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召開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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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述中共三次歷史決議
中共即將發表《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新華社稱此為百年黨史收官的「豹尾」，亦是習近平新時代的「龍頭」。
這將是中共第三次發表歷史決議。第一次是一九四五年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二次是一九八一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這三次決議固然皆由權力鬥爭與路線鬥爭交織而成，但就各別的背景、路線與效果言，仍有巨大的區別。略作比較：
先說第一次決議。
①就背景言：中共自一九二一年建黨起，歷經艱險，因抗戰而得到喘息及發展。至一九四五年，抗戰已近尾聲，預見即將面對戰後與國民黨的激烈鬥爭，中共內部也有整理隊伍的現實需求。整個黨的處境是在危機與轉機的交匯處，因此有鞏固領導與統一路線的期待。
②就路線言：一九三五年的遵義會議，史稱鞏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但王明、博古等人「國際派」的問題並未解決。中共究竟是一個可以自主決策、獨立行動的政黨，或是共產國際下的附隨組織，成為路線鬥爭，當然也是權力鬥爭。這場鬥爭至四二年營造成延安的整風運動，整頓三風，學風、黨風、文風，以「國際派／自主派」的鬥爭包裹了黨內整肅，最後凝結成四五年六屆七中全會的《歷史決議》。
③就效果論：國際派落敗，毛澤東的地位確立。此一形勢，對中共後來的發展與內戰獲勝應有重要關聯。毛澤東最大的成就即是領導中共武裝贏得政權，但當歷史再向前延伸，毛澤東最後卻將中共及中國帶到幾乎亡黨亡國的境地，這應是四五年的《一次決議》始料未及。
續談第二次決議。
①就背景言：經過文革十年浩劫，已瀕亡黨亡國。毛死時，大家關門吃螃蟹解心頭恨。所以，八一年鄧小平一輩救亡圖存的二次決議，否定了文革並打折了毛澤東，它不像一次決議只是黨內的鬥爭，而可謂是全黨全民的共識。
②就路線言：一次決議是鞏固毛澤東，二次決議則是批判毛澤東。一次決議是黨內派系權力與路線鬥爭，二次決議則在實質上已是一場「政變」。
懷仁堂事件逮捕四人幫就是不折不扣的暴力「政變」。否定了文革、兩個凡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繼續革命論，改稱「不論姓資姓社／不論黑貓白貓」，主張「摸著石頭過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廢止國家領導人終身制」，這些更可稱是路線上的「政變」，無疑。
③就效果論：這場「政變」的成效有目共睹，可謂震古鑠今。四○年代的整風，死了逾萬人。但改革開放「平反」了數千萬人。
二○一○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二○一二年習近平繼承了第二次歷史決議的豐碩成果。
再談此次第三次決議。
①就背景言：此次六中全會開閘歌頌習近平的「這九年」，第三次決議是為他在二十大連任鋪墊。第一次及第二次決議皆生於危難，但習面對的卻是大國崛起之時，他可以帶著改革開放創造的豐裕資源，仔細思考如何繼往開來。
習近平必須斟酌的是兩樣東西：方法與方向。
②就路線言：以目下所見的「公報」來看，習近平的思考是「毛鄧辯證／習集大成」。三次決議的主體架構可謂就是：欲以毛澤東式的權力模式，主導鄧小平式的修正治理。
習近平說：「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前途命運的關鍵一招」，可見他的基本操作仍然離不開鄧小平。君不見他將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加註為「習近平／新時代」。
然而，習近平同時也離開了鄧小平。關鍵動作是他修憲取消國家領導人任期限制，建立個人崇拜，這形同否決了鄧在中共體制與體質改革上所定的最重要的天條。試想，習近平任期可以不受限制，他的繼任者也可以嗎？隱患留給未來。
這就是說，應不應該斟酌「方法」？另如，「厲害了，我的國」，較諸鄧小平一輩的「韜光養晦」，也是兩種「方法」的比較。
③就效果論：「突襲式修憲」取消任期限制的動作，已解構了鄧小平一輩建立的遊戲規則與政治生態，其實也可以說就是一場「政變」。
尤其引人矚目的是「方向」。鄧小平一輩無疑否定了毛澤東與馬克思，形同「把毛澤東與馬克思關進籠子裡」。但是，習卻欲藉「回復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以復辟毛澤東。這就是「方向」上的差異。
習近平儼然有「兼毛鄧而集大成」的用心。唯毛的權力觀，與鄧的改革觀，在短中期或能相輔相成，但恐非可大可久。
目前公布的六中「公報」，大幅鋪陳毛時代的功勳，尚未見如何批評。倘若《決議》的正本也是此一走向，即不啻是塗銷了第二次決議中鄧小平等「把毛澤東關進籠子裡」的政治判斷，形同復辟毛澤東，亦可視為一場「政變」。
因此，中共究竟是繼續走鄧小平的路？還是回到馬毛路線？就不免會出現方法與方向的矛盾。其間存有「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的可能性。
三次決議的主要差異有二：
一、前兩次決議，是在強大甚至嚴峻的現實壓力下促成，勝利方因此取得了權力及路線的正當性。此次則出現在相對承平期間，權力因素明顯大於路線因素。可謂其實不是現實壓力自然促成，而是出自人為加工的情境。可說是一個DIY（自己動手做）的事件。
二、鄧小平一輩發動的二次決議雖是「政變」，但彼等取得的權力及贏得的路線，至今仍受認可，也應能獲得永世的肯定。但毛澤東雖在第一次決議贏得了權力及路線而受肯定，卻在時移境遷後，至二次決議，他的權力及路線搞到幾乎亡黨亡國，因而被打折及否定。至於這第三次決議所建立的權力及路線，也有「政變」的性質，把毛澤東與馬克思從籠子裡放了出來，成敗得失現在都不好說，也許仍待下一次決議的評說。
百年中共迄今尚在摸著石頭過河。毛的後段誠是不幸，鄧的掙扎血噴淚湧，現在則寄望於習。主要原因是始終陷於教條及教主的泥沼中，而阻擋了中共及中國尚有超越政治教條及政治教主的可能性。
倘若能相信「自由是人性的本質／民主是文明的方向」，就不至於不斷在這些翻滾的「歷史決議」中找尋自我了。
習近平說得對，這是一次「新的進京趕考」，攤在眼前的是一張未完成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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