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823砲戰立下戰功的砲陣地。（中時資料照）
史話》
朱偉岳專欄
台灣的飛彈腳步（一）
2021/09/05 中時
朱偉岳（作者為前中科院第二所資深研究員）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下稱國府）研製飛彈的歷史，應上溯至抗戰勝利後初期。民34年（1945）年陳誠當軍政部長時代，即曾選派軍官前往德國研習，實地瞭解戰時德國用來奇襲英國倫敦之V-1、V-2飛彈。後因國共內戰國府一敗塗地，這些曾研習飛彈的軍工專家，依西瓜偎大邊效應，1949年時絕大部分皆滯留大陸，不願撤往台灣，乃成為中共建政後兩彈一星的中堅人才。少數撤往台灣者，孤掌難鳴，祗能隨著當年負責軍工廠撤往台灣的唐君鉑（時任兵工署副署長），在台灣做一些傳統槍砲彈藥的生產工作，以維持國府軍隊（稱國民革命軍，簡稱國軍）的起碼戰力。
稍為新式的槍砲彈藥或飛彈，像海軍所用的近發引信砲彈，陸軍所用的勝利女神力士型飛彈及鷹式飛彈，空軍用的響尾蛇飛彈等，都要依賴國府當時的盟邦美國供應。看人臉色，仰人鼻息，凡是稍有出息的中國人，都不會覺得很舒暢罷。國府在台軍方人員，當然會想法改革這一局面，自立自強的口號，主要是針對這一點而來。這或正也是毛澤東先生，要和蘇聯史達林、赫魯雪夫鬧翻的原因。
民47年（1958）8月23日，毛澤東下令砲擊金門，當天即發射砲彈九萬餘發，隨後的時日又陸續發射了近40萬發，總共發射了約47.5萬發，史稱823砲戰。金門本島的面積僅約124平方公里，約略是一個台北市大小，竟落下47.5萬發砲彈，平均每6平方公尺即2公尺x3公尺大小面積，落下一枚砲彈，似可暸解當日砲戰的猛烈程度。
八二三砲戰爆發時，中共的空軍和海軍，尚祗能在大陸沿岸活動；台灣海峽的制空權和制海權，仍掌握在國府手中；何況還有美國第七艦隊的協防。故砲戰前後，國府海軍一直擔負金門守軍之軍需運補，以及前線，包含金門、馬祖、烏坵等海域巡弋。
大約在當年8月間八二三砲戰發生後的9月上旬，國府海軍3艘巡防艦奉命到馬祖海面巡弋，其時9月2日金門海域海戰剛過不久，國府海軍104號沱江艦及維源艦，被躲藏在漁船之後的魚雷快艇伏擊，造成2艦受傷，官兵多人殉難。雖亦擊沉共軍魚雷艇2艘，但從此次海戰以後，我艦在大陸沿岸巡弋，無不提高警覺，以免再遭中共海軍魚雷快艇偷襲。是時金馬海域全部戒嚴，任何船隻皆不准通行。
八二三砲戰國軍沱江軍艦47年9月2日於金門料羅灣海戰中以寡擊眾戰功錦旗。（朱立熙攝）
這3艘江字號巡防艦組成一個戰隊，戰隊長是由驅巡司令部派來的劉真上校率領，他是一位很有經驗的海軍資深軍官。巡弋於靠近馬祖外海海域，是一個月黑星沉的漆黑夜晚，雷達螢幕上突然發現一艘不明海上船隻，整個戰隊馬上緊張起來，深恐中共魚雷快艇偷襲之事重演。經多次辨識，皆無法辨明船籍。在戰隊長的命令之下，3艦立即聯手砲擊這艘不明船籍的船隻。
這3艘巡防艦，計有三吋砲3門，40公厘砲3門，20公厘砲12門。猛轟一陣以後，海上傳來微弱的呼救聲，砲擊才戛然停止。結果發現不過是一艘自馬祖出港，擬開往基隆的木殼機帆船。出港後因遇海上戒嚴，不敢航行，乃在馬祖外海拋錨等候。但海峽兩岸戰事初啟，民間船隻，並不明白軍方識別信號，故而造成重大誤會，而遭受己方軍艦砲擊。經3艘艦艇開火圍攻，這條機帆船雖受重創，竟然未被擊沉。這幕場景令人相當難堪，說明當年國府的海軍艦艇，火力配備薄弱，已跟不上時代需求，是其時國府海軍官兵們心中一項隱憂。
民國56（1967）年，埃及發射俄製冥河飛彈，擊沉了以色列驅逐艦及商船各1艘。冥河飛彈乃成為世界海戰史上，第一次在實戰中使用的攻艦飛彈，也把世界海戰推進到飛彈時代。以色列受此突襲，朝野震動，立刻研究反制方案。民59（1970）年8月，以色列開始在海軍艦艇部署自製的「天使飛彈」（又名加百列飛彈Gabriel missile）。先進國家海軍，先後亦陸續配置飛彈。解放軍也開始積極研發中國第一代艦載飛彈，「上游一號」和「海鷹一號」，就是最先裝配在共軍艦艇上的飛彈武器系統。
當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在民53年（1964）籌建中山科學研究院的時候，最初的構想，僅有核能研究所及火箭研究所，以研製原子彈及火箭飛彈為目標。後來接受以色列顧問柏格曼教授的建議，才增列了電子研究所及化學研究所。可見蔣氏父子，當時可能受限於國家經濟能力，並沒有計畫要為國府海軍研製攻艦飛彈。
1968年04月18日來華訪問的大韓民國陸軍參謀總長金桂元上將（右），參觀我軍事訓練基地，觀摩國軍部隊的飛彈射擊演練，基地教官當場簡介火蜂目標機的性能及飛彈射擊程序。（姚琢奇攝）
史話》朱偉岳專欄
「火蜂計畫」無疾而終
台灣的飛彈腳步（二）
民55年（1966），中山院火箭研究所從國外購得一套二戰末期德國V-2飛彈技術資料。因V-2飛彈同時是美國、蘇聯彈道飛彈的宗師。所以，中山院特地派了幾位專家，到德國實地瞭解，希望從V-2飛彈開始，步入彈道飛彈的大門。
這段期間，桃園龍潭還是相當荒僻的鄉下地方，中山院工作人員住在那裡，晚上唯一的消遣就是看電視。當時台灣的電視台祗有「台灣電視公司」，正播出李小龍主演的「青蜂俠」連續劇。引發了火箭研究所人員的聯想力，便把這套與德國合作的彈道飛彈研究，稱之為「黃蜂計畫」。
當中山院火箭研究所提報研製「黃蜂計畫」的時候，唐君鉑知道這是飛彈動力的根本，至表重視。於是，他把中山院計畫處長劉元發將軍，也是中山院核武研製計畫最重要的協調人，調任為火箭研究所所長，以期配合核能研究所原子彈的研究製程。
「黃蜂計畫」的推動，以及後來接續的「青蜂計畫」，及擬與以色列中短程彈道飛彈「耶利哥」合作的400公里以上射程飛彈，主要是想作為原子彈的投擲工具。但中山院初期核武發展的「新竹計畫」，因吳大猷的反對而受阻，後雖改提「桃園計畫」取代，雖然進程順利，但核武的腳步，最後還是在蔣經國的裁決下，停了下來。所以「黃蜂計畫」、「青蜂計畫」等方案，自然就變成一個無用武之地的計畫。
這些努力雖未成功推出可攜帶核彈彈頭的彈道飛彈，但卻替中山院打下了堅實的火箭發展基礎。以後中山院研發之「雄蜂計畫」、「天弓計畫」、「天劍計畫」乃至晚近傳聞中發展之中程彈道飛彈等，實皆由這些計畫預先紮下深厚的根基衍生而來。
當國府中山院專家在德國研習V-2飛彈的時候，得知二戰末期德國除了V-1及V-2飛彈之外，還研製了一款供德國海軍使用的HS-293攻艦飛彈。民56年（1967）這批專家自德國返回台灣後，把得自德國的HS-293攻艦導彈資料（註三），交給時任中山院籌備處主任的唐君鉑。
唐氏認為，HS-293攻艦導彈的目視導引功能，和中山院電子研究所的關聯比較密切，於是唐氏將這份資料，交給了那時任職電子所控制組的韓光渭博士，由韓氏去聯絡院內有關人員，共同研究。
中山院電子研究所在成立之初，除空軍航空研究院電子組長宋玉出任副所長外，所有負責人及絕大部份研究人員，幾乎全來自海軍。對民47年（1958）馬祖外海三艘巡防艦，圍攻一艘無武裝木殼機帆船，竟未擊沉一事，無不印象鮮明。茶餘飯後之時，早有共識若有機會，一定要為國府海軍研製犀利的攻艦飛彈，逐步擺脫對外國主要是對美國的依賴。
民57年（1968）間，控制組把HS-293攻艦飛彈技術資料，畫分成若干章節段落，以分工合作的方式，分配給火箭研究所及電子研究所相關工作人員研讀。要求每人提出讀書報告，並登台解釋說明。這是中山院，最初從事戰術性導引飛彈研究的起點。斯時國府陸軍已擁有美國供應的「勝利女神力士型」飛彈及「鷹式」飛彈，這兩型飛彈都屬於防空用途。
前者用於對付中、高空，後者則用於對付中、低空敵機。國府空軍當時則已擁有美製響尾蛇飛彈。前述陸軍之兩型飛彈在演習時使用的靶機，名叫「火蜂」。中科院控制組人員，最初一度希望把「火蜂」改裝成飛彈。但「火蜂」靶機由美軍直接操控，無由獲得。韓光渭乃把空軍現有的OQ-19B靶機取代美軍「火蜂」靶機，作為改裝為飛彈的樣品機，仍將這項計畫稱之為「火蜂計畫」。
OQ-19B靶機，使用小型汽油發動機，靶機設計僅有兩翼的副翼，可作大轉彎之用。機尾並沒有方向舵，要操縱這靶機以攻擊目標，幾乎是不可能的。正如划一艘小艇，因速度慢，尚可用雙槳操縱艇首方向。但若是裝上了機器的小艇，艇尾非裝有方向舵不可，想用艇側的兩槳調整艇向，殆難成功。
1963年05月14日五十一年度學術文藝獎金在教育部頒發，教育部長黃季陸頒發金質獎章及獎狀給工科組的韓光渭。（徵信新聞攝影組攝）
當韓光渭提出構想，要把OQ-19B靶機改裝為攻擊性載具的時候，宋玉副所長即表反對。理由是這個靶機沒有方向舵，如何能精準操控飛行方向？宋玉畢業於中央大學航空系，是抗戰末期加入國府「航空工業計畫室」的精英之一。後赴美國史丹福大學攻電子計算機，是台灣資訊業的先驅。
所以宋玉較韓光渭更能瞭解航空器的基本性能，但當時宋玉也不是很瞭解導引控制是怎麼一回事。於是宋玉的反對意見，並不能阻止控制組把OQ-19B靶機，安排到淡水海濱去做攻擊目標的飛行控制試驗。結果呢？當然是失敗的。因為OQ-19B靶機機身的設計過於簡陋，「火蜂計畫」無疾而終乃為必然。
本文提及此事，在說明從事國防高科技的工作人員，他們都是一時之選，受過很完整的科技訓練。但他們在開始時都不是專家，只是依靠著他們建設現代國防的熱誠和理想，努力向前。他們不懈地從工作中學習，逐步成為世界級的頂尖專家。所以，韓光渭最後也變成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火蜂雖然熄火了，控制組內同仁，在韓光渭的領導下，仍然向自製飛彈的艱困路途邁進。經一再商討研議，最後獲致共識。認為應該從研製現代化的先進攻艦飛彈著手，開始時目標不必太高遠，飛彈的射程先以30公里的目視範圍為限。其次，無論是電子技術或者火箭推動等技術，都不要脫離當時中山院火箭研究所及電子研究所已具有的能力太遠。如此，所有研發飛彈的材料或者零、配件，亦都較易取得或自行研製。
「雄風計畫」主持人韓光渭。（中時報系檔案照片）
史話》
雄風飛彈的推手
台灣的飛彈腳步之3
當時這批發願要為中華民國海軍研製飛彈的海軍人員，大部分除了看過飛彈的圖片外，飛彈長得什麼樣子，都是一無所知的。他們就像一群急著要渡河的人，沒有橋嘛，就學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吧！這是民國57年間（1968）事。
概要的辦法是，由一部分人，蒐集國外已有之各類型攻艦飛彈資料，諸如法國飛魚飛彈、以色列天使飛彈，及義大利的艦載飛彈等，就其綜合性能，作比較研究。另外一部分人，則向唐君鉑主任報告之後，以「松石計畫」為名，向陸軍飛彈指揮部，索取已報廢之鷹式飛彈二枚，運回中山院以後，分交火箭所及電子所各一枚，分別就推進系統及電子追蹤系統作拆解分析研究。
這項拆解工作，亦即現時所稱的反向工程，對火箭所或電子所的科研人員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基本練習。使他們由一無所知，慢慢瞭解到在飛彈彈体中那麼狹小的空間內，如何放入推進火箭，如何放置尾翼控制系統，如何在彈頭內裝置炸藥及引信，如何接收雷達回跡信號而使飛彈能追蹤目標。
至於彈體之內如何布線，如何隔熱絕緣等技術細節，更是科技同仁們不會放過的章節。到了民57年（1968）8月，電子所控制組的同仁，對攻艦飛彈已經有此較清楚的認識，乃呈報唐君鉑核准，提出了研製反艦飛彈的初步計畫。
這個初步計畫，主要的目的在作前期的分工。然後由分配到工作的單位，就軟體的配合或硬體的製作，作深入的研究，看看大家的努力，是不是能夠發展出一套現代的攻艦飛彈系統。譬如火箭所方面，先要設計及製造推力火箭，能把飛彈自艦船上的發射箱中推射出去。
飛彈推射出去以後，還要繼續飛行30公里，自然又需要續航火箭。這兩種不同的火箭，所用的固態燃料自亦不同，如何獲得其火箭燃料配方，是另外一項工作。要飛彈平穩貼著海面的一定高度飛行，需要一個靈敏的高度計，這是一個精巧的電子裝置。
光有高度計也不行，飛彈受到外在氣流的影響，難免會上下或左右擺動，要把這種擺動自動地修正回來，就要靠一套陀螺儀及加速儀組成的慣性裝置，把這變動的信號，經由電液伺服器，以轉動飛彈上的翼面，使能維持正確方向行。
所謂正確方向，就是能擊中目標的方向。這項重要的攻艦飛彈起始計畫，唐君鉑自然先與柏格曼教授商討，再向蔣介石、蔣經國提報。韓光渭奉命就擬議中的攻艦飛彈，提列初步的性能規格。韓氏乃將此一擬議中的飛彈，暫定名為雄蜂（Drone Bee；雄蜂飛彈名字的使用，一直用到1982年，其時雄蜂二型飛彈計畫名稱已出現。國防部的參謀們，乃有將雄蜂改名為雄風之議，郝柏村總長於1984.6.20.以雲霖字第1122號令正式將雄蜂飛彈更名為雄風飛彈），後韓光渭就成為雄蜂飛彈研究案的策畫人。
正在中山院內研討攻艦飛彈發展方案的時候，控制組另外也提出了巡弋飛彈的構想，於是就把最初的雄蜂飛彈定名為雄蜂一型飛彈，而巡弋型者稱為雄蜂二型飛彈。而「雄蜂一型飛彈研製計畫」，於民60年（1971）7月，由蔣介石核准正式實施。計畫主持人是火箭所副所長鄭毓珊，韓光渭則為雄蜂導引控制系統主持人。
柏格曼教授對韓光渭所提「雄蜂飛彈」的性能規格（下文起改稱為雄風）的擬議，是非常贊成的。他認為國府除研製原子彈及投射原子彈的彈道飛彈外，戰術性的攻艦飛彈及防空飛彈，也是國府軍隊急切需要的項目，應該及早同時推動，以防範對岸共軍的蠢動。
柏氏亦主張，初期應從攻艦飛彈著手。因艦艇目標僅在平面上活動，亦即二維平面，艦艇航行的速度也慢，較易處理。飛機則不同，是活動在三維空間，速度起碼是艦艇的10倍以上，處理技術上比較複雜。柏教授的建議，合乎現實，也和唐君鉑的考慮不謀而合，就一直成為中山院飛彈研製發展的原則方向。亦即，先發展攻艦飛彈，然後發展防空飛彈。
短中程彈道飛彈呢，蔣經國的興趣一直不大。說起來也是，中國人打中國人，不應該是努力的方向，求自保即是。而柏氏亦建議，雄風飛彈宜採十字型，即有四個中翼。因在飛行過程中較為穩定，容易控制。
柏格曼基於對蔣介石的崇敬，及促進以色列與中華民國的友誼關係，他出面協調以色列航空工業公司（Israel Aerospace Industries IAI），對台出售天使飛彈。以色列當局終於同意出售一小批「天使飛彈」給國府海軍。蔣介石著令國府海軍，配合中山院辦理。國府海軍乃以「精實案」為名，向以色列購買三套「天使飛彈」武器系統，先行安裝於「岳陽號」等三艘驅逐艦上。
中山院派執行長夏新中將（海軍）組團，會同海軍負責人員，一同赴以色列簽訂購買合同。1969年8月底，中科院及海軍人員簽約後返回台灣，即赴日月潭涵碧樓向蔣介石簡報。是時正值金龍少棒隊，在美國威廉波特勇奪冠軍之際，蔣氏和夫人宋美齡先行接見少棒隊全體隊職員，並攝影留念，以示嘉許。接著，蔣氏即一人接見中科院及海軍簽約團。
蔣介石年輕時，曾在當年十里洋場的上海灘玩過股票，早已見識過精明的猶太人。蔣介石靜聽簡報，未發一語，顯然神情愉悅。他知道在他治理下的這片中國土地，是他自民國16（1927）年黃埔軍校出道以來，最可切實掌握而又平穩的所在與歲月。多少年來橫亙在他內心國防獨立自主的企盼，眼見正要大步邁出去了，自然愉悅非凡。
簽約團簡報完畢正欲辭出之際，蔣介石突然用他的寧波官話問了一句：「收條收好了吧？」在場人員，一時面面相覷，不知如何回答。因中、以雙方，簽有厚厚的一冊契約書，並非收條。唐君鉑機警，馬上站起身來說道：「報告總統，收好了。」顯然，蔣氏年輕時的上海外灘經驗告訴他，和猶太人打交通，收條一定要收好。
唐君鉑旋即派控制組組長韓光渭，及雷達組專家許塏等人，代表國府海軍到以色列IAI駐廠監造「天使飛彈」。韓光渭、許塏等均出身海軍機械學校，韓光渭是美國海軍研究院博士。許塏畢業於新竹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後亦曾赴美深造。
國府的專家們一方面在以色列航空工業公司（IAI）負責飛彈監造，一方面通盤瞭解「天使飛彈」系統結構與內部構造，瞭解該型飛彈的組裝、測試方法與試射步驟。那時正是中華民國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席位奮戰的時期，蔣老帥似乎早就預知終有一天會退出聯合國。
1971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終於被迫退出聯合國時，蔣氏發表了「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名言。中山院的「桃園計畫」和接踵而來的「雄風一型飛彈計畫」，正是這位永不屈服的老帥，他要預演的「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戲碼，藉為台灣軍民，樹立自強而不驚的典範。
這批專家從以色列回到台灣中山院後，立刻根據天使飛彈的規格性能，重新設計並製造雄風一型飛彈。期使雄風一型飛彈的性能，和天使二型飛彈完全相同，俾使雄風一型飛彈在臺灣量產後，可以立即頂替天使二型飛彈。
但雄風內部使用的料件、配件，和天使所用者並不雷同。雄風的料件及配件，絕大部分都由台灣當地生產，或由中山院所轄加工廠研製而成。這其中不僅包括製造，還包括原材料的研究開發在內。雄風飛彈，是台灣中山院著手研製的第一個現代化武器系統。
從嚴格定義觀之，雄風一型飛彈堪稱是以色列天使二型飛彈的「山寨版」。但雄風一型飛彈武器系統的設計與製造，都是中山院的科技專家們，自力完成，其成功面世，對中山院甚至對整個台灣工業水平來說，都有非凡的意義。
我們平時所說的某某飛彈，實際上是某某飛彈武器系統的簡稱。譬如所說雄風一型飛彈，是雄風一型飛彈武器系統的簡寫。
為什麼叫武器系統？表示那是一整套完整的東西。即以雄風一型飛彈武器系統言，該武器系統包含了：1.飛彈本身，2.發射架，3.雷達和戰術中心，及4.支援裝備包括各種測試儀具等4個部分。
再以飛彈本身言，又可概分為4個部分，即1.彈頭（含炸藥及引信）、2.尋標器（相當於眼晴）、3.導引控制系統（相當於大腦及神經中樞）及4.火箭（動力來源相當於兩隻腳）。
這4個部分，除火箭本身比較上純屬機械製品外，其餘部分，電子都是主角。像彈頭中，並非只有炸藥，其中引信是極精密的電子組件，使飛彈擊中敵艦，穿透甲板數公尺而後爆炸，以造成敵艦最大損傷。故一般武器系統，在電子方面投入的經費，往往在70%以上。
由此，應可看到唐君鉑早年的睿智與遠見，他首先指定任命電子研究所的人員，從事中華民國第一代武器系統的研究發展。假如把武器系統的研究發展看作是辦一場盛大酒宴，那訂席人是蔣介石、蔣經國父子，餐廳負責人是唐君鉑。
中科院的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員，則是經理、大廚、二廚及跑堂等工作人員。菜單是蔣氏父子點的或希望要的，唐氏負責轉達並督導進行。當唐君鉑的餐廳剛僅有門面而接下這一場盛大酒宴的時候，自需先擴充廚房、添購爐具、用具等（即實驗室及加工廠的增建或擴充）。還要派出人馬搜羅所需食材、配料（即各種原材料、零件、組件的獲得）。
擺桌的場地也要準備停當（即飛彈試射場地），以候嘉賓蒞臨。假如某項特定食材譬如松阪牛肉，日本根本不賣，而這場宴席又非要不可時，那可能要特別設立一個專業農場，畜養一種類似松阪牛的牛來取代不可，這可不是簡單的事，而事實上這種事還真不少。
所以「雄風一型飛彈」，在蔣介石老帥親征的號令下，無論是中山院或國府海軍，都卯足全勁，賣力以赴。「雄風」計畫的推動，對國府海軍言，首先擺脫了美國武器供應的箝制，獲得了先進的攻艦利器。對中山院及整個國家而言，則使現代國防科技，得以在台灣由生根、萌牙而至發展。
史話》
蔣介石親征推動的收穫
台灣的飛彈腳步之4
我們不妨試想，人走在一個熙攘的街頭，還可能不辨方向而迷路。那一枚沒有生命的飛彈，要在任何發射的地方，找到幾十公里以外的目標飛出去，而且還要準確地一頭撞上，其中應該有點不凡的能奈與身手。像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多神氣自大，口中尚唸著要征服世界呢。但在太平洋海戰中，節節敗退之餘，實在搞不過老美的海軍，於是弄出個神風隊，實際上是日本版的V-1人肉飛彈，企圖一搏。此人肉飛彈，終亦被美國海軍的近發引信砲彈所制服而曇花一現。
現代的攻艦飛彈，就是要用一些精巧的儀具，來取代那坐在飛彈上愚勇的日本神風隊員。也就是說，要用精巧的儀具來取代活人，而且其表現要比一個活人更好。這些飛彈上精巧的儀具，主要由慣性導航儀、尋標器、致動器等聯合組成。慣性導航儀包含陀螺儀（大陸稱旋轉儀）、加速儀及精密電子線路等，提供飛彈最基本的位置、速度及姿態變動等資料。
尋標器則使飛彈能看準目標，絕不搞錯。致動器則依據慣性導航儀及尋標器傳來的電子信號，轉變為機械動力以操縱飛彈尾翼，直奔目標。這裡像陀螺儀、加速儀、致動器等的加工製造，電子線路的縮裝技術，放置於世界任何先進國家，都是機械加工或電子製造上的頂級技術。譬如一個防空飛彈的尋標器，若將之完全拆解開來，計有電子零件約3千個，機械零件1千多個。這4千多個零件（還只是飛彈彈體中一個尋標器部分），總有不少螺絲、螺帽吧。
是時的台灣，正是外銷工業正要起飛的時候，而且螺絲、螺帽的外銷尚是個要角。但中山院當時在國內，就是買不到所需要的螺絲、螺帽。蓋工業產品，可概分為四個等級，或四種不同的規格。也就是分為一般商品，工業用品，軍用品及航空、太空用品等4種。
民63（1974）年間，台灣出現一位螺絲達人李淵河，他設計出一部每個小時可出產24000個螺絲的機器，超過德、日、美諸國產品，因而，轟動一時，並獲得經濟部的國家生產設計獎。中山院當然向他的公司下單訂貨。當達人李淵河發現，他交出的螺絲、螺帽全部被中山院退貨的時候，他是十分驚異的。中山院當然沒有理由，去另外成立一個軍用規格的螺絲製造廠。
基於對螺絲的經驗，在唐君鉑的指示下，中科院內所有加工廠，都成立了外包作業單位，專門負責軍品規格或航太規格零、組件外包作業，協助已具相當商品生產能力的公、民營廠商，生產製造軍規或航太規格產品。由中科院提供規格，提供製造加工技術以及成品測試檢驗方法等予承包的廠家。
達人李淵河先生從這種規格的提升上，看到了更光明的前景。所以，他最初的承包，據說是虧本的。但他把握住機會，在軍品規格甚至航太規格的要求下，很快就滿足了軍方需求。他的公司，亦就更上層樓，提昇了製造等級。而台灣的機械加工業，像李淵河似的達人不少，故精密加工能力，在雄風計畫、天弓計畫、天劍計畫等一連串長期外包催化下，成為台灣公、民營加工業界一項相當普及的水平。
這種水平，不祗帶動了精密電子工業的成長崛起，也使台灣能搶占世界不少電腦、光電及機械產品市場。蔣介石當年的老帥親征，不能不說是台灣工業升級轉型中，一個重要轉捩點。以上所述精密加工能力的提升與催化，還是比較上一般性的軍規或航太規格零件或組件。
但是，還有許多屬於戰略性的組件，像前述的陀螺儀、加速儀、電液致動器、雷達導波管和一些特殊材料等等，往往是外國政府尤其是美國當局禁止出口的項目。於是中山院內部形成共識，也在唐君鉑的指示與支持下，紛紛成立自製計畫，先作成本效益分析後，再以各種計畫皆可通用為目標，就已有人力及設備進行。這種自製的努力，中山院稱之為關鍵性零組件自製計畫，其項目起碼數以百計。
所謂關鍵性的定義是：一、凡需向外國政府申辦輸出許可證明者。二、外國廠商可能以不再生產為由而亂提高價格者。三、特殊規格可能涉及他人專利權而糾纏不清者。四、需經特殊管道方能獲得而供應隨時可能中斷者。這些目前已無法統計其數量的自製計畫，產生了許多有趣的故事，試舉一例以說明。譬如相列雷達中導波元件，是整個雷達的核心組件之一，也是電子加工技術的瓶頸，屬於前述關鍵性定義第一條。
美國原廠也想把導波元件出售給台灣，但限於美國政府不准出口而無法如願。中山院乃在被動情況下，根據原廠規格試製。東西做成以後，因為數量不多，沒有理由去買一堆儀器作少數產品的檢測。於是就將試製的產品，送請美國原廠測試。測試報告很快回來，令人意外的是，原廠表示品質完全合格，併付上一分訂貨單，要求中山院報價出貨。
像這種隨著測試報告而來的訂單，不知凡幾。中山院希望的不是訂單，而是如何盡快完成「雄風一型計畫」或「天弓一型計畫」，交付軍方使用，以增進國防的安全與鞏固。這一分又一分的訂單，對中山院來說，雖然沒有用處，但卻像一分又一分的表揚獎狀，給中山院上下，提供了無比信心。
所以，隨著雄風計畫、天弓計畫、天劍計畫的推動，在中山院內部，逐步開發了許多加工技術，無償性輸往合作的公、民營廠家；中山院內各研究所，因之也增設了許多必要的檢測實驗室及加工廠，以資配合。中山院的人員，慢慢也發現有關材料的問題相當複雜，於是院內增設了材料發展中心。為了要使山寨版的雄風飛彈不輸原版天使飛彈，中山院又設立品質保證中心，最後還增設了系統發展中心。
品質保證由規畫、執行到稽查，層層相扣，擬定管制方案進行。從進料開始納入管制、而後製程及成品品質全部網羅在內。同時建立各種管制標準作業程序及標準檢驗程序，使品質保證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對採購進來的料件或材料，設立嚴格精確的料件評審制度，做好把關工作，絕不使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
其目的即在，要倒轉山寨版為正版，任何一步，絕不偷懶；任何檢查，絕不漏掉。系統發展中心，則不僅要把中科院內各單位，在一個計畫目標下整合為一體，也要把軍方，公、民營業界，海內、海外學術界的智慧與力量，盡可能加以結合。
所以在蔣介石親征推動下的雄風計畫，替中山院及台灣，帶來了精密加工業的升級，特殊航太級儀具的開發製造，精密電子業的興起，對材料科學的重視，品質保證制度的推行及系統工程觀念的演練與推廣等。這些，都是時下所謂高科技產業的堅實基礎。今天的「台灣製造」在世界各地還能小有名氣，這應是「台灣製造」任督二脈之所在。
巡弋中的海軍巡邏艇，射出一枚雄風飛彈，勢如流星趕月。（中時攝影組翻攝）
史話》
老蔣總統等不到雄風試射
台灣的飛彈腳步之5
雄風飛彈經過前述一連串的折磨與準備以後，終於在1975年正式展開試製及飛行測試工作。但當「雄風計畫」大致備妥了零組件或克服了某些關鍵性產品研製項目，正式開始試製並準備飛行測試時，正是蔣介石的健康，受車禍影響而日漸衰退的時候（蔣氏於1975年4月5日崩逝）。
奇怪的是，柏格曼教授也在蔣氏辭世的第二天，即1975年4月6日病逝。他們這兩位異國盟友，都沒能有機會看到雄風飛彈不久後的精彩演出。
驗收試射的日子終於到來，不論是天使二型飛彈或是雄風一型飛彈，國府海軍都採用了以色列IAI提供的驗收規格要求。據曾參與驗收試射的人士評述，在驗收試射結果時，發現正版天使二型飛彈的命中率，竟比不上山寨版的雄風一型飛彈。
換句話說，山寨版似乎優於原版。因為數字會說話，國府海軍就把量產的雄風一型飛彈，不只配備在其他艦艇上，甚至還裝配在50艘飛彈快艇上，協助鞏固海防。後來又把雄一裝配在外島及本島海岸上，使成為海防利器。
蔣經國於1976年對國府參謀本部就指示說：「這些兵力分駐本外島後，將使全海峽對敵海軍都構成威脅。」由這項指示可知，蔣經國非常清楚雄風一型飛彈研製的意義。
「雄風一型」飛彈第一次攻擊靶艦試射當天，原本預定發射時間是下午3時許，因為天候因素，發射時間一路順延，唐君鉑在下午抵達台灣南部某處海濱發射現場，也一直陪同等候。因唐君鉑當天晚上要見蔣經國，下午5時左右，唐君鉑即匆匆離去。
薄暮時分，天氣轉好，為把握良機，現場指揮官決定試射雄風一型飛彈。這是中華民國歷史上，第一發自行研製的先進攻艦飛彈發射。飛彈凌空而起，朝海面騰空飛去，轉眼消失在海面的薄霧中。不一會，發射指揮中心傳來飛彈穩定飛行，逼近20多公里外靶艦，正作最後俯衝攻擊的信訊。
圍繞在指揮中心的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員們，許多人噙著淚水，在吶喊鼓掌聲中，看著這發雄風一型飛彈，在靶艦的雷達迴跡中，消失不見。它終於找到了它的歸宿，直接命中了目標。中山院同仁立即把這個好消息，以無線電話通知仍在路途中的唐君鉑。
唐院長抵達台北七海官邸後，當面報告蔣經國這個消息。聽到「雄風一型」飛彈試射成功命中靶艦，蔣經國知道自力更生武器研發，已經初具成效，但亦不禁感慨系之，距離他父親在筧橋中央航空學校刻下：「我們的發動機在那裡？」已經是30年後的事了。
這雄風一型飛彈成功試射的1975～1977年，也正是美國和中共談判建交接近完成的時候。卡特總統決心繼續推動其前任尼克森和福特總統的建交政策，派布里辛斯基赴北京，作最後設建交談判。這時的蔣經國仍擔任行政院院長，他深切瞭解到局勢的困難。
1978年5月20日蔣經國繼任為總統，他面臨的問題是，美海軍第七艦隊早於1969年即停止在海峽巡弋，而美國在台協防的顧問和裝備，卡特總統皆應承中共的要求自台灣撤走。蔣經國自然會擔心，老美的這些舉措，或將造成對民心士氣的不良影響。
中華民國67年雙十國慶閱兵大典，10日上午在總統府前廣場舉行，蔣總統經國校閱三軍部隊12000多人和「雄蜂飛彈」及各型武器裝備等。參加國慶閱兵大典的國軍受校部隊，集合在總統府前廣場。（中央社陳永魁攝）
史話》雄風飛彈國慶初亮相
台灣的飛彈腳步之6
中華民國67年雙十國慶閱兵大典，10日上午在總統府前廣場舉行，蔣總統經國躬親校閱，受校的國軍部隊有12000多人，參加觀禮的黨國元老、政府首長、民意代表、外交使節團、各友邦慶賀團、海外回國僑團及民眾團體等3萬多人。圖為總統領導高呼口號。（中央社攝）
1978年國慶閱兵預演（中時攝影組攝）
依慣例，總統首任就職，都會舉辦國慶閱兵典禮。其時台灣已沒有什麼新武器，可以對民心士氣，提供激勵作用。在1978年9月間，雄風一型飛彈又作了兩次試射，都直接命中目標。中科院的同仁，還特地把飛彈擊中靶艦，竟穿透而過的壯觀畫面拍攝下來，向蔣經國總統簡報。
聽完簡報，蔣氏側身問唐君鉑：「君鉑，這飛彈能不能參加雙十閱兵？」他說的寧波官話和他老爸一樣正宗。唐氏不敢冒昧回答，因為這是試驗彈，沒有完全定型，所以製造的數量往往不會超過3個，而且這3個中又用掉兩發。
中山院的同仁看到唐院長遲疑，也看到蔣氏的熱切神情，當即鼓勵唐院長承擔此一任務。所以，1978年的國慶閱兵典禮中，出現了由國人自製的現代先進武器「雄風一型飛彈」。這些尚只能架在軍用卡車之上，暫供展示之用的飛彈，是中山院同仁日夜不停加班半個月的結果。
由於雄風計畫的推動並獲成功，中山院的科技鬥士，像是由一個蹣跚學步的兒童，成長為一個躁動的青少年。柏格曼教授雖然逝去，但中山院的科技觸角，也變得更廣泛而敏銳。
唐君鉑指派計畫處及各研究所的工作同仁，盡量向國外尤其是美國的華裔學者專家們請益，並邀請他們短期來院指導。其較為國內人士熟知者，如麻省理工微波導波管世界權威朱蘭成教授、美國RCA研究室主任微波專家潘文淵、控制理論世界權威顧毓琇（江澤民、朱鎔基的老師）、飛彈控制系統專家林驊、劉詒謹、洪箴，高能物理及雷達專家袁家騮（袁世凱之孫，吳健雄的夫婿）、噴射動力專家黃孝宗（唐君鉑卸任後代理中科院院務，名義院長為郝柏村）等。
1981年，在唐君鉑的鼓勵與支持下，中山院的初生之犢們，用「創新、突破、超越」這句口號，回應蔣介石「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叮嚀，聯合了空軍航空工業發展中心，提出了3項龐大計畫，分別名之為「天馬」、「天弓」及「鷹揚」。
「天馬」是一個發射人造衛星的計畫，其火箭推力，正好是一個中程彈道飛彈，堪稱一石二鳥。「天弓一型」，則是以超越美國愛國者一型防空飛彈為目標的防空飛彈自製計畫；「天弓二型」則為以衝壓引擎（Ram-jet）作為動力，其速度與射程皆超越天弓一型。
「鷹揚」是一項性能與美國F-16戰機相近的自製計畫。當時世界各國，能在同一時間內，從事衛星發射，高性能防空飛彈及先進戰機研製的國家，除了美、蘇、英、法及大陸外，只有中華民國的台灣。蔣經國已經充分瞭解到中山院已經掌握的技術能力，所以他特別前往中山院，聽取這3項計畫的簡報。
蔣經國當時最操心的是台灣的經濟建設及政治安定，在中山院巡視的時間只能分配到兩個小時。其中一小時實地視察重要的實驗室、加工廠，其餘一小時則聽取簡報。也就是說，每一項簡報，只分配到20分鐘時間。
這三大計畫簡報，每一份簡報都分為三個段落。
第一個段落是介紹當時各國尤其是大陸的現況，
第二段落是說明已具有的技術能力及可能遭遇的困難和解決方法，
第三個段落是說明需要多少預算及研製時程。
蔣經國聽完簡報以後，又用他的寧波官話先說了一句：「蠻好的」，接著指示可先執行「天弓計畫」及「鷹揚」計畫，這兩項計畫的初期預算計約新台幣1700億元；「天馬」計畫則再作研究。唐君鉑奉命後，立即把電子研究所一部份主力調往台中航發中心，協助執行「鷹揚計畫」。後航發中心併入中科院，其所屬航空研究院則為中山院第五所即航空研究所。
「鷹揚計畫」原來只有設計建造飛機本身，並沒有武器系統。後來加入空對空「天劍一型」及「天劍二型」飛彈，計畫名稱乃更名為「安翔計畫」。其配備了自製空對空飛彈的IDF戰機，後來國府命名為「經國號」戰機。1986年「天弓一型防空飛彈」研製成功時，正值蔣介石百歲，中山院亦將之命名為「中正100天弓一型」飛彈。
這些命名，是對蔣氏父子二人的表彰與追思。這對父子檔，為建設中華民國自立自主的國防力量，提升國家工業水平，以不屈的堅持與毅力，不避艱困，不理曲辱，終其一生，一以貫之，他們確實對得起「莊敬自強、處變不驚」這句話。
1986年10月09日副總統李登輝（左二）、總統府祕書長沈昌煥（左三），由參謀總長郝柏村上將（右二）等陪同，到松山機場外貿協會展示館，參觀紀念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國防科技與兵工生產」展覽。（中央社記者陳明仁攝）
史話》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底氣
台灣的飛彈腳步之7
「天馬計畫」就沒有下文了嗎？非也。蔣經國主持國家大計，他並不光看到一個中山科學研究院。在他正式接掌總統大位約半年的時候，歡迎他的是「中美斷交」事件；而十大建設正在上馬，台灣的黨外活動也正喧囂塵上。蔣經國尤其記得，在他和他老爸蔣介石於民53年間發起研製核彈的時候，科技學術界的大老吳大猷、吳健雄等，全不表贊同。
說起來，聲望卓著的學術界人士，是他得罪不起的人物。其時，中華民國在海內外的科技專家也正在崛起，亦紛紛回國請求參與建設報效。蔣經國知道，和大陸的對抗，不是靠軍備競賽，而是靠建設成果。所以，他把他父親「光復大陸、解救同胞」的口號，更改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至今，這句口號仍高掛在金門。蔣經國乃刻意把「天馬計畫」壓下來，他不需要可以打到北京的彈道飛彈，他也不需要原子彈。為什麼又要從事核彈研製呢？因為世俗的看法很簡單，會做原子彈，就表示能幹，不會做就表示差勁無能，蔣氏父子不願背負無能的罵名而已。這應是這對父子檔到達做成核彈邊緣，在轟動國際以後，又願意放棄的心理基礎。
那衛星計畫嘛，可以先請海內外學術界人士去主導，讓許多已學有所成的專家學者們，有一個貢獻國家社會更寬廣的機會與道路。假如讓學者專家們缺乏效力的機會，當然會引發他們的不滿。釋出機會，消弭不滿，同時不發展深具挑釁性的彈道飛彈，這是蔣經國的一石二鳥。也是國府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後來設立衛星實驗室的源起。自然，衛星實驗室的初期，有不少中山院的專家加入，成為重要骨幹份子。
1981年蔣經國巡視中科院並聽取重要簡報後，他已知道他父親倡導了一輩子自立自強的國防建設，已具有相當基礎。他乃下了一道命令，從國府當日仍健在的14位一級上將開始、到國民黨中常委，政府五院全體，省政府，各縣市政府，各大專學校系主任以上，各級中小學主任以上，各農會、工會幹部，各公、民營重要廠家，三軍各單位代表等，分批到中科院參觀。中科院所在地原名淮子埔，蔣經國更名為新新埔；中科院乃把這些參觀稱之為「新新演習」。
從「新新一號」一直舉辦到「新新六十六號」，前後共舉辦66次，費時共約3年。讓美軍撤走以後的台灣各界，知道台灣的國防，並非真空狀態。對台灣的「處變不驚」而言，這項大規模而連續不斷的參觀，應發揮了相當作用。
1986年天劍一型飛彈。（中央社攝）
接著1986年，「天弓一型」、「天劍一型」、「天劍二型」、「雄風二型」等飛彈及IDF戰機相繼試驗成功。蔣經國復指示，將所有自力研製成功的新式武器，對全體國民作一展示。這就是1986年雙十節，在松山機場展示館的國防科技展。該展覽吸引了62萬人潮，空前轟動。
這個展覽，實際上由中山科學院天弓計畫室負責，聯勤研製的傳統武器如各式大砲、機槍、步槍等亦一併參展。IDF戰機翼翅下掛載著天劍飛彈，正停放在展覽館後停機坪上。在烈日當空下，閃耀著奪目光芒。
雄風一型飛彈則配置在海岸掩體中展出，極具真實感。天弓飛彈除展出微波導引彈及紅外線導引彈外，不怕祕密大公開，還展出解剖彈，就是要讓老百姓看個清楚明白。
因為雄風、天弓、天劍各計畫同仁經歷過研製的艱辛，也為了向全世界內行專家展示實力，特別在展覽場一角，展出一些關鍵性零組件成品，像各式陀螺儀、加速儀、電液伺服閥、嘉義外海重砂中提煉的稀土強磁材料等。這些東西，足以讓世界上任何挑剔的專家承認，這些新式武器裝備，確係中華民國的土製產品。「以土勝洋」，有為者亦若是！
1983年01月12日蔣經國總統坐輪椅出席國慶慶典。（中時攝影組攝）
史話》
蔣經國留下伏筆
台灣的飛彈腳步之8
1988年蔣經國辭世後，台灣的衛星研究繼續茁壯。並於1991年，以財團法人方式，成立了國家實驗室，其中包含國家太空中心。自1981年蔣經國壓下「天馬計畫」到現在的2011年，已是30個年頭。
台灣在太空研究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現。利用美國人的火箭推送能力，1999年首先發射了420公斤重的華衛一號衛星，2004年發射了700公斤重的華衛二號，該計畫主持人陳正興博士，即來自中山科學院。
2005年華衛三號升空，這是包含6顆各重70公斤的多衛星系統，以監測全球氣象為主要目的。利用美國人的火箭送衛星上天，立法院有委員嘲笑說：「這些是假的衛星」。於是，這些很會吵架而名震國際的立委諸公，竟也通過預算，使國家太空中心自1998年起發射探空火箭。
到2010年5月5日為止，已發射7次。「探空七號」的二節推送火箭，由中山院研製，這是中山院在30年前即已具有的能力。此次發射，由私立淡江大學洪祖昌教授主持，發射的全程追蹤由成功大學、嘉義大學負責，中央大學、台灣海洋大學及虎尾科技大學則負責通訊、結構、電腦軟體設計等工作。參與實際工作的人員，全是由教授指導的研究生或大學部學生。
預計2012年發射的「探空十一號」，將是發射一枚重約30kg的衛星進入軌道。國家太空中心已向全台114所大學及研究機構發出邀請，公開徵求委托研究計畫。「探空十一號」無論是推送火箭或衛星，都將全是台灣自製。
由於對衛星的研製，自然培育了島內國際級的軟件開發能力，與許多航太級元件製造廠家。加之對飛彈、戰機多年來的辛勤耕耘，使台灣在高科技的系統技術能力，堪與任何先進國家一爭短長。譬如最近有16個國家參與，由諾貝爾獎得主丁肇中主持的國際性「反物質磁譜儀二號」（AMS-2）計畫，台灣團隊提供的電子元件，即由中山院電子研究所研製。
2004年5月，美國任職最久的前太空總署署長高丁（Daniel Goldin）訪台時即表示：「台灣是先進國家，希望台灣持續提升在航太領域的成就，為人類作出更多貢獻。」老美高丁氏，應該不是很瞭解中國現代史，尤其是不太知道兩岸隔海對峙的實情。假如高丁氏知道，台灣的先進，實源於蔣介石父子及其追隨者不屈的堅持努力，高丁先生也可能像柏格曼教授一樣，會對蔣氏父子崇敬不迭吧！
蔣經國在1981年壓下「天馬計畫」，是兩岸應該化劍為犁的伏筆。蔣氏選擇衛星交由學術界主導，30年後的今天，似乎可以在島內看到遍地開花的成效。台灣的將來會變成一個科技島，不是絕不可能。蔣經國曾是一位共產黨員，在他臨終之前不久，他勇敢地開放兩岸交流，勇敢地解除戒嚴，勇敢地開放黨禁及報禁，把自由還給中華民國的台灣人民。
所以，台灣在可能成為科技島之餘，也可能成為一個多彩多姿的人文島。馬英九會對著蔣經國的靈位垂淚跪拜行禮，你不能說馬英九情感脆弱，沒有魄力，蔣經國確有他睿智感人的一面。蔣經國沒有辱沒他自己，沒有枉做共產黨黨員及國民黨黨員。孫中山「民有、民治、民享」的口號，他努力去實現。他應是中國政治人物的一個好榜樣，他是二戰英雄蔣介石的出色兒子。
我平遠縣鄉親，曾參與中山院之興建及工作者，計核能研究所有姚士龍（姚鉅元先生長公子）、林念生（林錦敏先生長公子）、林彬（林昌緒先生公子），火箭研究所有林瑞慶（林其華先生女公子）、劉廉興（劉塾章先生公子）、電子研究所有姚士鳳（姚鉅元先生次公子）、李蒼松（李運奎先生公子），筆者則曾在電子研究所、計畫處及天弓計畫工作。
【系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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