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文物月刊】
重新認識清帝國文獻裡的臺灣原住民族
吳密察院長專訪
文∣策展小組
圖∣林姿吟、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什麼是『番』—清帝國文獻裡的臺灣原住民族」展，展出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各式原住民族的檔案文獻。透過這個契機，吳密察院長也談談他個人對於清代文獻檔案的使用經驗，以及對於本次展覽的一些想法。
您在利用清代檔案的過程中，是否有特別關注過臺灣原住民族相關的檔案。若有，是什麼特別感想？
吳：我使用清代檔案的契機是在大學剛畢業（1978年）時協助蒐集臺灣天災史的資料。到2000年之後，因參與國家數位典藏計畫的緣故及建置THDL（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等的關係，才又再回來關注故宮的數位典藏和檔案文獻，但並沒有特別關注原住民族相關的檔案。
故宮檔案中的臺灣原住民族相關文獻，被特別關注應該要到1990年代。隨著原住民族運動的發展，原住民族的歷史也受到重視。當時的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推出一個「臺灣原住民史料編纂計畫」，項目包含了匯集並故宮宮中檔中原住民的史料，重新將之打字。後故宮也以直接照相製版方式編輯了《軍機處奏摺錄副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2009年）。宮中檔、軍機檔都查找一遍後，我想故宮收藏的文獻當中關於臺灣原住民族的史料應該就不多了。
書影 取自李天鳴主編，《軍機處奏摺錄副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
隨著臺灣史研究的發展，原住民角色是否也受到重視？
吳：以前對於臺灣史中的原住民角色並不是太重視的，而且都從漢人拓墾的角度來看問題。就如原住民作家莫那能所說的，「你們的篳路藍縷，卻是我們的顛沛流離」，現在已經不能只是以漢人墾殖的觀點來敘述臺灣歷史了。
院長認為「開山撫番」對清帝國和臺灣原住民族有什麼意義與影響呢？
吳：一般教科書都將清末光緒年間（1875-1895）的「開山撫番」，放在清朝政府面對「西方壓迫」後推動「洋務（自強）運動」的脈絡中來敘述，所以一般對它的理解就會認為視為清帝國振作圖強的努力。但是，如果進一步閱讀當時的文獻，就會發現其實那是一連串腥風血雨的征服戰爭。
1875年 《畫報》（The Graphic）中一幅〈日軍西鄉司令與原住民圖〉版畫記錄了牡丹社事件後雙方和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圖000008
舉辦這個展覽的契機為何？
吳：直接契機是公視推出的歷史劇《斯卡羅》。該劇上映後頗引起社會的關注，甚至在立法院備詢時都有委員問起故宮是否有收藏相關文物。其實，說到原住民族文物的收藏，故宮在國內的博物館當中應該算是比較少的，而且大都是清代的檔案文獻。故為了回應社會的期待，因此想趁此機會將本院關於臺灣原住民族的相關清宮檔案找出來做展覽。
清 臺灣鎮總兵劉明燈、福建臺灣道吳大廷 〈奏報合眾國商船擊碎船夥被生番戕害一案〉 同治6年6月17日 《夷務始末記同治六年五月至九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官008341
展覽標題直接使用了「番」字，有什麼樣的考量？
吳：閱讀清宮檔案有一些基本的門檻（例如，體裁格式、行政專門用語等），帝國話語也有其特定的意識形態和時代侷限。因此，必須先了解相關檔案中「生番」、「熟番」、「歸化生番」等名詞的意義。我們也特別希望可以分別出清帝國統治之下，做為「身分」的原住民族、作為「族群（民族）」之原住民族，兩者的不同意義。
帝國統治廣大的地域及各種民族，因此，帝國也以不同方式來統治，並定義各民族的身分。在清帝國的制度書《大清會典》裡面，就清楚地規定：被納入清帝國版圖之內的臺灣原住民族，是所謂的「番戶」；版圖之內、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則是「民戶」。「民戶」必須繳納地稅（田賦）、人頭稅（丁稅）；「番戶」不必繳納地稅，人頭稅也經常被轉換成象徵性的少額之「餉」，但實際上則被地方官交付相當繁重的「役」。被納入版圖之內的原住民族（「番戶」）也被稱為「熟番」，相對地，版圖之外的原住民族則被稱為「生番」。
清 托津等奉敕撰 《欽定大清會典》冊8 清嘉慶十八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16139 《欽定大清會典》中關於「番戶」的記載，即提及「福建臺灣理番同知等處所屬為番戶。」
而清帝國由南到北劃定的「（番）界」，將臺灣島分成「界內」、「界外」。臺灣原住民族也因此被分成居住於「界外」山地的「生番」、居住於「界內」平原的「熟番」。所以，「界內（熟番）」、「界外（生番）」原來並不是劃分族群的，而純粹是劃分身分的。
清 乾隆 蔣元樞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 冊 鼎建傀儡生番隘寮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0999 乾隆年間鳳山縣境內的土牛紅線標示與隘寮
未來會和其他館舍與學術機構聯合舉辦大型原住民展覽嗎？
吳：故宮的臺灣原住民族相關收藏，主要是檔案文獻，很難做引人興趣的展覽。但是如果其他博物館以多維的臺灣原住民族文物作展覽，故宮則可以適當地利用本院藏有的檔案文獻來做配合。
更新後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檔案檢索系統」首頁樣式，提供更便捷且全面的檢索功能。 取自https://qingarchives.npm.edu.tw/
關於逆寫與共筆的計畫，在國內博物館界是相當罕見的，院長希冀這個活動帶來何種影響與迴響？
吳：其實所有的歷史研究都在做某種程度的史料逆讀和逆寫，我們不是常說要「穿透紙背」地閱讀嗎！既然這些檔案對於原住民族來說，是從「他者」出發所寫成的，那麼就應該有從原住民族的主體視角加以逆寫、翻轉閱讀的必要。
「逆寫」這樣的詞，特別受到後殖民主義的歡迎。因為它積極反省殖民主義，並強烈企圖翻轉帝國．殖民主義與被殖民者的主客體位置。任何文本都存在著或隱、或顯的意識形態運作與權力關係，我們閱讀時必須看穿各種意識形態與權力在其中的作用。將近十年前，我就發現我們高中生的『公民與道德』教科書中已經介紹法國學者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了。顯然，我們的新一代已經多少有一些知識準備了。
國內的博物館，或許還少直接採用逆寫（其實，它應該多少會表現在展覽當中），但已經有博物館採取「共筆」了。就是讓更多的人一起來參與、完成展覽。這裡的更多人，可以是專家，也可以是觀眾；參與、完成展覽，可以在事前的展覽規劃階段，加入意見，也可能在觀展過程，持續添入新的詮釋，甚至形成對話。
逆寫活動首頁樣貌。 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官網
●本文摘錄自《故宮文物月刊》 471期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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