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忠偉觀點:
從右翼電影《永遠的0》
看神風特攻隊的神話
2022-07-31 07:10 風傳媒
賈忠偉*作者為文史工作者
在電影《永遠的0》中,主角宮部久藏看似是一位迫於無奈而參戰的飛行員,但依舊為他主動選擇成為「神風特攻隊」的行為披上了一層浪漫主義、英雄主義的外衣。(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在電影《永遠的0》中,主角宮部久藏看似是一位迫於無奈而參戰的飛行員,但依舊為他主動選擇成為「神風特攻隊」的行為披上了一層浪漫主義、英雄主義的外衣。同時,強調所謂家庭意識,來悄悄操弄當代觀眾的戰爭認知與史觀。通過對宮部久藏家族之愛的刻畫,將侵略戰爭美化成為一場為了保衛家人而不得不進行的自衛戰。片中另一個典型例子是這麼一個情節:一群年輕人聚餐時談及神風特攻隊的話題,有人議論「當年的神風特攻隊跟如今自殺式恐怖分子不都是一回事,都是被洗腦了」。結果,主人公佐伯健太郎拍案而起,予以反駁:「不一樣!特攻隊日標是航母,而航母是武器、和對平民進行無差別襲擊的自爆恐怖分子完全不一樣!」於是,在《永遠的0》為觀眾構建的語境中,神風特攻隊成為軍國日本英雄主義的實踐者。
2014年,美國海軍協會(USNI-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或譯為:美國海軍研究所,為私人非營利的專業軍事協會),撰文批評《永遠的0》:「沒有說明戰爭究竟是如何爆發的,將日本侵略者描寫成了被害者乃至殉道者。」
《永遠的0》原著作者為——百田尚樹,他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重要的幕僚與支持者。2014年,他在為另一位日本極端右翼政治人物、前航空自衛隊幕僚長(等同上將編階)母神俊雄助競選東京都知事時,不但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還稱其為虛構。此外,他也多次質疑東京審判(東京大審),主張日本「重建軍隊」。這使得日本著名動漫導演宮崎駿在《永遠的0》電影上映後,就公開批評此片「右傾」、「捏造戰爭神話」。(註一)
放置於靖國神社遊就館外的神風特攻隊銅像。(圖片摘自日本靖國神社網,作者提供)
海軍首創神風特攻隊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同時也在東南亞各地攻城掠地,「太平洋戰爭」正式爆發。最初日軍在太平洋戰場所向披靡。但好景不常,1942年6月初,日本在「中途島戰役(Battle of Midway)」慘敗後,就逐漸失去海上優勢。隔年(1943年),日本被迫開始從太平洋戰線撤退。為了防止盟軍攻擊日本本土,海軍中將大西瀧治郎提議大規模的組織——「特攻隊」。「特攻隊」其實是「特別攻擊隊」的簡稱,簡單地說就是以武士道精神,按照「一人、一機、一彈換一艦」的要求,對美國艦艇、陸軍部隊、重要戰略目標實施自殺式襲擊的「特別攻擊隊」。曾親身經歷這些自殺攻擊,心有餘悸的美軍就給「特攻隊」取了「俯衝惡魔」(Devil Diver)的綽號。「特攻隊」創立的時間是在1944年10月20日,是大西瀧治郎的首席參謀豬口力平(1903~1983,畢業於日海軍兵學校第52期,戰後變更姓名為:詫間力平)大佐以一個叫做「神風流」的道場為名(註二),同時他將首批「(神風)特別攻擊隊」分成四個攻擊隊──「敷島」、「大和」、「朝日」和「山櫻」,總共改裝了24架零式戰鬥機。而這幾支特攻隊的名稱都是取自江戶時代力主驅逐儒佛、回復古道的日本國學家本居宣長(1730~1801)所做的和歌——《人問敷島(指日本)大和心,朝日爛漫山櫻花》(敷島の大和心を人問はば 朝日に匂ふ山桜花)。在日本歷史上,本居宣長首創把櫻花和大和魂串在一起,讓櫻花成為光輝日本的精神象徵。只是日本軍閥卻徹底了改變這種象徵意義下的櫻花,把它們變成凋落的櫻花瓣來隱喻特攻隊的淒美與哀傷。
後來陸軍雖立即成立了「萬朵」、「富嶽」等「特別攻擊隊」來還以顏色,但因「神風特攻隊」在首戰中大出風頭,因此後世便把所有「特攻隊」皆統稱為「神風特攻隊」。而當時除了我們熟知的空中自殺攻擊外,其實還有水面或潛水的自殺攻擊,如「震洋特攻隊(自殺式特攻艇)」、「回天特攻隊(回天共有三種機型,其中有兩種可供兩人乘坐,大多數為一人乘坐之攻擊潛艇)」、「伏龍特攻隊(一人乘坐之攻擊魚雷)」、「海龍特攻隊」、「蛟龍特攻隊」與「丹羽戰車特攻隊」等極少數的陸上自殺攻擊隊。其實神風原本的讀法是:Shimpoo,但卻被誤讀成Kamikaze,後來便以此留名歷史。
特攻隊實際建功不多,但自殺式攻擊的確對美軍造成心理恐懼
1944年10月21日,「大和隊(雙機)」的隊長久納好孚中尉(Yoshiyasu Kuno,1921~1944,愛知縣人,後追贈為少佐/少校)因氣候惡劣而成為第一個出擊未歸的特攻隊員。而特攻隊最有名的則是10月25日由畢業於海軍兵學校第七十期的關行男大尉(上尉)(Yukio Seki,1921~1944,愛媛縣西條市人)領軍的「敷島隊」,「敷島隊」總共擁有5架改裝過的零式戰鬥機。1944年10月25日的菲律賓「雷伊泰灣海戰(Battle of Leyte Gulf,或譯為:「萊特灣海戰」)」時,「敷島隊」奉命出擊。關行男在執行完「自殺任務」後獲追贈為海軍中佐(中校)。雖然在「雷伊泰灣海戰」中,「神風特攻隊」並沒有對美軍造成預期中的重大傷害,反而在戰役中損失了——「千歲號(Choitse)」、「瑞鶴號(Zuikake)」、「瑞鳳號(Zuiho)」、「千代田號(Chiyoda)」等4艘航空母艦,以及20多艘戰艦、潛艦、數百架飛機和大多數訓練良好的飛行員(陣亡海軍超過1萬人),剩下的少數艦艇也因為缺乏油料而無法出港。(註三)但自殺式的攻擊的確造成美軍的心理恐懼,因此鼓勵了日後日本海軍對於自殺戰術的擴大運用。
雷伊泰灣海戰(Battle of Leyte Gulf,或譯為:萊特灣海戰)的船艦損失。(作者提供)
職業軍人多不願意參加特攻隊,只能讓學徒兵上場擔任犧牲代打
不過諷刺的是,除了第一波自殺攻擊是由海陸軍軍校畢業的職業軍人組成外,後來約85%的特攻隊員都是由海軍的飛行預科實習生和「學徒兵」所組成,甚至連「敷島隊」的指揮官——關行男最初在被大西邀請(暗示、要求)加入「特攻隊」時,也曾經沉默了好幾分鐘的時間才勉強接下自殺任務(有的記錄說是考慮了一晚才答應)。關行男在出擊前曾接受——同盟通信社特派員、帝國海軍報導組員的小野田政的採訪,當時他是這麼說的:「報導班員啊,日本這個國家已經完蛋了。他們竟然要殺死像我這樣優秀的飛行員。我有自信就算不採用自殺攻擊,也有辦法讓五十番(500公斤的炸彈)擊中敵方空母的飛行甲板。」採訪地點是機場旁邊的河畔。關行男接著說道:
「我不是為了天皇陛下或日本帝國執行任務,而是為了最愛的KA(日本海軍稱呼妻子的暗號)。既然是命令那也無可奈何,萬一日本戰敗,KA可能會被美國佬強暴。我是為了保護她才死的,我是為了心愛的人而死。怎麼樣,很了不起吧!」只可惜這段話並沒有被報導出來。關行男戰死後,採訪記者本來想寫一篇題為《凡人關大尉》的報導,但軍部得知後怒不可遏,命令他重寫一篇。
「關行男才不是那種掛念兒女之情的人,特攻隊員都是軍神。把神明當成一個普凡人來報導,實在太不像話了。連這點道理也不明白,你沒有資格當日本國民!小心我槍斃你」
軍部主張,特攻隊員不是為了保護心愛的妻子和家人才死的,報紙則是把敷島隊的「輝煌戰果」形容成「神鷲忠烈,萬世璀璨」,當中還有許多「殉義忘身」之類的表現方式。捨棄性命化作神風拯救國難被視為崇高的極致,足以為列仙班⋯⋯(註四)
關行男陣亡後,自然依照軍部的計畫被捧為「軍神」而四處傳頌。然而,日本戰敗之後,關行男卻因為社會氣氛的改變,而被當成「送死特攻」的始作俑者,遺族不但備受社會排斥,生活也陷入困境。新婚妻子最後被迫改嫁,其母僅靠賣餅維生,直到石鎚中學校雇用其為學校雇員後生活才較為穩定,1953年過世。關行男就此被世人遺忘直到1975年(昭和50年)愛媛縣西條市楢本神社(內祭祀西條市的守護神)建「關行男慰靈之碑」才重新喚起日本人的注意。其後至今每年10月25日上午10時,日本空中自衛隊均會派出5機編隊飛過楢本神社上空向其致敬。到1979年(昭和54年),神社內又特別設置了——【特攻隊紀念館】(全名為:大東亞戰爭・特攻記念館),來紀念當時因戰爭而無謂犧牲的眾多特攻隊員。
位於四國愛媛縣西條市楢本神社內的「關行男慰靈之碑」。(圖片來自楢本神社網頁,作者提供)
為了讓特攻隊員「甘心去死」 日本軍方提供毒品來壯膽
前面提過,因為找不到足夠的職業軍人志願擔任「特攻隊」,逼的軍方改口辯稱——由於熟練飛行員必須保護與護送「特攻隊」至敵方艦隊,因此必須改派飛行訓練與經驗不足——平均年齡只有17歲、大多數是未成年的「學徒兵」和海軍預科實習生(海軍預備學生)去戰場出敢死任務(送死),而這也是絕大多數陣亡的「(神風)特攻隊」隊員幾乎都是中尉以下菜鳥的真正原因。
「(神風)特攻隊」的選拔方式除了透過洗腦式的愛國教育外,很多人其實是在集體意志壓力的催化下——因無法拒絕而被迫「打鴨子上架」的。其間就算有人鼓起勇起拒絕,但下場卻可能非常悽慘,最輕的只是被羞辱、排擠甚至被毒打一頓,嚴重的還會因此失去性命(註五)。同時為了減低這些人面對死亡時的恐懼感,日軍在出任務之前,都會給這些自殺隊員服用一種由「麻黃草」內含之麻黃素純化製成、名為:脫氧麻黃鹼(methamphetamine)的交感神經亢奮劑,脫氧麻黃鹼即苯丙胺,又名: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安非他命」(amphetamine/冰毒,註六)。
所以「(神風)特攻隊」其實沒有如後世所歌頌的那般「愛國」與「勇敢」,被選上「特攻隊」之後的大多數時間,他們滿是無奈與迷惘。日本著名的「非小說類作家(紀實作家)」——日高恒太朗(本名:日高盛久,1952~2014)在他訪問戰後還幸運生存的「特攻隊員」後所寫之《不時着(不時着特攻--「死」からの生還者たち)》(本書榮獲2005年第58届──「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不時着」的中文意思是:「被迫降落」或「緊急降落」)這本書裡就不客氣的指出:「戰後(指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最為喋喋不休地讚美特攻隊(神風特攻隊)的人,正是一邊推著別人去特攻,自己卻苟活到戰後的『菁英將校』們。至於能夠寫出回憶錄的特攻隊員,多半也是在訓練和等待出擊中混到戰後的」。
1945年以《A Bell for Adano》一書獲「普利茲小說獎(Pulitzer Prize for Fiction)」的美國作家——約翰․赫西(John Hersey,1914~1993,生於中國天津,10歲隨父母返回美國,中文名韓約翰),在他寫的《神風特攻隊飛行員》文章中也描寫了一位較具頭腦和判斷力的神風特攻隊員。
赫西寫道:「有不少飛行員表現出的盲目效忠的精神遠沒我們所想的那麼狂熱」,文中引述了一位被俘神風特攻隊的話說:「我來到克拉克基地(位於菲律賓)的幾天以前,因為無事可做就去檢查我駕駛的飛機,卻發現一個傻乎乎的技師在我的飛機上綁定了個炸彈。我氣壞了,臭罵了他一通。他只是說,『非常抱歉,上面的指示。』他們到底想對我做些什麼?於是我來到總部,告訴上級這個混蛋技師的所作所為。總部的人說「噢,現在我們都是這麼操作的」,我反駁道:『你們願意這麼做,我可不願意!我討厭這種绑定炸彈的做法。』聽了這些他們怎麼辦?他們逮捕了我。整整一晚上,都有人看守監視我⋯⋯於是早晨的時候,我告訴他們:『好吧,我願意為天皇做此次飛行』,然後我就被放了。很快我看機會來了,就把降落傘放在飛機上。隨後我們奉命出使任務,但他們讓我覺得卑鄙噁心,我怎麼辦呢?我從飛機上跳傘了。」(註七)
坂井三郎批評日本海軍是具有惡名昭彰之「人體隔離」思想的舊式軍隊
曾經在中國戰場服役,之後在太平洋戰爭時期成為日本的王牌飛行員的坂井三郎(Saburo Sakai,1916~2000)對於明治維新後海軍(包含陸軍)所形成:軍官對士官兵(也包含由士官兵晉升為軍官者)——壓迫型的官僚體系也相當不以為然,他認日本海軍原封不動的將傳統英國貴族式海軍思想移植過來是錯誤的。坂井直言:軍官其實是封建的舊武士化身,也就是日本海軍不但復刻了舊的幕籓體制,甚至更為封閉、威權。
他以海軍航空隊為例,同樣是執行飛行戰鬥任務,軍官不但有單人房,還配有隨從兵(傳令兵)服侍。士官與士兵卻只能睡在大通鋪。吃的也不一樣不說,甚至連慰安婦也分級分類,也就是說,服務士官兵的慰安婦是沒有資格服務軍官的。就因為階級的壓迫相當嚴重,坂井三郎在戰後不但從不參加所謂的戰友聚會,也曾不客氣的公開批評——日本海軍是具有惡名昭彰之「人體隔離」思想的,因為軍官曾來不重視基層士官兵的死活,只會無情且無理的要求與壓迫部屬執行任務而已。
由於坂井三郎並非正統日本海軍兵學校(舊日本海軍官校)畢業,他是靠著過人的天賦與不斷的努力,花了10多年的時間才升上少尉,這段期間受到許多不人道的待遇,凌虐與毆打更是每天都必須面對的家常便飯。
坂井三郎。(作者提供)
坂井戰後的著作頗豐,有——《大空のサムライ/天空的武士(台灣譯為:荒鷲武士,由黃文範翻譯,九歌於1999年出版)》、《坂井三郎空戰記錄》、《零戰之命運(正體中文版由麥田於1997年出版,廖為智翻譯》、《零戰之最後》、《零戰之真實》等書。
在已出版的(特攻隊)遺書、照片、電影中,常可以看到隊員們在最後一次出擊前,都是笑著敬禮或揮手。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被海軍徵招,在土浦(Tutiura)海軍基地負責學徒兵的飲食、清洗衣物、打掃房間以及其他雜活,1995年時已經86歲的春日武雄對於神風特攻隊出擊前夜的情況,卻有完全不一樣的回憶:
「在大廳,他們舉辦了告別宴會,青年學生軍官喝著冰冷的清酒。一些人淺酌,一些人狂飲。整個大廳一片混亂。一些人用刀刺破燈泡。一些人打爛窗戶,還有人撕破桌布。空氣中充斥了軍歌和罵聲。當有人狂叫時,其他人則大聲附和。這是他們生命的最後一晚。他們想念父母的面容和形象,以及戀人的面容和微笑,是向未婚妻一次悲哀的告別——所有人像走馬燈一樣在他們頭腦中閃過。雖然明早他們就要為日本帝國和天皇犧牲自己寶貴的生命,但他們的痛苦和不安找不到適當的言辭來表達——有的把頭埋在桌上,有的在寫遺囑,有的握拳沉思,有的離開大廳,有的狂舞打碎了花瓶。明早他們將帶著太陽頭帶起飛。但是,這幅全然的絕望景象很難被報導。」(註八)
土浦基地位於茨城縣土浦市,目前仍是日本防衛省陸上自衛隊的重要基地(土浦駐屯地)。總計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為止,日軍總共組成了647支各類「特別攻擊隊(Kamikaze)」,前後出動2482架特攻機,總計擊沉盟軍49(47)艘各型戰艦,擊傷271艘。其中包含擊沉2艘護衛型航空母艦、擊傷16艘攻擊型航空母艦、5艘輕型航空母艦和15艘護航航空母艦,總共陣亡1萬4009名特攻隊員(註九)。其中唯一一個、有記錄可證實的台灣籍神風特攻隊隊員,是來自苗栗銅鑼(日據時期為新竹州苗栗郡銅鑼庄)的劉志宏(日本名為:泉川正宏,1923~1944)。劉志宏畢業於日本陸軍少年飛行兵第十一期整備科,在紀錄上是第4位考上少年飛行兵的台灣人。
1944年11月隨第五飛行團移防至菲律賓,12月雷伊泰島戰役中被編入「菊水隊」擔任機上機械員。12月14日清晨隨同機組人員前往雷伊泰海域執行特攻任務,但慘遭美軍戰機提前攔截並擊落身亡,當時劉志宏只有21歲又4個月。後與其他殉職的特攻隊員合祀於靖國神社,並追贈為陸軍少尉。1945年二戰尾聲,《臺灣新報》以近全版刊載劉志宏戰歿報導,詳細介紹其家庭背景、參戰過程及戰功,表彰台灣這樣模範的「軍國家庭」,企圖以此激勵台灣人為日本作戰。(註十)
有關劉志宏的日文報導。(作者提供)
放置於「靖國神社」內大西瀧治郎自殺用的軍刀。(作者提供)
大西瀧治郎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以切腹自殺向特攻隊與世人謝罪
大西瀧治郎為日本海軍航空戰力最早的參與者與提倡者。在1915年12月,大西與山口三郎等5名航空工程師學習飛行技術。1916年日本海軍最初的3支飛機部隊組建時,大西瀧治郎調入橫須賀海軍航空隊服役,並策動當時為輪機中尉的中島知久平(1884~1949)回到民間發展飛機製造工業,並協助他尋找資金奧援,原本大西也想一起退役到民間開發國產戰機,但是被日本海軍給回絕。日後中島知久平成立了中島飛機(戰後解散主要改為:「富士產業株式會社」),成為日後日本軍隊取得國產戰鬥機的重要來源,同時也成為大西在民間鼓吹「戰艦無用論」與「航空決勝論」的重要奧援(註十一)。由於大西的性格膽大而殘忍,讓他有個恐怖的「修羅外道」稱號。
中日戰爭全面開打之後,已經升職為日本航空本部的教育部長的大西發布了《關於我海軍在中國事變中之活動》的演講,在演講中大西表示,要征服中國,最快的方式就是利用大量的戰機去轟炸中國的主要城市,希望能透過傷亡大量人民的方式來摧毀中國人民的士氣及抵抗意識。隔年,位於東京的大本營就以大西的構想擬定了第241條命令,開始密集轟炸中國的各個重要城市,而作為當時中華民國陪都的重慶更是日軍鎖定的主要轟炸對象。當時美國大使館在其向國務院送回的報告就指出,重慶遭受的轟炸是「無法形容的殘酷」,其中造成最嚴重的死傷就屬1941年(民國30年)6月5日的——「重慶隧道慘案(又稱「大隧道慘案」和「六五大轟炸」)」。(註十二)
1945年8月16日,日本宣布接受無條件投降的第2天凌晨,當時已調任為軍令部次長的大西瀧治郎在位於東京澀谷區南平台的官舍中,獨自一人切腹、之後又用刀刺向頸部和胸部,來為自己的戰爭罪刑懺悔,為了誠摯的表達歉意,大西在自殺時並沒有使用短劍,也沒有叫人介錯,自個足足折騰、痛苦了15個小時才因失血過多而死亡,得年55歲。
大西在遺言中表示:「盼望日本所有戰後的倖存者,能共同致力於日本重建,和世界和平的建設。」⋯⋯截至戰爭結束共有5822名日軍士兵成為自殺炮灰,其中飛行員為4615名,絕大多數都是新招募的年輕飛行學員(註十三)總計,在陸軍特攻隊中,全部陣亡者中軍官乘務員佔的比例為45%,而其軍官陣亡者中71%為學生兵出身者。海軍特攻隊中,全部陣亡者中軍官乘務員佔的比例為32%,而其軍官陣亡者中高達85%為學生兵出身者(絕大多數都是1943年才入伍的學生)⋯⋯就因為學生兵被當作將校中的「消耗品」,這加深了戰後日本社會對軍人和軍隊的反感情緒⋯⋯也對戰後從經濟振興起飛起就擔任經濟高速增長的日本社會菁英們的政治文化帶來不可小覷的影響(註十四)
據日本著名歷史作家山岡莊八(1907~1978,最有名的作品為:長篇歷史連載小說《德川家康》)的記載,大西的遺孀在他死後從沒掃墓,因為覺得他的罪孽太重,她還懇請山岡將大西的遺書放到觀音祠堂裡,來向犧牲者家屬謝罪。據說他的海軍同僚為他做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評價:「他是個日本就算打贏了也該切腹的男人。」
不過專精日本近代軍事史與政治史的吉田裕教授(よしだ ゆたか,1954~)卻認為,把所有特攻隊責任都推給大西是不公平的,這會忽略掉軍隊中央該負的責任。因為早在1944年2月,海軍中央部就已經指示吳海軍工廠魚雷實驗部試驗人肉魚雷,這就是後來的人肉魚雷「回天」——「回天特攻隊(一人乘坐之攻擊潛艇)」。接著,在8月16日,海軍開始試驗特攻飛機「櫻花」——而大西是一直到即將到菲律賓就任第一航空艦隊司令官之前才得知,有關特攻作戰的實施,已經完成了與軍令部主管人之間的具體磋商。(註十五)
「敷島隊」升空「自殺」出撃。(作者提供)
「敷島隊」、「大和隊」之訣別照片,後排左起--關行男、中野磐雄、山下憲行、谷暢夫、塩田寬(大和隊)、宮川正(大和隊→菊水隊)。站在中央背對鏡頭的是——大西瀧治郎中將。(作者提供)
出擊前的神風特攻隊。(作者提供)
出擊前的神風特攻隊。很多人以為日本神風特攻隊員出任務前都會高喊「天皇萬歲」,但曾經擔任日本陸軍第七航空隊的前臺籍日軍飛行員邱錦春表示,根本沒有這回事。因為他所認識特攻隊員在準備「赴死」前,只會拼命喝酒,並藉酒醉狂罵日本政府,為自己即將消逝的命運痛哭。上飛機時或死亡前,則大多會喊著「媽媽(歐卡桑)」,非宣傳那樣的英勇無懼(註十六)。
曾擔任陸軍特攻隊員(振武隊)教育工作的、飛行第65戰隊隊長——吉田穆在戰後坦率的寫下了這樣的回憶:「為了教育工作,我前往振武隊員的三角兵舍,只見隊員們形狀各異,或正襟危坐、沈浸在冥思默想,或臉色蒼白,躺倒在毛毯之上、有人神色嚴峻、朝窗邊沈思、有人流著眼淚一邊寫著什麼,有數人圍坐一圈悄悄坐談,也有人在裡面高聲笑談,雖形形色色,但兵社內氣氛令人窒息,每每都會受這種氛圍所壓迫⋯⋯在當時所謂『猛擊不止,繳槍不殺』的氛圍裡,既沒人可去表明真心,也無人可資商洽,這種苦惱到底多嚴重,不是特攻隊員的我無論如何也難以揣測。」(註十七)
邱錦春來自屏東的客家村,在日據時期考上日本陸軍軍官後補生,經過9個月的飛行訓練後,1943年分發至駐防於名古屋的陸軍第七航空部隊,擔任日軍轟炸機的副駕駛兵。
招集少年航空兵的海報。(作者提供)
「特攻隊員」在等待出擊時的生活狀態。(作者提供)
「特攻隊員」在等待出擊時的生活狀態,一般來說特攻隊都需要等待好幾個月的時間才有自殺攻擊任務。在等待的時間裡,特攻隊的隊員經常苦惱、動搖對於死亡的恐懼和對生存之嚮往當中,其中更有3分之1的隊員對於被編入特攻隊難以理解。前面提過,為了消除自殺隊員的恐懼感,軍方都會給他們服用安非他命這類的興奮劑(毒品),以毒品使他們在作戰中消除對死亡的恐懼。日軍生產的這種毒品之多,以至於戰後流入社會,造成大量犯罪,這就是曾令日本社會談之色變的「覺興劑(Awakening Drugs、Amphetamine、Stimulant Drug)」(註十八)
佐佐木友次伍長(上圖左一),下為報導特攻隊出擊的新聞。(作者提供)
隸屬於陸軍「萬朵特攻隊(是櫻花萬朵綻放的意思,隊長為岩本益臣大尉)」的佐佐木友次伍長(上圖左一,下為報導特攻隊出擊的新聞),在雷伊泰島戰役時,奉命令駕機去攻擊敵艦,在「特攻隊」出擊的同時日軍就迫不及待的在日本報紙發布了全員為國戰死的消息,並且每人還特晉兩階。但佐佐木友次卻只扔下了炸彈就安全的開著飛機返回基地。當他駕機安全返回基地時,無奈而驚訝的上級,也只能對他說:「司令部向大本營報告你已經撞擊敵艦,而且可能已經上奏了天皇。你應該銘記在心,下次攻擊時,望你真正擊沉敵艦(言外之意就是「你趕快給我去死啦!」)」。
之後上級對他下達了9次的特攻令,但他都在投彈之後(或是飛機故障)駕機返回基地,氣的那些長官想要把他給私下處決,最後一次自殺任務則是在起飛後不久,佐佐木發現機上顯示空氣和燃料混合比例的其中一個計數器故障,使得佐佐木友次不得不在出發40分鐘後,掉頭返回位於馬尼拉市之北的加洛坎(Caloocan)機場,不久意外罹患瘧疾而臥病在床,之後成為美軍俘虜。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1946年1月6日,佐佐木友次與眾多日本俘虜在馬尼拉港搭上美國運輸艦回到日本。佐佐木戰後復員,回到了北海道老家,他回憶說:「家鄉的人都以為我死了,母親見到我時高興的哭了」,但曾經參加過日俄戰爭的父親卻對他沒有為國盡忠而有所抱怨(註十九)。
佐佐木友次於2016年離開人世,享耆壽92歲。2015年他接受日本劇作家協會會長鴻上尚史(Kokami Shoji,1958~)的採訪,問他為什麼敢於一次次無視命令,佐佐木回答說:「我認為不必要為了攻擊而死亡,相反,到死為止都要去投炸彈」。「萬朵特攻隊」是在1944年(昭和19年)10月21日編成,總共有隊員16名,使用的是川崎出品的「九九式艦上轟炸機」。不過在日本人編寫的維基百科中,佐佐木友次只是因為機件故障才沒有「自殺」成功,佐佐木友次也是「萬朵特攻隊」戰前與戰後唯一的生還者,因此有「不死身的特攻兵」稱號。
大貫美惠子在《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一書引用蜷川壽惠(1924~)的統計數據。(作者提供)
參見——大貫美惠子(堯嘉寧譯):《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聯經出版公司),p296~297。
(註十五)參見——吉田裕 (周保雄譯):《日本近現代史卷六:亞洲、太平洋戰爭》(香港中和出版 ),p216。
(註十六)參見——薩蘇:《非常抗戰》(北京聯合出版公司),p185~186。
(註十七)參見——吉田裕 (周保雄譯):《日本近現代史卷六:亞洲、太平洋戰爭》(香港中和出版 ),p217~219。
(註十八)參見——薩蘇:《非常抗戰》(北京聯合出版公司),p183。
安非他命這類的覺醒劑,會刺激腦部分泌多巴胺,使身心獲得暫時性活性化,但也可能引起所謂的覺醒劑精神病的中毒症狀,從而誘發藥物濫用之依賴現象。
比較特殊的是,當年在中美合作執行長時間的特種作戰任務時,美軍顧問也會發給國軍飛行員幾粒「安非他命」作為精神不繼時之提神之用。
參見——王立楨:《我們必須去:駕駛艙視角的飛行故事》(遠流出版社),p175~176。
(註十九)參見——鴻上尚史(葉廷昭譯):《不死之身的特攻兵:當犧牲成為義務,一個二戰日本特攻隊員抗命生還的真實紀錄(不死身の特攻兵~軍神はなぜ上官に反抗したか)》(遠足文化),p12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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