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也阻止不了的高爐煉鋼：
中國歷史上的大躍進
圖為毛（右）周打江山時的合影。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當時確沒有這樣認識，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眾實踐更啟發了我，才逐漸認識這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方針性的錯誤。
──周恩來
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
──鄧小平
20世紀有兩場重大的災難在中國降下。一個是為了快速工業化所造成1958年的「大躍進」，以及為了應對大躍進的失敗，毛澤東勢在必行地在1966年發起的「文化大革命」。在大躍進中，毛澤東的經濟觀點受到考驗，當大躍進失敗，所帶來的混亂造成幾百萬無辜者死亡。歷史學者對於是政治決定讓天然災害雪上加霜的說法仍有異議，而對那些和毛澤東一起工作卻不贊同他做法的人，那是一場痛苦的試煉。
反「冒進」
1957年1月，毛澤東的關心轉移到經濟上。他利用對想要討好他的地方領導發言的回答，提出「不斷革命」以求快速取得成果。相反的，周恩來、劉少奇和一些其他的領導人則主張要謹慎計畫，毛澤東認為這種做法會助長「右派」的氣勢。
毛澤東批評周恩來一直提「反冒進」，周恩來於1958年5月26日寫信給毛澤東，陳述他提出的反對並不是主要的政策錯誤。稍後他承認他對放棄自己的反對時有些遲疑，但他一直沒有公開承認是在毛澤東的壓力下所為。周恩來一直讓自己忙於薪資改革、工作條件、社會福利和人口控制等具體工作，但這些實際問題並不是毛澤東主要關切的焦點，毛澤東即便沒有指名道姓，但他抨擊的對象就是在1957年10月9日八屆三中全會上反對「冒進」的那些人。毛突如其來的指責講得很清楚，但意指為何則沒明說，毛澤東的決議在沒有反對的情況下就通過了。
精簡、體制改革和改變工作方式影響到國務院及附屬機構，年輕幹部下放。為了作為表率，周恩來把辦公室工作人員從25人減少到12人，並說明下放是為了協助領導了解基層問題。他要下放的官員做好工作並和中央保持聯繫，但對於自己在國務院的力量因此而削弱仍表示不甚在意。
毛澤東（右二）到機場迎接周恩來（左二），陪同在旁是國家主席劉少奇（右一）。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杭州會議
1957年毛澤東為了計畫加速經濟發展舉行數次會議，但到了12月8日，他卻離開北京前往華東停留將近一個月。毛澤東告訴曾於1957到1966年間擔任周恩來國務院副總理的薄一波，他覺得「那時北京的空氣沉悶，華東的空氣活躍，想以地方來促北京。」那個地區的黨員忠於毛，尤其忠於他的妻子──曾在上海演過電影的江青。
周恩來於12月14日抵達杭州，在招待一個緬甸代表團的同時，還參加毛澤東想要推動他政治算計的幾場會議。在1958年新年期間，周恩來和葉門（Yemeni）外賓回到杭州，並在1月2日至4日參加幾場有關經濟發展的討論，那幾場討論參加者還有毛澤東、胡喬木、和張春橋等人。張春橋當時是上海《解放日報》編輯，稍後因列名「四人幫」而人盡皆知。
毛澤東動了氣，嚴厲指責周恩來和推動「反冒進」的人。他對周恩來承認在1958年5月29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他是在「放火」：
「就在杭州，實在憋不住了。幾年之氣，就向薄一波發洩。我說：『我不聽你這一套，你講什麼呀？』」
毛澤東還因為周以身為總理對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所做序言的評論而向周恩來大加抱怨，這篇評論明指那篇序言就是明顯的「個人崇拜」或是「偶像崇拜」1。毛澤東堅稱這本書造成很大影響，部隊、招收工人和學徒都增加了，而他卻被衊成「冒進」的禍首。
1959年4月，毛澤東主持召開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前排左起：鄧小平、林伯渠、程潛；右起：沈鈞儒、黃炎培、李濟深、宋慶齡、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 圖／維基共享資源
大躍進開始
中共中央（此時就是意謂著毛澤東個人）決定召開另一個會議加強政治局權威，在一場由毛澤東掌握的中共中央會議2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會議3即於5月5日在北京召開。
毛澤東前往重慶、三峽和武漢去樹立對他大躍進的支持。劉少奇回到北京準備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的召開，周恩來則和鄧小平、陳雲於3月27日回到北京。他當時心裡正在痛苦掙扎，那是一段他政治生涯中最難過的經歷之一，但他在外表上卻沒有顯露出來。周恩來並不是一個天生的意識型態追隨者，也不擅長應對毛澤東的侮蔑以及理解自己是否真的犯錯。當黃河三門峽大壩發生問題時，卻剛好讓他有機會離開這些困擾，數次前往現場視導。大壩又經過幾十年才完全投入運作。
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在5月5日到23日於中南海的懷仁堂召開，由毛澤東主持，更確認整肅「右派」和加速經濟發展的正確性。周恩來和陳雲再次被折辱，並在幾次毛澤東主導要他們做自我批評的冗長議程後，被要求對「反冒進」作檢討。一位周恩來的祕書梅行回憶，他們那些工作人員不忍心看著周恩來沮喪地坐在桌前，就找到一間空房間，架起桌球桌，說服周恩來去打球。另一位祕書范若愚，被叫到周恩來的辦公室協助他整理發言內容，卻發現那是一份自我批評。這些第一手的描述讓人可藉以一窺周恩來的內心世界和中南海內部工作。
周恩來所經受的，不只是場公開羞辱而已，而且還是被一個他曾經非常忠誠對待的人所背叛的深深傷害。毛澤東很明確地把不同的意見視為是忤逆，就是必須嚴懲以對的反叛行為。領導人的集體決策已然不復存在。
周恩來履行著他在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中的工作，盡可能維持著他的尊嚴。5月25日，就在會議結束前兩天，中共中央通過一批新的任命案，包括任林彪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及政治局常委。周恩來提出辭去總理一職，而彭德懷則指出他應辭去國防部長一職。政治局常委會在毛澤東於中南海游泳池召集的會議上對這些事情進行討論，周恩來的兩項職務都被保留，又在政治局底下設立政經、政法、外事、科技和文教幾個小組。雖然黨和政府機構都表現出一派和諧，但實際上卻更進一步壓低國務院和周恩來的工作層級，抬高毛澤東得以掌控的黨組織。周恩來沒有其他選擇，只能默默的服從黨的命令和要求。
圖／新華社
大躍進勢如破竹的進行，即便有經驗的幹部都告訴自己，憑藉著驅動群眾力量，他們可以不必理會一般經濟發展規律而解決中國的貧窮和落後。鄧小平在後來曾評論：
「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
群眾的熱情讓他們大感意外。周恩來發現他所處位置讓人極為困擾，他不想給這樣的群眾運動潑冷水，但是身為總理，他又要面對那些會失控而損害國家以及大多數人民利益的過分行為。在他做過自我批評後，他甚至無法提出質疑的意見，雖然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都知道他是怎麼想的。他唯一的辦法就是盡量變通解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以減少損害。
大躍進最基本的是農業。周恩來參訪新成立的人民公社4，並向公社書記們了解詳細情形。他對那些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和誇張作為不太相信，但覺得對那些新成立的公社仍應保持正面看法，尤其是參觀當時還陪同著外賓。由於不能對政策有所衝撞，他跑去看十三陵水庫工程建設，還三度親自參與勞動。他如常的履行著職責，但藉由他的訪視行程以確保他對大躍進進展能擁有第一手了解。他的公開發言都是正面的，但是敏銳的觀察者卻察覺出其中沒什麼信心。
當企業競相虛報高產量目標時，周恩來注意到1958年農業秋收產量不切實際的增加。當政治局8月17至30日在北戴河度假地開會時，新的生產指標甚至還要把全國鋼產量翻一倍。為了完成這項生產指標，形成全國性的建造「土高爐」風潮，煉出質量極差的鋼鐵。由於對官員所報的產量深覺懷疑，周恩來派出習仲勳（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父親）帶領的領導小組前往調查。他最怕的事情獲得證實，但他唯一能做的就只有減少損害。
當時中共進入大躍進時期之情形。 圖／維基共享資源
當時中共進入大躍進時期之情形。 圖／維基共享資源
台灣海峽危機：炮擊金、馬
1949年國民黨撤退到台灣後，據金門及馬祖等島嶼以守，因而這些島嶼也成為1950年代與北京間緊張情勢的焦點。
7月17日當台灣宣布戒嚴而美國第七艦隊也進入備戰狀態時，周恩來正在上海。雖然他已不再是外交部長，但他仍然比繼任的陳毅更有經驗，而且台灣向來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是內部事務，因而周恩來為了警告此事著急趕回北京。毛澤東下令自8月23日開始炮擊金門。
為了了解這個「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5的情況，周恩來每天都要閱讀兩大冊「參考資料」。「參考資料」是由周恩來發起，將外國媒體及新聞機構發布消息翻譯後刊印並限制閱讀的出版物。周恩來桌上滿是他用筆標註過的「參考資料」，他並要求新華社實施24小時輪班制度，以便一有重要通訊就可以立即送到他那裡，更規定在「參考資料」編印成冊前，要先將清樣送往他的辦公室、外交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總參謀部及中聯部。讓所有這些部門的人員都能知道在國際媒體上所報導台海危機的內容。
9月6日，北京發一份強硬但理性的公開聲明，這份聲明是由周恩來所起草，特別針對美國總統艾森豪所任命的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所發。當美國堅稱將停火作為重起談判的前提時，周恩來召集專業官員進行討論，但內容都向毛澤東作簡報。一個月後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宣布炮擊暫停，再稍後暫停變成無限期停止，台海危機結束。對照著他們在內政上的衝突，毛澤東對周恩來在國際危機處置上讚許有加。
八二三砲戰僅前44天便落彈47萬發。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周恩來：毛澤東背後的力量》書封。 圖／時報出版提供
[1].毛澤東所抱怨的是《人民日報》於1956年6月20日所刊出的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他認為就是針對他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所寫序言提出的批評。而該社論內容是由中宣部起草，是當時中共中央共同決定的方針，毛澤東則把帳算到周恩來頭上。
[2].此處所指應為中共八屆四中會議。
[3].即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
[4].依據相關資料，周恩來這趟參訪約在1958年3、4月左右，當時農業集體化運動雖已推行一段時間，但「人民公社」一詞僅在地方偶有出現，但尚未形成全國通用，許多地方多稱以「合作社」。直至該年八月毛澤東親口說出「人民公社好」後，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文件，「人民公社」才被全面使用。
[5].第一次台灣海峽危機指的是1954至1955年間中共炮擊金門及發兵進攻──江山與大陳島，後攻占──江山島，中華民國駐大陳島守軍撤往台灣。
★ ★ ★ ★
內容簡介
周恩來——中國共產黨的開創元老之一，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站穩世界的關鍵人物，
在同時代的其他中共領導人幾乎無一善終之際，
唯有周恩來始終安在毛澤東身邊大權在握、全身而退。
他究竟是中國共產黨罪惡的共犯？
還是最後的道德底線？
歷來眾說紛紜，
邁克‧迪倫以第三方的觀點重新精彩詮釋周恩來謎樣又複雜的一生。
神祕、高貴、王位背後的權力——這幾個字就足以代表周恩來截然不同於當代其他中共高層的形象與政治生涯。
他出生於 1898 年，曾是蔣介石更是毛澤東的親密夥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任總理，1949年上任直至1976年過世。他也是鄧小平的主要盟友——對鄧小平在農業、工業、科技和軍事方面的「四個現代化」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他是一般公認中國走向超級大國地位的主要設計師，也是中國在現代世界中發揮核心作用的關鍵人。
周恩來並不符合任何共產主義領導人的刻板印象。他有教養，溫文爾雅，是一個富有同情心和知識分子形象的人物，深受非共產黨人、外國人和他的夥伴喜愛。他是當代中國政治中最複雜的人物之一，或許也可以說是最有趣的人物之一，儘管他的影響從未像毛澤東那麼明顯。在這本書中，邁克．迪倫將他恢復到他在歷史上應有的地位，並分析了一個「非僅是政治操作員」的「人」的角色。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邁克．迪倫（Michael Dillon）
是杜倫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創始主任，曾在那裡教授中國現代史課程。他也是英國皇家歷史學會和英國皇家亞洲學會的會員，曾於2009年在北京清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40多年來，他的足跡遍布中國和中亞地區，並能用漢語和蒙古語溝通和閱讀。著有《中國：一部現代史》(China: A Modern History)、《蒙古國：一部土地與人民顛簸前行的百年獨立史》等。
譯者簡介
何啟仁
畢業於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72年班、海軍官校76年班、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後於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心（CECMC）取得高等研究文憑（DEA, Diplôme d’études approfondies），並為該中心博士生。譯作有：《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主宰中國的太子黨》。
目錄
序言 一個謎一般革命者的人生歷程
第一章 在淮安、東北、天津和日本的成長：一八九八～一九二○年
第二章 在法留學和革命：一九二○～一九二四年
第三章 廣州和黃埔軍校：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年
第四章 身處風暴中心，上海和武漢：一九二七年
第五章 中國共產黨和六大的危機：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
第六章 江西蘇維埃：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
第七章 長征與延安：一九三六年
第八章 刧持與抗日：西安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
第九章 戰友：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
第十章 重慶與南京——戰爭、內戰及其後餘波：一九三七～一九四三年
第十一章 為權力作準備——延安、重慶和南京：一九四三～一九四六年
第十二章 從內戰到人民共和國：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
第十三章 總理兼外交部長：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五年
第十四章 從鄉村走向國際：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
第十五章 知識分子和內部權力鬥爭：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
第十六章 亞洲外交任務：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
第十七章 「整風」和「右派分子」：一九五七年
第十八章 高爐煉鋼——大躍進：一九五八年
第十九章 廬山對決：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
第二十章 饑荒、洪澇和恢復：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
第二十一章 長征領導人的昏晦——文化大革命序曲：一九六二～一九六五年
第二十二章 非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
第二十三章 動盪、恢復和生命最後一年：一九六七～一九七六年
後記：周恩來，迷失的領導人
序
作者序
一個謎一般革命者的人生歷程
當韓戰正熾的一九五○年秋，剛剛獨立的印度共和國大使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邀請比他們還要新近開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同時也兼任外交部長）共進晚餐。
九月二日周恩來私下過來與我晚餐。和一般節儀有所不同，他的夫人陪著他一起來參加，當時周夫人身體不太好，通常不太常出門參加聚會。我也請了曾經和我在南京一起共事的朋友，緬甸大使宇敏登（Myint Thein）。席間非常熱絡，宇敏登所講的故事讓大家在整個過程中都笑聲不斷。我認為周恩來應該對像這樣的外交晚餐有點意外，他非常放鬆，還頻頻用英文表示這是個「家庭式的聚餐」。主要因為有緬甸大使的高超幽默和周恩來所散發出的熱情，使得在餐桌上的對話，即便不能說是精采絕倫，也是機智處處、令人愉悅。
這幾位亞洲的政治和外交人物在冷戰重要時刻有了一次非正式的會面。潘尼迦不是共產主義的信徒，而且在工作上和稍早前戰敗的國民政府總統蔣介石有著良好關係，但是他認為在數十年的戰爭和被占領後，透過鄰國政府讓他們有所發展是最好的做法。宇敏登曾當過律師和軍人，也是緬甸獨立運動領袖翁山（Aung San）的支持者。他和潘尼迦一樣，曾經眼見國民黨在南京的政權崩解，而現在則在北京代表著剛獨立的緬甸。周恩來曾負責非正式外交工作，而潘尼迦和宇敏登則敦促他要對外派出外交使團，以免在韓戰中和之前曾經發生過的一樣遭到更嚴重的孤立。
周恩來私底下所表現出的另一面使得他成為被世界各國所歡迎的共黨分子，但他的性格其實很複雜。在他工作生涯所得到的各種描述中，最常被用到的是「謎」、「灰衣主教」和「在權位背後的力量」。他從一九四○直至一九七六年去世，均位居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之列。當他周遭的人在清洗和大規模鬥爭中紛紛半路落馬時，他仍然能屹立不搖，也成為傳奇。
重要領導人中，許多人出身軍事，或有著農民背景，少有人受過良好教育。周恩來卻是受過良好教養、城市出身、具同理心、有學識和相當受到非共黨人士、外國人和他自己屬下的欣賞。在中國，尤其是在中國共產黨中，他作為一個代表形象，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保護朋友和同僚而被許多人崇敬不已，但也有其他人責備他放手看著文革發生。他並不是一位單純的政治操作者，而是一位政治家，並且在國際舞台上成就頗豐。
總理
周恩來在毛澤東擔任中國共產黨主席期間，在名義上負責所有政府事務，那段時間涵蓋災難性的政治嘗試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當許多人被免去職位，有些更失去自由甚至生命時，他依然在位。即便他的政治傾向和毛的對手更為相近，即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及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鄧小平，他仍表現出對毛澤東個人的忠誠。劉和鄧兩人在文化大革命時都遭到了整肅。
外交部長
周恩來在同一時間也擔任外交部長，更是中國的首席外交官。他負責在韓戰期間（一九五○～一九五三）打造中國的國際地位；並在一九五五年召開的萬隆會議上和當時所謂的第三世界不結盟國家進行談判；還在一九六二年中國和印度發生邊界衝突時負責折衝。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主要是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年間），他從紅衛兵手中保全外交部免於被毀，並讓中國能在這十年的紊亂裡維持國際外交能見度，即便當時中國已經被西方國家和共黨世界孤立―有意思的是只有無甚相關的阿爾巴尼亞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一九五○年代到一九七六年都經常被視為是「毛的中國」，然而至少在剛開始那幾年中國的門面是周恩來，直到文革前對毛個人崇拜浮現為止，毛澤東對外界都還仍是個未知數。
周恩來和鄧小平
周恩來和鄧小平在他們的生活中有許多地方很像，但兩個人在個性和背景上卻相當不同。他們或許不是很親密的朋友，但政治工作在他們人生非常重要的兩個時期將兩人拉在了一起：當中國共產運動初生時的一九二○年代在法國，以及當一九七○年代中國正從文化大革命的廢墟中緩緩站起時。在老幹部中有這麼樣不同個性的存在，顯示出對中共支持的廣泛性。一九四九年後周恩來在鄧小平之前為政府所做的努力，讓鄧小平能使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崛起，而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強權也有了可能。鄧小平以周恩來的聲望和想法為基礎，推動與他掌權在位密不可分的「四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政策。如果說鄧小平是打造現代中國的人，那他憑藉的根基就是周恩來所設計出的藍圖。
＊
周恩來生於一八九八年，是垂死的中國帝制百日維新嘗試失敗的那年。他經歷一九一一年的帝國崩解、各地軍閥交戰，以及國民黨和共產黨蔓延的內戰，這場內戰卻在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因日本侵略而建立起兩黨難得的合作而被打斷。在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二十七年後，他死於一九七六年一月，比毛澤東的死亡早了八個月。周和毛保持著非常親密的私人關係，他從來不公開批評毛，而在造成許多共產黨老幹部紛紛失去所有職務的文化大革命狂飆期間，他自己卻也遭到批評。他被毛的夫人江青攻擊，江青曾領著黨內的激進派系在一九七三年進行批林批孔鬥爭。
對周恩來工作的評價
要確定周恩來或是黨內領導團隊中的任何其他成員要為決策負責的程度是很困難的，不像毛澤東，畢竟在許多問題上毛澤東被認為是最後拍板的人，而且後來所有的失敗和災難都被歸咎到他身上。
在那本對蘇聯共產黨和政府高層很重要的研究作品「史達林團（On Stalin’s Team）」中，希拉．菲茲派翠克（Sheila Fitzpatrick）提出了一個對照案例的方法來重新評價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他認為不能只用簡單的個人獨裁殘暴來看，因為即便在史達林有生之時，有時候也是以蘇聯模式的「集體領導來運作，就是一個被認為最高領導的人，在一批人的參謀下經理決策，通常最高領導的意見都要獲得這批人的同意，而其中這位最高領導的意見比其他人都重要」。
這個經理團隊的概念，借用比照下，通常也可以拿來了解毛澤東如何遂行治理的途徑，至少對於人民共和國最早剛開始那幾年是如此。這裡的篇幅沒辦法詳細描述這個統治「團隊」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所有作為，然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周恩來晚年的作為更應該要拿來作評價。希拉．菲茲派翠克也指出，將蘇聯領導人視為普通人看待的蘇聯史學者們，常常會成為那些喜歡簡單地把共產黨政治領導人描寫成本質上就是邪惡的人批評謾罵的目標。她認為「對歷史研究者而言……因為不理解歷史人物對於他們所作所為的想法而無法掌握曾發生的事」比起錯誤地指責這些人為他們行為而做的辯護危害性更大。3政治行動者都是可以行善、為惡和做出在善惡之間任何事情的人：人們應該依據他們的作為、他們對那些作為的想法和他所處的時代來評斷。用於史達林統治下蘇聯的做法，也同樣適用在毛統治下的中國。
周恩來生平的資料來源
這本書的主要材料取自於從北京、香港和臺灣所獲得有關周恩來的近期中文出版品。對於周恩來作為革命分子早期的生活，則補充自其他材料，包括一些曾經在抗日戰爭期間訪問過中國共產黨根據地的西方記者所寫的內容。
周恩來早就是在中共中央委員會支持下許多官方傳記和研究的主題，其中包括有以多冊發行的周恩來文稿選輯的前三冊，和他完整生平的四冊年譜。政府授權的傳記和其他有關周恩來的書寫在處理上都要很小心，它們的內容可能會遭到刪減。這些資料在出版前要經過層層的政治評估和確認，但又不能忽略它們。有許多不太重要―某些寫的像是聖徒傳記一樣―而有些則寫的很詳細並甚具參考價值。他們提供的細節對於有關周恩來生活和工作的概括描述的準確性是值得信任的。︽周恩來傳︾是一部兩冊巨著的傳記，由金沖及在中央委員會文獻研究室委託下編纂而成，確實特別有價值。它約有兩千頁，直接引用或是參考在其他地方都還沒看到的周恩來和中共其他高層人士的書信、正式或是不正式會議的紀錄，以及一些類似的原始資料。
麥克．迪倫，於雪伍德森林，二○一九年十一月
內容連載
後記：周恩來，迷失的領導人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召開一場參加者眾多的工作會議，即為後人記憶中的「七千人大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史上一個重要時間點。大躍進的重大缺失已是人盡皆知，毛澤東的聲望降至有史以來最低點，而理性官僚機構的反對聲浪高漲。周恩來明顯可以選擇取毛澤東而代之。長征前，他在黨的體系中地位就已經很高，除了曾經在南方領導祕密工作及外交工作，還有著實際和完整的軍事領導人的經歷，更有擔任總理和優秀外交部長的資歷；為什麼這樣一位受人敬重且盡忠職守的人無法成為中國的（最高）領袖？
在七千人大會前，周恩來表現在外的是一位有著一般身高和體型而個性謙和的人，散發出有學識且優雅但也具備經驗和能力的氣質。以張素華的看法，「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他有機會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把手，但他從沒這麼做。」在中國文化中，一個人的祖籍地被認為有著很重要的影響，而周恩來的祖籍是浙江紹興，雖然他並不是出生在那裡。史上紹興以盛產「師爺」聞名，也就是在政治上提供意見的人。周恩來會不會是受到地方文化的影響？他常常甘於作一位領袖身邊的參謀或是助理而非領袖。他在一九六二年的職位就是在共產黨黨主席麾下的國務院總理。
周恩來的經歷透露出他之所以未能登頂，是因為他的吝於表達而不是因為政敵對他的敵意，至少一直到他最後的那些年，他常常有機會傷害及除去他的政敵，但卻狠不下心。
＊
一位日本訪客曾讀過權延赤所著《走下神壇的毛澤東》，據權延赤所見，中國是被一神和一聖統治了半個世紀。他質問：而自從這位神（即毛澤東）被摘除了光環後，難道不是也到了該除去這位聖（即周恩來）外衣的時候了？周恩來確實在許多中國人心中有著聖人形象，但是他真的就只是毛澤東的副手？
在中國政治圈中流傳著周恩來永遠不會成為政治權力上的頭號人物，而他自己也堅稱他不是一個「帥才」，即便他有著豐富的軍事經歷。他既不是排在第二位的人物也不是接班人，但他安於接受排在第三名的位置，所有人都同意這個位置符合他一貫的謙遜並能反映出他被公認的行政管理能力。權延赤記得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有一場周恩來和他所參加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南下兵團」負責人於中南海會議廳的會面。那天是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譯註：即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前一天，超過一百萬的紅衛兵群聚天安門廣場。在經過漫長七個小時的會談和必須的合照後，周恩來走進他的紅旗座車，要前去人民大會堂接見一位重要外賓。在離開前，他問這些紅衛兵「領袖」們他們在組織裡的職務，權延赤回答他是「政委」。周恩來提醒他們革命是要服務人民而不是當官，毫無高高在上的姿態。這句話單獨聽起來像是隨口說出符合一般觀點的場面話，但按照周恩來的生活經歷和職業生涯，這句話有可能發自他真正的內心。
＊
在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期間，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時，周恩來所處的位置極不容易。為了生存，他要說和做一些非他所願的事。藉著自保後仍有的權力，他限制了一定程度的損害，護住了許多朋友和同僚。縱使他有無可懷疑的聲望和影響力，但也無力發起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抗拒。
周恩來的影響力取決於他和毛澤東的關係，最終權威還是毛澤東。儘管非常不贊成，周恩來不論是在共產黨內或是個人都依然對毛澤東忠誠，這也造成他在情感上永遠難解的衝突。周恩來試著掌握毛澤東並要將文化大革命的鬥爭限制在文化事務領域，讓這些事只發生在中央領導人之間，他失敗了。他的失敗讓這個國家陷入一團混亂。如果他公開反對毛澤東，他幾乎可以確定早就被清洗掉了。
身為一輩子忠誠的共產黨員，他把黨和他所相信的革命志業放在所有其他事務之前，包括他的個人生活。雖然他仍然保持著和家人及朋友的聯繫，即便像是在內戰和日本侵略等最困難的時間裡依然如此。他的妻子鄧穎超，也將自己奉献給中國共產黨，他們的婚姻從一開始就既是政治夥伴，也是個人關係的結合。周恩來對黨和他妻子的忠誠至死方休。這對夫婦沒有自己的小孩，卻為他們所收養的孩子建立了一個家。鄧穎超曾經流產，這對她的健康造成長期性的影響，而她在婚姻早期也曾經打掉過一個胎兒。
雖然在周恩來一生的婚姻中，偶爾都會出現暗指他是同性戀的說法，並說這就是他為什麼不能統領中國的原因。但這是一個難以解開的謎。中國共產黨在公開上是拘謹的，雖然個別人物之間的關係並不是那麼傳統。在一個對承認同性戀存在並非那麼開放的環境裡，任何指稱周恩來是同性戀的暗示都會被認為是政治上的抺黑。
大部份的流言都暗示他樂於有年輕男子的陪伴，並且對他們有所傾心，但很難有證據證明。最近有一本由一位記者蔡詠梅所寫並在香港出版的《周恩來的秘密情感世界》一書，指稱周恩來「藏著對一位世交好友和小他兩歲的同學李福景一生的愛戀」。這僅僅只是臆測，並且是作者對已出版的周恩來日記及其他一些文件遐想之作。 周恩來絕對有能力在社會各個層面都能獲得長久和親密的友誼，這是他性格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對他的政治生涯頗有助益。
＊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當周恩來被送往八寶山火化時，成千上萬的群眾佇立街旁，悼念共產黨內失去了一位黨員和理性的代表。當年稍晚之後的清明節，正當眾人祭祀祖先及近期逝世的親人時，對這位前總理的哀悼和致敬大量湧現。這正是以江青為首的周恩來政敵們看上去似乎要全面接手中國共產黨之際，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周遭紛紛出現詩歌、花圈和一些頌揚的作品。數千名參與遊行者蜂擁來到天安門廣場，四月五日這些人遭到警察、軍隊和民兵的驅離。數百人被捕，許多人受傷，房舍和警車被焚。剛復出的鄧小平被指控並再度被撤職。直到毛澤東於一九七六年九月死亡及江青和四人幫終於垮台之後，鄧小平才回來繼續周恩來的工作。
＊
周恩來無疑是個孜孜不倦的人，但仍然是人。在工作上他絕不會放任自己鬆懈。他的下屬不論晝夜都隨時等著被召喚，或是回覆緊急訊息，或是處理他凌晨和毛澤東或其他領導人討論的問題。他的工作方式是革命戰爭所遺留下來的，那是一種已經滲入共產黨和其政府多年的軍事化文化。在周恩來部屬回憶中對這樣的事也幾乎沒什麼怨言：在戰爭年代，一位參謀被要求要在深夜發送一封電文或是繕打一份文件時，也不會對他的指揮官抱怨。周恩來的奉獻和勤奮受到一致崇敬，但他對工作人員仍一樣處處關切且待之以禮。在政治運動中，即便並不是每件事都能做到，但他仍盡一切可能讓他們不受傷害。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