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岱君專文：
蔣介石贏了抗戰輸了江山
國共勢力消長的關鍵
筆者說明，重探抗戰史，讓我們明白，不論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戰爭，戰爭都是死傷慘重、生靈塗炭的，而且人民永遠是最大的犧牲者。（資料照，維基百科）
長久以來，國共之間一直都有「誰是抗戰主力」、「誰領導抗戰」之爭。本研究顯示，國軍在正面戰場與日軍對敵，奮勇作戰，置死生於度外，犧牲慘重，可歌可泣；但是，廣大的日軍占領區內的敵後戰場亦不能忽視。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大幅擴張，是不爭的事實，但不可否認，中共在敵後的發展自有其獨到之處。
抗戰一開始，中共就找好了自己的定位——既然國民黨當家做主，共產黨就不必為正面戰場負責，而應專注發展敵後根據地。毛澤東那套「避實趨虛」的游擊戰法相當有效，整個抗戰，中共堅守「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原則，在農村落地扎根。
事實上，中共在根據地十分艱苦，生活物資缺乏，還要時時面對日軍或偽軍的掃蕩，1937到1943年這6年的發展其實有限，尤其是1941到1943年這兩年，日軍嚴加掃蕩，中共吃了不少苦頭，人數多有減少，甚至不得不販賣鴉片以維持生計。但是，上天在1944年給了中共一個大禮——「一號作戰」。日軍傾巢而出，試圖打通一條通往南洋的交通線。國軍節節敗退，中共就趁機向國軍撤退的地區擴張。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中共就是這隻幸運的黃雀，短短幾個月，共軍增加了約30萬兵力，收復16座縣城，8萬平方公里土地，以及1千2百萬人口。國共勢力此消彼長，從此改觀。
國軍在敵後也曾擁有龐大的游擊部隊，後來逐年減少，大多是來自國軍自身的原因。國軍的游擊戰並未充分和地方人民結合，也未能動員群眾，而是始終把游擊戰拘泥在正規部隊的框架中，視游擊戰為正規作戰的輔助角色。觀念錯誤，戰略戰術自然就有偏差，結果游擊戰在敵後屢屢失利，與地方關係亦不佳，後來軍事委員會乾脆裁併游擊隊。國軍在敵後戰場，戰略、戰術都不如共軍，還自斷手腳，空出來的地盤幾乎全被中共接收。
國軍在敵後戰場，戰略、戰術都不如共軍，還自斷手腳，空出來的地盤幾乎全被中共接收。（美聯社）
當然，正是有國軍在正面戰場奮不顧身地抵抗日軍，才有所謂的敵後戰場；沒有正面戰場，就不會有敵後戰場。正面戰場上，中日雙方動輒數萬、數十萬，鏖戰數週、甚至數月，死傷極大；而敵後戰場大多數是幾百人、千人的戰鬥，打不贏就跑，兩者之間的規模實不可同日而語。
抗戰時最大的缺憾，是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未能精誠團結，協力對抗日軍。在敵後戰場，雖有極少數國共合作無間的例子，但中共集中一切心力資源，發展自己的根據地，極少支援或配合正面戰場的作戰；每次國軍一撤退，共軍就緊隨著接收空出來的勢力範圍。
問題還不止這些，國民政府（國軍）全力對抗日軍，作戰開銷非常龐大，中國東面的精華區都已淪陷，稅收是個很大的問題。中央政府不得不提高糧稅及勞務，造成後方人民極大的負擔，再加上當時通貨膨脹異常嚴重，底層人民生活艱苦，甚至發生饑荒（例如 1942年河南大饑荒）。這種情況下，國民政府容易引起基層人民的怨憤（「水旱蝗湯」就是一例），致使國民黨漸失民心。
反觀中國共產黨，沒有正面作戰的負擔，也不需為守衛及治理城市分心分力，專心在農村建立政治組織，同時進行土地改革。貧困農民在土改中獲得土地，自然認同共產黨。是以，中共在抗戰中不但建立了一個個根據地，壯大了軍事實力，更贏得人民認同，擴大了社會及政治方面的影響力。
抗戰結束時，國共關係以及彼此的實力都轉變了。共軍已有百萬之眾，統治了近億人民，還得了民心的支持，已有足夠實力跟國民黨分庭抗禮。中日戰後不久，內戰爆發，中共取得最終勝利，國民黨黯然退出中國大陸。
蔣介石為何贏了抗戰卻輸了江山？這是個複雜問題，原因是多方面的。
當時的中國無力應付現代化的戰爭
蔣介石及國民黨將領從未經歷過陸海空三棲的現代戰爭，戰爭所需要的條件，軍隊、武器、糧食、運輸、人才、藥品，還有支持這些消耗的農工業等等，在中國都不存在；更何況，中國當時還不是統一的國家。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役時，陳誠就坦言，「中國軍隊不具現代軍人資格」，無論是官兵素質、武器裝備、組織訓練都還在殖民地時代的落伍階段，高級將領更是不學無術，根本沒有能力來領導這場戰爭。
敵強我弱，蔣介石領導國民政府還是義無反顧地扛起抗日的擔子，傾全國之力，勉強去打一場超出其能力的大仗。然而，血肉築起的長城，抵禦不了無情的砲彈，八年下來，耗盡了國民政府的軍力、財力、物力，最後雖然勝了，卻是慘勝——民窮財盡，社會、財政、經濟、交通運輸，方方面面都千瘡百孔，元氣大傷。
1. 國民政府為抗戰抽取資源，失了民心
武漢失陷，中國稅收困難，國民黨在大後方不斷加稅、抽壯丁、實施焦土戰等等，這些粗暴、竭澤而漁的措施，弄得人民活困苦，怨聲載道。抗戰勝利時，蔣介石本人的威望達到了頂峰，但國民政府的政治及社會根基卻已崩壞了。
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應敵，以農業社會的國力去打一場現代化的戰爭，屢戰屢敗，自不意外。中國人民也同仇敵愾，願意毀家拋業，支持政府抵禦外侮；但國軍一再潰敗後撤，時間久了，難免民心漸失。反觀共產黨，在敵後經營根據地，與農民打成一片，贏得民心，奠定了抗戰後與國民黨爭天下的基礎，更預定了共產主義的興起。
國軍一再潰敗後撤，時間久了，難免民心漸失。反觀共產黨，在敵後經營根據地，與農民打成一片，贏得民心，奠定了抗戰後與國民黨爭天下的基礎。（美聯社）
2.勝利來得突然，國民政府因應失措
日本宣布投降，國民政府有些措手不及，接收與復員工作都沒準備好，匆促執行，問題叢生。例如，在大後方的黨政軍官員歷經8年抗戰，驟然勝利，不覺忘其所以。回到原來的淪陷區，便開始頤指氣使、作威作福，把淪陷區的居民視作日本走狗，推行諸多不妥措施，導致極大的混亂和不滿。
此外，國民政府的根基原在中國東南各省，得到在地菁英士紳的支持。抗戰初起，這批菁英士紳隨著國府撤到大後方，等到戰後復員回到故鄉，發現戰亂侵洗以及中共土改，一切都變了；滄海桑田，原有的經濟基礎沒了，原來的社會結構垮了，國府又無力幫助他們，失望無助之餘，他們很快地從國民黨的支柱轉為中共的支持者。
國民政府在勝利後迅速由盛轉衰，短短幾年就在內戰中失敗，蔣介石未料到自己會失掉政權，毛澤東也沒想到真能打敗國民黨。然而，以上分析顯示，國民黨失敗的因子早在抗戰期間就埋下了。1945年日本投降時，舉國歡騰，殊不知中國的社會結構已然崩壞，民心已向共產黨傾斜，再加上其他原因，例如：蔣介石誤判情勢及內戰中戰略、戰術上的失誤、美國臨時抽腿走人、蘇聯或明或暗扶植中共等等，蔣介石無力回天，只得悵然敗走台灣。
戰爭對中國社會及中華民族的深層影響
抗日戰爭對社會層面的影響更是深遠；抗戰顛覆了傳統中國的政府、社會與人民間的關係。數千年來，天高皇帝遠，中央政府的決策很少直接影響到下層人民；但抗戰幾乎把中國社會結構翻了個面，數千萬人流離遷徙，數億人的生活常態被破壞，深刻改變了個人與社會、人民與政府間的關聯。戰爭拉近了人民與政府的關係，人民也期待政府的保護和照顧，中國社會再也回不去那種「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時代。
除了政府與人民關係更加緊密外，抗戰也造就了「中華民族」。日本侵華促成了中國民族主義崛起，鬆散的中國首次團結起來，共禦外侮。此外，中央政府西遷重慶，打破數千年來中國政經文化重心在華北、華東的狀況，西南的川、滇、黔首次踏上舞台中央，成為教育文化、政經軍事中心，同時帶動了西部及邊疆的開發建設。
此外，經過抗戰，才有真正的統一中國政府。戰前，蔣介石的南京政府號稱「中央」，但實際掌控的僅有長江中下游的6個半省；雖然當時各地方部隊都隸屬「國民革命軍」編制，通稱「國軍」，其實並沒有一個國家化的部隊。是8年瀝血抗戰，才逐漸孕育出統一中國政府的概念。弔詭的是，蔣介石領導國民黨及政府抗日，付出巨大心力與犧牲，卻無意間為中共鋪平了在1949年取得整個中國的路，國民黨及政府在內戰中輸個精光，最後收穫成果的是中國共產黨。
日本侵華帶給中國人民巨大深刻的傷害，數千萬生命損傷，數不清的家破人亡、骨肉分離，南京大屠殺、慰安婦、命喪異域的遠征軍……這些創傷與記憶至今猶存。遺憾的是，抗戰勝利未帶來和平，短短一年內，國共內戰，兵戎再起，江山不久易主。韓戰接著爆發，亞洲及歐美也被扯進冷戰的對峙，鮮有寧日。
面對頑強的日軍，雖然國軍的戰績實在不行，但他們英勇奮戰的行為卻比預期要好許多。（圖/維基百科）
方德萬研究國民黨抗日戰爭發現，面對頑強的日軍，雖然國軍的戰績實在不行，但他們英勇奮戰的行為卻比預期要好許多；特別是武漢戰後到珍珠港事變這3年多與日軍相持期間，沒有外援，孤軍奮戰，竟能撐持下來，實屬難得。他們如此奮不顧身，是為了國家民族未來的願景（vision）而戰。所以，方德萬指出，那些以為中國戰場在輝煌的太平洋戰爭中微不足道的論點，是錯失了重點。
英國學者米德（Rana Mitter）也有同感，米德以西方歷史學家的角度重探中國抗戰，指出：中國為二戰作出了巨大犧牲奉獻，卻因各種原因而成為被西方「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他呼籲學界重視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貢獻，以及對中國抗戰史的研究。
的確，抗日戰爭對中國、日本、亞洲，乃至世局都有深遠影響；它喚醒了中國民族主義，造就了真正統一的中國，改變了中國人的社會結構與關係、重塑中國人的世界觀；直到現今還影響著兩岸、中美、中日複雜矛盾的關係。
研究歷史為我們帶來深刻的省思，我們也能從中習得不少教訓。日本當年的敗局顯示，當國家操控在一群既無理性又無擔當、只會在豪言壯語中虛張聲勢的官僚手中時，會帶給人民慘重的深災巨劫。二戰中的日本，在中國及太平洋戰場都犯了戰略上的錯誤，但他們還是有機會來修復錯誤的；遺憾的是，那些軍政財商上層大多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內心明白錯了，但為了自己和所屬團體的利益，還是選擇隨聲附和或是保持沉默，結果集體走向災難。
重探抗戰史，讓我們明白，不論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戰爭，戰爭都是死傷慘重、生靈塗炭的，而且人民永遠是最大的犧牲者。無論以什麼理由將一個國家，或數個國家推向戰爭，無論最後結果如何、獲得多大的勝利，都換不回過程中人們流的血與淚。是以，任何國家的主政者永遠都是國家和平與安危的第一責任者，他（她）必須負責任、維護和平。
探究歷史不只是試圖還原過去，我們也希望藉此思索台灣、中國以及東亞和世界的未來。因為，我們在探索過去的同時，其實是在為今天及未來尋找答案。
內容簡介
★ 套書【第二卷】附主編郭岱君親筆簽名，限量典藏 ★
我們從未理解的關鍵歷史
一場史無前例、改變百年世界走向的戰爭。
集合多國現代史學者，重新檢視影響深遠的中日戰爭！
重探一個民族的命運，看近百年世界走向。
「中國、日本、美國，以及所有參與這場戰爭的政府和人民，在慘重的損傷中得到了什麼經驗與教訓？我們如何避免再犯相同的錯誤？這場戰爭與現在的我們有什麼關聯？80多年過去了，許多問題仍待解答。」──〈寫在前面．不容青史盡成灰〉／郭岱君
是顛覆、還原，還是重新評價歷史？
在烽火中看民族國家的建構，思索人與戰爭的關係
《重探抗戰史》是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Hoover Institution）與中國與亞太研究學會（CAPRS）合作的跨國研究項目，廣召台、美、中、日四地學者，以國際視野、最新史料、多元角度，探討近代史轉捩點，影響中國、台灣、日本、歐美深遠的中日戰爭。
▍青史並未成灰：新史料、新觀點，重探中日戰爭
《重探抗戰史》集合多地學者，力圖融合跨國視角、檔案，顛覆單薄、偏狹的既有研究與史觀，客觀公正地探討歷史的真形貌，回答關鍵但始終撲朔迷離的問題。包括：日本何以侵華、為何落敗？貧窮落後的中國為何能獲得最終勝利？南京大屠殺不為人知的真相；蔣介石對侵略者「以德報怨」的原因；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為何贏了戰爭卻輸了政權？以及若無「兩顆原子彈」，這場戰爭是否會有不同結局？
第一卷論述1931至1938年，中日戰爭開始到武漢會戰時期，日本軍國主義興起的由來；九一八事件、一二八淞滬戰役的過程與真相；抗戰大戰略如何形成；國民政府如何使日軍落入持久戰的陷阱，並深究七七盧溝橋事變的本質、八一三淞滬大戰的重大意義，並指出中日戰爭帶來的並非分裂，而是中國走向真正統一、建構民族國家的重要階段。
第二卷論述1939至1945年，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並與世界大戰合流，歐亞戰局也牽動中國戰場，並探討始終真相未明的關鍵問題。包括：日本為何甘冒天下大不韙，在深陷中國戰場且軍力吃緊的情況下發動太平洋戰爭？日軍為何始終未能攻進重慶、為何不直攻四川速戰速決？尤其重要的是攸關抗戰成敗、直接影響戰後國共命運的「一號作戰」（豫湘桂戰役），日本為何要傾盡國力發動這項跨廣大幅員、死傷慘重的計畫，企圖打通中國大陸、直通南亞？
▍未境的追求：不只重探歷史，更要映照未來
何以今時今日的我們，必須重探抗戰史？究其本質，影響深遠的歷史轉折，都由來於身涉其中的「人」。釐清、重構、重新審視歷史、思索人類長時段積累的結果，不只是史家不分國界、無論時代，以丹心照汗青的精神與追求，更是思索、構築未來時的重要參照。
作者介紹
編者簡介
郭岱君（Tai-chun Kuo）
台北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曾任史丹佛大學東亞研究所、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客座教授，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副教授，中華民國總統府新聞秘書、第一局副局長、行政院新聞局駐波士頓辦事處主任等職。專長為政治經濟發展、中國政治、中國經濟發展、中美關係、近現代中國歷史檔案研究等，在行政及學術上均有傑出的成就。
2003年起參與胡佛研究院檔案館「近代中國檔案及特藏資料保存與研究」專案，此項搜藏包括國民黨檔案（約四百萬件）、《蔣介石日記》、《蔣經國日記》、中華婦女聯合會檔案、宋子文檔案、孔祥熙檔案等，學術界公認是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之外，全球收藏近代中國檔案資料最豐富的史料中心。
著作見諸中美各重要報章期刊，與馬若孟教授合著的Watching Communist China, 1949-79: A Methodological Review of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aiwan多年來一直是中國研究方法論方面學子必讀的書籍之一。
作者簡介
加藤陽子（Yoko Kato）
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教授
肖如平
浙江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所長、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
岩谷將（Nobu Iwatani）
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與政治研究所教授、公共政策學院副院長
周珞
獨立軍事史研究者
洪小夏
上海師範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教授
原剛（Hara Takeshi）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調查員
深町英夫（Hideo Fukamachi）
日本中央大學經濟學部教授
張世瑛
中華民國國史館纂修
張玉萍
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講師
傅應川
中華軍史學會副理事長、前中華民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局長
蘇聖雄
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Kanou Seikichi
中日文翻譯
目錄
【第一卷】
不容青史盡成灰─寫在前面／郭岱君
第一編 中日戰爭的起源
第一章 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加藤陽子
一、日本歷史的朝鮮觀與中國觀
二、日本近代政治制度的形成和軍政關係
三、日本的主權線與利益線論
四、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
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國防新政策
第二章 日本走向九一八／加藤陽子
一、九一八事變的萌芽與日本的雙重外交
二、五三濟南慘案
三、日本的滿蒙領土論
四、九一八事變
第三章 國民政府隱忍備戰／傅應川、張玉萍
一、不抵抗的命令是怎麼回事？
二、九一八後國民政府高層的反應
三、日本退出國聯與熱河戰役
四、長城抗戰與《塘沽協定》
五、重探《何梅協定》
六、國民政府戰前的準備
第二編 大戰略形成
第四章 一二八淞滬抗戰／肖如平、洪小夏
一、中國反日運動、日軍上海挑釁
二、蔣介石運籌帷幄
三、一二八淞滬之戰
四、日本四度增兵、三易統帥
五、國際調停
六、觀察與檢討
第五章 抗戰大戰略的形成／傅應川、郭岱君
一、對日苦無良策
二、持久戰、消耗戰、戰而不屈
三、四川回歸、積極備戰
四、德國軍事顧問
五、確立持久抗戰大戰略
六、持久戰成功的關鍵因素
第六章 綏遠抗戰與西安事變／肖如平、郭岱君
一、中共統戰：西北大聯盟與逼蔣抗日
二、蔣介石大意致禍
三、綏遠抗戰
四、西安事變
五、事變後各界反應
六、宋子文千里救援
第三編 大戰初起
第七章 重探七七盧溝橋事變／岩谷將、郭岱君
一、七七事變是偶發的意外
二、從七七到八一三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三、廬山談話亮出抗日底線
四、七七為何不能和平解決？
地圖 七七盧溝橋事變後形勢圖
第八章 重探八一三淞滬會戰／傅應川、岩谷將、洪小夏
一、蔣介石另闢淞滬戰場
二、轟轟烈烈的淞滬大戰
三、國軍大撤退成為大潰敗
四、八一三淞滬大戰觀察與檢討
地圖 抗戰初期全盤局勢圖
地圖 八一三淞滬大戰形勢圖
第九章 重探南京保衛戰／洪小夏、傅應川、原剛
一、南京能不能守？該不該守？
二、部署南京保衛戰
三、從淞滬到南京
四、血戰南京
五、南京撤退方寸大亂
六、南京大屠殺
七、南京保衛戰觀察與檢討
地圖 南京保衛戰形勢圖
第四編 走向持久戰
第十章 重探徐州會戰／傅應川、洪小夏
一、中日軍力整補
二、徐州大戰
三、滕縣與臨沂保衛戰
四、孫連仲血戰台兒莊
五、蘭封會戰
六、徐州會戰觀察與檢討
地圖 華北形勢圖（1937-1938）
地圖 徐州會戰形勢圖
第十一章 重探武漢會戰／傅應川、洪小夏
一、中日雙方對武漢會戰的部署
二、武漢會戰的經過
三、武漢會戰觀察與檢討
地圖 武漢會戰形勢圖
【第二卷】
前言
第五編 持久戰的實踐與頓挫
第一章 中日戰略調整及其實踐／岩谷將、傅應川、洪小夏
一、日軍戰略調整：從軍事急進到政治謀略
二、國軍戰略調整：以戰為守
地圖 中期抗戰兩軍形勢圖
第二章 三陽一線之戰：以戰為守的消耗戰／傅應川、蘇聖雄、洪小夏、黃勇
一、第一次長沙會戰：「後退決戰」策略
地圖 第一次長沙會戰要圖
二、第二次長沙會戰：日軍無意占領長沙
地圖 第二次長沙會戰要圖
三、隨棗會戰：日軍欲殲湯恩伯部隊
地圖 隨棗會戰要圖
四、棗宜會戰：錯估情勢，宜昌失陷
地圖 棗宜會戰要圖
五、豫南會戰：相互試探，且戰且走
地圖 豫南會戰要圖
六、觀察與檢討
第三章 重探1939 年冬季大攻勢與桂南會戰／蘇聖雄
一、南昌會戰：武漢會戰後的首次反攻
地圖 南昌會戰要圖
二、桂南會戰：重挫國軍供應鏈
地圖 桂南會戰要圖
三、震撼日軍的冬季大攻勢
地圖 1939 年底日軍配置圖
四、上高會戰：短攻取勝的典型
地圖 上高會戰要圖
五、觀察與檢討
第六編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及中國戰場
第四章 太平洋戰爭：日本死中求存的絕境策略／小谷賢、郭岱君
一、南進與北進
二、進軍南方
三、對美、英、荷開戰之路
四、組建南方軍，開戰箭在弦上
五、觀察與檢討
第五章 重探中國遠征軍及兩次滇緬作戰／張世瑛、蘇聖雄
一、組建中國遠征軍
二、第一次滇緬作戰：數萬國軍精英魂斷異鄉
地圖 第一次緬甸戰役概要圖
三、中國駐印軍的成立：史迪威訓練營
四、第二次滇緬作戰：中美英聯軍反攻緬甸
地圖 第二次緬甸戰役概要圖
五、觀察與檢討
第六章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中國戰場／傅應川、黃勇、蘇聖雄
一、第三次長沙會戰：名副其實的大捷
地圖 第三次長沙會戰要圖
二、浙贛會戰：日本防制美軍空襲
地圖 浙贛會戰要圖
三、鄂西會戰：石牌保衛戰
地圖 鄂西會戰要圖
四、常德會戰：傑出的守城之戰
地圖 常德會戰要圖
五、觀察與檢討
第七編 阻止日軍最後攻勢
第七章 日軍為何始終未攻進重慶？／郭岱君、岩谷將
一、南方作戰亟需解決中國戰事
二、蔣介石對四川的防衛部署
三、日軍的「西安作戰」及「四川作戰」
地圖 五號作戰構想圖
四、觀察與檢討
第八章 重探豫湘桂大會戰／一號作戰／傅應川、原剛
一、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
地圖 一號作戰概要圖
二、豫中會戰：夾擊湯恩伯、打通平漢線
三、長衡會戰：日軍快攻，長沙淪陷
四、衡陽保衛戰：方先覺率第10軍血戰衡陽
五、桂柳會戰：國軍應戰乏力
六、觀察與檢討
地圖 二戰終末情勢圖
第九章 國軍最後的反攻作戰／張世瑛、蘇聖雄
一、「阿爾發計畫」與反攻部隊整編
二、總反攻計畫的策定
三、國軍的反攻作戰
地圖 終戰時的中國派遣軍
四、觀察與檢討
序
導論
寫在前面──不容青史盡成灰（節錄）
郭岱君
抗日戰爭是20世紀中華民族最重要的歷史大事、也是最珍貴的歷史資產。這場史無前例的戰爭，攸關中華民族存亡，數億中國人或死、或傷、或家破人亡，整個民族的命運因之改變，世界政局也因此而重組。
這場戰爭對日本、歐美、及其他亞洲國家的影響也極為深重。日本幾乎因此而亡國，戰爭的後遺症至今猶在。許多被日軍占領的亞洲人民，對日本軍國主義仍有餘悸；而中、美、蘇、日的角力，更造成東北亞、南亞的不安。戰爭帶來的破壞和衝擊，長久反映在戰後各國及國際政經社會各方面。
如此重要的世紀大事，卻因為黨派隔閡、政治考量、或史料不足，以至於現存的抗戰史多失之單薄、偏頗，許多事實真相尚待挖掘、釐清。
日本為何處心積慮要侵略中國？這場戰爭是如何打起來的？日本原本只想拿下滿蒙、控制華北，卻為何陷入中國地廣人眾的泥沼之中？貧窮落後的中國如何與國力強大的日本對抗？又如何打破日本速戰速決信念、贏得最後勝利？中日之戰與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為何？對中國有什麼影響？中國、日本、美國、以及所有參與這場戰爭的政府和人民，在慘重的損傷中得到了什麼經驗與教訓？我們如何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這場戰爭與現在的我們有什麼關聯？
80多年過去了，許多問題仍待解答。
抗戰史研究著有成績
好在青史並未成灰。近年許多歷史資料逐漸公開，美國、日本、台灣、中國大陸、英國、蘇俄都有珍貴的歷史檔案問世。其中最受矚目的，當屬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收藏並公開了蔣介石日記、蔣經國日記、國民黨黨史資料、以及許多近代中國領導人物的個人檔案(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黃鎮球、黃杰等人的私人文件)。這些第一手資料問世，立刻激起中國研究的巨浪，迄今已有許多中外學者使用這些檔案，撰寫了數百篇研究論文、也出版了不少專書。這些著作試著還原歷史，讓世人重新認識、評價這場戰爭，有些甚至顛覆了我們熟知的抗戰史。
另方面，抗戰史研究自2000年以來，逐漸受到中外學術界的關注。幾位歐美學者嘗試結合中西所長，探索抗戰史。哈佛大學的傅高義（Ezra F. Vogel）教授、劍橋大學的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教授、牛津大學的米德（Rana Mitter）教授都曾邀請中國、美國、日本學者，共同研究這場戰爭。例如，方德萬與兩位美國軍事史權威─皮蒂（Mark R. Peattie）及敦葉（Edward J. Drea）─共同主編 The Battle for China 論文集，作者包括中、美、日、英學者，對這場中日之戰進行深度的探討，提出不少新的線索與觀點。
隨著新資料的開放和運用，重新審視抗戰史已成中外學界的共識。
這些發展令人振奮，但卻還不夠。因為這些研究成果僅在學術圈流傳，一般大眾並不清楚；而同時使用中、日、英、美、蘇檔案來探究這場中日之戰的亦不多見。
蔣介石日記解開不少抗戰史的謎題
胡佛研究院檔案館（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得天獨厚，近代中國檔案收藏豐富，尤其是民國人物個人文件的保存，可謂獨步全球。
以蔣介石日記為例，自2006年開放以來，一直是胡佛檔案館最受歡迎的文件。蔣介石長期主導中國軍政，他是抗戰時期中國軍政領袖、也是中國軍隊的最高統帥，他的日記讓我們得窺其決策思維與心路歷程，許多過去撲朔迷離的事情，忽然有了理解的脈絡，猶如進入浩瀚黑暗的森林，突然一線天光，周遭頓時了然眼前，一些長期難解的疑問隨之茅塞頓開。
例如，1937年盧溝橋事變明明是個偶然的意外，東京已發布「臨命400號」宣布「不擴大事態」，蔣介石也明白「（倭寇）志在華北局部而不敢擴大」。卻為何仍命中央軍四個師北上？中央軍進入華北，導致日本不安，立即增兵華北，緊張情勢頓時升高。多年來，無法合理解釋蔣介石的決策，直到他的日記公開，原來他是想趁此機會「打破何梅協定也」。
透過他的日記，我們進一步了解，早在1935年《何梅協定》要求中央軍與國民黨退出河北時，蔣介石就決心不再隱忍，要與日本一戰，因為「華北乃黨國存亡之所在」，「黨部取消，中央軍隊撤退，華北實已等於滅亡，此後最多不過製造華北偽政權而已。……嗚呼，寇患至此，國既不國，人亦非人，不再決戰，復待何時？應毅然決斷，不稍顧慮，徘徊與猶豫於其間也」 。
如果不是蔣日記，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蔣介石派兵北上，只是擺出一個不畏戰的樣子，實際上他是要以戰求和，「示以決心，否則不能和平解決也」。
而英國大使許閣森（Sir Hughe Montgomery Knatchbull-Hugessen）原已同意出面斡旋中日衝突，正因為這個「何梅協定」，使得他改變態度，婉謝主導調停，以致蔣介石期望的國際斡旋落空。
像這樣的例子，不一而足……
內容連載
重探1939年冬季大攻勢與桂南會戰
蘇聖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國軍自1938年11月南嶽軍事會議後，確立抗戰方略為「轉守為攻，轉敗為勝」。其真意並不在發動全面總反攻的攻勢作戰，而是要「爭取主動」、「以戰為守」，消耗日軍戰力，使資源短缺的日本無法持續供應物資，甚至在本土發生內變，進而主動退出戰爭。
也就是說，在珍珠港事變爆發之前，蔣介石雖不斷運作外交，希望獲得外國支援，並期望世界大戰爆發，但對於能否，或何時有列強參戰，並未能確定。因此，藉主動出擊大幅消耗日軍戰力，促成戰事盡早結束，是蔣介石運用的手段之一。
1939年4月上旬，國軍第一期部隊整訓大致完成，蔣介石下令各戰區發動攻勢，主動襲擊日軍，這個範圍廣大的反攻行動，稱為「四月攻勢」。四月攻勢之後，國軍的抗日反攻並未停止，蔣介石本著持久消耗戰略，仍積極部署一個又一個反攻。1939年還有「夏季攻勢」、「九月攻勢」、「秋季攻勢」；年底更有大規模的「冬季攻勢」。
西方普遍認為國軍對日抗戰，是保守防衛，坐等西方列強介入。其實，在珍珠港事變爆發前的2~3年，正是國軍獨立作戰最艱辛的一段時間，國軍並未消極應付，而是發動一波又一波的反攻。
本章將首先以南昌會戰為例，說明國軍在武漢會戰後的首次反攻，接著探討1939年底到1940年初，國軍發動的冬季大攻勢。在國軍籌劃冬季攻勢的同時，日軍恰巧向廣西南部發動進攻，於是兩軍在廣西南部展開激戰，桂南會戰爆發。此戰，國軍大規模投入新建立的裝甲部隊，獲得「崑崙關大捷」，在抗戰史上有重大意義。
一、南昌會戰：武漢會戰後的首次反攻
首先是南昌會戰。南昌是江西省省會，南潯鐵路和浙贛鐵路的交會點，對國軍來說，南昌是第九戰區和第三戰區後方聯絡線和補給線的樞紐，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對日軍來說，南昌距日軍控制的九江基地，僅有150公里左右；國軍在南昌有大型機場，對日本控制的長江航運不利。此外，薛岳在贛北的第九戰區有4個集團軍，20萬人左右，這對日軍來說猶如芒刺在背，必欲去之爾後快。
1939年2月，為了切斷國軍浙贛鐵路的運輸，摧毀南昌機場，消除第九戰區對日軍的戰略壓迫，日軍決定發動南昌作戰。
執行這場作戰的是第11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岡村採取速戰速決策略，集中兵力，計畫對國軍來個閃電攻擊。他以第101、106師團作為攻擊主力，這兩個師團是預備師團，戰力較常備師團弱，他們先前參加武漢會戰時，遭到國軍很大的打擊，岡村有意藉著這次作戰，提振這兩個師團的士氣。另外還有兩支部隊也參與作戰：第16師團在江北附近作戰，以策應南昌方面的主作戰；第6師團則在箬溪、武寧一帶作戰。
國軍這邊的應戰由第九戰區負責。第九戰區下轄部隊很多，在南昌附近主要是第19集團軍羅卓英的部隊，指揮第32、第49、第70、第78、第79軍及預備第5師，共13個師。國軍人數雖占優勢，但整補尚未完畢，指揮階層疊床架屋，通信聯絡又很慢。
日軍輕取南昌
1939年2月下旬，日軍第16師團故意在漢口以西向漢水（襄河）附近的國軍發起攻擊，其真正目的是策應南昌方面的主攻勢，吸引國軍北上救援，減少國軍增援南昌方面的數量。國軍不知是計，立刻發動部隊北上，造成部分部隊被日軍牽制住。
3月17日，日軍主力在江西發起攻擊，第101、106師團自永修附近渡過修水進攻南岸國軍，攻擊重點指向安義及奉新方面，日軍打算進攻至奉新附近之後，再向東迂迴，渡過贛江，攻占南昌。也就是說，日軍主力並非沿南潯鐵路（南昌—九江）自永修由北向南直攻南昌，而是先往西南進攻再迂迴向東，避開南潯鐵路上國軍已部署的陣地。
岡村寧次改變過去以步兵為主、把野戰重砲和戰車配屬各個師團的做法，這次他把戰車（裝甲車）和重砲集中起來，組成裝甲部隊，統一指揮，在航空兵支援下，向國軍發動快速重擊。
3月20日，日軍配合海軍陸戰隊發動全線攻擊，很快占領修水南岸，立刻趁夜以裝甲部隊向南昌快速推進，並在第二天突破國軍的主陣地。國軍缺少反坦克砲，難以抵擋日軍猛烈的攻擊，修水一線的防禦工事被炸成一片廢墟，只得節節撤退。
日軍裝甲部隊一路往前衝，迅速占領安義、奉新，很快地在26日午後推進到贛江，與駐守南昌的國軍隔岸對峙。
26日傍晚，第101師團主力渡過贛江，向南昌發起猛烈攻擊。國軍雖然早就知道日軍將發動攻擊，但以為日軍會沿南潯鐵路而來，因此把防禦主力的三個軍部署在修水一線。沒想到日軍卻迂迴到南昌西南方，從奉新方面攻進南昌。國軍的部署長達15公里，缺乏縱深，機動不足，日軍突然從西南而來，國軍防線一點突破，全線陷入混亂，南昌於27日輕易地失陷了。
南昌失陷，蔣介石對負責防禦的羅卓英非常不滿，認為「南昌失陷如此之速，完全是羅卓英指揮無方、處置失當之過也」。要求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徹查責任。不過，中日軍事力量差距本就很大，很難把戰事失敗歸咎於羅卓英一人，查辦之事最後不了了之。
國軍「四月攻勢」反攻南昌
南昌輕易失守，國軍沒有就此消沉，反而積極準備反攻。現今抗戰史諸多著作一再述及抗戰時國軍採取的「持久戰」；持久戰固然為國軍抗戰最根本的戰略，但當時國軍是把「持久」與「消耗」合併稱為「持久消耗戰」，不僅是被動的防守，有時還要主動出擊，「消耗」日軍戰力。
也就是說，在珍珠港事變爆發之前，蔣介石雖不斷運作外交，希望獲得外國支援，並期望世界大戰爆發，但對於能否，或何時會有列強參戰，並不能確定。但在敵情判斷中，國軍看準日軍資源有限，「敵兵力財力已超過准許對我使用之限度，故國防根本發生弱點」。因此，藉主動出擊大幅消耗日軍戰力，希望資源短缺的日本知難而退。
因此，南昌失守之後，國軍積極準備反攻。這次的反攻與全局一併思考。在南昌會戰之前，1939年2月，軍事委員會就頒布《國軍攻勢轉移部署方案》，籌劃反攻，反攻的目的是為了牽制、消耗日軍，讓他們無法安然扼守據點，並且讓日軍無法抽調兵力到華北建立根據地。
1939年4月上旬，國軍第一期部隊整訓大致完成，蔣介石下令各戰區發動攻勢，襲擊日軍，這個範圍廣大的反攻行動，稱為「四月攻勢」。南昌的反攻，不僅單純針對南昌失守而發動，也是四月攻勢的一環，由第九戰區負責執行。在蔣介石的總體考慮之中，南昌反攻是希望藉此牽制日軍，以免日軍轉用兵力到其他國軍發動四月攻勢的區域。
反攻南昌失利
4月21日，國軍開始進攻南昌外圍，日軍極力抵抗，雙方激戰，國軍收復了好幾個據點，日軍退守地形易守難攻的虬嶺等地。國軍雖然奮力進攻，但因火力不足，對嚴守據點的日軍莫可奈何，雙方僵持到27日，日軍增援部隊到達，對國軍發動猛烈反擊，同時派飛機四處轟炸，國軍攻勢受挫。
此時，日軍以砲筒或飛機投擲多種毒氣彈，這些毒氣彈有的使人打噴嚏、流淚，有的讓人窒息、昏倒、嘔吐、全身無力，還有的使人心痛、流鼻血。而國軍缺乏防毒面具，在毒氣彈攻擊之下，只能用濕毛巾掩護口鼻，以土法應付，例如人工呼吸、喝濃茶、注射強心針、以蘇打水清洗五官等。
雖然攻勢受挫，蔣介石為迅速實現攻略南昌的計畫，仍於5月1日下令前線，「限5日之前攻下南昌」，並且要求各總司令親赴前線督戰。
前線各部陸續向前進攻，第29軍軍長陳安寶率第26師劉雨卿部克復飛機場、南昌車站，突擊南昌城防工事，與日軍激烈白刃格鬥。然而，日軍憑藉優勢砲火及飛機支援，並且以汽車輸送有力部隊反擊，國軍因此遭受重大傷亡；最後，陳安寶殉職，劉雨卿負傷，國軍全線攻勢頓挫。5月9日，蔣介石不得不下令停止攻擊。到12日，戰事中止，國軍奪回的一些要地得而復失。
南昌會戰從3月17日日軍發動攻勢、占領南昌，經過4月的國軍反攻，到5月12日結束，前後將近兩個月。據國軍數據，國軍動員參戰部隊近26萬人，傷亡失蹤5萬餘人，斃傷敵軍聯隊長以下官兵約3萬人。戰事以日軍奪得南昌、截斷國軍交通聯絡線告終。南昌失陷使得國軍第三戰區與大後方的聯絡陷於困境，軍事補給只能依賴浙贛兩省的公路線，東南各省未淪陷地區的處境更加困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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