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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3月23日下午,日本陸軍混成枝隊登陸澎湖裡正角。 圖/征台軍凱旋紀念帖

1895清日澎湖之役重開機(上):
馬關條約割台澎?
法國人是間諜?

25 Mar, 2022 鳴人堂 聯合報 廖英雁

「學過《馬關條約》跟台灣的關係嗎?」

在台灣,面對這個簡單到有些失禮的問題,相信多數人會回答「是」。畢竟,類似「甲午戰爭清朝戰敗,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給日本,台灣仕紳成立台灣民主國自救,最後不敵潰敗」的敘述,多年來在學校裡都是人們熟悉的內容。

可惜的是,傳統歷史教育很少提及:從1894年9月清、日兩國著名的黃海海戰,到隔年4月17日清使李鴻章在日本簽下和約之間,還有半年以上的間隔。而迫使大清帝國(以下簡稱清國)最終退讓的臨門一腳,或許和一場更冷僻的戰役有關,即1895年3月23到25日的「乙未年澎湖之役」

裡正角登陸,三日佔澎湖

1895年3月,距離清國於甲午戰爭吞敗後不久,日本為了威逼清國,並取得南方海域的優勢,向其邊陲的澎湖群島發動攻擊。3月15日,由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佑亨統御)、日本陸軍混成枝隊(大佐比志島義輝率領)組成的進攻軍,從佐世保軍港開拔,經歷驚濤駭浪的航行,於20日抵達澎湖,並在天候好轉後,於23日發動進攻。

這一仗打得神速,三天內就底定了:23日(中曆2月27日)清晨,日軍艦隊砲擊良文港裡正角海灘,陸軍則在午後發動登陸,傍晚即佔領太武山;24日(中曆2月28日),日軍艦隊砲擊沿岸清軍,陸軍在清晨攻佔大城北社、上午攻陷大城北砲台(拱北砲台),沿路掃蕩,正午時宣布佔領媽宮城;清軍澎湖鎮總兵周振邦、候補知府朱上泮等高階將領,則在接近中午時慌忙乘船逃回台灣,之後分別在鹿港與安平上岸;25日(中曆2月29日),日本陸軍在上午接受圓頂半島守軍投降,下午渡過內海,佔領西嶼東、西砲台,當晚完全控制澎湖,而日軍戰死者竟然比病死於霍亂的人還少。26日,日本隨即開設「澎湖列島行政廳」作為統治機構,以海軍少將田中綱常為首任澎湖廳長。

澎湖陷落時,正值清國代表李鴻章在馬關港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談判期間,又加上李鴻章在3月24日被日本浪人行刺,日本唯恐俄、奧、德、英、美、法等列強插手調停危及利益,一面迅速攻破澎湖「秀肌肉」,一面表達希望早日停戰。3月30日,清、日終於簽署停戰協議,並在幾度磋商和約條件後,於4月17日簽訂《馬關條約》。從後見之明來看,當時日方明明能憑實力攻陷台澎,卻又迅速克澎,實為「以戰逼和」迫使清國及早割地賠款的手法。

乙未年澎湖之役,使澎湖成為全台最早落入日本統治的區域、加速《馬關條約》簽訂,也引發台灣大批仕紳恐慌,間接催生了短命的台灣民主國。而日軍在5月間登陸基隆澳底、唐景崧出逃、辜顯榮打開台北城迎接日軍、日軍掃蕩中南部,民主國滅亡、劉永福倉皇內渡,都是大眾熟知的後話了。但這場堪稱「台灣割讓前傳」的戰役歷史,還有不少細節需要修正。

問題一:都是鎮台失明周的錯?請認明箭垛型人物

1895年丟失澎湖的守將周振邦,在歷史與民間傳說裡,形象都相當負面。甚至在百餘年後的1997年,澎湖西嶼還有耆老能講述相關的「鎮台失明周」傳說,大意為:澎湖最後一任清朝鎮台叫失明周,是個瞎子,靠著叔叔是宰相而當上澎湖縣令,平日出入都由師爺牽著、戴上墨鏡來掩飾,還把能力優於自己的人全部派往西嶼駐守,才讓清朝簽訂《馬關條約》後,日軍料定馬公本島無人,輕鬆登陸接管澎湖(姜佩君,1997:167)。

民間傳說反映了庶民的心聲和想像,可信度卻不高,因為故事原型可能來自1895年美國記者達飛聲(James W. Davidson,或譯為禮密臣)在淡水打聽到的傳言。達飛聲在3月21日從廈門搭乘小貨輪北平號(Peking)出發,經過狂風巨浪的台灣海峽,終於在23日抵達淡水。

他很快就發現台灣流傳:福建澎湖鎮總兵周振邦在開戰首日,誤以為大城山砲台擊沉兩艘日艦(實際上聯合艦隊只是移動到稍遠的海域停泊)、以電報浮報戰果、騙得台灣巡撫唐景崧發給兩萬兩賞金,又讓澎湖不到三天就失陷,於是倉皇乘船逃回台灣南部,旋即遭到羈押。在傳言中,周振邦是個既跛腳又近乎失明、高齡75歲、模樣可憐的階下囚,不但將被押解到清國的刑部審問,還要賠償澎湖公庫誤發的賞金(Davidson, 1903: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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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3月23日午後,日軍艦隊砲擊澎湖大城山砲台。 圖/日清海戰寫真集(攝影:清水為政)

即使如此,由於傳言已被多次轉手,內容未必精確。從中研院建構的「清代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庫」來看,周振邦生於1823年(道光13年),在1895年因為丟失澎湖而被判「斬監候」,當年實為63歲,而非75歲。再看周振邦任職福建澎湖鎮總兵之前,歷任廣東水師提標左營遊擊、福建候補參將、台灣水師協副將、浙江溫州鎮總兵等,皆是武官職務,視障者絕難勝任。「失明」之說,更像是台灣當地軍民嘲諷周氏糊塗昏聵,竟把日艦暫避當成「擊沉」還浮報戰果領賞,而非真的瞎眼。

澎湖的「失明周」傳說也是漏洞百出:首先,日軍並非依照《馬關條約》接收澎湖,而是打下澎湖,因為澎湖早在3月25日就陷落,但和約直到4月17日才簽訂。其次,傳說把縣令與鎮台混稱,混淆了台南府糧捕海防通判、澎湖鎮總兵兩個職稱,但前者為政軍兼職、後者純為武官,完全不同。再者,它敘述當時澎湖除了西嶼西台守將劉忠樑之外再無能人,卻忽略了太武山守軍奮勇抗敵、大城山砲台守將林福喜力戰不敵才被迫撤離。民間傳說會在發展過程中逐步刪略事實、加油添醋、因果錯置,在此顯露無遺。

更重要的是,在「誤報擊沉日艦」烏龍裡,協防澎湖的候補知府朱上泮也有責任。他在當年3月曾對守軍發布懸賞告示,訂立「擊沉日本大輪一隻賞銀一萬兩、擊沉小輪一隻賞銀肆千兩」的破格獎賞規則,宣示「決不食言」。誰知駐澎清軍誤以為擊沉日艦兩艘時,朱上泮並未查證,就從澎湖拍發電報回安平報捷,台灣巡撫唐景崧隨即發電報上奏「被我砲台擊沉二隻、壞二隻,餘逃......我砲台無傷,立頒重賞」,等到澎湖失守,朱上泮也逃回台灣,但他的糊塗帳卻在民間傳說裡完全消失了。難道傳說真的厚此薄彼?

考究當時戰況,3月24日清晨,朱上泮曾與周振邦相約伏擊日軍,但周振邦的綠營兵勇尚未與其會合,朱上泮率領的湘勇就在大城北村被日軍遇上,朱氏不幸中砲受傷暈厥,險些喪命,之後才被親信救醒逃離澎湖。此外,周振邦原本就是澎湖當地的總兵,朱上泮僅為唐景崧加派到澎湖協防的官員,周振邦卻連親赴前線作戰都沒有就直接逃走,論先來後到、責任歸屬都難辭其咎,甚至罪加一等!這恐怕才是他被當成「箭垛」,揹起所有「坐視不救、先行逃避」罪名的關鍵。

由此可見,歷史研究者即使面對「純樸」的口傳文學,也應分辨是較客觀的「無意史料」或加工過的「有意史料」。而民間傳說、神話、神蹟等文學作品不宜視為歷史,原因也正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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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當地的「失明周傳說」,恐怕是從美國記者達飛聲打聽到的傳言衍生而來。 影像編修/廖英雁

問題二:法國人幫日軍刺探軍情?道聽塗說啦!

乙未年澎湖之役,日軍僅用了三天就攻破清國銳意防守的澎湖,造成不少震撼與好奇。清國遺臣黎景嵩(筆名思痛子,1847-1910)乾脆在1897的著作《台海思慟錄》提出一個大膽的想法,指稱1895年的中曆2月10日有法國軍艦來到澎湖,跟當地官員應酬後互贈紀念品,臨走前還遊覽了軍事重地,卻是為日本刺探軍情,才讓日軍輕鬆取勝。他痛訴:

二月初十日,有法船游弋至澎湖,其兵弁登岸,與振邦、上泮談宴極歡,邀游砲台,巡視海口,彼此贈貽而去……十九日,則倭船大集,洶洶有臨敵之勢。二十日,即開砲擊大城北砲台……

不意前次所乘法船,乃探我軍虛實,查察登岸路徑。至是該船亦泊口外觀戰,其舟中水手帶倭兵數百人用三板由小港登陸,以其半徑攻媽祖澳及廳城……倭兵登陸,砲台不守……進退失措,軍心大震……澎湖失矣!

《台海思慟錄》裡「法夷奸詐、蠢官誤國」的說法儘管誇張,還把登陸日期誤記為中曆2月20日(換算西曆為1895年3月16日),日期足足差了七天,曾經受到質疑(符宏仁,2005:30),但或許因為情節簡單、有明確的「壞人」,又訴諸國仇家恨,仍有學者對其疑信參半(葉振輝,2002:54),近年還有澎湖當地藝術家大力宣傳(鄭美珠,2017.3.19)。幸而在資訊發達之下,今人已能證明「法國人當日軍嚮導」不符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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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資訊發達的2017年,「法國人指導日軍攻下澎湖」的謬論還在流傳,讓人訝異。 圖/作者提供

1895年日軍攻澎前,確實有法國軍艦經過澎湖,但情節與黎景嵩所言頗有出入。日本人類學者伊能嘉矩所著的《台灣文化志》(下)有較為可靠的敘述(伊能嘉矩,1901:489):

初日本尚未攻略澎湖之際,法國巡洋艦Beautemps及Beaupré二號,開入媽宮,求見澎湖通判陳步梯、鎮副將林福喜,告以不日日本將發艦隊來攻之內情,而勸為清國而謀,為避免被侵佔,不如暫時將台灣讓與法國,因法國素與清國有友誼始作此提議,故事局終結後,當即歸還清國云云。澎官報之於駐紮台南之台灣防務幫辦劉義。劉義……憤然立命曰:「如斯甘言,宜以砲火報答之。」斷然拒斥不顧。致當時此事終未成而止。

法艦訪澎的真正目的,是提議將台灣暫時交給法國保護,待風頭過後再歸還;與其會談的清國文武官員,是澎湖通判陳步梯、副將林福喜,而非澎湖鎮總兵周振邦、候補知府朱上泮。由於事關重大,他們只能轉呈給負責南台灣防務的上級劉永福(原名劉義,是中法戰爭裡統領黑旗軍的勇將,與法國不睦),但被劉永福悍然回絕。考量伊能嘉矩紀錄一向有實地田野資料支持,又能兼具巨觀與微觀的角度(以法艦抵澎為例,是放在《台灣文化志》第十六篇「台灣之割讓」第三章「對外交涉」裡記述,旁敘英、俄等列強對日本攻台的反應),可信度自然較高。

不過,伊能嘉矩仍不免有筆誤!檢視法國海軍19世紀的軍艦列表可知:「法國巡洋艦Beautemps及Beapré二號」不是兩艘船,而是一艘船,即Bourayne級木殼無裝甲巡洋艦的Beautemps Beaupré號!她於1872竣工下水,以法國水文學家查爾斯-弗朗索瓦.博坦普斯.博瓦雷(Charles-François Beautemps-Beaupré,1810-1854)命名,水線長約63.24公尺,排水量約1,246噸,採用985匹馬力蒸汽主機、單俥單軸推進,最高航速12.8節,乘員154人,武裝包括一門16公分艦砲、五到六門14公分艦砲等等。

其實,Beautemps Beaupré就是澎湖陷落後,在同年5月19日到21日之間停靠淡水港的那艘法國軍艦。當時台灣巡撫唐景崧飽受仕紳要求「保台」壓力,被迫尋求英、俄等歐洲列強外援,先後遭拒,只剩法國還未明確表態,只得派遣通曉國際法規的陳季同帶著一封信拜會Beautemps Beaupré艦長,爭取出兵保台。雙方會談時,艦長表示法國正於他處用兵,無法保護台灣,但言談仍留有轉圜餘地,大意為「為中國爭回土地則難,為台灣保台則易,必須台自立,有自主之權,法即派全權來台訂約」,才讓唐景崧等人大受鼓舞,宣布成立台灣民主國(黃秀政,1992:129、269)。

從Beautemps Beaupré巡洋艦多次造訪,在日軍侵澎前鼓吹暫時讓渡主權給法國、清國割讓台澎後仍然有涉入,再回想《馬關條約》簽訂後不久的5月,英、法、俄三國就積極逼迫日本歸還遼東半島給清國,我們可以合理研判:歐洲列強唯恐日本危及他們在中國的利益,因此聯手施壓;而在台灣方面,雖然英、俄興趣缺缺,但法國並不樂見日本據台,當然不會幫助日軍攻澎。

《台海思慟錄》又指控「法船」(即Beautemps Beaupré號)在日軍登陸澎湖首日「舟中水手帶倭兵數百人用三板(按:小艇)由小港登陸」,這也與實情不符。

由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明治二十八年日清戰史》可知,聯合艦隊東鄉平八郎司令官在3月20日清晨偵查澎湖,當時風雨交加,東鄉以戒備的語氣記錄「勝知灣(小智灣,即內、外垵之間的海灣)內停有三艘法國軍艦」,對照Beautemps Beaupré號訪澎事件,顯示法國在戰前積極注意日軍動向,也不吝展示己方實力。而日本記者杉浦和作所著的《明治二十八年台灣平定記》裡,更明確交代這些法艦與Beautemps Beaupré是不同艘,且在日軍登陸的3月23日採取中立觀戰或監視,根本不曾參戰(杉浦和作,1932:10、11)。

我艦隊到達寶島後兩日,法艦阿魯其野號及依理斯號(巡洋艦,四千噸)亦來此島停泊。二十三日,我砲擊拱北砲台時,各該艦均在附近觀看。二十七日,英艦里鹽達號亦至,對我司令長官及新領土放慶祝砲後,進入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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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浦和作《明治廿八年台灣平定記》提及的阿魯其野號、依理斯號,實為法國海軍的Alger、Isly防護巡洋艦。 影像編修/廖英雁

杉浦和作提及的阿魯其野、依理斯兩艦,實為法國海軍的Alger號、Isly號。她們是Alger級穹甲防護巡洋艦的第一、二艘,分別在1891、1893年竣工下水。本級艦長約105公尺、排水量4,122噸,裝甲厚度在兩吋到四吋之間,採用功率約8,254匹馬力的蒸汽主機、雙俥雙軸推進,最高航速約19.5節,配備有6.5吋、5.4吋、2.6吋等各式口徑、數量不等的大小艦砲。她們出現在澎湖,則與當時法、英競相增派軍艦到中國沿海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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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的法國Alger號穹甲防護巡洋艦,是同級艦的第一艘,1891年竣工。 圖/維基百科

根據英國伯爵Thomas Brassey《1895年海軍年鑑》(The Naval Annual, 1895,坊間或譯為1895年布拉西海軍年鑑)的記載,1895年,英國皇家海軍因應清日戰爭的局勢,大幅加強在中國沿海的艦隊部署,與其競爭的法國同樣增派軍艦在此巡弋,其中Alger與Isly這兩艘鐵甲艦的出現,便抵銷了不少英國艦隊質與量的優勢(Brassey, 1896: 54, 55)。對法國而言,Alger、Isly為一等巡洋艦(first class cruiser),戰力當然遠勝Beautemps Beaupré這樣的木殼巡洋艦。

至於杉浦和作紀錄裡所稱3月27日出現、放慶祝砲後進入馬公港內的「英艦里鹽達號」,對照Brassey海軍年鑑、聯合艦隊長官伊東祐亨3月31日發出的電報,即英國二等巡洋艦Leander號,在3月26日下午途經澎湖內、外垵之間海域,依照進入非交戰國港口前的國際慣例鳴放21響禮砲、以示友好善意,而日方艦隊也予以還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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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皇家海軍二等巡洋艦Leander號,為同級艦第二艘,是排水量4,300噸的鐵甲艦,曾造訪馬公港。 圖/維基百科

接下來只剩一個問題:東鄉平八郎在3月20日清晨看到澎湖勝知灣(小智灣)停泊三艘法國軍艦,杉浦和作卻記錄3月23日只有Alger與Isly兩艘,難道又是誰寫錯了?

其實兩者「都是對的」,關鍵在於「日期差異」。3月20日的清晨確實有第三艘法艦,是Villars級巡洋艦的二號艦Forfait號,但Forfait只有短暫停泊澎湖海域,在日軍發動登陸之前便已離開。再檢核唐景崧3月20、21日與朝廷之間聯繫的電文內容,提到曾向法國大使求證,更是Alger、Isly、Forfait三艘巡洋艦身分的鐵證:

署台灣巡撫唐景崧來電(二月二十五日到)
近聞倭將犯台,前數日來一法國兵輪,停澎湖多日;屢催開,未行。本日又來一輪,升法國旗;又來一輪,旗看不明,均停澎湖西嶼口外……詢法公使,究確有幾輪到台?恐系倭人假冒。如此多輪,勢應開砲。法輪請遠行,恐誤傷。景崧肅。

發台灣巡撫電(二月二十五日)
詢據法使,稱近有法船三隻,一名『阿耳熱』、一名『意思裏』、一名『佛爾』,紛泊澎湖。台無領事,彼已徑電水師提督遇警遠避,倭不能假法旗云。

綜合分析至此,實情終於水落石出:1895年英、法兩國在清日戰爭時,頻繁增派大型軍艦在中國沿海出沒,除了互別苗頭,可能也是為了蒐集雙方軍情、觀察戰況演變,以利提早因應。列強彼此有利益衝突,不可能幫對手偵察敵情,法國對台澎尤其有興趣,更不甘心為日本作嫁!百餘年前黎景嵩《台海思慟錄》「法艦幫日軍偵查、法國水手指引日軍登陸、駐澎清軍掉以輕心跟法國人飲宴」的指控,固然來自於誤解;近代論者如果還繼續散播不實訊息,就堪稱貽笑大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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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Brassey與其著作《1895年海軍年鑑》,提及英、法、俄當時在中國沿海派駐的軍艦,可與杉浦和作的紀錄互相印證。 影像編修/廖英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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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竣工的媽宮城,在西南兩側的媽宮澳(馬公港)防守嚴密,1895年卻被日軍從東側突破。 攝影/小川一真(1896),圖/BnF Gallica

1895清日澎湖之役重開機(下):
大砲轟斃倭兵不少?
長槍拚火槍?

25 Mar, 2022  聯合報 鳴人堂 廖英雁 

1895年日軍攻澎,清軍慘敗、台灣割讓,造成不少台澎人士的屈辱與國仇家恨。相關的傳說或記述也似乎受其影響,不時有一面尋找怪罪對象、一邊追捧英雄的情形,史實反而乏人問津。

問題三:戰死才叫英雄?人物封神背後的迷思

在澎湖當地名剎「觀音亭」裡,懸有一塊「慈航普濟」匾額,落款為「光緒歲次庚寅菊秋吉旦,總帶宏軍前營花翎儘先補用游擊劉忠樑敬叩」,獻匾者為劉忠樑,時間為1890年。此人正是澎湖耆老在「鎮台失明周」故事裡描述「能力很好、鎮守西嶼」的守將。在唐景崧上奏的〈台灣巡撫唐景崧為抄送查明澎湖失守情形並奏參總兵周振邦折〉電文裡,更形容劉忠樑在1895年3月24日隔海頻開大砲,重創日軍,可惜最後砲台被擊中、火藥庫爆炸,從此生死未卜:

督帶西嶼砲台副將劉忠樑在彼瞭見我軍被逐,即在台開大砲遙擊,傷斃倭兵不少……午後,大城北砲台遂為倭砲所毀。林福喜獨力鏖戰,時久力竭兵單,遂致挫敗……倭即搶踞各處營盤;扎定,復被我西嶼砲台劉忠樑盡力開砲遙擊,轟斃倭兵二百餘人。此二十八日之戰狀也。

二十九日,倭輪環攻西嶼砲台,劉忠樑仍還砲擊之,傷其一船。相持許久,忽被倭砲飛子飛入藥庫,火發轟毀砲台,弁勇潰散……孤島支持血戰三日夜,卒因無船援應,致為敵陷。現在消息中斷,該將領等存亡與此外,尚有傷亡營哨各官,仍因隔海驟難一律詳查;容再飭令確查得……再一併奏請優恤,以慰忠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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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觀音亭的慈航普濟匾,為劉忠樑所獻。 圖/作者提供

唐景崧筆下的劉忠樑,引人憑弔嚮往,但實情果真如此嗎?在電文的開頭有一段重要線索「兹據各員查復,並據失守澎湖鎮總兵周振邦於三月十三日繳印投到前來。臣覆加查訊,彙核情形」,顯示報告裡的戰情相當多來自周振邦的供詞。但周振邦、朱上泮等澎湖高級官員在3月24日(中曆2月28日)中午戰況不利時,便已先後僱船逃回鹿港、台南,並未參與之後的戰事。據此可以合理推論:報告中24日午後到26日之間的戰事內容,是來自其他逃亡清軍的證詞,不免會道聽塗說、誇大失真,甚至瞞上欺下。

這些錯誤,對照日本陸軍〈明治28年3月23日24日於澎湖島混成枝隊戰鬥詳報〉、日本海軍聯合艦隊3月24日及26日的報告,便可一一釐清:

首先24日上午清軍確實曾經砲擊日軍,但開砲的單位來自媽宮城的海岸砲台(即金龍頭砲台)與城牆東北角的東城砲台。可惜由於日軍推進勢如破竹,到了當日上午10點,媽宮城就被攻破,上述地點的守軍也停止抵抗並四處逃竄,所有近岸的小船被徵用一空,正午12點媽宮城宣告失守。「劉忠樑從西嶼砲台砲擊大城北砲台,擊斃不少日軍」的說法,顯然冒用了媽宮城守軍的抵抗。

其次這一天西嶼的清軍確實曾砲擊日軍,但開火地點是西嶼小頭角的東砲台而非西砲台,時間也是在日軍佔領媽宮城之後才開始,約從上午10點到日落黃昏之間,目標則是媽宮城內的日軍,迫使他們就地尋找掩蔽,當晚無法安心宿營。不過,這些砲擊並未造成日軍什麼傷亡!所謂「轟斃日軍二百餘人」的誇大戰果,若理解成清軍生還者把媽宮城守軍陣亡五十人以上、負傷者不詳、被俘五十多人的慘況,心理投射到日軍身上,還更合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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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媽宮城牆內的民宅,箭頭處隱約可見到一座廟宇。 影像編修/廖英雁

再者從混成枝隊、聯合艦隊報告裡可知,日軍在25日清晨發現西嶼東砲台的方向只有升起煙霧,而無砲擊。午後1點,西嶼東砲台突然爆炸,濃煙沖天,聽說有數艘船隻從當地離開,向北方離去。午後2點,日軍從金龍頭砲台試探性地砲擊西嶼,也沒有回應。4點間,日軍好不容易找到3艘小船搭載30餘人渡海來到西嶼東、西砲台,這才發現兩處的守軍都人去樓空,臨走前拆除火砲零件、炸毀了火藥庫。也就是說,上述砲台是先被西嶼守軍自行破壞,後來日軍才抵達現場的。這些守軍當然也沒有死戰殉國。綜合以上三點,不難看出唐景崧的記述與事實出入頗大。

同理可證,今日文化部iCulture網站宣稱「日軍進攻澎湖,西嶼砲臺曾發揮部份威力,造成日軍不少傷亡……砲臺彈藥庫為日軍所擊毀,守『降』劉『中』樑陣亡……守軍陳連陞見大勢已去,不忍砲為日軍佔用,乃拆除各砲緊要零件,加以掩埋」,既誇大了劉忠樑的事蹟,也把當時恆春的守將陳連陞(領游擊銜,佔都司缺,賞帶花翎)移花接木來澎湖了。考察這段文字,實乃源自於簡後聰《台灣史》(簡後聰,2002:194)書中對澎湖西嶼「西砲台」歷史的錯誤介紹。學者當初的治史不慎,竟讓虛假資訊在二十年後還繼續流竄,或許始料未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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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網站對西嶼東台歷史的錯誤介紹,不忘提醒讀者要留意正確性。 圖/文化部iCulture網站

某些想「平反」的讀者,可能會爭辯「日軍檔案不一定正確」。但唐景崧的報告有最致命的破綻:火砲射程對不上。西嶼東砲台在1889年安放的武器,包括兩門銅砲,與英國Armstrong廠生產的七吋(BL-7" Mk)、八吋(BL-8" Mk VII)、十吋(BL-8" Mk II)火砲各一門,為後膛裝填(breech loading)的加農砲(楊仁江,2010:125)。其中火力最強的十吋砲,射程也僅有10,000碼(約9,100公尺),西嶼東砲台到大城北砲台距離卻超過13,000公尺,則「劉忠樑隔海開大砲」的砲火可能會先飛到友軍頭上。唐景崧連己方的射程範圍都不明瞭,報告的可信度又剩多少?

平心而論,1895年駐守澎湖西嶼東、西砲台的清軍,在一面倒的戰況下,是最晚放棄抵抗、最後撤離當地的部隊,已屬難得。唐景崧電文中的「浴血苦戰、生死未卜」有加油添醋營造英雄的嫌疑,斧鑿痕跡太重,後人實在不必迷信「壯烈犧牲」的公式。

至於劉忠樑的下落,可能是乘船逃離西嶼後,不敵3月下旬險惡的波濤,早就葬身汪洋了。

問題四:清軍拿什麼對抗日軍?毛瑟槍、李氏步槍可能混合裝備

1895年澎湖之役,清軍慘敗。在早期歷史教育「清末積弱不振」的印象影響下,容易讓人誤解是武器落後,輸給了船堅砲利的日軍。誰知這個誤會到了2020年,竟在澎湖某民間團體舉辦「四大戰役畫展」的一幅作品裡,變成「清軍用長槍對抗日軍火槍」的驚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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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駐澎清軍拿長槍對抗日軍火槍(見圖左下)?「錯誤的資訊」比「沒有資訊」還可怕。 圖/澎湖縣文化局

到底當時駐澎清軍用什麼武器呢?根據1895年日本陸軍〈後備步兵第一聯隊戰鬪詳報〉裡的戰利品調查數量表,日軍擊潰清軍後,從各地擄獲了18門各式火砲、1,946支步槍、511支廢槍,另有1,122發要塞砲彈、868發野戰砲彈、965,000發步槍子彈、68,500發格林砲彈,冷兵器卻只有8張弓、4枝箭、116枝長槍跟刀、180把方鋤。可見此時清軍也普遍配備了較現代化的槍械,並未落後日軍的村田式步槍太多。「拿長槍抵抗倭兵」的不實想像成分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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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開始撥交日本陸軍的二十二年式村田式步槍,是改用無煙火藥、強調能連發的改良型,但實用性低落,部隊評價差。 圖/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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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在澎湖擄獲2463把毛瑟槍」的記載,源自於「數學不會就是不會」的筆誤。 影像編修/廖英雁

至於駐澎清軍所用的步槍,過去的紀錄也有商榷空間。符宏仁(2005:31)曾援引《攻台戰記》(許佩賢譯,1995)指出日軍擄獲清軍2,463把毛瑟槍,可是《攻台戰記》原文與譯文在此皆未提及「德製毛瑟槍」(Mauser M1871/1884栓動步槍),而以「小銃」稱之。再追查《攻台戰記》的資料來源〈後備步兵第一聯隊戰鬪詳報〉,這才真相大白:當時的日軍將1,946支步槍和511支廢槍加總時,把2,457支誤記成2,463支。後人或傳抄不察、或自行超譯(over translation),才生出了這起烏龍。

事實上,「1895年駐澎清軍用毛瑟槍」未必完全錯誤,但從胡傳(胡鐵花,1841-1895,名人胡適的父親)所著的《台灣日記與稟啟》可看出「有待商榷」。1892(光緒18)年8月22日到24日,時任「全台營務處總巡」的胡傳在巡查台灣西路防務途中過境澎湖,記錄了西嶼砲台的防務狀況,並提及當時清軍配備的是「黎意槍」。他描述:

光緒十八年七月初八日申

為申報事:竊卑職於閏六月二十九日趁火車赴基隆,登飛捷輪船;於七月初一日行抵澎湖……宏字副營於嶼之外灣築砲臺,曰西砲臺,駐親兵及前哨、左哨。於嶼內灣之北築砲臺,曰東砲臺,駐右哨;並分後哨駐內灣,則又守海口之兵也。……人數……尚能足額,亦頗強壯……

惟據該統領稱,軍中所存黎意槍子大半因積久受潮,不堪使用;其堪使用者為數無多,未及續領;故今年暫停操槍。卑職竊思軍中槍子關係非小,既所存不多,理合留備不虞,亦遂未令校靶。

清末文件裡的「黎意槍」,現代可譯為「李氏步槍」,得名於英國設計師詹姆士.帕里士.李(James Paris Lee),是他遠赴美國加入雷明頓(Remington)公司設計的雷明頓.李(Remington Lee)系列栓動步槍,包括M1879、M1882等型號,使用.45-70制式步槍彈或.43西班牙彈,五發彈匣給彈。但或許澎湖氣候鹽分高、溼氣重,彈藥竟有大量受潮,剩下堪用的寥寥無幾,也來不及撥補,駐澎清軍只好取消當年度的打靶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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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頓李1882栓動步槍,採用彈匣給彈,耐用可靠。 圖/AmericanRifleman

澎湖守軍在1892年曾遭遇李氏步槍彈藥受潮的問題,在乙未年戰爭前夕又如何呢?從1894年8月25日閩浙總督譚鍾麟的〈為遵旨籌辦防務情形恭摺縷陳仰祈聖鑒事〉、8月31日台灣巡撫邵友濂的〈為遵旨籌備海防謹陳全臺布置情形並懇飭撥的欵以資接濟事〉、11月9日繼任巡撫唐景崧的〈署臺灣巡撫唐景崧報明臺灣購買槍炮彈藥共用銀兩電〉等等電報可看出,當時清國面對日艦在台澎附近頻繁出沒,也有所因應。在8月間,閩浙總督已派遣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率軍到台灣駐防,這些清軍配有新購的1500支毛瑟槍、500支馬提尼-亨利步槍(Martini-Henry),台灣行省也也廣令各地增募兵勇提高帳面戰力。

不過,清國在台澎緊急擴編兵力,反而使軍餉、軍械更為吃緊,甚至到了「槍械短少,不能自製機器,周所造子彈亦僅敷平日操演之用,成營既眾,勇數倍增,軍火異常竭蹶」的地步。所以到了1894年11月,唐景崧一面向湖廣總督張之洞商借「洋債」、「華債」等銀行放款支應軍餉,一面又緊急添購槍砲,購置後膛鋼砲與格林連發砲(Gatling Gun, 加特林手動轉輪機槍)20門、毛瑟槍13,200支、林明散槍(Remington, 雷明頓霰彈槍)3,000支、黎愎槍(Lee, 李氏步槍)2,000支、雲者士得槍(Winchester, 溫徹斯特步槍)600支,以及與它們搭配的大量彈藥,分撥給全台各地守軍。

由上述電文來看,清國在乙未澎湖之役前增添的槍械相當繁雜,而以德國製的毛瑟槍為最大宗。惟考量士兵武器銜接訓練的方便性,其中一部分新購的李氏步槍很可能撥補到澎湖西嶼砲台,用以汰換同系列的舊槍。但總而言之:當時駐澎清軍配備的步槍廠牌、型號、樣式未必統一,可能兼有毛瑟步槍與李氏步槍,不宜貿然通稱為「毛瑟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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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毛瑟廠的M1871/84栓動步槍,使用管狀彈倉。 圖/維基百科

結論:避免治史三惱—成見、傳說、欠思考

1895年3月的澎湖之役,讓日本踹開了台灣的門戶、加速《馬關條約》的簽訂,也為台澎此後五十年的殖民統治揭開了序幕。但此役的歷史研究,仍有再商榷的空間:

第一黎景嵩(思痛子)指控的「法軍替日軍偵查防情、引導登陸」純屬誤會,從Beautemps Beaupré木殼艦動作頻頻,以及Alger、Isly鐵甲艦巡弋「秀肌肉」,和驚鴻一瞥的Forfait巡洋艦,可知法國並不樂見台澎被日本奪走。早期的研究並未釐清這幾艘法艦的身分、動向,也造成討論的亂象。

其二澎湖總兵周振邦的糊塗怯戰,使其變成承擔所有罪責的箭垛,在傳聞裡被大幅醜化,乃至變成傳說裡的丑角「失明周」;「誤報擊沉日艦」事件裡也有份的候補知府朱上泮卻被遺忘了。由此可知,想單靠口傳文學了解歷史,恐怕會適得其反。

第三唐景崧在澎湖失守、台灣危殆時,還在上奏的電報裡褒揚劉忠樑開砲重創日軍,最後砲台被毀、生死未卜。但比對日方檔案就能拆穿這套說詞。可見在戰爭中誇大己方戰果、炮製宣傳樣板,古今皆然。2022年俄烏之戰中,「俄羅斯飛彈擊中基輔核廢料設施」、「蛇島殉國十三勇士」、「烏軍多管火箭以小搏大擊毀畢可夫號巡邏艦」等等,也是相仿的套路。

第四日軍混成枝隊、聯合艦隊的檔案顯示,當時澎湖清軍有一千多把堪用的後膛槍,比起日軍的村田式步槍並未明顯遜色,所以並非敗於槍不精、砲不利。從清國戰前檔案研判,這些槍枝可能兼有毛瑟槍、李氏步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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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竣工的媽宮城,如今尚存西半部城牆,但附近高樓林立,見證滄海桑田。 影像編輯/廖英雁

上述錯誤的根源,未必是昔日的研究者收集史料不足,而是缺乏判斷能力。綜觀1895年澎湖之役戰鬥經過,最詳實的第一手資料為日本陸、海軍的報告,它們在整理之後,陸續成為參謀本部《明治二十八年台灣平定記》(即《攻台戰記》譯本原文)、杉浦和作《明治二十八年日清戰史》等等出版品的資料來源。

反觀清國官員的各類電報,雖然是了解戰前與戰後台灣外交、政治、軍事、後勤動態的重要檔案,但距離澎湖太遠,除了胡傳《台灣日記與秉啟》是戰前的第一手見聞,其餘都不是在澎湖寫成。而美國記者達飛聲在台灣北部打聽到的小道消息,也經過了多次轉手改作。最駭人聽聞的是,愛國熱情躍然紙上、情景描述活靈活現的《台海思慟錄》作者黎景嵩竟然沒來過澎湖,對此役的背景、經過、結果,全為道聽塗說而來!由此更顯得成書較晚的伊能嘉矩《台灣文化志》能做到「前修未密,後出轉精」,是多麼可貴。

前期的中文資料「既簡略,又不確」(葉振輝,2002:52),卻融合了國仇家恨的成見,藉由民間口述傳統與文人筆墨流傳到後代,致使各種「政治正確」的荒謬傳說或錯假資料歷久不衰。過去百餘年來的研究者或因不能、或因不願,對於各種史料精粗不分,既沒有屏棄粗陋的材料,也對於較精密的日方史料持保留態度,又未援引其他外文文獻佐證,甚至很少思考何種史料適合解答什麼問題,就更讓錯誤得以「續命」了!當然,從日軍檔案也有少部分錯漏來看,「在不疑處有疑」仍是治史時必須時時謹記的原則。

歷史研究不是「抄好抄滿」的剪貼活,而是一門嚴謹的科學,以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取代成見、傳說、欠思考。堪稱「台灣割讓前傳」的1895清日澎湖之役,不正是個明顯的例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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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裡正角沙灘,是1895年日軍登陸的地點。 圖/王梓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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