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智皓
想結束戰爭，
要炸民宅還是炸軍事設備？
雙重效果論及其挑戰
張智皓
作者為中正大學哲學所博士，《今天學哲學了沒》作者，偶而更新部落格「無法哲學」。在念哲學的過程中發現哲學很有價值，所以希望推廣哲學，讓其他人也認同哲學的價值。
在打仗的時候，什麼都可以做嗎？想想看：
●「戰術飛彈」：
戰爭已經造成重大傷亡，為了結束戰爭，唯一方案只有轟炸敵方軍事設備，進而獲得戰力優勢，強迫對方談判。但轟炸軍事設備無法避免同時波及到周邊民宅，造成某些平民死傷。
或許我們會認為，雖然這手段會帶來平民死傷的「附帶傷害」，但若只有這個方法可以結束戰爭，也是不得已的選擇。不過若情況稍微改變呢：
●「恐怖飛彈」：
戰爭已經造成重大傷亡，為了結束戰爭，唯一方案只有轟炸敵方民宅，進而讓對方感受恐懼，強迫對方談判。轟炸敵方民宅無法避免造成某些平民死傷。
假設「恐怖飛彈」策略對平民造成的傷害跟「戰術飛彈」一模一樣，這兩個方案對你來說，恐怕在接受度上也不太相同。為什麼會這樣呢？
雙重效果論探究「道德許可性」
道德哲學領域的一項主要研究目標，是針對行為的「道德許可性」（moral permissibility）：基於哪些因素，我們可以主張一項行為是道德上不被許可的？有一類觀點認為行為者的意圖（intention）很關鍵，某些特定的意圖，會使得行為在道德上不被許可。換言之，對這類論者來說，行為者在「想什麼」至關重要。
在前述兩個案例中，假設發射飛彈的結果都可以確保戰爭結束，避免重大死傷，拯救同樣多的生命，但它們也都會造成無辜民眾的傷亡（假設人數也一樣），我們問：哪一種情況被許可發射飛彈？
給定前述設定，多數人（如果不是全部）似乎會同意「戰術飛彈」是被許可的，但是「恐怖飛彈」不行，理由何在？一個常見的說法是：因為「戰術飛彈」的目標是軍事設備，平民死亡只是不幸的附帶損害，但是「恐怖飛彈」直接以平民為目標，而這必定是不道德的，或許這正是為什麼我們總是會譴責恐怖分子以及恐怖攻擊。
如果前述的說法合理，就代表行為意圖扮演重要角色，在「戰術飛彈」，行為意圖是轟炸軍事設備，而非轟炸平民，但在「恐怖飛彈」，行為意圖是轟炸平民。我們有強烈直覺認為前項行為或許可以（比方說，能夠救下的人遠遠多於附帶損傷的平民人數），但後項行為絕不能做。基於這樣的觀察，有一類道德哲學理論被許多人擁戴，它被稱為「雙重效果論」（the doctrine of double effect，另一譯為「雙果律」）。
雙重效果論（雙果律）
當行為會產生好結果與壞結果時，如果行為者直接意圖壞結果，行為不被許可，但如果壞結果僅是可被預見的副作用（side effect），那行為有可能被許可。
「恐怖飛彈」是意圖壞結果（意圖平民死亡）而不被許可，但在「戰術炸彈」中，平民死亡不是被意圖的，僅是可預見的附帶損害。
行為者的意圖是判斷關鍵？
雙重效果論有廣大支持者，它的其中一項理論優勢是可以幫助我們說明，為什麼在傳統電車案例中，將電車轉向是道德上被許可的行為，但是在巨漢電車案例中，我們卻不被許可將巨漢推下橋。
●「傳統電車」：
電車失控，無法煞停。在電車前方主軌道有五位受困者，要拯救這五人不被電車撞上，唯一方案是將電車轉向副軌道，然而副軌道也有一位受困者，將電車轉向將會撞上他。
●「巨漢電車」：
電車失控，無法煞停。在電車前方主軌道有五位受困者，在軌道上方橫跨一座橋梁，站著一位旁觀的巨漢。要拯救主軌道五人不被電車撞上，唯一方案是將橋上巨漢推下軌道，讓他被電車撞上後將電車停住。
在「傳統電車」時，將電車轉向之所以在道德上被許可，理由在於，此行為並非意圖讓副軌道那人被撞上，他被撞上僅是可預見的附帶損害，不違背雙果律，但是在「巨漢電車」時，將巨漢推落橋下是不被許可的，因為這是直接意圖他被電車撞上，而不屬於附帶損害，違背雙果律。
除了這些案例，文獻中還有非常多案例支持雙重效果論的判斷，我們在此先暫時略過。假設在前面兩組案例中，我們同意雙重效果論的解釋，這意味著，一項行為的道德許可性，有時依賴於行為者的行為意圖。
這意思是說，行為者在行為時，他「怎麼想」在道德許可性判斷上是重要的。但真的嗎？哲學家Judith Thomson抱持反對意見。Thomson提醒我們，如果行為的道德許可性會受到行為者的意圖所影響，這將產生很奇怪的結果，比方說，考慮以下混合飛彈案例：
「混合飛彈」：
戰爭已經造成重大傷亡，為了結束戰爭，你可以針對敵方某區域發射飛彈。此區域中有軍事設備，也有平民百姓。不論是軍事設備被摧毀，或者平民百姓被殺死，各自都足以迫使對方與我方停戰。
我們可以把「混合飛彈」理解成「戰術炸彈」與「恐怖炸彈」的合體案例。在此案例中，飛彈是區域攻擊，一但針對某區域發射飛彈，同時會摧毀軍事設備，也殺死平民百姓。如果能否發射飛彈，取決於行為者的意圖，那在「混合飛彈」，能否發射飛彈，要問：發射飛彈的人在想什麼？
他所想的如果是摧毀軍事設備，那他可以發射飛彈。如果是殺死平民，那不可以發射飛彈。這樣的結果看起來很荒謬，讓我們進一步假設，若此時只有A與B兩個人可以執行飛彈發射，且你問他們發射飛彈時會怎麼想時，A說「摧毀軍事設備」，B說「殺死平民」。那雙重效果論似乎必須主張你只能派A去按下飛彈發射紐，不能派B去。再往前一步，如果此時僅有B在，雙重效果論似乎必須說：很遺憾，你不能發射飛彈，戰爭只能繼續。
雙重效果論能否提出恰當回應？
當然，如果你認為這樣的狀況沒有什麼問題，那這對你來說不會是難題（但這樣真的合理嗎？）。但如果我們同意Thomson，同意這些後果非常怪異的話，那雙重效果論將面對挑戰。
雙重效果論者能夠給出恰當回應嗎？如果你支持雙重效果論，不妨想想看可以如何解決此處難題。或許有些人會主張只要放棄雙重效果論就可以了，但問題可能更複雜，如果放棄雙重效果論，我們要怎麼說明先前兩組案例的行為許可性差異？如果不是透過行為者的意圖差異來說明行為許可性的差異，還有其他可能方案嗎？這個問題的答案恐怕比我們所預想的還要更加困難。
參考文獻
Thomson, J. J., 1991, Self-Defence,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20: 283-310. Scanlon, T. M., 2008, Moral Dimensions: Permissibility, Meaning, Blam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圖／沃草烙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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