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的框架》：
面對戰爭，
我們該如何思考、
必須做些什麼？
文／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若要理解戰爭，就必須思索發動戰爭的方式以及戰爭所使用的技術；但要理解技術的運作，我們就必須思考技術究竟是如何對感官領域產生影響。在技術的掌握以及戰爭的視覺和論述面向的流通（circulation）之中，究竟形成了什麼、又框構（framed）了什麼？這種掌握與流通早已是一種詮釋的操作（maneuver），解釋誰的生命才是生命，而誰的生命被轉化為工具、目標或數字，或甚至被抹除殆盡，僅存一絲痕跡（或什麼都不剩）。
即便本書無法窮盡戰爭發生的原因，但仍能提供一些建議來幫助我們理解上述「解釋」。這任務要求我們重思物質主義既有的詞彙，藉此理解，像是照相機如何成為戰爭的工具，並在框構且形塑人類與非人目標的同時，還造成許多附帶性破壞（collateral damage）的情形（戰爭必然造成此影響，但這問題卻總處在邊緣位置）；除此之外，重思這類詞彙還能讓我們發展出聚焦於被剝奪者（the dispossessed）與危脆者（the precarious） 的反戰政治，而這種反戰政治需要新的詞彙與新的實踐。
當我們思考戰爭是如何發動、戰爭是採取哪些形式的時候，我們通常會先想到戰爭所使用的物質工具，彷彿我們早已知道「物質工具」在此脈絡下究竟是什麼意思。即便我們同意相機是戰爭的物質工具之一，我們仍難以認為相機本身便是戰爭的發動者，或相機屬於戰爭發動的一部分。確實，常識告訴我們，發動戰爭的是人，而非人所使用的工具。但如果這些工具獲得其能動性（agency），並使人成為工具的延伸，那該作何解釋？被瞄準的人口能被視作戰爭的工具，近期以色列軍方試圖正當化加薩平民的死亡時便是持此論述。
“當士兵被視作與武器一體時，他也會被當作是他身上的工具之延伸，而相機某些時候也超出了相機功能的使用。”
同樣地，當士兵被視作與武器一體時，他也會被當作是他身上的工具之延伸，而相機某些時候也超出了相機功能的使用。若僅被當作侵略性軍事權力的工具、文明的威脅或潛在且無法控管的人口問題，人口便會被戰爭的戰術所框構，而活生生的人則會變成工具、障礙物、目標與盾牌。同樣地，相機的使用者通常也在戰事的觀點之中占有一席，因而成為士兵兼報導者（soldier-reporter）的角色，在視覺層面神聖化戰爭的毀滅行徑。因此，我們必須探問戰爭的物質性、什麼算是物質以及相機與影像是否是物質性的延伸。
（圖／Unsplash）
雖然我們替影像保留了一點物質性的意涵，我們通常仍將物質性歸屬於槍支彈藥，以及戰爭的直接性毀滅工具，而不認為若沒有影像這些東西便無從運作。 某個層面上來說，聚焦於目標便替士兵、記者和大眾在戰爭中生產出其位置，進而組織視覺領域並使每個位置成為可能。
框架不僅安排了這類位置，還替視覺領域劃下了界線。從戰爭攝影的脈絡來看，影像能反應或記錄戰爭，同時也可能激起支持戰爭或反戰的情感回應。有的時候，影像成為戰爭本身的政治矛盾密集交會的場域。因此，我們是否能說影像本身便屬於發動戰事的一環？相機是真的裝載於飛彈與炸彈設備之上，有時甚至取代了人類的能動性──阿富汗戰爭中無人機所造成的毀滅性傷害便屬此例。無人機這種相機與炸彈的結合無法精確瞄準目標，因此，無人機所造成的死傷總是遠大於原先的目標，進而造成許多平民傷亡。
要控制戰爭的視覺與論述面向，就必須奠定並配置「現實」本身的感官界線，劃分出公共論述中的可見與可聽之物。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問道，規範可見或可聽之物的界線，是否成了發動戰爭的先決條件，且相機與其他通訊技術也協助發動了戰爭？當然，使用技術工具的是人，但工具的確也會使用人（賦與人位置、視角，並奠立其行動方針）；工具將進入視聽領域中的人置入框架並形構他們，而沒進入視聽領域的人亦遭受同樣待遇。
更進一步來看，「人格」 本身在發動戰爭的條件下，便成了一種可有可無的工具性。公共領域是如何被戰爭的視覺技術所建構的？而針對戰爭的理想假說，又出現哪些反對主流（counterpublic）的論述？我們通常認為「人」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回應戰爭，但這類極具渲染力的回應（communicable reactions）除了可能在戰爭場域中建構人格以外，也可能摧毀人格的構築（de-constitute）。我們是否能以別的方式來理解戰爭，並藉此轉變戰爭對感官所造成的影響？而經過轉變的感官，又在停戰的訴求中扮演什麼角色？我們遠距離觀看政府的戰爭行徑，而嵌入式新聞報導（embedded reporting）與允許在公共媒體報導出來的新聞則從視覺層面將我們引入戰爭，那麼，究竟有什麼條件能讓我們拒絕以這種方式參與戰爭？而若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需要如何重構感官？
“當我們觀看或收聽這類戰事報導時，我們便被招聘到特定的認識論立場。”
要著手談論這問題，就必須理解感官是如何成為支持戰爭的一部分。明確一點來說，當我們觀看或收聽這類戰事報導時，我們便被招聘到特定的認識論立場。除此之外，因為我們是被引入特定的現實框架，受限於框架內部與其詮釋，因此，某種特定的現實也因為我們被動地接收消息而構築出來。當國家對戰爭報導下達指令時（如果國家允許報導戰爭的話），似乎就是在規範我們對暴力的理解，或暴力在公共領域中應如何呈現出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公共領域已被網路與其他形式的數位媒體給大幅改變了。但如果我們要繼續追問這種暴力的規範本身是否便是暴力的（或暴力的一部分），那我們便需要以更謹慎的詞彙，區分出炸彈所帶來的毀滅與其現實的框構──即便我們知道兩者同時發生、缺一不可。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曾援引史賓諾莎（Spinoza）來主張，物質性能夠有不同的模態（modalities）；同理，暴力以及暴力的物質工具性也具備許多不同的模態。我們該如何將框架本身理解為戰爭的物質性之一部分，以及戰爭的暴力所產生的效力呢？
（圖／Unsplash）
框架並不只是展示現實，它還積極涉入某種控制的策略，篩選出生產及實施現實的方式，並決定什麼東西會被算作現實。框架不停嘗試這樣做，而其付出亦得到豐沛的回饋。即便框架無法總是含括它選擇的可見物或可讀物，其結構仍受特定版本之現實的工具化所影響。這也就是說，框架總是剔除某些東西，將某些東西排除其外，將不同版本的現實給去現實化（de-realizing）並否認其合法性，僅將其視作官方現實的負面版本。因此，當框架拋棄特定版本的戰爭時，被拋棄的廢墟便重新得到活力，提供我們抵抗的潛能。當特定版本的現實被排除或拋棄至某個非現實場域時，便會出現許多鬼魂縈繞著官方批准的現實，留下許多生機蓬勃、否定官方效力的蹤跡。在此意義下，框架設立了某種哀悼禁令：沒有東西受毀，沒有生命逝去。即便框架使戰爭造成的毀滅程度大幅增長，框架仍僅是對憂鬱進行某種粉飾，並強行控制戰爭所造成的憤怒情感，儘管通常都無法成功控制。作為武器的一部分，框架開啟了一系列謀殺行徑；作為報導的一部分，框架替這一系列謀殺行徑劃下句點。框架努力使視覺領域從屬於戰爭，而其成敗則端看是否能成功收編群眾的支持。反戰的責任部分取決於我們如何抵抗這種每日不間斷的收編（conscription）。
“也許另類影像的流通能發起抵抗，但我們必須謹記，影像有時僅是聳動地描述事件。”
也許另類影像的流通能發起抵抗，但我們必須謹記，影像有時僅是聳動地描述事件。我們週期性地以憤怒回應這類聳動影像，但憤怒並沒有轉化為持續的政治抵抗。若要抵抗戰爭技術強加於視覺領域界線上的聳動影像與時不時出現的憤怒，我們是否能採取別的方式來對感官發揮作用，或是從感官出發而採取行動？
當代的影像形式與其可複製性和可流通性，幾乎使得影像完全不受控制。但影像的不可控並不足以讓我們產生烏托邦式的興奮之情。數位文化中的影像遠非審查者能夠控制的東西，有時甚至打從一開始便違逆當初拍攝影像的意圖（intentions）。影像的流通賦與影像意圖新的意義，讓影像有機會獲得嶄新的生命。原先希望透過影像而控制並僵化的意義，最終通常也都被影像流通本身所產生的反效果給背叛。 這就是阿布格萊布監獄（Abu Ghraib） 的照片在網路上瘋傳所產生的效果之一。影像那不受控的流通以及不斷改變的影像接收脈絡，不斷在全球各地生產出公眾的反戰情感。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不受控的流通也可能使戰爭造成的效果變得瑣碎不堪，讓我們無法聚焦於戰爭所造成的損失，甚至有可能把戰爭的效果給自然化，將其視為日常生活所預設的背景。當戰爭的視覺效果成為日常生活的根柢（ground）時，便會發生這種意義的轉變（metalepsis）。毀滅我們的專注能力，亦是戰爭所附帶的損害。因此，逐日加劇的影像流通性無法被肯定為新視覺技術確切帶來的烏托邦效應，因為日常生活變成戰爭的延續，顯然是我們當下所面臨的風險。
（圖／Unsplash）
我們必須追問：戰爭的視覺敘事或可聽到的敘事受到抑制，但我們若從一開始便替公眾對戰爭的理解做好準備並組織這類理解，那麼，戰爭的延續或戰爭的加劇（正如我們現在在阿富汗所見證的），有沒有可能反倒幫助人民抵抗戰爭（popular resistance to war）開出一條裂隙？戰爭的電視報導將公民定位為暴力衝突的視覺消費者，而這衝突總發生於別處──至少在美國，所謂的「敵人」與我們之間有一定的地理距離，而這讓國內行動在沒經過嚴密檢視的情況下發動戰爭。有沒有可能，如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這類的全球媒體的確是採取美國的視角，彷彿戰場與我們之間有著無限的距離，甚至使生活於暴力之中的人也有此錯覺？
一旦明白我們所見之物已被放入戰爭的框架，種種戰爭主張的可靠性便受到挑戰；這樣一來，我們便不再完全被新聞收編進戰爭之中。如果士兵不再被戰爭的視覺解釋與敘事詮釋所召喚，他們便開始不再對戰爭抱有信念，也許會裝病、擅離職守、要求轉換部門、停止工作，或單純轉身離開。起初，大多數士兵參戰的誘因並不強，其中許多人被招聘是因為軍方承諾讓他們脫離貧窮並習得一技之長。這樣一來，他們便成了經濟的工具，開始以新自由主義的方式計算他們成功的機率，而非探究戰爭究竟是否公正或是否具備正當性。若正當化戰爭的論述從屬於策略目標，那情況便會變得更複雜。在此情境中，我們無法從公共的角度來區辨規範的正當化與理性的運用是否已成為工具。若要從規範的角度來衡量戰爭，我們首先必須理解戰爭，並透過感官讓我們開放且公開地質問戰爭所造成的傷亡是否具有正當性。
博客來-戰爭的框架：從生命的危脆性與可弔唁性，直視國家暴力、戰爭、苦痛、影像與權力
內容簡介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女性主義經典《性／別惑亂》、政哲《非暴力的力量》作者，當代西方公共領域重要異議之聲
後九一一時代的政哲思考／評論集萃
※ 當重大社會事件襲來（例如國家軍隊發生虐囚事件、虐待照片廣為流傳），知識分子該如何思考與介入？
※ 社會因爭議性公共議題而爭論不休（例如以民主之名的「民主國家」、進步的性政治、與伊斯蘭宗教規範之間相互衝撞），哲學家能向我們提供什麼獨特細微的切入點與討論議程？
※ 而我們，在這個數位媒體的攝影時代，能如何重新構思「框架」，辯詰我們身處世界的生命政治與時間性？
※ 當代世界該如何在「肯認」、文化多元主義與身分政治的討論之上，不讓討論陷入僵局？
本書主要由五篇回應當代戰爭的文章組成，聚焦於呈現我們的情感和倫理傾向是如何受到選擇性的差別框架所規範。延續作者在後九一一時代的思考主題，更進一步探問且主張：若某些生命沒有一開始就被認識為生命，其傷痛或消逝也就不會為人所認識；如果特定的生命不被稱之為生命，或更根本的、打從一開始就沒有在特定的認識論框架中被視作生命，這些生命便不曾完全地活過，遑論消逝。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每天都在無數新聞中瞥見逝去的生命，而這些生命往往以數字表示。故事日復一日不斷上演，似乎永無止境且無可挽救。然而我們除了必須理解戰爭罹難者的危脆性（precarious），也希望將肯認（recognize／recognition）的概念與戰爭帶來的損失相連結，並進一步提出倫理和政治上的異議，那我們該如何思考、必須做些什麼？由此便引發諸多基本且斷難以迴避的問題：框架的結構是如何生產情感？情感與倫理、政治判斷與實踐之間的關係究竟為何？
【看見無人弔唁的生命】
戰爭持續進行——這並非僅止於譬喻，而是此時此刻、日以繼夜正在發生的事實。
透過巴特勒的詰問，我們也許會驚覺自己用以思考的框架——將某些生命視為「可活的」、「可弔唁的」；哪些是不值得活的、甚至從來沒有活過的「生命」，這些「戰爭的框架」究竟如何產生作用。
而恰恰是當我們清楚意識到這一點，也許事態就有可能出現縫隙，成為造成改變的起點。
《戰爭的框架》平裝版於二〇一〇年集結出版。面對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戰火，美軍在關塔那摩灣與伊拉克的虐囚照片曝光流出、「第一世界」公共知識分子為了該如何回應英美霸權與開啟戰火而辯論不休，種種「震驚」讓巴特勒寫下這幾篇文章。儘管世界局勢變化快速，但戰爭、性政治與宗教不寬容依舊是今日社會的重大分歧與嚴重課題，巴特勒的評論言猶在耳，需要我們細讀審思。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美國後結構主義學者，研究領域為女性主義、酷兒理論、政治哲學以及倫理學等。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修辭學與比較文學系。自耶魯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後，開始從事後結構主義和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研究，被認為是「現代政治理論中最有影響力的聲音之一」和「最有影響力的女性主義理論家之一」。著作包含《性∕別惑亂》（又譯為《性別麻煩》）、《身體之重》、《消解性別》、《欲望的主體》、《危殆的生命》與《非暴力的力量：政治場域中的倫理》等。
譯者簡介
申昀晏
高雄人，目前在西子灣讀哲學。
目錄
＊平裝版導論
＊導論：危脆的生命、可弔唁的生命
＊可存續性、脆弱性、情感
＊刑求與攝影的倫理：與桑塔格一起思考
＊性政治、刑求與世俗時代
＊以規範性為名的非思
＊非暴力主張
特別收錄：譯者解說
內容連載
【摘錄一】出自〈可存續性、脆弱性、情感〉
有幾種方法能探問戰爭時期的「我們」到底是誰，其一是問哪些生命被視作有價值且受人哀悼的，而哪些生命又被認為是不可弔唁的。我們可以將戰爭想為把人口分成「可弔唁」與「不可弔唁」的生命。我們無法哀悼不可弔唁的生命，因為它從未活過，從未被算作生命。許多人之所以發動戰爭，是因為要保護特定共同體的生命，並藉此反對其他人的生命──即便這意味著奪走他人的生命。從這觀點來看，我們便可以看出全球人口是如何被劃分為「可弔唁」與「不可弔唁」的生命。在九一一事件過後，我們在媒體的圖像中看到許多逝者的照片，一旁還有他們的名字、故事、家人的反應。公開弔唁的目的是為了讓這些影像成為民族偶像（iconic），相較之下，非美國國民顯然就不那麼受公開弔唁，非法勞工就更不用說了。
公開弔唁的差別分配是具有極重大意涵的政治議題。至少從安蒂岡妮決定違逆國王的律令、公開哀悼其兄長時，便是如此。各國政府為何如此迫切地規範並控制可弔唁與不可弔唁的生命呢？在美國愛滋感染危機開始的前幾年，公開的守夜活動（public vigils）以及名冊計劃（Names Project）讓人不再將愛滋造成的死亡與公共羞恥一同聯想，這種羞恥有時與同性情慾（homosexuality）相互連結，尤其是肛交，而有時則與毒品和雜交想在一塊。展示出姓名、將生命的某些殘餘部分繡在一起、公開展示並承認生命的逝去等作法，對國家而言皆有所意涵。如果死於當前戰爭的人也以如此公開的方式接受弔唁，那會發生什麼事？為什麼當局者沒有公開所有死於戰爭的人（包含被美國殺害的人）的姓名？為什麼我們永遠看不到他們的影像、姓名與故事，從來沒有看到其生命已然碎解的證明，永遠看不到、觸摸不到，也不會知道他們到底是誰。即便我們不可能將每條受戰爭摧殘的生命都獨一化（singularize），我們仍然有方式記錄那些遭受傷害與摧殘的人口，同時避免將其完全吸納至偶像般的象徵性運作。
公開弔唁與憤怒息息相關，而且是直視不正義或難以承擔的逝去時產生的憤怒，而這種憤怒有極大的政治潛能。這也許是柏拉圖要將詩人逐出城邦的原因之一。柏拉圖認為，如果公民太常觀看悲劇，就會替他們所見的逝去感到難過，而這種公開哀悼會擾亂靈魂的秩序與位階，也會打斷政治權威的秩序與位階。無論我們談論的是公開的弔唁或是憤怒，我們所談的都是情感回應，而情感回應受到權力制度高度規範，有時甚至取決於公開的審查制度。在美國於伊拉克與阿富汗直接參與的當代戰爭中，我們能清楚看見情感是如何被規範以支持戰爭，甚至以更特定的方式被用來鼓吹民族主義的歸屬感。阿布格萊布監獄的照片起初在美國流通時，保守的電視名嘴皆認為把這些照片展示出來是件非常「不美國」的事。我們不該看到美方犯下刑求罪的圖像證據。我們不該知道美國破壞了國際公認的人權。展現出這些照片很不美國，而若在艱困的環境下緩慢搜集資訊、理解戰爭是如何運作的，這也很不美國。保守方的政治評論家比爾．歐萊利（BillO’Reilly）認為，這些照片會創造出美國的負面形象，而我們有義務營造出美國的正面形象。唐諾．朗思非德（Donald Rumsfeld）也說過類似的話，他認為將這些照片展示出來是「反美國」的。當然，這兩人都沒有想過，美國公眾也許有權知道美國軍事活動事務，或以民主傳統中的參與和審議制度為根柢，有權在罪證確鑿的情況下對戰爭進行評判。所以，這些人到底說了什麼？在我看來，此類案例中，想要限制影像力量無異於想要限制情感與憤怒的力量，因為他們清楚知道，情感能夠、也會使公眾反對伊拉克戰爭，事實上也的確如此。究竟哪些生命被視作可弔唁、應當受到保護、屬於應受尊敬的權利主體？這個問題又再一次帶我們回到情感問題。情感是如何被規範的？我們說情感遭受規範時，到底是什麼意思？人類學家塔拉．阿薩德（Talal Asad）近期寫了一本關於自殺炸彈攻擊的書，他首先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在遇到國家發動的暴力事件時，我們不總是會感到恐懼與道德反感，但看見自殺炸彈攻擊時卻會出現這些感受？
他之所以這麼問，並不是因為他認為這些暴力所採取的形式都是一樣的，更不是說我們應該要對兩者都產生同樣的道德憤怒。他好奇，我也好奇：為何我們的道德回應（首先採取情感形式的道德回應）隱約受到特定詮釋框架所規範？他的命題是，對於特定條件下逝去的生命，我們會產生恐懼與道德反感，但對其他條件下逝去的生命則不然。例如，如果某人在戰爭中殺人或遭受殺害，而戰爭是由國家所發動，且我們認為國家具有合法性，那我們就會認為死亡是令人惋惜、難過且不幸的，但不會因此認為這從根本上來說是不正義的事情。根據阿薩德的說法，在同樣的情況下，若是被認為非法的叛亂團體犯下了暴力罪行，我們的情感就難免會發生改變。
在我看來，身體是我們遭逢諸多觀點的場所，但這種種觀點並不一定屬於我們自己。他人是如何與我遭逢並使我延續下去的，這從根本上便奠基於這副身軀所處的社會與政治網路。他人如何看待並對待我、其看待與對待是如何幫助這條生命或使其不可活等，也是一樣的道理。因此，我用以理解我自己或我的可存續性的性別規範，並不僅是我自己製造出來的。我試著判斷我究竟是誰的時候，早已處在他者的掌控之中。在行使我的能動性時，我早就處在我從未選擇的世界之中。那麼，隨此論證而來的是，特定種類的身體會比別種身體顯得更為危脆。支持或同意「人命」是值得保護、庇護、活、哀悼等的概念，取決於該身體的形式為何，或大致屬於哪種形態學。這種種規範架構事先奠立了哪種生命才是值得活的生命、哪種生命值得保存，以及哪種生命將來值得接受哀悼。這類生命觀遍及當代戰爭，且悄悄地正當化當代的戰爭。生命被劃分為「代表某類國家的生命」以及「代表以國家為中心的自由民主國家（state-centered liberal democracy）的威脅」，這樣一來，便能有正當的理由以某些生命之名來發動戰爭，而在戰爭中摧毀其他生命時，也能以此替自己提供正當的辯護。
這種分裂具備許多功能：建構出對依存的拒認（disavowal）並排除對普遍化的危脆條件之肯認，繼而否定其社會意涵與政治意涵，不認為相互依存是普遍化的條件之一。即便並非所有形式的危脆性都是透過社會與政治安排而生產出來，以平等主義的進路極小化危脆性的條件，仍是政治的任務之一。戰爭正是極小化某些人的危脆性並同時極大化其他人的危脆性。我們能否對此做出憤怒的回應，取決於我們是否領會到有價值的生命在戰爭中受到傷害或失去性命，且沒有任何效益主義的計算方式能讓我們度量這些生命的極貧（destitution）及逝去。但如果我們是社會性的存有者，而我們的存續有賴於對相互依存的肯認（這種肯認並不一定奠基於知覺到彼此的相似性），那麼，我就不是作為孤立且有邊界的存有者而存續，反倒該說我的邊界讓我暴露於他者，且這種暴露是時而自願時而非自願的（有時則兩種同時發生）。換言之，這種暴露正是社會性與存續的條件。
「我是誰」的邊界正是身體的邊界，但身體的邊界卻從來就不完全屬於我。大多時候，存續奠基於身體那建構出來的社會性（constitutive sociality of the body），而非既定的自我邊界（boundary to the self）。然而，一旦從表面與深處皆將身體構思為「社會性的」，身體便成為存續的條件，也是在特定社會條件之下危及我們的生命及可存續性的物事。不同形式的物理強迫正是加諸於身體的非自願強迫力（unwilled imposition of force）：受到制約、窒息（gagged）、遭強制暴露、儀式性的羞辱。那麼，我們也許需要探問，對於物理脆弱性被以此方式利用的生命而言，該如何解釋其可存續性？當然，身體從不完全屬於自己、並非有既定邊界且自我指涉，這則事實是熱切的遭逢（passionate encounter）、慾望、渴望、提問（address）以及提問的可能等諸項條件，活著的感受（feeling of aliveness）正是奠基於此。
但所有的非自願接觸也源自此事實：身體在社會時空之中找到其存續的可能，而這種暴露或剝奪（dispossession）正是在非自願脅迫、約束、物理傷害、暴力等案例中，遭受利用之物。
在此，我想短暫探討近期出版的《來自關塔那摩灣的詩作》（Poems from Guantánamo），並藉此來思考戰爭境況下的可存續性。該詩集收錄了倖免於美國國防部審查的二十二首詩作。事實上，大多數由關塔那摩灣俘虜所寫的詩作，不是被摧毀就是被沒收，且絕對不允許將其託付給出版這本小書的律師與人權工作者。夏柯．阿布杜拉荷姆．穆斯林．多斯特（Shaikh Abdurraheem Muslim Dost）寫了超過兩萬五千詩行的詩作，都被軍方摧毀了。當五角大廈提供其審查制度的理論基礎時，它主張詩作的「內容與格式」對國安「產生特殊的風險」。我們不由得好奇其內容與格式究竟為何如此具有煽動性。真的是詩的句法或形式對國安造成威脅嗎？難道其詩作證實了刑求的存在？還是說，他們明目張膽地批判了美國，因為美國假惺惺地主張自己是「和平的守護者」，卻對穆斯林有著不理性的憎惡？可是，既然在社論和散文中都能提出這類批判，那詩作又為何特別危險？
在此與讀者分享薩米．哈集（Sami al-Haj）詩作〈在枷鎖中受辱〉（Humiliated in the Shackles）的兩句詩行。哈集在移監至關塔那摩灣之前，曾在阿富汗的巴格拉姆（Bagram）以及坎達哈（Kandahar）的美軍監獄中遭受刑求，近期才從關塔那摩灣中釋放出來。他如此寫道：
我在枷鎖中受辱。
我該如何作詩？
現在該如何寫作？
經歷枷鎖與暗夜與苦痛與淚水之後，
我該如何寫詩？
哈集證實刑求確實存在，並探詢該如何在受辱之後，仍能將字詞形塑為詩作。然而，他用來質疑自己作詩能力的這幾句詩行，本身便是詩作。因此，詩行展現出了哈集無法理解的物事。他寫詩，但詩所做的正是公開探詢其自身的可能性。一副遭受刑求的身體是如何形構出這些語彙的？哈集同時也問道，遭受刑求的身體為何能產出詩作，而其中的語彙又是如何出現並存續的？他的字詞從刑求的情境，也就是受迫的情境，轉變為發言（speech）。遭受刑求的身體與在紙頁上形構出字詞的身體，是同一具身體嗎？
語彙的形構與存續、存續的能力、可存續性皆緊緊相連。我們要記得，關塔那摩灣囚犯起初遭受拘留時，他們會把詩刻在從監獄餐點中拿走的杯子之上。杯子是由苯乙烯樹脂泡沫所做，不但便宜且是廉價的標記（emblem）。杯子之所以柔軟，是為了不讓囚犯取得玻璃或陶瓷這類能更輕易用作武器的材質。有些人會用小石子或鵝卵石來將語彙銘刻於杯子上，並於牢房中流通這些詩作；而有時牙膏也被用作書寫工具。很顯然地，美軍後來為了彰顯其人道待遇，便開始發放紙張與合適的書寫工具，但以這些工具完成的作品幾乎都被摧毀殆盡。……
＊＊＊＊＊＊
【摘錄二】出自〈刑求與攝影的倫理：與桑塔格一起思考〉
……在《旁觀他人之痛苦》的最後一章，桑塔格試著反駁她早期的攝影批判。在一次情感充沛、幾乎惱火的公開抗議之中，桑塔格以不同於她平常謹慎斟酌的理性主義語氣，說道：「讓暴戾的影像縈繞著我們！」早先，她貶低照片的力量，認為那只不過是將其「縈繞著我們」的效果加於我們之上（而敘事則有能力讓我們理解），但現在正是這種「縈繞著我們」的力量能為我們帶來理解。我們看到照片且無法輕易放下（let go of）這觸及我們的影像。影像讓我們更進一步理解人命之脆弱與終有一死（mortality），以及政治場景中死亡的風險。在《論攝影》中，她在寫下這段話時似乎早已明白這點：「照片道出生命步向毀滅時的無辜與脆弱，而攝影與死亡之間的連結縈繞著所有人的照片（photographs of people）。」
也許桑塔格在寫作時受到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影響，畢竟是巴特在《明室》（Camera Lucida）中主張，以前未來式的時態來塑造一張臉、一條命，是攝影影像獨有的能力。照片轉述的與其說是當下這個時刻，毋寧是某個時間的觀點、渲染力，而這個時間是「這將會結束」（this will have been）。照片的運作模式有如一部視覺的編年史──照片「未必顯示已不存在者，而僅確切顯示曾經存在者。」但每幅攝影描繪都至少以兩種時態模式「說話」，既是「曾經存在者」的編年史，亦是「將會結束者」的前設確定性（protentive certainty）。巴特非常著名地寫下攝影如何預知路易斯．拜恩（Lewis Payne）在獄中靜待絞刑：「他將要死去。我同時讀到：這將發生，這已發生。我心懷恐懼，觀察這以死亡為賭注的過去未來式〔譯按：即前未來式〕。照片對我顯示了意定姿態的絕對過去式（不定過去時），且意指了未來式的死亡。」但並非所有被法庭公開判死的人或所有已故者都擁有這項特質，因為對巴特來說，「不管被拍者已死去與否，任何照片都是這樣的災難」，照片設置並引發的觀點，讓我們得以看見生命的絕對過往性（absolute pastness of a life）。
這種「絕對過往性」是在什麼條件下才能與憂鬱的力量抗衡並開啟一種更為明確的弔唁形式？這種賦與生靈（其生命並非過往）的「絕對過往性」，是否正是可弔唁性？肯定某條生命確實存在過，即便是存在於生命本身之內（within the life itself），即是強調那條命是值得弔唁的生命。在此意義下，照片透過其與前未來式的關係，安置了可弔唁性。在此，我們不免好奇，這種觀點是否與桑塔格的呼籲有所關聯：「讓暴戾的影像縈繞著我們！」桑塔格的律令表示，在某些條件下，我們能拒絕被照片所縈繞，或照片的夢魘無法觸及我們。如果我們沒有被照片所縈繞，那世上便沒有逝去，沒有任何生命逝去。但如果我們受照片所動搖或縈繞，那是因為照片活得比其紀錄對象更久，因此能對我們造成影響；照片事先奠立了某個時間，而在這時間中，逝去將會被證實為逝去。
因此，照片透過其「時態」與生命的可弔唁性連結，預期並執行了可弔唁性。這麼一來，我們便得以事先被他者的苦痛或死亡所縈繞。或者，我們也可以在事後證實並開始弔唁之後，才開始受照片所縈繞。照片不僅透過情感效應運作，還透過設置特定的證實模式（mode of acknowledgment）。照片「主張」生命具有其可弔唁性：其渲染力同時具有情感面向與詮釋向度。如果我們能被照片所縈繞，我們便能證實曾經有生命逝去，因而能更進一步證實生命曾經存在：這是認知、認識的第一步，但同時也是一種潛在的判斷，而這判斷要求我們將可弔唁性構思為生命的先決條件，亦即只能透過照片本身設立的時間性，並以回溯性的方式發現的可弔唁性。「某人將會活過」是以現在式的時態說出，但這句話指涉的卻是將臨的時間與逝去。因此，對過去的期盼便強調了照片特有的能力：將可弔唁性建構為可為人所知的人命（a knowablehuman life）的先決條件──被縈繞正是在精確知道該生命以前，認識該生命。
桑塔格的主張倒沒有這麼強大的野心。她寫道，照片能成為一項「邀請：去注意、反省〔……〕檢查建制當局如何自圓其說地解釋苦痛原由的文飾辭令。」在我看來，在國際攝影中心策畫阿布格萊布監獄照片的展覽正是做到了這點。但對我來說更耐人尋味的是桑塔格在九一一書寫與︿旁觀他人受刑求﹀中逐步升高的憤怒，在這些書寫中，儘管照片能讓她感受到憤怒，她仍認為照片無法告訴她如何將該情感轉變為有效的政治行動。她承認，她過去的確以道德譴責反對照片，因為照片雖然能激起憤怒，卻無法告訴我們憤怒該往何處去；因此，照片激起道德情感的同時，也確定了我們的政治癱軟。而即便這種挫敗感使桑塔格備受挫折──而這挫折感出自她作為第一世界的知識分子，總是認為自己能做些什麼──因此又再一次使她無法關注他人的苦痛。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