘉勉大家。那天晚餐時特別加菜來慶祝成功。但是我心裡知道,這次的成功並不完美,那是因為我們沒有預先估對滾動控制系統的增益。好在我們採取了行動,使以後的飛彈試射,每一次都沒有再發生滾動控制系統的問題。回想起來令人安慰。

(二)飛彈在軍艦上發射時出現意外

春雷三號演習(1977.8.10-12)是在DD艦上發射3枚雄風一型飛彈。演習的準備工作進行得很不順利。天氣連續陰雨,而我在出發的前一天不幸得了嚴重的傷風感冒,因此必須每天吃藥,抱病工作。

發射第一枚飛彈的那一天早晨(1977.8.10),我突然覺得失去了聲音,不能講話。我去高雄市周耳鼻喉科醫院檢查,醫師告訴我喉嚨紅腫得很厲害,必須立即打針吃藥,並停止講話,否則一輩子不能講話。我覺得體力和精神都無法支撐下去,只好乘火車回家,不參加演習。

一枚飛彈 艦上噴火

過了兩天,我得到一個令我非常震驚的消息,那就是有一枚飛彈在發射時未能離艦升空,反而在軍艦上不停地噴火。這個消息立即使我的喉嚨病情加重,使我必須用手寫字才能與家人溝通。我在家養病3周後,雖然抱病去辦公室,但是在辦公室裡也只能與同事用筆談,很痛苦也很不耐煩。後來,我請同事方惠忠先生幫我做了一個特別靈敏的聲音放大器放在辦公室裡,使我可以用很小的聲音講話。另外,我買了一個可以隨身攜帶的很小的收音機和發射機,利用無線電放大器的方式參加開會,和在學校為同學們講課。每天都忍受著喉嚨的腫痛,苦不堪言。

禍不單行,10月15日我收到一紙院部的通知,我被懲罰,申誡一次!我參加雄風計畫,最初受到的不是記功嘉獎,而是申誡。同時被懲戒的還有袁杰、蕭啟晃、林玉堂和朱黔生等4位同仁。我覺得很對不起他們,因為我是控制系統的負責人,卻沒能預先設法防止此種意外的發生。事實上,我受的懲罰比他們都大,我的喉嚨失聲,使我因此遭受了很多年的痛苦。

更不幸的是,在我為喉嚨病症到處求醫的時期,又發現我的大便有血,而且肛門周圍腫脹。經過醫生檢查,認為必須開刀將一個◆管取出,否則◆管會長得太大,動手術也難以治療。於是我不得不在1979年4月住進了三軍總醫院。結果,在動過手術的第二天,因為傷口太大,一位來給我換藥的護士小姐竟被驚嚇得跑開了!這種上下夾攻的病情,使我痛苦得很難忍受,頗有末日將臨的感覺。

我在三軍總醫院住了將近兩周才出院,而以後的很多天大便都有血。幸好,我逐漸康復,而且直到現在(2008年)沒有再發現◆管。很感謝給我開刀的肛直外科周良啟主任。

我和伙伴 都生病了

我躺在三軍總醫院病床上時,想到很多位我的工作伙伴也正在生病。他們大部分得的是腸胃方面的病,例如:胃痛、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等;也有兩位得的是很特殊的病,一位是下肢癱瘓(于燕漢),一位是血液病(楊鴻旭)。我問我自己,為什麼我們很多伙伴都為了工作而忙得生病呢?我終於想到,這可能與我當時的一個工作原則有關係。那就是因為我看到當時參加雄風計畫的各單位人員意見很難溝通,而且在一起開會時常常吵鬧,甚至原是同班同學,竟會變得像是仇敵。所以我給與我一起在「系統」方面工作的伙伴們一個原則:「別人不喜歡做的事,我們都做;別人給我們的痛苦,不反抗,都自己吃下去。」於是我決定出院後立即設法改善。

另外,我也問自己,為什麼很多工作伙伴累病了,而飛彈試射仍然出現很多因為工作人員一時疏忽而做錯了的問題?例如在軍艦上噴火的那枚飛彈,是因為電源的接線錯誤。我想到必須設法使參加工作的每一個人都從心裡很想把工作做好,這樣才能夠做到「零缺點」。

於是我出院後恢復上班的第二天,在中科院圖書館總館的大禮堂裡,約請我的工作伙伴暫時放下工作,來聽我宣布今後工作目標的報告。我報告的3大目標是:「健康、愉快、成功。」我分別加以解釋,並說明用來取代以前那個工作原則。從此以後,每當我們在一起聚餐時,我們都舉手高呼這3個口號。現在(2008.2.5)回想起來,我很高興那時採取了這樣的行動,的確改善了大家生病的情況。但是,很不幸,于燕漢和楊鴻旭兩位同仁卻在1980年和1981年相繼往生了。我們特別為他們兩人在系統發展中心的大樓前面立碑紀念。

打沉太湖靶艦是在1984年7月18日。當我看到靶艦上兩個彈頭爆炸時所形成的大洞,顯示雄一飛彈系統的各部分都是正常的,而且威力強大,使人震撼。

我能夠撐過病痛折磨的最大原因,是我在病倒期間用心研讀《荒漠甘泉》和《聖經》。我曾經在1978年請病假在家休養21天(1月18日至2月8日),幾乎每天都讀這兩本書。有一天袁杰同學來我家看我,我曾經向他報告讀書心得。當我躺在三軍總醫院的手術台上時(1979年4月),我決心皈依天主,並在1981年6月4日受洗為天主教徒。我最主要的心得是:「人是這樣的一種動物,只要他知道是為什麼,他寧願自己帶上枷鎖。」我知道我是為了做出雄風飛彈,寧願忍受痛苦。

我平時最喜歡唱的幾句京戲,是「擊鼓罵曹」中的四句:「平生志氣運未通;似蛟龍困在淺水中。有朝一日春雷動,自會風雲上九重。」沒想到一個「春雷三號」演習,卻給我帶來這樣大的痛苦;使我現在(2008.2.4)寫到這裡時,仍然會有「痛苦猶存」的感覺。

為了使大家都從心裡願意把事情做好,我宣布我們工作的基本觀念是儒家思想的行「仁」,並解釋「仁」就是存心為善。我特別說明,我們做飛彈不是為了戰爭,而是為了保護在台灣的同胞,避免戰爭;是存心為善的。以後的幾年裡,我把西方的「系統工程」和我國的儒家五倫觀念,都與「存心為善」加在一起,終於形成一套很有用的哲理和方法,使大家都願意「存心為善」,把事情做好。回想起來,這一切都是因為「春雷三號」演習的失敗和痛苦而引起的。

(三)用雄風一型飛彈擊沉太湖靶艦

飛彈彈頭威力試驗,是很危險和代價很大的工作。雄風飛彈彈頭的威力試驗共有兩類:一類是在飛彈基地裡作靜態爆炸試驗,另一類是用戰備彈打沉靶艦。

基地裡的雄風彈彈頭爆炸威力試驗,是用很多張很大的鋼板把一枚放在鐵架上的彈頭圍起來;鐵板的厚度不同,與彈頭的距離也不同。在鐵板與鐵板之間,放著一些艦用油品的貯藏桶,以顯示彈頭爆炸時引起的燃燒情況。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雄風二型飛彈的彈頭威力展示;時間大約是在1989年。展示的那一天,海軍來視察的長官是莊銘耀和伍世文兩位將軍。他們在彈頭爆炸之前先到現場觀察,並聽取工作人員的報告。然後我們都躲在安全室裡,在聽到一聲巨響後,立即走到室外觀察,發現由爆炸而引起的大火十分驚人。大火被撲滅後,我們到現場發現鋼板都有大小不同的穿孔,而且東倒西歪,散開到遠近不同的距離;有幾塊小的鋼板飛開的距離很遠。兩位將軍印象深刻,特攝影留念。

打沉太湖靶艦的震撼

打沉太湖靶艦是在1984年7月18日。那天由DD艦和海鷗飛彈快艇各發射一枚雄一飛彈,都命中太湖靶艦。然後參加演習的幾艘軍艦慢慢地向靶艦接近距離,並繞著靶艦航行一圈,觀察中彈後的情況。我在指揮艦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水線附近的兩個大洞,也看到靶艦正在下沉。這時各軍艦都停車不動,現場的官兵都凝視著靶艦,一聲不發,使我覺得受到一種很沉重的壓力。

當我看到靶艦上兩個彈頭爆炸時所形成的大洞,顯示雄一彈系統的各部分都是正常的;尤其是武裝(彈頭)分系統,藉此證明了彈頭的一切功能都是正常的,而且威力強大,使人震撼。因此我非常高興,立即高舉右手的大拇指,向武器分系統的負責人張學先組長道賀。

後來,我看到太湖靶艦逐漸下沉,只剩下駕駛台和艦艏時,一陣悲傷湧上心頭。我聯想到的是,如果這是真正擊沉了敵人的軍艦,那必然會造成很多人傷亡,海面上的景象將會慘不忍睹。因此我希望雄風飛彈只是用來防止戰爭,而不是真正地用來打沉敵人的軍艦。我這樣不停地想著,凝靜地看著太湖靶艦下沉,直到完全看不到了,指揮艦才開始回航。

現在(2008.2.9)回想起來,雄風飛彈從來沒有真正用來打沉敵人軍艦,令我心裡覺得安慰。我希望政府各階層的領導人都知道,用飛彈打沉軍艦是傷亡很大的,千萬要避免。

這次打沉太湖靶艦的經過,我在任何時候回想起來都覺得很悲慘。

飛彈品質改進的經過

雄風一型飛彈品質改進工作的經過是很折磨人的,也是很痛苦的。凡是參加工作的人都很有誠意早日解決問題,但是過程卻十分曲折。當突然發現了真正的問題時,有的伙伴竟高興得大叫起來!

雄風一型飛彈品質改進工作自1982年10月開始,到1984年4月為止,共計用了一年半時間。這期間曾經為了找尋缺點和改進品質,而發射了30多枚飛彈。完成此項任務後,李卓顯顧問曾撰寫一份報告給中科院。我也曾請幾位有重大貢獻的伙伴,把經過的事實寫成報告存檔。

1984年3月9日,飛行試驗結果,飛行正常,卻發現曳光器尾罩部位有超溫現象,但電子總成外圍金屬殼溫度,並無異常現象。

1984年3月14日的討論會中,許主任報告他對曳光器尾罩有超溫現象的一種解釋,並在1985年4月22日寫了一份報告,先呈閱給黃代院長孝宗和劉副院長曙晞,然後給我一個影印本。我將他的報告和其他幾位伙伴寫的報告,都存在雄風計畫室的資料室中,以供有關同仁參考。

在此我要特別寫清楚的是,雄風型飛彈在品質改進期間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彈尾曳光器部位有超高溫度,因而燒壞了高度計的延遲線。這個現象是在1984年3月9日的飛彈飛行時,從遙測信號中首先被葉榮祥先生發現。

3月9日以後,對超溫現象的解釋有兩種,一種是徐炎廷博士認為是曳光器的高溫造成的;另一種是許樹恩主任認為是加力器和續航器噴嘴火焰回流所造成的。將這兩種解釋加在一起,則有效的解決問題辦法是,加堵熱塞使高度計的延遲線受到保護。因此在以後的雄風一型飛彈上,都加裝了由材料研發中心製造的堵熱塞。

接下來就是海軍成立「海鷗」計畫,先用兩艘已經有的PT─1型小艇,來做加裝雄風一型飛彈的試驗。

海鷗飛彈快艇研發經過略述:海鷗飛彈快艇是基於海軍「體積小、速度高、火力強、數量多」的快速輔戰兵力,及配合其武器革新政策,以自力生產為目標的研究發展項目。其經過時程如下表:

海鷗飛彈快艇於1978.11.12奉蔣經國總統指示大量製造。先後經過21次海上試射演習,證明射控系統功能正常,符合原設計需求,於1985年1月28日正式移交海軍,並得到海軍總部來函向中科院致謝。此一歷時10年之研發計畫終於完成。在1980年10月10日的國慶盛典上,曾經由青年代表徐世榮呈獻飛彈快艇模型給蔣總統,由此可見國人對此種完全由自製而成的武器系統很重視。

1975年初,有一天海軍姚能君博士來中科院看我。他說劉和謙將軍有個構想,把雄風一型飛彈裝在小艇上,要我研判可不可行。我回答他說:「可行。」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海軍有此「以小吃大」的構想。

過了些日子,我被通知去國防部參謀本部,參加一次由海軍總部夏甸將軍向參謀總長賴名湯上將簡報發展飛彈快艇的會議。會議結束時,賴總長說:「韓光渭,到我辦公室來。」我跟隨總長走進他的辦公室。他說:「坐下。」我立即在他辦公桌前的一張椅子上坐下(腦子裡在回想,我在海軍機校時,袁校長鐵忱將軍在他辦公室要我「坐下」而我卻不坐下的事)。

總長問我說:「你看這事成不成?」我回答說:「可以成。」他聽了之後說:「好。」就從辦公桌抽屜裡拿出一支很秀氣的銅尺送給我。我起身接尺,然後行個鞠躬禮,走出辦公室。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海軍已將飛彈快艇的構想寫成計畫,呈報參謀本部。那支銅尺的照片我到現在(2008.2.27)仍然保存在我的紀念品抽屜裡;銅尺上刻著蔣中正總統的名言:「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

接下來就是海軍成立「海鷗」計畫,先用兩艘已經有的PT─1型小艇,來做加裝雄風一型飛彈的試驗。在中科院則成立一個臨時任務編組,做加裝飛彈射控系統的有關工作。我被指定為編組的主持人,於是我們展開了一連串的試驗工作,來確實知道「可不可行」。

測試計畫 差點停擺

我們正在做測試工作的時候,有一天我被通知去院部參加一次會議,檢討PT─1艇裝雄風一型飛彈是否可行。其原因是,有位第二研究所的同仁寫了一份報告,認為「不可行」,而且一狀告到參謀本部去了!當時擔任計畫次長的劉和謙將軍認為事態嚴重,特別親自來中科院主持會議,瞭解實況。

那天會場中氣氛很凝重。二所某先生把印好的一份報告先從頭到尾宣讀一遍,其中主要的一句話是:「雄風彈是寶刀,PT─1艇是小卒;把寶刀放在小卒手裡不可行」。報告宣讀完之後,在場的中科院長官和同仁都一言不發;看樣子,只有我一個人是「被告」,而其他人都同意報告中的結論,顯然我成了「罪人」。

情況逼人,我面臨立即被迫停止測試工作的危機。我十分無奈,手裡捧著厚厚的幾份試驗報告,站起來對大家說:「從這些做過的測試記錄中,我們沒有發現任何一樣是顯示PT─1艇裝雄風飛彈是不可行的;請求給我們機會,繼續作試驗。」會場中仍然沒有一個人發言,顯然都等待著我俯首認罪。

最後,劉和謙主席說:「這項任務做不成功也沒關係,快艇仍然可以用來抓走私。」會議就此結束,我鬆了一口氣。事實上,劉和謙將軍也是「被告」,因為這個在快艇上裝雄風飛彈的主意是他出的。

海鷗計畫成功以後,我時常聽到有人說,他在當年曾經是贊成開始海鷗計畫的人。但是在這次我被告狀的會場中,並沒有一個人說一句贊成我的話。唉!落井下石,人之常情。幸好那天劉和謙將軍是主席。不然海鷗計畫就被迫停止了。真可怕!

那位寫反對報告的某先生,也許是受指示而不得不寫。我以後在路上遇見他,總是老遠就舉手向他打招呼,特別表示友善。同時我心裡在拜託他,不要再來一次反對報告。他後來寫了一本有關世界艦用飛彈系統的書出版,特別送我一冊。可惜裡面沒有提到海鷗飛彈快艇。

三項試驗 順利完成

第一項試驗工作是把一枚假的雄一飛彈從PT─1艇上拋到海水裡去,藉以瞭解在發射飛彈時,小艇會不會因為重量突變而搖擺太大,或者翻覆。結果證明影響不大,可以接受。

第二項試驗工作是把一枚假的雄一飛彈在PT─2艇上用飛彈加力器打到空中去,藉此瞭解雄風一型飛彈在發射時的衝力,會不會使小艇搖擺太大或者翻覆。結果顯示影響也不大。

第三項試驗工作是把一隻狗放在PT─1艇的駕駛室裡,在假的雄一飛彈發射之後,來檢查有沒有使狗受到傷害。結果狗的耳膜是正常的,其他檢查也都正常,但是狗因暈船而有嘔吐現象。

這三項試驗工作完成之後,工作伙伴們的信心增強;原先反對海鷗計畫的人也不再堅持其意見。但是有一項沒有辦法用一個簡單的試驗,就可以證明是否可行的工作,那就是射控雷達是否能在PT─1艇受海浪影響很大的時候,穩定地鎖定目標。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必須優先確定,但是我們卻沒有射控雷達來作試驗。因此我們在研製射控雷達的過程中,很注意海浪的影響。

1978年9月22日是海鷗快艇在研發期間的一個關鍵性日子,這一天要第一次在艇上發射雄風一型飛彈。我目送海鷗快艇慢慢地出港,直到我看不見它才離開碼頭,我希望它能安全地回來。

以下談一談射控雷達的研製。參考有關各國小型飛彈快艇的資料後,我們得知,一般小型飛彈快艇都用有良好穩定系統的艇身,例如水翼艇。因為海鷗計畫是要求立即有飛彈快艇來增強海軍保衛台海的計畫,不可能建立一個水翼艇發展計畫,所以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研製特別耐風浪的射控雷達。

換言之,在海鷗艇上的任何裝備,無論電子或非電子裝備,都必須特別加強耐風浪的性能。因此,經過與專業組(微波組)同仁研討後,我們決定請一家日本公司幫我們研製用在PT-1艇上的射控雷達。

自製射控雷達遇難題

日本的×公司為了研製我們的雷達,特別在一個樓頂上裝了一套很大的油壓控制系統,用來把做好的雷達放在上面,追蹤空中的目標,並由油壓控制系統來模擬海浪的影響。換言之,有了這套油壓控制系統,就可以證明做出來的射控雷達或其他電子裝備,是否能用在PT-1艇上。

後來我們請×公司也幫我們做了一套同樣的油壓控制系統,而且我們在興建系統模擬大樓時,就計畫將這套油壓控制系統裝在樓頂上。在雷達製作期間,我曾經和幾位微波組的同仁去×公司參觀。他們在技術方面和組織管理方面都使我很佩服。我們微波組的同仁有機會與他們一起工作,想必收穫很大。

有了日本×公司幫我們製造射控雷達的經驗,在後來的海鷗艇上我們決定都用自行製作的射控雷達。在這一方面,許塏上校和他領導的微波組同仁都有很大的貢獻,令我敬佩和感激。據我所知,海鷗飛彈快艇自製的射控雷達,有很好的穩定和目標追蹤性能;這是海鷗計畫成功的關鍵因素。

在自製射控雷達過程中,曾遭遇兩個困難問題:一個是雷達天線與雷達收發機不能配合。結果,必須更改此兩者之一,方能使整體系統功能正常。這一方面我非常感激周明學長(海軍機校四十二年班),他同意由他領導的天線組重新設計製造雷達天線,解決這項困難。同時他也解決了雷達天線護罩耐風浪的問題,使大浪衝擊雷達天線時,仍能保持目標追蹤性能。

另一個困難問題是雷達天線底座的兩個馬達很容易燒壞。其原因有兩個:其一是馬達太大,像個小面盆,在機械方面很不容易安裝正確;其二是電路設計不良,使馬達的電流大得超過規格。

這個難題困擾了我們很久,高級長官也因此分神關注。記得有一次當我在海鷗快艇上向參謀總長郝上將報告射控雷達時,他特別要我把兩個雷達的位置指給他看。直到數十艘海鷗飛彈快艇的射控系統都安裝完成,測試完畢,移交給海軍時,這個難題仍然沒有解決。

幸好主持移交的劉赤忠將軍讓我在移交文件的後面附一份保證書,保證在一年之內徹底解決此一難題,這樣才使海鷗計畫被認為是按時完成。否則一定有不少人會因此受到責難或懲罰。

海鷗射控系統移交後不久,這個困難問題就解決了。我們都很感激劉赤忠將軍。事實上,劉將軍在他擔任海軍的每一個職務,都對雄風計畫大力支持。

從我1966年進入中科院到1995年退休,他對我提出的任何計畫都百分之百地支持。雖然有些人因此提出批評意見,他都不理會。我有這樣一位學長、長官和好友的愛護和支持,真是三生有幸。2006年夏季,我和梅藟(編註:韓光渭夫人翁梅藟)曾特別到劉將軍府上拜訪,表示謝恩。那天承蒙賜予豐盛的素食大餐,特在此記下來並表示感謝。

海鷗快艇上首次發射

1978年9月22日是海鷗快艇在研發期間的一個關鍵性的日子,這一天要第一次在PT-1艇上發射雄風一型飛彈。雖然一切準備工作在很久以前就開始了,而且進行都很順利,但是隨時會發生意外事件,而使試射飛彈的任務無法完成。

其中我擔心的一件事就是,分派在艇上擔任各種工作的人員是否都願意準時登艇。我已經知道在航前的會議中,有關人員都表示願意登艇,但大家心裡都有幾分恐懼感乃是事實。因此,9月22日凌晨我提前到達試射艇停靠的碼頭,靜靜地等待登艇人員的來臨;周圍的氣氛涼而低沉。

碼頭上的車輛和人員越來越多,但大家一言不發;有的人在做準備工作,有的人站在碼頭附近旁觀,也有幾位長官前來督導。而我仍然靜靜地等待著,直到看見總工程師蔣先生來到,並且帶領大家走上海鷗快艇,我才確信這次飛彈試射一定會按照計畫執行。我看著海鷗快艇離開碼頭,舉手向艇上的人員打招呼,心裡獻上我由衷的祝福。我目送著海鷗快艇慢慢地出港,直到我看不見它了才離開碼頭;我希望它能安全地回來。

結果試射很順利;先後發射了兩枚雄一彈都打中靶艦。約一個月以後(1978.10.27),參謀總長宋長志上將親臨視導試射,又在PT-1艇上發射了一枚雄一彈命中靶艦。於是在11月中旬的軍事會議上,蔣經國總統裁定大量生產海鷗飛彈快艇。海鷗計畫的命運從此走向高潮,直到現在(2008.3.6)仍然在海軍擔任保衛台海的任務。這真正是「把寶刀(飛刀)放在小卒手裡」,使小卒變成了飛刀大俠!

我在中科院主持海鷗計畫最大和最多的心得,是在系統(system)方面。所謂「系統」,就是把不同的東西按照計畫結合在一起,去達成一個共同的目的。雄風一型飛彈計畫剛開始概念研討時,我不擔心我們會做不出來,其原因是我們想要做的飛彈是其他國家已經做成的。但是海鷗計畫乃是在採用傳統型艇身的小艇上,加裝飛彈射導系統,這是在全世界的科技先進國家中找不到先例的。當時蘇聯有裝著冥河(styx)飛彈的兩種飛彈快艇(Osa和Koma),中共海軍也有,但是以海鷗飛彈快艇去對抗它們,乃是以小吃大(因為海鷗艇很小)。

海鷗計畫使我開始學到,如何創造和完成一個新的武器系統;使一個充滿著「未知」和「不可行」的系統,成為可行而且有用的系統。

海鷗計畫發展的初期,有一天,我跟隨中科院夏新副院長和其他七、八位長官和同仁,去美國RCA公司參觀訪問。該公司出面接待的工程師中,我認識了湯姆遜(Don Thomson)先生,他是一位在雷達方面最資深和高級(Fellow)的工程師。在接待的盛大晚宴中,我們兩個人談得很愉快,於是我向他提議我們提前離開晚宴,到他家裡去詳談。他同意了,我就約請了一位中科院微波組的同仁與我們同行。

介面整合費心費力

我們走進湯姆遜先生的家門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隨身帶的用一塊細雕的台灣玉製成的項鍊獻給他太太。他太太非常高興,立即拿冰淇淋請我們吃。然後我把海鷗艇的艇身大小和形狀向他說明,並問了一個問題:「在這樣的快艇上裝一套射控雷達可不可行?」他考慮了一下,回答說:「裝射控雷達可行,但是對操作的人而言不可行。」他解釋說,快艇上的人員會因為風浪太大而暈吐得不能操控雷達。我自從聽了他這個回答,就放心地推行海鷗計畫了!其原因是:湯姆遜先生所說的是美國人不可行,而我認為中國的年輕人一定是可行的。

這是我推行海鷗計畫最重要的一項心得。結果,我國海軍挑選進入海鷗大隊服役的每一位青年,都有能力執行任務。我每次見到他們都滿心歡喜。我退休離開中科院不久以前,特別在外島某基地到海鷗艇上,與海鷗大隊大隊長和幾位艇員合影留念,並且永遠保留相片。

我的另一項心得是要很注意處理「介面」問題。所謂「介面」問題,就是跨越兩個製作單位的問題,或者單位與單位之間或硬體及軟體之間的問題。因為海鷗計畫跨越很多個單位,所以射控系統很容易遭遇「介面」問題。例如:(1)射控雷達發射機做好了,卻發現與雷達的天線不能配合;幸好周明學長願意重新研製雷達天線;(2)射控雷達在艇上裝配完成,發現有天線控制系統抖動現象,但控制組(我的組)人員不得參加解除故障的工作,因為射控雷達是屬於微波組的;(3)電子戰方面的一個機匣裝在艇壁上,卻發現擋住了射控系統的一個機匣,使之不能打開機匣做修護工作。這一類的問題不勝枚舉;其主要原因就是負責「系統」的人沒有事先規畫周詳,也沒有作好「工作追蹤」,等到問題發生了才想補救辦法解決。回想起來,「介面」問題曾經使海鷗計畫浪費了很多人力和物力。我們大家都是受了很多折磨才得到這項心得。這使我在以後的任何計畫中,都特別提醒自己和要求大家注意「介面」問題。

「系統」方面的其他心得,例如:各單位之間的協調工作、工作追蹤、艇上操作人員的安全和生活問題等,都使我得到一些知識和經驗。這對我推行以後的各種計畫都很有幫助。總之,海鷗計畫使我開始學到,如何創造和完成一個新的武器系統;使一個充滿著「未知」和「不可行」的系統,成為可行而且有用的系統。

武進一號新的嘗試

武進一號射控系統研發經過也很精彩。武進一號計畫是在驅逐艦和大型快艇上,安裝指揮雄風一型飛彈和指揮砲火射擊的新系統。對海軍而言,這是武器系統第一次的革新計畫,因此取名為「武進一號」計畫。這個計畫是由海軍總部兵器處人員與中科院第三研究所有關人員,共同商討而擬定系統的初步構想。然後由中科院成立任務編組,執行系統採購、驗收、裝艦測試,並進行有關研發工作,和協助海軍執行保養維修工作。

武進一號系統的特點是,由海軍和中科院人員合作來掌握系統的架構,由國外兩家廠商來競標,然後選擇其中一家進行議約工作。這種作法,與海軍以往都用「統包」的方式購買外國武器系統是不同的。換言之,這是由國人自己掌握系統,和自己參加研發工作的海軍武器革新系統。對海軍而言,這是新的嘗試;對中科院而言,是為海軍擔負科技方面的成敗責任,和多有機會獲得技術知識。海軍方面的主要領導人是兵器處柴翔業處長;主要工作人員是該處的韓敏少校和海軍飛彈工廠的技術人員。中科院方面,副院長夏新中將是對國外廠商負責決定選廠和簽約的長官;技術工作都在第三研究所的控制組和微波組進行。計畫進行的時間跨越1974年到1981年。這與海鷗飛彈快艇射控系統的研發時間是並行的,因此使控制組的人力非常吃緊。

參加競標的兩家廠商是荷蘭的西格(Signaal)公司和美國的漢武(Honeywell)公司。先由兩家公司的技術人員來海軍和中科院,與基層人員研討系統架構、重要裝備之性能、任務進行的方式,和系統交貨的時程等。然後由海軍與中科院共同組成選廠小組,由中科院夏新副院長領隊,於1975年初先去西格公司參觀和研討,隨後去漢武公司參觀和研討。最後由夏副院長在漢武公司借用一間會議室召開選廠小組會議,決定選漢武公司為議約對象。武進一號射控系統從此開始研發工作,其代號取名為H-930系統。

1975年7月海軍總部核定H-930系統的總套數為×套,並預定於1979年6月全部完成。實際進行到1981年3月,才辦理此計畫的結案工作。而後續的故障排除和保養維修工作等,中科院仍然繼續擔負支援的責任;直到1983年以後,才由海軍的飛彈工廠人員逐漸負起責任。

因為H-930系統不是「統包」(Turn key)計畫,而是由海軍、中科院、RCA公司,和漢武公司都參加工作的新型射控系統研發計畫,所以除了由漢武公司負責系統硬體及軟體之研製外,其他工作,例如系統之模擬器、訓練儀、系統與雄風一型飛彈之結合、系統裝艦、岸邊測試和出海測試等,都由中科院和海軍飛彈工廠,以及其他有關單位參加工作。這與「統包」計畫只等著做驗收工作是大不相同的。

武進一號計畫的最大貢獻,是使海軍武器系統進入數位化第一步,中科院有機會建立起研製數位化艦用射控系統的能力,進而使海軍把二代艦的射控系統,也交由中科院負責系統研發。

海軍所使用的H-930系統是將美國RCA公司的新型射控雷達、西屋公司的平面雷達,與漢武公司新發展的艦用武器數位化控制系統相結合,並結合由中科院負責研製的系統模擬器和雄風飛彈,而成為當時新一代的艦用武器系統。此系統有很多很優越的功能,使中科院和海軍飛彈工廠參加工作的伙伴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逐漸摸索清楚。系統安裝在軍艦上的初期,曾經有一段時間故障多而且性能不穩,不少人對此提出批評。幸好漢武公司的人員很努力地改善;海軍飛彈工廠和中科院人員也都很努力地配合工作。終於使系統穩定下來,而且逐漸發揮其優點。

H-930系統是禁得起考驗的系統,直到現在(2008.3.15)海軍仍然在使用;回想起來令人安慰。

武進一號計畫的最大貢獻,是使我國海軍進入武器系統數位化的第一步,使中科院有機會建立起研製數位化艦用射控系統的能力,進而使海軍把新一代軍艦(二代艦)的射控系統,也交由中科院負責系統研發。這就是後來的武進三號計畫。

H-930系統遇到的困難

記憶深刻的幾件事,其中最值得提一提簽約前的辛苦討論。副院長夏新中將選定漢武公司為議約對象之後,我們在漢武公司曾舉行很多次廣泛和深入的討論會,來討論系統架構、規格、分工、人員駐廠和交貨日期等細節問題。換言之,在簽約之後我方所得到的系統硬體和軟體,以及有關的技術服務項目及內容等,都必須在會中決定清楚。因此雙方人員都很努力地工作。有些事大家意見一致,很容易得到結論;有些事意見不同,很難溝通。但是,我們必須得到結果,因為雙方的高級領導人就要在討論會得到結果後進行議約和簽約。

困難的問題之中,有四個是最困難的。第一個是對某一個裝備的研製方法是用數位法或類比法,我(中科院技術討論負責人)和韓敏少校(海軍方面技術討論負責人)兩人的意見不同(內容為何不在此詳述)。本來我倆平日友誼良好,可以提前私下找個機會詳談,但是我們卻必須在此會議中得到結論,而且是在漢武公司人員的面前得到結論。因為這是我方獲得系統技術知識的一項關鍵工作,所以在韓少校堅持己見決不讓步的情況下,我只好拿出古時候長輩對小輩的態度。結果,他雖然放棄了他的堅持意見,使我的意見成為結論,但是我為此事一輩子都感覺對不起他。記得那天在座的莊孝堅副武官,特別向漢武公司的人解釋說,我和韓敏是相當於家庭中的叔姪,使現場的氣氛由緊張逐漸恢復正常。我非常感激他。

我雖然對韓敏少校曾經失禮,但事後我向他道歉,而且在以後的日子裡我們仍然是很好的朋友,因為我倆都知道,我們都是存心把事情做好的人,而不是對個人有偏見。我要在此特別再向他道歉。

第二個困難是我主張系統模擬器由中科院負責做,而漢武公司人員主張由他們做。他們認為這是系統的一部分,應該由他們做;我則堅持這一部分由中科院駐廠人員負責做。最後,他們同意了我的說法,但仍然耿耿於懷。這大概是因為他們從來沒遇到由顧客方面的人來負責做系統模擬器。我堅持這樣做的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希望藉此使中科院的駐廠人員學到系統的「心臟軟體」。

第三個困難問題是我要求系統的軟、硬體都是美軍的軍用規格。這一點像是觸到漢武公司人員的痛苦處,使他們都緊張起來。雙方都各說各話,找不到交集。但我們都知道必須得到結論,因為雙方高級負責人已決定簽約的日期。最後,他們同意有的軟、硬體是用軍用規格(因為是原來有的軍規軟、硬體),而有些新的硬體,例如計算機,是把原來是商品的硬體拿來做環境加強測試,使之有軍品硬體的耐力。另外在說明書方面,是以軍用規格的說明書作範本來編印說明書,而不是完全施行軍規說明書的印製程序。這相當於結果與軍規者相似,而程序上加以簡化。因此我同意了,但要求他們把範本拿給我看過,並且把範本的名稱寫在合約裡面。

第四個問題是我要求多派人員駐廠。這個問題雖然不像前面三個那樣困難,但是也經過了一番爭論才得到結果。駐廠人員不像我希望的那樣多,但可以完成我預期他們要達成的任務。

簽約時刻發現規格不符

很不幸的是,在預定簽約的那天早上,我發現RCA公司所提供的射控雷達天線底座規格中,有一項機械規格不對,使雷達天線不適合在台灣海峽大風浪的環境。因此在預定要簽約的那個會議中,我提出我的發現而要求暫緩簽約。我的這種突如其來的要求顯然引起在座的人都有很不滿意的表情,但幸好負責簽約的夏副院長支持我的要求。最後他決定延遲我方人員回國日期一天,由雙方有關人員立即設法解決。我沒有在會後馬上去找漢武公司人員設法解決;我知道他們與RCA人員需要內部商討的時間。

第二天是延遲後的簽約日期。我很早就等在早餐廳裡,一見到漢武公司的系統總負責人就告訴他說,我對他們在合約書中寫的這項天線底座規格是絕對不能同意的,但我不希望這一天簽約不成。最後我得到的回答是:他們將在合約書後面加一份文件,以我提的規格作為設計的目標(design goal)。我同意了,並表示感謝。結果在那一天簽約了。(可惜現在我忘了那一天的日期。)

寫到這裡,我現在(2008.3.16)想起一段往事。大約是在1987年,當時的代院長黃孝宗先生要我主持雄風計畫的同時,也主持光華計畫(專為海軍的新軍艦安裝射控系統的計畫)。我推辭不掉,只得勉強主持。記得在海總的一次會議中,主席劉和謙總司令說了一些對漢武公司賽(Dick Seay)先生很讚賞的話。我隨即把我在漢武公司簽約會議時的這個痛苦經過向總司令報告,並提請大家在與漢武公司和RCA公司人員的工作過程中,要特別小心他們(包括賽先生)的「失誤」會造成我們很壞的結果。(待續)

武進一號計畫的最大貢獻,是使海軍武器系統進入數位化第一步,中科院有機會建立起研製數位化艦用射控系統的能力,進而使海軍把二代艦的射控系統,也交由中科院負責系統研發。

海軍所使用的H-930系統是將美國RCA公司的新型射控雷達、西屋公司的平面雷達,與漢武公司新發展的艦用武器數位化控制系統相結合,並結合由中科院負責研製的系統模擬器和雄風飛彈,而成為當時新一代的艦用武器系統。此系統有很多很優越的功能,使中科院和海軍飛彈工廠參加工作的伙伴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逐漸摸索清楚。系統安裝在軍艦上的初期,曾經有一段時間故障多而且性能不穩,不少人對此提出批評。幸好漢武公司的人員很努力地改善;海軍飛彈工廠和中科院人員也都很努力地配合工作。終於使系統穩定下來,而且逐漸發揮其優點。

H-930系統是禁得起考驗的系統,直到現在(2008.3.15)海軍仍然在使用;回想起來令人安慰。

武進一號計畫的最大貢獻,是使我國海軍進入武器系統數位化的第一步,使中科院有機會建立起研製數位化艦用射控系統的能力,進而使海軍把新一代軍艦(二代艦)的射控系統,也交由中科院負責系統研發。這就是後來的武進三號計畫。

系統規格絕不能出錯

有關武進一號射控雷達的天線底座,直到1980年12月30日,當我知道裝在龍江艦上用來指揮雄一飛彈的H-930系統已經完成了結合工作,而且用來指揮砲火射擊時,其精度也已接近理想,才對漢武公司提供的(新設計製造的)天線底座硬體和軟體放下了一顆心。我對漢武公司的系統負責人賽先生和RCA公司射控雷達系統的負責人克雷遜(C.Christianson)先生,基本上很敬佩和感激。他們的確實踐了他們的承諾,把新設計製造、合乎海軍規格的射控雷達天線底座交給了我們。但是,我後來一見到他們就會想到,他們想要用飛機上用的那種小的雷達天線底座來「充數」的行為;因此我對他們必須提高警覺。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如果孔老夫子是當年在漢武公司負責H-930系統方面技術規格確認的人,我猜想他不可能用這種觀念;這是因為有些事是沒有機會改過的,要知道:「一失足成千古恨。」我是在「系統」方面工作的人,尤其要避免「失足」。

雄風一型飛彈研發成功並於1978年參加國慶日之展示後,國內外報紙和有關刊物,多猜測認為是向以色列購得技術知識而生產製造的。這是因為雄風一型飛彈的外型與以色列天使(Gabriel)飛彈的外型很相似。現在(2008.3.29)我特別把真正的事實寫下來,以求存真。

雄風與天使飛彈關係

在雄風一型飛彈開始研發工作以前,我們曾經蒐集世界各國反艦飛彈的資料,仔細研讀,詳加比較,最後選擇了天使飛彈作為我們的主要參考對象。這與當時(1968年)柏格曼教授的建議有直接關係。記得1969年9月29日至10月11日,我跟隨當時的中科院院長閻振興先生前往以色列參觀其國防武器生產單位時,曾經先後兩次遇到該國向我方推銷天使飛彈的說明。一次是在其國防部長的辦公室,一次是在柏格曼教授的家中。但閻院長都沒有作任何承諾。

我選定天使飛彈為主要參考對象之後,很積極地建議由我國海軍購買天使飛彈。理由很簡單,我們不可以「閉門造車」。當海軍通過國防部申請准予購買時,卻遭到最高當局批示「緩辦」!我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求見唐君鉑副院長,並向他報告我要求見蔣經國先生。唐副院長同意了,我就去台北市的行政院大樓求見蔣副院長。見不到,我轉去大直官邸求見。又見不到,我再去行政院大樓求見。後來見到鍾湖濱學長,他是蔣副院長的隨從參謀。他要我寫一份報告,由他轉呈上去。我馬上坐在一張辦公桌邊寫了一份給他,並向他致謝。我報告中的主要內容是:購買天使飛彈是我國自行研製飛彈系統的最好辦法。後來我知道,那個購買的申請案最後是由老總統蔣公中正批示「為中科院作研究」而准予進行的。

我國海軍購買的是天使二型飛彈,它比以色列已經有的天使一型飛彈距離遠。因此,對該國的某公司而言,是要研製改良型天使飛彈,並不是很快有成品可供我國參觀。也因此中科院人員是在參觀天使一型飛彈的同時,由自己研發與天使二型有同樣性能的雄風一型飛彈。雄一飛彈的導引控制系統是1972年2月在清華大學劉詒謹教授的指導下開始的;飛彈推進系統是由第二研究所從頭自行研製的。1974年4月下旬,我曾經去看以色列天使二型飛彈正在研發時期的試射演習,從遙測資料中得知,有些數據尚待修正改進。而1975年7至9月,我國雄風一型飛彈就已經在南部舉行了飛彈離架試射和飛彈滾動控制試射;那時並沒有天使飛彈被運到台灣。

記得1978年9月22日,我國海軍用PT-1型飛彈快艇試射了兩枚雄一飛彈,都命中靶艦。過不久,第二研究所劉元發所長就吩咐把一枚雄風一型飛彈分解開來,攤在一張辦公室的桌子上。特別邀請以色列駐台代表來參觀,並向他說明都是由中科院自行研發而成的。那位代表看過之後表示欽佩,並說:「讓我們找新的研發計畫來合作。」

雄風一型飛彈和天使二型飛彈,有一個地方是尺寸完全相同的,就是裝在彈體下面的兩個發射腳。這是因海軍要求,此兩種飛彈必須能使用同一種發射箱。

10幾年以後,當海軍有一批天使飛彈的前後電子總成要中科院修護時,中科院的有關同仁研究後,建議海軍將天使彈報廢,換用雄風一型彈。這是因為如果由中科院的科技人員從頭建立天使飛彈電子總成的修護能量,其成本超過直接用雄風一型飛彈取替天使飛彈。換言之,這兩型飛彈的電子總成有很大的不同。

購買天使飛彈的好處是,中科院的科技人員有很多機會去以色列參觀研製飛彈有關單位,藉此增加自行研發飛彈的知識,也加速雄一飛彈的研發成功時間。

過了幾天,黃代院長在台北市福華飯店有個聚會,指定要我參加。晚餐前的酒會中,幾位漢武公司和RCA公司的高級負責人與我站在一起。黃代院長說:「聽說你對某位先生有意見,現在讓大家在一起好好聊聊,使誤解全消。」我一看就知道他們是什麼目的。

我說:「與我一起工作,彼此都要誠信。哪一位是要真正領導實際工作的,就請他來談合約內容,而且講的話就是真正要做到的。」結果,第二天我就被解除了主持光華計畫的責任。奇怪的是,1993年中科院又要我督導光華計畫,直到我1995年退休時才停止。這大概是因為光華計畫的工作同仁都與雄風計畫的同仁有深厚的友誼;我們大家都是在艦用射控系統的工作磨練中學習的伙伴。我自中科院退休的前幾天(1995.1.24),光華計畫室的同仁特別用成功艦第一次發射雄二飛彈的幾張照片製作了一個很有紀念意義的禮物送給我;我一直保存到現在(200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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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07 11:21 補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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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風飛彈。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當逃兵、學歷造假…雄風飛彈之父 怪招把妹娶賢妻

2019-06-07 聯合報 記者程嘉文

民國42年,海軍機械學校(中正理工學院前身)的政戰指導員王維型少校發現,電機系學生韓光渭的高中畢業證書是假造的,於是把他找來單獨問話。

韓光渭哭著招認,自己四年前為了逃共產黨,在青島加入國軍,到了台灣之後,因為想繼續讀書,決定從部隊逃亡。為了能報考大學,去偽造了一張畢業證書,考入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後來假證件被查獲,只好轉考軍校,以為不會被調查,沒想到還是被抓到。

看著一臉惶恐、兩眼流淚的韓光渭,王維型說:「不必難過,我會把你的學歷改成真的,以後不必再逃了,回去吧。」

王維型當時絕對想不到,自己的一念之仁,替國家作了多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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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院士韓光渭。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中研院首位將軍院士

民國44年,韓光渭從海軍機校畢業,兩年後到海軍官校擔任助教。47年公費赴美,就讀美國海軍研究院電機研究所,只花了三年,就成為該校第一位外國籍博士。此後他再到柏克萊大學進行研究,民國55年,擔任剛成立的中科院電子研究所控制組組長,後來升任電子所副所長。

由於每件武器的研發,都牽涉到多方面的技術,因此中科院使用「矩陣」制度,由不同專長的各研究所,派員組成任務小組。中科院早期最著名的產品「雄風」攻船飛彈,韓光渭就曾擔任計畫主持人,達13年之久。民國73到84年,他擔任中科院系統發展中心副主任。

民國74年,韓光渭晉升海軍少將;79年當選中研院士,成為第一位兼具將軍身分的院士。此外他還在交大、台大、元智等大學,擔任兼任或講座教授。

退休之後的韓光渭,民國93年還曾短暫「重出江湖」:當時中科院負責研發的雄風二E巡弋飛彈、雄風三型超音速攻船飛彈,都遭遇瓶頸無法突破,連續多次試射失敗,面臨可能被國防部終止計畫的危機。新任院長龔家政中將特別拜會韓光渭求助。韓光渭評估狀況後,建議找回前飛彈所長王德勝督軍,果然三個月後,雄二E終於擺脫先前「五連敗」,敗部復活。

今年6月1日,89歲的韓光渭在家中去世。中科院發布新聞稿強調,韓光渭有「雄風飛彈之父」美譽,對維護國家安全有重大貢獻,同時作育英才,「一生光榮事蹟,令人感念與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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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海外學成歸國的海軍中將韓光渭博士(左),與海軍總司令黎玉璽(右)合影。中為黎夫人。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雄風一型飛彈 抄襲以色列?

中科院成立之初,除了事屬極機密的核子計畫,另一個研發重點,就是飛彈。

中科院第一個成功產品,是雄風一型攻船飛彈。雄風飛彈最早稱為「雄蜂」,第一次公開亮相是民國67年的國慶閱兵。由於外型和以色列的「天使」(Gabriel)飛彈幾乎一模一樣,因此外界始終有我方「抄襲」以色列的說法。

韓光渭對於這種「抄襲」說法十分不滿,他在回憶錄中表示,自己進入中科院不久就提出,防空飛彈必須命中速度極快的飛機,當時我國的科技水平力有未逮,因此我國自製飛彈,應由門檻較低的攻船飛彈著手。

當時中科院蒐集各國飛彈的資料,進行研讀比較,最後選定天使飛彈為「主要參考對象」。之所以選擇天使飛彈,一大原因是當時擔任中科院顧問的以色列希伯來大學柏格曼教授居中牽線,向台灣促銷天使飛彈。

我方決定,一方面向以色列購買天使飛彈,同時也「參考」其設計,作為我方自製飛彈的藍本。不過我方認為,以色列現役的天使一型飛彈射程太短,不符所需,希望購買的還在研發中的天使二型。「中科院是在參觀天使一型飛彈的同時,自己研發與天使二型有同樣性能的雄風一型」。二者外型雖然酷似,但是內部的電路設計,還是不盡相同。

總計,共有7艘陽字號驅逐艦,使用以色列的天使二型飛彈;10艘陽字號驅逐艦、2艘龍江級巡邏艦、1艘錦江級巡邏艦、50艘飛彈快艇,使用國造雄風一型飛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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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後陳列在海軍總部內的雄風一型飛彈。記者程嘉文/攝影

神祕的中流飛彈

天使與雄風,成為海軍第一代的水面遠程打擊火力。但是它們的射程只有40公里,而且不具「射後不理」能力,必須持續以射控雷達照射目標,飛彈才能擊中目標,使得發射艦自身必須暴露在極高風險下。因此研發一種長射程(100公里以上),而且飛彈本身裝有雷達,可以鎖定敵艦攻擊的新款飛彈,就有其必要。中科院的新式攻船飛彈計畫名為「中流」,68年2月由蔣經國總統批准進行,目標是三年完成。

中科院決定利用軍方已經向美國購進的噴射靶機,在機鼻裝上自行研發的射控雷達,就可以扮演「神風特攻隊」般的攻船任務。70年12月的擎天五號演習,中流飛彈首次命中靶艦。但是次年9月的擎天七號演習,卻連續發射多發都未中靶,被國防部下令停止生產部署。

雖然計畫取消,但中科院決定將手頭已有的料件,組裝成10枚飛彈。國防部對此一度發文斥責,認為計畫既然結束,不可「餘款續用」。當時的代院長黃孝宗、副院長劉曙晞向參謀總長郝柏村力陳,表示如果兩岸當真開戰,這批飛彈對敵人絕對有奇襲效果。郝柏村被他們說服,同意保留這10枚飛彈進行「實驗室戰備」,直到81年雄風二型飛彈服役,中流飛彈才退役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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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飛彈試射。記者程嘉文/翻攝

雄二性能如美魚叉飛彈 雄三實力成謎

遠程攻船飛彈的兩大技術挑戰,一是製造出能夠鎖定敵艦的射控雷達,二是可在貼海高度飛行長距離的彈體。由於海平面上大氣密度高、阻力大,同樣的飛彈在低空飛行的射程,就遠遠不及高空。靠一般火箭引擎的彈體,很難將掠海射程達到100公里以上。

因此雄二飛彈與美國魚叉飛彈,採用的是原理類似一般飛機的小型噴射引擎,因為助燃劑(氧氣)可以直接從大氣吸入,不必另外成為飛彈的負擔,便可減輕飛彈重量,提升射程。

民國77年2月,蔣經國總統逝世不久,國軍正式宣布雄二飛彈的存在。78年3月的「旭鋒八號」演習,首度命中目標。81年,正式登艦服役。這段期間的雄風計畫小組,召集人正是韓光渭。

在雄二飛彈服役之前,我方多次爭取魚叉飛彈,美方始終不同意。等到雄二研發成功,美方隨即批准出售魚叉。這種我方自製武器出爐後,美方就願意出售同類型武器的例子,多不勝舉。

雄二飛彈服役後,中科院仍然持續對其進行性能改良。同時雄風計畫室的主力,改為研製使用衝壓引擎,速度可達音速兩倍以上的雄風三型。民國96年的雙十國慶,雄三飛彈第一次正式在國人面前亮相。

另外以雄二飛彈為藍本,研發出的長射程巡弋飛彈「雄風二E」,至今雖已服役,但對於相關資訊,軍方始終祕而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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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級巡防艦上的雄風飛彈:前方較小的發射箱為雄二,後方較大者為雄三。記者程嘉文/攝影

已經決定「非卿不娶」 其實從沒見過她的面

韓光渭將自傳命名為《學習的人生》,他一輩子讀書好學,甚至連談戀愛娶太太,方式都頗令現在人傻眼。

中科院退休工程師孫又予,曾經形容老長官韓光渭「用功的程度無人能及」。孫又予回憶,大夥曾經到日本東京出差,星期假日時,所有人都出去觀光遊玩,只有他一個人留在旅館裡閉門讀書。

韓光渭回憶,民國40年代因為大批年輕軍人隨政府來台,所以社會上普遍男多女少,不禁令他擔心,自己娶不娶得到老婆。後來到美國留學時,只要有人介紹女生給他認識,他就寫一封信給對方,表示自己的心力都放在工作,沒法花太多時間談戀愛,所以自己希望找一位回國後不久就可結婚、還可全力管家的小姐。

信中甚至表示:如果對方願意接受這種條件,他就不再浪費時間去寫信給其他女生。如果對方回信中顯示出很強的事業心,不符合他的需求,他也不再回信。

在這種「徵求」方式下,韓光渭還真的認識了Miss Right、當時還就讀實踐家專的翁梅藟。他固定每星期寫一封信回台灣給她,把她的照片放在案頭,自認已經心有所屬,非卿莫娶。

直到韓光渭學成歸國後,兩人才第一度見面。當時他還頗為緊張,擔心自己會不會認出她來?

所幸,韓光渭的第一次「研發案」大獲全勝,開啟了未來數十年的良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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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03 15:24 補紀:

雄風飛彈之父韓光渭學富五車 一手打造制海利器(中科院提供)
2019年7月2日 中央社 記者游凱翔
「雄風飛彈之父」韓光渭日前逝世,總統蔡英文今天頒發褒揚令表彰,韓光渭不僅讓國軍擁制海武器的重要推手,更也是唯一兼具將軍身分中研院院士,替國防與學術帶來不可言喻的貢獻。

https://youtu.be/918fs3Yjs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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