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天眼行動》（Eye in the Sky）電影劇照
下圖／美國空軍的 MQ-9 Reaper 死神無人機。 圖／美國國防部
背叛死神的愛國吹哨者？
美軍「無人機獵殺洩密」
間諜罪判決
2021/07/28 聯合報 轉角國際 udn Global
「任務成功，Good kill...？」美國聯邦法院27日針對一起敏感的軍情洩密案，作出重大判決——33歲的退役美國空軍地理情報分析員，丹尼爾．海爾（Daniel Hale），因不滿美軍的無人機獵殺行動，造成並意圖隱瞞極高比例的無辜平民殺傷率，因此自2013年起即以職權之便，主動向媒體洩漏多項關鍵無人機報告，內容包括美國情報單位的恐攻嫌疑者的監控風險辨識指南，一份足以證明美軍無人機攻擊「濫殺比例」高達9成的阿富汗機密行動報告。全案經兩年審判後，法院判決海爾「間諜罪有罪」，獲判有期徒刑45個月。
海爾表示，自己之所以向媒體洩漏軍情，是因為親眼見證了美國無人機獵殺行動的輕率、荒謬與草菅人命，自己不僅無法確定「到底有多少無辜平民因我的專業而枉然慘死」，更無法接受歷代政府虛妄宣傳「無人機守護美國國家安全」的謊言。於是，無法面對良心的自己才會冒險洩密，寧可坐牢也要成為美軍無人機行動的「吹哨人」。
但作出有罪判決的聯邦法官奧格雷迪（Liam O’Grady）卻認為：海爾的洩密作為，不只針對無人機任務報告；在他手上外流的「高風險人物監管指南」，更被敵意國家、恐怖組織、甚至ISIS當作「反監控教材」——這些機密資料不僅無關於「無人機的濫殺吹哨」，更嚴重傷害了美國國家安全，「與其說是良心使然...被告的行為更是為了滿足自我感覺良好的犯罪。」
然而海爾為什麼會「背叛」軍隊的忠誠誓言？洩漏的資料又有何敏感性？在法庭內外的交鋒證詞裡，作為美國陳年爭議的「無人機獵殺機制」又因此暴露了怎樣的道德難題？
Daniel Hale本人。 圖／美聯社、美國空軍
現年33歲的海爾，來自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市。根據法庭資料的紀錄，他出身在一個貧窮且信仰保守的中下家庭，少時求學與家庭經歷有頗多霸凌、甚至被虐經驗，被告也因此出現身心症狀。但卻為了擺脫原生家庭的壓迫環境而選擇從軍，並在加入美國空軍後，因訓練成績而被分派到機密敏感的地理資訊單位，負責擔任「美軍無人機行動」的情報分析員。
海爾在2012年間，曾奉命派駐阿富汗的巴格蘭空軍基地，負責戰爭前線的「無人機獵殺任務」提供情報支援。翌年結束派任後，選擇不與空軍續約的海爾「光榮退伍」，並因軍中服役的出色履歷，於2014年被美國國防部轄下的機密單位——美國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NGA）——轉聘為民間承包商，繼續處理無人機圖資與資訊辨識等相關業務。
然而此時的海爾早已出現「良心裂痕」，不僅違法私自拷貝國防部機密報告，自2013年4月開始，更持續把軍情報告轉交給知名左翼媒體《The Intercept》的王牌記者斯卡西爾（Jeremy Scahill），協助他深掘美軍無人機濫殺的調查報導。
不過海爾的「洩密行動」並沒有持續太久，就於2014年遭到FBI鎖定搜查。儘管洩密的資料內容，最後在2015年間由斯卡西爾報導問世，但被國防部開除並以「間諜罪」究責的海爾，卻只能在餐廳打零工維生，並於2019年遭聯邦法院正式起訴，甚至被美國聯邦司法部求處罕見的9年重刑。
圖為一名軍人在引導美國空軍的 MQ-9 Reaper 無人機。 圖／路透社
海爾向《The Intercept》洩密的情報，主要是美軍中央司令部的無人機獵殺資訊、美國國安單位對於「高風險份子監管名單」的判斷指標書，以及一份名為「割草機行動」（Operation Haymaker）的阿富汗無人機攻擊評估報告——其中，「割草機行動」所呈現出來的慘烈戰果，更成為反戰團體與海爾聲援者們的最重要辯詞。
「割草機行動」指的是2012年1月至2013年2月間，駐阿富汗美軍與CIA在阿富汗西北、緊鄰巴基斯坦邊境的動亂山區，針對蓋達組織殘黨與阿富汗塔利班的「無人機反恐獵殺任務」。
根據海爾外洩的內部簡報，在割草機行動一年間，美國的空中死神一共發起了55次「精準打擊」，擊殺至少217人——但其中只有35名被轟死者，是美方情報單位造冊的「獵殺風險目標」。
根據斯卡西爾的調查與海爾外洩的資料，美軍在阿富汗的割草機行動，一直存在著嚴重而明顯的「獵殺精準度問題」。像是在其中最慘烈的5個月行動區間裡，美軍的無人機轟殺，竟然有高達90%的殺傷目標，都不是應該要被殺死的恐怖份子。
類似的狀況，也出現在中央司令部轄下的幾個其他獵殺反恐場——索馬利亞與葉門——相較阿富汗而言，美軍在這兩地更缺乏前線斥侯單位，對於目標的鎖定與事後的戰果評估也就更為隨便。因此除了見報的無辜死傷者之外，「無人機發射的地獄火飛彈，到底錯殺了多少無辜人命？」也就成為美國政府一直無法交代，而海爾等人之所以極為痛苦的主因。
圖／紀錄片national bird
海爾當庭表示：2012年派駐阿富汗期間，他曾多次目擊無人機「失準的獵殺任務」，除了根本難以判斷殺傷對象之外，還有數次行動轟錯了娃娃車，無差別殺死阿富汗女童一家。這些平民殺傷故事，在軍方紀錄裡都是無法辨識、也不會追究的附加傷害；但這些無辜人命算不算是被自己的專業殺死？自己以為的愛國任務到底是為了甚麼目的？卻讓海爾陷入了嚴重的自我焦慮。
結束阿富汗派駐返國之後，海爾也在2013年無意間與反戰人權團體有所接觸，並因此與一批葉門平民受害者遺族有過交流。透過真人證詞的互動，海爾才駭然發現自己的「專業工作」竟可能是無差別殺傷婦孺的殘酷幫兇，
「那個葉門男子在我眼前哭嚎，他說他的兩個至親家人都被美軍的無人機轟殺。美方誤以為他們都是蓋達組織的恐怖份子，但實際上他們一直很積極救助於地方貧苦、甚至一直在勸說被蓋達招募的鄉親子弟『棄甲從良』。」海爾如此表示：
「我認為殺人是錯誤的，特別是無差別殺害那些手無寸鐵的平民更是錯中之錯——我認為我的吹哨舉動是必要的，因為政府灌輸給我們的宣傳『無人機戰爭守護了我們的國家安全』根本是謊言...美國人的生命，並沒有比那些枉死平民來得更加尊貴。」
海爾認為，美國軍方與情報單位對於無人機的殺戮正義根本毫不在意。除了阿富汗的枉殺經歷讓他極為痛苦外，就算到了本土的NGA，同事之間下班吃飯，也常常會一起「放送無人機轟炸獵殺的行動畫面」，作為彼此交流切磋的聊天話題——但這種「工作日常」卻讓海爾極為痛苦，最終才促使他向媒體揭密，試圖以「真相的自我獻祭」來阻止這種不義戰爭的繼續。
圖／電影《巡弋狙擊手》（Good Kill）劇照
圖／電影《巡弋狙擊手》（Good Kill）劇照
然而起訴海爾的美國聯邦司法部與判他有罪的聯邦法官奧格雷迪，卻都不認為海爾的「間諜行為」，符合他自稱的「良心犯」定義——奧格雷迪法官認為：雖然海爾的痛苦掙扎其有所因，但他洩漏給《The Intercept》機密資料，卻不完全都與無人機獵殺有關，「把不直接相關的國安機密公諸於世，根本無關於公義，更像是被告自己的救世主幻想而已。」
法院認為，海爾在NGA任職期間，就時常違背資安準則與忠誠誓言，將機密資料帶離工作場域並非法拷貝。而這些外流情報與複製資料中，有不少內容是與國安風險的判斷指引有關，像是他外洩的高風險監控人士評斷指標表，後來就被ISIS引用為「臥底滲透教戰指引」，但這些行動除了傷害美國國安保護網之外，「對於修正無人機行動準則、激起公眾政策辯論，究竟又有甚麼用處？」
判決認為，海爾雖然自述了非常多的行動動機，但無論是在NGA還是空軍服役期間，他都沒有透過「合法管道」作出指控陳情。如果他對於無人機行動存在著自我道德感無法負荷的壓力，那他大可以申請調職或提前退伍，「沒有任何合法理由，能認可他這種故意臥底洩密的間諜犯罪行為。」
不過儘管奧格雷迪認為海爾觸犯間諜罪有罪，但在最終判刑裡，原本檢方對海爾求處的9年有期徒刑，最終只被判處3年9個月。對於海爾洩密動機的正當性，在法庭內外也還留有不小爭議空間。
海爾表示之所以向媒體洩漏軍情，是因為親眼見證了美國無人機獵殺行動的輕率、荒謬與草菅人命，自己不僅無法確定「到底有多少無辜平民因我的專業而枉然慘死」，寧可坐牢也要成為美軍無人機行動的「吹哨人」。圖為Daniel Hale本人。 圖／紀錄片national bird
包括同樣被控告的《The Intercept》與諸多美國人權團體都認為：雖然法庭認為海爾外洩的情報不完全與無人機有關，但各種流出資訊的拼湊，卻仍留下了許多駭人的問題未解——像是美國無法有效監管並究責相關無人機單位在海外的「無效濫殺」；外流的各種監控準則與無人機獵殺評估指標中，也都出現了針對穆斯林族群、甚至是「只要是戰區內成年結伴開車男性...都是疑似恐怖份子的高風險敵意目標可獵殺」等草菅人命的敘述，
「這些訊息應該都足以證明：海爾洩密事件就是一個經典的『軍中吹哨者』案例。」
海爾的間諜罪有罪，也是美國自歐巴馬時代以來的一連串國安爭議之一。在他之前，最著名的軍中洩密案，即為把美國陸軍的機密情報——包括美軍阿帕契攻擊直升機，在伊拉克「故意轟殺」路透社記者的機艙影片——洩密轉交給Wikileaks的美軍上等兵曼寧（Chelsea Manning）。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曼寧與Wikileaks的戰爭洩密，還是後來震驚國際的斯諾登（Edward Snowden）與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的「稜鏡計畫」洩密案，都與著名記者葛林華德（Glenn Greenwald）相關。而葛林華德又是《The Intercept》的共同創辦者之一，一直到2020美國總統大選期間，葛林華德因堅信拜登弊案爭議資訊並不斷上《Fox News》發表爭議指控，而與斯卡西爾等老戰友鬧翻，才難堪地與《The Intercept》切斷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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