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自網絡）
指示情報機構病毒溯源：
邏輯詭異
張競（作者是台灣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三策智庫特約政治評論作家）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在上周24日向白宮呈交了追溯新型冠狀病毒源頭之最後報告，該追溯調查由拜登總統直接指示，由統領美國18個不同情報機關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負責。就目前所知資訊來說，整份報告完整具體內容並未對外公開，僅由負責機構對外發布份量不到兩頁，並且內容保密分類為非機密性之摘要說明；因此美國政府究竟獲得何種結論，外界幾乎完全無法知曉內情。
儘管在這份非機密性摘要中，確實公開確認此項病毒並非由人工所研發之生化武器，但對其真正源頭究竟是否來自病毒實驗室意外事故，抑或是純粹係由人類與受感染動物接觸所致，完全無法獲得確切結論。但由於疑神疑鬼捕風捉影，再加上道聽途說，居然還是高調譴責中國大陸阻撓調查過程。
當初拜登總統指示美國情報機構，負責追溯新型冠狀病毒源頭時，就已經顯現出美國政府高層之詭異邏輯，因此中國大陸針對此項報告發表聲明，批評該報告係由美國情報部門主導杜撰，並且強調該報告“毫無科學性和可信度可言”；同時還表示“新冠病毒溯源是科學問題，應該也只能由科學家而不是情報專家研究”。
在人類社會中，存在著各個不同發掘真相機制，犯罪調查、犯罪現場鑑識、法醫鑑定死因、地質探勘、生態調查、考證古物歷史調查、車禍現場鑑定、藝術品真偽查核辨識、船舶與飛行器失事調查、武裝部隊實施軍事作戰行動後戰果評鑑，金融詐騙偵查、調查與防範，抑或是金融徵信與保險理賠調查，人類血統基因鑑定與辨識，運動賽事動物血統或是植物品種檢定，運動員禁藥查察，甚或是為發展新藥或是疫苗，在各個不同期程實施生物性與藥物反應檢驗；伴隨人類各種光怪陸離行為模式與社會需求，不論是在於事先獲得預警或是把關，甚或是事後進行調查，以便作為司法審理或仲裁基礎，甚至是進行評鑑審查，針對各個不同需求面向，所有此等發掘真相機制，都具有高度專業性。
美國政府責由情報機構進行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源頭追溯調查工作，從特朗普政府時期到現在拜登政府，都充滿各種政治算計，政治人物或是媒體報導用辭用語充滿情緒感性，並且草率武斷程度令人難以想像，因此引起各方懷疑華盛頓採取如此調查行動真正動機，完全不令人意外。
特別是當美國政府與媒體在倡議與呼應此等調查工作時，都不斷推卸美國政府本身對於疫情管制失控責任，並且還擴大引申隨意指控，還強調要依據結果作為索賠基礎，因此更讓北京認為華盛頓從根本上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所以不論表面上宣稱理由是如何地冠冕堂皇，中國大陸從頭到尾就是完全不信任美國具有任何誠意，同時亦拒絕接受此種調查行動將有助於解決疫情威脅說法。
而且美國情報機構對於調查他國信譽不佳，特別是當年針對伊拉克，聲稱巴格達薩達姆政權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惜製作出諸多虛假資訊與偽造文件，讓當時國務卿鮑威爾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拿出某些道具當成證據，但日後美軍真正入侵伊拉克後，卻完全找不到當初高調指控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讓鮑威爾將軍誠信名聲葬送。因此如今再度責由美國情報機構進行新型冠狀病毒溯源調查，自然在面對國際社會時，就無法獲得任何公信力，這也是為何華盛頓為此事敲鑼打鼓，聲嘶力竭高調呼籲，但在全球幾乎無法獲得任何國家積極回應。
此外國際社會為何對此普遍冷漠以對，重要原因是目前疫情狀況早就擴散全球，病毒本身亦發生多項變異，同時疫苗發展狀況亦算是相對理想，因此追溯疫病爆發源頭，對於管控疫情發展來說，已經無法產生任何具體效益。全球各國關心新冠疫情未來將止於何處，遠比追查當初是起於何處更為重視。特別是最初爆發疫情之武漢地區，早就順利管控疫情，事過境遷，想要掌握跡證，重建疫病爆發情境談何容易，因此在缺乏疫病防範控制具體意義前提下，實在缺乏呼應美國倡議調查病毒感染與疫情爆發源頭之充分誘因。
更讓各方覺得美國指示情報機構進行病毒溯源，在邏輯上相當詭異，其實是基於下列兩個原因：專業能力與作業文化。在疫病學上調查疫情源頭有其專業技能與基本學養，情報機構畢竟是針對國家安全需求，為能獲得預警與掌握敵對威脅動態而設立之專業體制，其組織體系能否具備疫病源頭調查專業能力，根本就是連問都不用問之課題。
誠然情報機構確實可以敦請專業人士支援其調查作業，但其能力究竟還是比不上疫病防治管控醫療專業體系。因此讓專門用來針對其他國家政治勢力、犯罪組織與恐怖活動團體之情報體系，進行病毒溯源調查，這從根本上就是亂點鴛鴦譜，讓情報機構上錯舞台演出錯誤戲碼。
再從作業文化來看此事，人類各項調查真相體制，有些必須大膽假設，儘量做出最壞打算，以便倡議進行最好準備，所以必然會對事物樣態從寬認定。但是有些調查真相作業，事後還要經過司法審理與仲裁，因此就必須以極度保守態度，有多少證據講多少話，絕對要秉持勿枉勿縱原則，不能製造冤案錯案，誤導司法犯罪調查方向。所以從這角度上來看，情報機構作業文化顯然就是不太適合進行此等病毒溯源調查作業。
特別是情報機構會對每個情報搜集評鑑分析後所得產製品，附加上重要性與可靠性標註，以便讓情報運用單位得以掌握此等資訊到底可不可靠。來自上級情報搜集指導壓力，經常會讓情報作業政治化，搞出些讓政治主子滿意成果，這是全球情報圈內之通病，天下烏鴉一般黑，各國情報體系都會有那種追求政治正確之糊塗情報員。有些國家情報與治安機構為整體共同作業體系，但在情報圈與治安界經常搞到格格不入，就是因為作業文化邏輯理念完全無法調和。
正是基於前述原因，美國情報圈在提出新型冠狀病毒溯源報告時，都不敢將話講得太滿，許多鑑定結果在可靠性上都給予相當低評價。不過就算是態度如此保守，報告流到政治人物手中，還是管他三七二十一，還是高調指控北京在態度上不願合作。但是華盛頓還是不知反省，各方對美國陸軍生化戰設施所提各項質疑，拜登政府還不是完全置之不理，州官放火雙重標準，還是要靠那張厚臉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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