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危機竟催生北斗衛星！
兩枚射偏的飛彈，
讓中國打造裹糖衣的毒藥衛星商機
責任編輯／郭家宏
台海危機中，美國關閉GPS導致中國射偏飛彈，讓中國下定決心開發自己的北斗衛星系統。（美聯社）
跟無線網路、連網器材、海底電纜等等其他數位領域一樣，中國在衛星服務領域已經從遲到者變成領先的服務供應者，尤其在開發中國家市場。中國準備在商業、政治及戰略等層面攫取利益，在此同時，它的夥伴則是陷入愈來愈依賴中國的危險。
中國的夥伴急於獲得先進導航能力，這使得北斗系統成為中國非常有利的談判與議價工具，美國空軍的中國太空研究所（China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分析師羅伯．米爾特森（Rob Miltersen）解釋：「在戰爭環境中，準確度差異很重要，聲稱具有十公分的定位精度，對具有軍事野心的〔一帶一路倡議〕潛在夥伴是很了不得的。」巴基斯坦率先取得北斗系統的軍事能力，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也已經和中國簽署了合作協定。未來，中國在推銷武器時，也可以把北斗系統當成甜頭。
中國沒有傳統意義上的軍事盟友，這使得中國的衛星外交更加引人關注。美國有正式簽約的關係網絡，不同於美國，北京當局偏好培養夥伴關係。在官方造訪時，中國會提出好聽的標籤，從平淡無奇的「夥伴關係」，到更宏偉的「全面戰略夥伴」，這兩者之間還有許多其他的變化版本。到了2016年年底，中國已經和78個國家——將近半數與它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具有24種版本的夥伴關係，但這些仍然是較不正式的安排。願意分享僅限於軍用的北斗系統服務，可以示意進入了更深入的關係。
諷刺的是，美國軍方偶爾也受益於北斗系統。2020年，時任美國空戰司令部司令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說：「現在，我的U-2飛行員佩戴的表不僅能連結GPS，還能連上北斗系統、俄羅斯的格洛納斯系統（GLONASS），以及歐洲的伽利略系統，所以，若有人干擾了GPS，他們仍然能連結其他系統。」。他指的是U-2高空偵察機。當然啦，美國只能取得民用版本的中國及俄羅斯定位系統。美國公司Garmin（中文官方名稱「台灣國際航電公司」）製造這些手表，大眾可以買到。
中國想要世界更多人的手表、手機及車輛使用北斗系統，現在，從手機到農耕器具，數億器材包含了北斗系統。當然，使用北斗系統最多的是中國境內，超過70%的手機與北斗系統相容，650萬輛車子使用北斗系統，中國國營媒體在廣告中驕傲地宣稱，北斗系統是：「全世界最大行進中的車輛動態監控系統。」2019年，中國的衛星導航業總計營收達640億美元。
有愈來愈多的中國出口電子產品包含北斗系統，包括華為、小米、歐珀（Oppo）、維沃（Vivo）在內，中國知名的手機品牌全都預設搭配北斗衛星導航系統。2020年時，這四個品牌的智慧型手機銷售量占全球銷售量的42%，觸角伸及至少90個國家與領土。中國的大疆創新公司（DJI）則囊括全球80%的商用無人機市場，它的產品也都配備北斗系統功能。愈來愈多手表、健身追蹤器，以及其他佩戴式產品，內含衛星定位系統，中國製造商在這些領域也很強。根據預測，到了2029年，衛星導航器材全球市場規模將成長至大約3600億美元規模，屆時，全球將有近100億個已安裝的衛星導航接收器。
在競爭市場大餅時，外國供應商也在自己的器材中納入北斗系統。三星自2013年供應支援北斗系統功能的產品，蘋果的iPhone也自2020年起開始這麼做。全球最大的兩個汽車製造商福斯（Volkswagen）及豐田（Toyota），計畫在車輛中內含北斗系統功能。把北斗加入其他系統中的成本微不足道，那些在中國及其所屬的更廣區域內競爭的公司，愈來愈需要在產品中納入北斗系統，北斗系統覆蓋率最佳的亞太地區占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市場超過一半。
中國的吉利汽車公司（Geely）更進一步，計畫推出自己的衛星群，為自駕車提供資料。由於吉利控管集團也投資了幾個外國汽車品牌，包括富豪（Volvo）、戴姆勒（Daimler）及馬來西亞的寶騰（Proton），若它的衛星行動成功，就可以延伸至中國以外。該公司已經發射了兩顆實驗性衛星，並且正在興建造價3億2600萬美元的衛星製造工廠，目標是在2025年之前製造出500顆較小的低軌衛星，「在扎根地球的同時，我們還應該放眼浩瀚的宇宙。」吉利的創辦人暨董事長李書福說。
許多消費者不知道自己的器材可以使用中國的導航服務。由於中國和歐盟、俄羅斯及美國協調衛星部署，北斗系統和既有衛星系統可以一起運行。若取得多個導航服務有助於改善性能，但不協調的話，也可能干擾其他系統。中國苦惱於北斗計畫的問題：許多器材預設把所有衛星導航服務都稱為「GPS」，而這是美國系統的名稱。中國官員曾提議把器材上的「GPS訊號」（GPS signal）標籤換掉，改用更泛稱的標籤「衛星導航訊號」（satellite navigation signal）。中國在終於加入全球導航俱樂部之後，現在想要被認識。
不過北斗系統獲得的認識，可能不是中國想要的那種。一些評論者警告，中國可能使用其網路來追蹤北斗賦能的器材，但實際上，多數器材只能接收訊號，不能傳送訊號至北斗系統。一些器材，特別是那些具有搜救功能的器材，確實有能力傳輸訊號至北斗系統，這能力被公開打廣告，為較高產品價格提供理由。
中國不太可能揭露所有北斗器材的功能。多數衛星導航接收器的價格不到6美元，增加傳輸訊號功能的話，價錢將會明顯地更貴，這增加的成本得有人買單。使用訊號發送功能也會消耗能源，這將導致器材效能降低。而隱藏這種功能的成本更高，通常需要加裝實體硬體。若對大量產品這麼做，鐵定有人會發現這隱藏的功能。
有更容易的方法可以取得位置資料，最簡單的方法是購買，許多使用者不知道他們的位置資料被記錄、包裝及銷售，也有人知情且分享此資料，但未充分了解這麼做的風險。佩戴式器材的盛行，為收集這類資料及意外的後果創造了更多機會。2018年，健身行動應用程式Strava公布一份用戶活動全球熱點圖後，美國軍方修改其技術政策，因為20歲大學生納生．魯瑟（Nathan Ruser）率先指出，這熱點圖揭露了未公開的美國軍事基地位址。
中國也使用北斗網路來強化科學夥伴關係，加深政治關係，並推銷中國的產品。2018年，中國和阿拉伯國家聯盟在突尼西亞建立中心，推廣使用北斗系統，「這中心可作為展示北斗系統的窗口與促進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平台。」中國衛星導航系統管理辦公室主任冉承其說。這個中心安排共同研究、測試活動，以及彰顯北斗系統及使用此系統中國產品的優點。中國提供獎學金給阿拉伯國家的學生學習導航系統，照亮他們及北斗系統的前途。
中國–阿拉伯國家北斗合作論壇（China-Arab States Beidou Cooperation Forum）為中國公司提供銷售產品的另一個舞台，除了演講及產品展覽，這些集會中還有「訓練師」展示北斗系統在安全、運輸及農業等領域的最新應用。2019年，這論壇發表了對北斗系統進行的技術測試結果，測試使用的是中國公司建造的地面站，不意外地，它宣布北斗系統非常成功。
北斗系統的地面基礎設施獲得的關注遠不如衛星本身，但它已經悄悄地擴展至每一個大陸和北極圈。中國為了幫助改善北斗系統的精準度，已經建了30座全球參考站（global reference station）。這些地面基礎設施也有可能被用於惡意活動，例如干擾敵人的系統訊號。美國尚不允許北斗系統和俄羅斯的格洛納斯系統在美國領土上設立地面站，但並非所有美國的盟友都這麼謹慎，澳洲有兩座北斗系統地面站，加拿大和英國分別有一座。
北斗系統的陸地足跡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高度重疊，巴西、巴基斯坦、奈及利亞、俄羅斯及斯里蘭卡全都參與「一帶一路」，也設有北斗系統的全球參考站。中國已經表示，它想在海外建立更巨大的較小地面站網絡，包括可能在東南亞設立一千座，泰國已經成為北斗導航網路的第一個海外客戶。中國官員甚至喊出要建設「一帶一路空間信息走廊」，整合遙測、導航及通訊衛星，他們預估花十年的努力，達成這個宏大、但還未成形的目標。
沿著一帶一路，把這些能力結合起來，有其堅實的邏輯。中國的公司正忙於在外國建立通訊網路、輸油管、電力網，所有這些系統都仰賴精準計時，「這意味的是，北斗系統將扮演重要角色，不只是探勘與規畫重要工地，一旦基礎設施完成後，還可應用於基礎設施的基本運作。」中國軍事與太空能力專家鄭迪恩（Dean Cheng）解釋。同理，一旦那些國家找上中國承包這些系統，它們可能會傾向再找中國的供應商提供相關技術。例如，購買華為的5G網路，使用中國的衛星系統或許較為有利，因為更容易整合。
從美國的GPS經驗來看，北斗系統被廣為採用，中國可能受益無窮。根據一項政府贊助的研究指出，自GPS於1980年代開始被商用後，已經為美國私人部門創造了1兆4000億美元的價值。這技術太廣為融入日常生活了，這項研究估計，若失去GPS連結，美國經濟一天將損失10億美元；若是美國農民在種植期失去GPS連結，一天的損失將高達15億美元。這凸顯現代經濟有多麼依賴衛星導航系統。
隨著北斗系統的部署與使用，涉及的利害程度將愈來愈高。重度倚賴精準計時與定位的各種新技術陸續問世，北斗系統最終可服務世界各地的智慧城市、自駕車、先進通訊網路，中國將在商業上蒙益，就跟美國公司受益於GPS一樣。但是，伴隨著更多重要基礎設施倚賴北斗系統，中國也可以以此施壓其夥伴，威脅對方要切斷連結，或是在衝突伊始，未發出警告就切斷連結。這等於是反轉它在1996年台海危機時的經驗。不再依賴GPS只是第一步，中國想要全世界更依賴北斗系統。（編按：中國1996年對東海發射3枚飛彈，引發台海飛彈危機。第一枚飛彈命中目標，但第二與第三枚飛彈因為美國關閉GPS訊號而射偏，中國政府因而下定決心，開發自己的北斗衛星系統。詳細資訊可參閱《中國網路圈套》一書。）
作者介紹：強納生．希爾曼（Jonathan E. Hillmangn Museo）
數位絲路研究先驅，華府智庫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高級研究員，同時也是追蹤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最廣泛的公開資料庫「重新連結亞洲專案計畫」（Reconnecting Asia Project）的主任。
他是經濟、國安及外交政策與中國問題等領域的專家，經常在《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等媒體撰文，曾受邀至美國國會聽證，且為政府官員及美國大企業主管們提供簡報。
曾擔任美國貿易代表署政策顧問，參與2015年美國國家安全策略及總統貿易議程研議工作，指導美國貿易與投資政策的研究與撰寫；曾任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研究員；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員；傅爾布萊特計畫（Fulbright Program）吉爾吉斯坦共和國研究學者。
希爾曼同時是2019年金融時報／麥肯錫顧問公司布萊肯鮑爾獎（Financial Times/McKinsey & Company Bracken Bower Prize）得主。
他擁有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公共政策碩士學位及布朗大學國際關係學士學位，著有2020年出版的《國王的新路》（The Emperor’s New Road）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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