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特種作戰部隊:
對抗中國的關鍵力量
作者:Justin Woodward少校,美國特種部隊軍官,經歷多場戰爭,研究非常規作戰,在陸軍不同職位服役13年。
「大衛與歌利亞」(註一)的故事呈現了不對稱作戰的核心意義。較小、看起來較弱的對手用非傳統的不對稱方式,來打敗、對抗更大、看起來更強的對手。
今天,全世界都無法忽視正在崛起的歌利亞:中國。
中國正在崛起,並試圖在國際舞台上找到一席之地,目標瞄準印太地區。當列強調整面對中國擴張時,沒有人比小小的台灣島,看起來更像大衛。
隨著中國軍力及影響力擴張,台灣必須強化其不對稱優勢,避免被中國軍力超越。在統一的特種作戰指揮部下,重新組織台灣的特種作戰部隊(SOF)、融入非傳統作戰概念,並將之納入新的台灣軍事戰略中,能優化、提升並鞏固台灣的防衛構想。
中國的期待
《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以及《2018年國家防衛策略》中明確將中國標定為帶著修正主義野心的大國競爭者。近來,中國在其2018年國家戰略中展現野心,試圖在2049年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個戰略的執行者,也就是中國共產黨(CCP),將此策略框架做為實現其長久以來國族主義者渴望中國重返強大、繁榮、取得領導地位的嘗試。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戰略中,包括了採取一切必要手段奪取和控制台灣。事實上,從1949年中華民國(ROC)自中國大陸播遷台灣後,台灣便實質存在著自己的政府和軍隊。至今,台灣擁有民主選出的政府組織及超過兩千三百萬的人口住居。這座島國坐落於第一島鏈的關鍵位置,且是中國往印太地區擴張的跳板。台灣本島的大小相當於紐澤西,並位於中國南方海域、與中國隔著約兩百公里的台灣海峽。
中華民國軍隊能對抗挑戰嗎?
台灣軍方負責捍衛台灣自己的領土和維護台灣主權。雖然美國官方承認的中國政府,在1979年由中華民國(ROC)轉換為中華人民共和國(PRC),美國依據台灣關係法(TRA)與台灣維持非官方關係。台灣關係法令美國得出售防禦性武器予台灣,讓台灣能自衛、讓美國維持防衛台灣的能量,但不承諾防衛台灣-這個政策被稱為「戰略模糊」。美軍維持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台灣任一方發動攻擊時即可能介入的嚇阻能力使區域內保持一定程度的穩定。然而,中國在軍事和經濟上的崛起,讓天秤開始朝著有利於北京的方向移動。
雖然接受美國軍售超過四十個年頭,中國不斷增長的軍事力量削弱了台灣的防禦能力。台灣現在正處於一個迫在眉睫的巨人陰影之下,試圖抵銷中國的軍事優勢。2019年,台灣的國防預算約為109億美元,而中國的軍事預算約為台灣的15倍,高達1740億美元。五角大廈在《2020年年度防衛報告》對中國軍力的描述是「中國數十年的軍事現代化過程,已經打破、消滅台灣在歷史上兩岸衝突環境中所享有的優勢。」儘管如此,面對中國持續提升的軍力,台灣並非坐以待斃。台灣的軍方高層亦認知到所要面對的威脅,並建立新的整體防衛策略。
啟動不對稱作戰
台灣政府在新的防衛策略上,發展新的不對稱作戰構想與戰力的「整體防衛構想(ODC)」來對抗日益增加的軍事威脅。《2019年中華民國國防白皮書》中指出,中華民國軍方認知到解放軍(PLA)與國軍間的差距。這份報告強調「攻擊、防衛資訊與電子作戰(EW)、高速匿蹤載具、岸基機動飛彈、快速布雷與掃雷技術、無人空中系統與關鍵基礎設施防衛」是必須強化、發展的部分。「整體防衛構想」評估有限的資源,並設法最大化其跨領域能力,在危急時刻對抗敵方武力。「整體防衛構想」提出制度改革、重新擬定目標、建立新的干擾戰力。雖然這些構想完全符合不對稱作戰核心價值但卻被賦予在傳統部隊身上,且與非常規作戰的概念亦毫無整合。
「整體防衛構想」創造一個絕佳的機會,來重新定義台灣特戰部隊(SOF),以及建置其特有的非常規作戰能量以支持國家防衛策略。非常規作戰的定義是「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試圖影響群眾及撼動統治正當性的作為」並且「有利於間接、不對稱途徑,雖然可能全面性地動用不同類別的軍事及其他能量以解除敵方的權力、影響力與意志力。」非傳統作戰目的是令對手付出極高代價並使之陷入困境。目前,台灣沒有專精於執行非傳統作戰的部隊。進言之,台灣特戰部隊不完整地分散由各軍種各自編成,缺乏統一指管。大部分特種作戰部隊由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管轄。特戰部隊編制在航特部下的原因,最有可能是歷史背景。1960年代台灣訓練特戰部隊作為快速反應單位,以配合、執行空中突擊、打擊任務,因為這個歷史背景,特戰部隊經常用來在戰術上輔助傳統部隊。 在這場「大衛與歌利亞」的對抗中,特戰部隊最適合作為動態、彈性的非正規工具,來對抗更強大的敵人。
(圖片來源:國防部青年日報社)
必要的改變
若要建立非常規作戰能量,特戰部隊便必須改變其組織、訓練與準則。台灣特戰部隊獨特之處,在於負責軍隊的非傳統作戰任務。這些單位能藉由非傳統手段,襲擾、削弱、反制、先發制人、顛覆敵方勢力,且不容易被反制及標定。此外,整合特戰部隊至執行非常規作戰的聯合指揮部下,能提升指管能力、強化效率並協助傳統部隊指揮部。聯合特戰指揮部下的非常規作戰能量,令台灣國防部有直接(傳統)或間接(特種作戰)手段可用於不對稱作戰上。事實上,台灣承襲了非常規作戰的構想,回溯到國民黨執政時期的部隊編成與戰力(註二),其戰略目標是收復大陸。因此,非常規作戰構對台灣軍方來說應不陌生。
重組、改革台灣特戰部隊不用國防部大筆投資,因為這些特戰部隊早已存在,惟缺乏集中管理與賦予任務。建立以非常規作戰為核心目標的聯合特種作戰指揮部(註三),可以為國防部帶來低成本的巨大優勢。調整到專注於非常規作戰任務,不代表台灣特戰部隊必須放棄其核心戰力。相對的,這樣的轉換令部隊有準備、適應、並面對挑戰的機會。發展非常規作戰任務目標、能量與專業也能協助對抗解放軍特戰單位、第五縱隊對台灣的活動。
善用非常規作戰的聯合特戰指揮部,結合傳統兵力讓「整體防衛構想」在面對重要關頭時有巨大優勢。「整體防衛構想」分成三個階段;「戰力保存」、「濱海決戰」及「殲敵於灘頭」。在「戰力保存」階段的目標,是提升台灣軍隊面對解放軍第一波攻擊的存活率,並準備進行反擊。「濱海決戰」是主要部隊對抗階段,目的是在敵軍上岸前,便將之削弱、消滅。最後一個階段,「殲敵於灘頭」是被削弱的敵軍開始登陸作業。具有非常規作戰能量的聯合特戰指揮部,可以在「整體防衛構想」任何一階段與傳統部隊進行整合。
在「戰力保存」階段,非常規作戰在各領域建立非正規防禦性機動、適應性強的打擊能量,增加敵方選定目標的複雜度。獨立機動打擊能力能強化戰力保存;應用非正規載具能提升生存力與防護力。聯合特戰指揮部也可以發展跨領域、非傳統預警能量,做為早期預警系統。除此之外,該指揮部也可以建構另一套廣域頻譜的通訊架構,強化生存率並降低解放軍削弱、干擾軍事通訊網路的能力。
在「濱海決戰」階段,將可以預期敵方會打擊傳統指揮系統、通訊節點,在戰場上造成我方疲勞、混亂。而特戰部隊則能夠在殺傷鏈、執行目標標定和通訊架構中建立備援。聯合特戰指揮部具有非標準形式的組織彈性,可在通訊弱化的環境中獨立作業,且能同時攻擊地面、海上或空中高價值目標。特戰部隊在非連續的前線上,可藉此嚴重削弱或干擾敵方指揮系統、通訊節點的反擊,造成敵方同時產生多重進退兩難的困境,來協助傳統部隊進行戰鬥。
「殲敵於灘頭」是最後一階段。台灣在這階段本來就俱有防衛優勢,因為其天然海岸線能進行登陸作業的區域有限。然而,關鍵武器系統或指揮管制(C2)節點可能已經被消耗或干擾。此時獨立運作的特戰部隊運用有限的通訊系統,配合機動佈署的對地/對海/對空武器削弱來犯的敵軍,讓傳統部隊有時間重新組織、集結。如此規模小且俱有高度彈性的部隊,在通訊有限的環境或防線的前、後方作業,將對攻擊方將造成嚴重威脅,並且混亂對方鎖定目標的能力。聯合特戰指揮部能藉由整合傳統部隊與後備部隊,提供指揮管制能力,並讓戰力倍增,以及善用天然、非軍事資源來支援灘頭防衛作戰。
在「整體防衛構想」階段中,運用非常規作戰的聯合特戰指揮部面對強大的攻擊方時,能產生巨大的優勢。特戰部隊的優勢包括:獨立通訊網路;在戰場上運用非正規方式機動、識別、搜索、標定敵方關鍵弱點;統合傳統部隊、後備部隊間的指揮管制等。未來的非常規作戰戰術可朝建立軍事架構、在敵方入侵時為台灣民眾提供指引等方面發展。在特定狀況中,台灣特戰部隊可以在戰力乘數的計算中發揮其特種技術並與現地民眾共同作業以標定、擊退敵人進而保衛家園。
(圖片來源:國防部青年日報社)
2020年台灣海峽的大衛與歌利亞
然而大衛在對抗歌利亞時,並沒有時間增加他的力量,但大衛利用不對稱作戰的策略抵銷了歌利亞的優勢並打敗了他。非常規作戰在運用得當時,可以達成、支援、補足整體防衛的成果。當「整體防衛構想」巧妙地建構了未來台灣防衛能力的傑出方法,非常規作戰無疑是必須被整合來支持「整體防衛構想」的關鍵戰力。非常規作戰並不適合由傳統部隊執行,因為非常規作戰需投入專業化訓練、組織、領導和物資來建立其能量。
特戰部隊是獨特的組織,適合執行非常規作戰,搭配傳統部隊與其任務。只要進行極少量的投入和組織改革,台灣便能建立一個特種作戰指揮部,且能在各領域執行非常規作戰任務。這些能量即是打擊解放軍入侵和在建立對抗強大敵軍時建立優勢的有效且確實的方法。中國入侵的威脅依然是台灣須要持續面對的課題,尋求如非常規作戰這種抵銷及不對稱的作戰途徑,方能使台灣保有選擇及策略空間以繼續防衛家園。
註一:David vs Goliath-大衛與歌利亞,源自聖經撒母耳記上第17章,說明大衛如何「以小勝大,以弱制強」戰勝巨人歌利亞。
註二:例如裁撤前的政戰特遣隊。
註三:指的即是類似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United State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縮寫USS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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