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軍人」或「軍人公民」：古希臘羅馬城邦給當代美國軍隊的啟示
2019/10/14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文：Steele Brand（摘自其新書《Killing for the Republic: Citizen-Soldiers and the Roman Way of War》，該書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發行，現正熱賣中。史提利・布蘭德為國王學院〔The King’s College〕歷史學助理教授、前美國陸軍戰略情報官。《Killing for the Republic》是他的首部著作）
1778年5月11日，一場看似古怪的事件結束了福吉谷（Valley Forge）的寒冬。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和他的士兵在這裡看了一齣戲劇。由於後勤補給管理失當導致軍隊無法順利取得必要的物資，1777至1778年的冬天帶給大陸軍（Continental Army）的挑戰比過去任何一場戰事都要嚴峻——事實也證明，在這寒冬裡的死亡率遠遠超過獨立戰爭期間任何一次交戰所造成的傷亡。飢餓、極端氣候和疾病大大削弱士兵的戰鬥力和士氣，而戲劇就是為了用以重振軍心，並提醒他們自己究竟為何而戰。
被選中的作品是喬瑟夫・愛德森（Joseph Addison）的悲劇《加圖》（Cato），講述的是小加圖英勇挺身反抗凱薩大帝（Julius Caesar）的故事。劇中這名一世紀的羅馬共和擁護者象徵著崇尚自由的品德與責任，並反對凱薩和他試圖蠻橫地摧毀共和體制的行徑。加圖代表的是羅馬共和「公民軍人」（citizen-soldier）逐漸失去的美德，這些美德被凱薩和他麾下職業軍人（效忠的是凱薩，而非日漸衰弱的共和）的機會主義和貪婪所取代。作為狂熱的劇迷，無論是選擇或批准這齣戲，華盛頓的目的顯然是要激勵他那早已疲憊不堪的軍隊，以對抗英國暴君和當下正佔領著費城的英國職業正規部隊。
無論這齣戲劇的歷史真實性為何，一個頑強的共和制度愛好者為了共和的原則而犧牲自己的故事，總能啟發這些大陸軍人。在福吉谷招募而來的新兵應能透過加圖眼中對共和國的審慎願景理解他的犧牲，華盛頓領導下的大陸軍填補了民兵無法扮演的重要角色，那就是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就保持組織完整。然而，這些人到頭來仍只是「公民軍人」。他們一直到戰爭近期才被徵召入伍，而大陸軍的招募是出了名地沒效率。國會原本希望將服役時間在戰爭期間繼續延長，但這樣的嘗試在1777年的冬天徹底失敗。民兵團體的成員總是優先考量自己的農田和家人，同樣的情緒也使得大陸軍的常規部隊無法擴編。這些士兵沒有人認為自己是職業軍人，所有人都預計在戰爭結束後回到家鄉真正的工作之中。
如今我們很難確定美國軍人是否還認為加圖的故事能鼓動人心。一方面，他們將自己視為是一個偉大共和國的守護者，另一方面卻可能更偏好凱薩大帝（麾下士兵）的職業化與軍事才能。身為常備部隊的一員，他們也相當熟悉英國正規軍的紀律與訓練。即便是今天的美國國民衛隊從近年部署的人數來看也更不像公民軍人，而更像職業軍人。在美國，公民軍人占優的時代已成為過去。
當美國的陸軍新兵開始接受基礎訓練時，他們很快就會意識到自己已經與社會隔離。在被奪去親朋好友、手機、電玩和最愛的速食後，他們便會開始接受密集的思想灌輸，遠遠超過了在食堂吃飯、在射擊場進行演習和從事戰術演習的界線。教育班長和其他訓練員主要關注於獨特軍隊文化的創造與維持，他們總不斷解釋其任務是要「瓦解」一個人「公民」的部分，如此一來他們才能「建構」他們心中的「軍人」。他們代表年輕的新兵創建了新的家庭和新的道德秩序，同時輔以戰士精神、榮譽守則和一長串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的教條清單。這就是為什麼許多軍人常將他們在軍中的班、排和連稱之為家，更有許多人會用形容教會來方式來描述他們所屬的軍種。
這種思想灌輸已經到了徹底愚蠢的地步。常見的運動——例如開合跳（jumping jacks）——被重新命名為「側跨跳躍」（side-straddle hops），從1950年代延續至今的髮型，如平頭和戰士寸頭（the high and tight）更是無處不在。同時，士兵們也成為了單一訓練的專家，他們繞著不同大小的圈跑步，直到把自己變成消瘦版、擅於跑馬拉松的分身。這些詭異的癖好沒有一個和有效率的軍事訓練有關，軍人並非出於衛生的考量來剃頭和刮鬍子、不是出於身體健康的因素而每天跑五英里，或是為了更好的戰術交流而使用軍事語言。
如今的醫療科技已經能夠解決蓄鬍所生的細菌，為運動員打造的體能訓練計畫也證明了以跑步為基礎的運動對大多數的活動而言是毫無效率的，連像傑克・拉蘭內（Jack LaLanne）這樣的健身專家都還得做「側跨跳躍」。過時的髮型、獨特的語言和集體跑步的作用就如同教堂在所作的禮拜、對國家所宣誓的效忠、大學兄弟會的捉弄儀式和朋友間神祕的握手方式。他們創造了一種分離信仰者與非信仰者之間的文化。
平民與軍人之間的文化分離使得雙方關係的裂隙一年比一年擴大。2010年，當美國深陷反恐戰爭之中，民調卻顯示僅有3％的美國人認為阿富汗戰爭是重要的議題，相較經濟卻得到60％受試者的青睞。在同一份調查中，43％的人聲稱他們密切追蹤經濟的動態，卻僅有23％的人表示他們在阿富汗問題上也維持同樣的作法。那些無法理解為什麼平民與軍人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的人根本不應該感到驚訝。為什麼大部份的美國人要在意？沒有人會被徵召入伍，戰場遠在天邊，赤字開支看來也不會有任何經濟後果。多數人不是只要想說「把問題交給專業的」就安全了嗎？
美國軍方人員抱怨人民都不認同他們的犧牲，但他們有理由抱怨嗎？對職業軍人而言，戰爭單純只是讓他們能比擁有同等學歷與教育的其他人享有更好的薪資與福利的工作。他們經歷戰爭帶來的恐懼，但如同外科醫師、爆裂物移除專家和冰路上的貨車司機，他們所花費的時間和承受的風險會得到補償。而軍人備受崇拜的程度也是1960和70年代時無法想像的，多數企業都有向軍人提供折扣，幾乎所有在營區外穿著軍服的軍人在結帳的時候都會聽到「謝謝你的服務」，或是被當地的餐廳招待餐點。在國定假日對退役軍人和殉職烈士表示的崇敬更堪比羅馬天主教徒尊崇聖人的方式。
但另一方面，對一般公民來說，戰爭並不是你會經歷到的事，而是在電影或書籍中才會看到的東西。他們可能會反對戰爭、對於自己沒有服役感到些許罪惡、過度理想化那些戰爭故事，或只是單純慶幸不需要親自去打仗。多數人稱頌軍人保衛我們的自由，這在今日也就幾乎等於無所不包——包含利用價值數萬美元的自動導彈讓興都庫什山脈（Hindu Kush）上持續發出威脅的騾子車隊人間蒸發。絕大多數的美國人不曾服役過；儘管過去十年來美國受困於兩場戰爭和無數場小型交戰中，但美國的軍事參與率仍下探史上新低。美國對於勞工專業化的偏好導致戰爭也遭到「專業化」。
早在1953年，亞瑟・埃克施（Arthur A. Ekirch）便預測了美國對於「公民軍人」的觀念會變得過時，因為冷戰時期的軍隊看起來更像幾個世紀以來受到嚴重嫌惡的常備軍。然而，軍事歷史學家很快地就適應變局，並認為「軍人公民」（soldier-citizen）才是新解方，如同獨立戰爭期間打響第一炮的義勇兵（minuteman）。軍人公民占總人口更小的比例，他們在軍中花了數十年的時間，且理應是榮譽、勇氣和忠誠等美德的典範。但與公民軍人不同的是，對於軍隊文化的信奉是他們的特點。就像兩者的名稱相反所暗示的，「軍人公民」以軍人優先、公民次之。
這所有的一切很自然會延伸出一個問題，即古人所設想的「公民軍人」是否有再次實現的可能。美國人可能會拍攝希臘城邦對抗波斯的電影，但當年和這些雅典人享有同樣特質的義勇民兵早已不復存在。西元前490年，波斯人入侵的消息促使農民聚集起來向馬拉松（Marathon）進軍，打了一仗後便返家繼續耕種。在馬拉松之役的數十年內，雅典招募了更高比例的公民參與戰鬥，此趨勢乃由於其海軍活動增強所致，就連貧苦的雅典人民都能在三列槳戰船上服役。
另一方面，斯巴達是募兵光譜上的另一種極端。在斯巴達社會中，每10人中有9人是屬於自由、但非斯巴達公民的當地住民，或是國家所有的奴隸「黑勞士」（helots），他們的主要功能是維持斯巴達公民的農業經濟。由於耕種的工作交給了次等階級或被征服的民族，斯巴達的所有公民便能自由地參與其獨特的軍事文化，使得斯巴達成為希臘最令人聞風喪膽的城邦。斯巴達人就是古代的「軍人公民」，他們對於經濟、農業和公民生活相對認識較少。從這樣的觀點來看，美國軍旅生活看起來越來越像斯巴達的「軍人公民」，而非雅典的「公民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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