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場永遠回不去的夢：
台灣外省人「歸鄉」的矛盾與哀愁
1987年，一群老兵組成「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老兵們身穿「想家」、「你想念父母嗎」白色上衣，殷殷期盼回到故鄉父母的身邊。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外省年輕人的漫漫歸鄉路
內戰移民的子女和孫子女也踏上漫漫歸鄉路，其中包括生於臺灣的外省人，以及生於中國、長於臺灣的外省人。這些外省年輕人通常陪同父母或長輩一起返鄉。其中有些人也會去遊覽他們在國民黨數十年的「光復大陸」教育下學過的歷史文化勝地。
生於臺灣的外省人從未看過「家」，兒時就離開中國的人，則幾乎想不起在中國大陸的生活，一如流亡世代，所見的事物和遭遇的親戚也讓他們洩氣。儘管如此，由於多數人只在中國度過很短時間，甚至缺乏中國生活經驗，相較於父母和祖父母，外省年輕人在返鄉時感受的社會創傷仍是間接而不那麼強烈。
一位年輕女士幫忙父親，把二十公斤重的行李拖回家鄉。父女兩人和本章前述那些倒楣返鄉者一樣，遇上獅子大開口的鄉親。女兒回想這場不愉快的家族團聚：「他們什麼都要，看到你手上的東西開口要，打聽別人收到什麼禮物，質問『我怎麼沒有？』」她透露自己對這場返鄉之旅的結論：「那真是一場噩夢。我再也不回去了。」
從中國大陸之旅回到臺灣，文學研究者鹿憶鹿（1960年生）形容中國是場「永遠回不去的夢」。對她而言，失落感是間接而象徵性的，來自父母的鄉愁記憶和自己接受的教育──而非真正的親身經歷。中國是美麗的抽象，無論怎麼造訪都不可能真正到達。她的筆下流露出一絲悲傷：「回去的不是中國，中國，是永遠回不去了。」
小說家和電影劇本作家朱天文（1956年生），陪同身為著名軍中作家的父親朱西甯（1928-1998），回到她從未去過的家鄉。與中國大陸的家人和根源連結，整體來說讓朱天文覺得欣喜；儘管如此，她還是覺得自己流離失所。中國返鄉行讓朱天文明白自己的心之所向：
我已經開始想念在臺灣的一切。第二代探親，親是有的，然而生活上共同的情緒卻好陌生疏隔。與魚潮般的眾生擠在一起等車的時候，這裡是中國，而一切恍如異國。
像朱天文這樣生於臺灣的外省人，造訪中國大陸家鄉時，期望可以看到和感受到熟悉的事物。但即使旅程體驗很愉快，許多人反而覺得疏離。
圖為鹿憶鹿（左）與朱天文（右）。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想像的中國」：親身見證的幻滅
苦苓（1955年生）是臺灣1980年代和1990年代很受歡迎的作家和廣播／電視主持人，以一針見血的評論和嗆辣的幽默著稱。苦苓的父親是來自昔日熱河省的滿族人，母親則是來自宜蘭縣的本省人。1994年，他把自己痛苦的中國之旅寫成詼諧動人的著作《我的祖國我的媽》。苦苓的著作不同於莊因傷感的《八千里路雲和月》，苦苓在書中大肆嘲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的各種面向，以及同行返鄉者的言行舉止。怨憤又尖酸的他，把旅行團從中國返臺路上經歷的磨難稱為「我如何逃出鐵幕」。
《我的祖國我的媽》就在惡名昭彰的「千島湖事件」發生後上市。1994年3月下旬，24位臺灣觀光客在浙江省西部一處湖泊勝地搭乘小遊船，卻慘遭洗劫、屠殺，屍體被燒得面目全非，八名船員同時遇害。當地政府起初試圖淡化此一事件，接著在現場調查過程中，又苛刻對待悲痛的臺灣人家屬，引發臺灣人民嚴重反彈，反對兩岸更進一步交流。
苦苓的著作引起群情激憤的臺灣大眾強烈共鳴，他們受夠了造訪中國期間不得不應付的許多可憎之人和荒謬之事。《我的祖國我的媽》序言裡，請所有臺灣同胞捫心自問：與從小到大學到的那個壯麗優雅的中國天差地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遭遇後，在看盡所有醜惡之後，他們還要不要做中國人？
苦苓在1994年把自己痛苦的中國之旅寫成著作《我的祖國我的媽》。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取自Goodreads
生於1970年代以後的許多第三代外省人，隨後也經歷同樣的疏離過程。李佳瑜的父母都是第二代外省人，她從小到大受到的教養，使她一度對中國有著某種浪漫情懷。但在2000年入學北京大學政治學系之後，她的浪漫情懷很快就煙消雲散：
一開始，我以為北京城應該是充滿文化與優雅的城市，真正在那裡生活之後，才知道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人沒有禮貌，動不動就吐痰、大吵，空氣也不好。在那裡住久了，人的氣質都會變，脾氣不壞也不行。
李佳瑜曾經堅決支持臺灣最終與中國統一，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活之後就完全改觀：「但是現在仔細想想，我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跟大陸統一？中華民國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兩岸人民的差異實在太大了，統一沒有任何意義啊。」
2000年之後的近年來，有些生於臺灣的外省人不僅造訪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在當地求學，其中愈來愈多也在急速崛起的中國經商和尋求就業機會。除了在經濟上追求更好的機會，臺灣外省人的行動也受到家族遺澤，以及母島上令人沮喪的政治發展所驅動。下一章將後者描述為「返回臺灣的社會創傷」。社會學者林平對最近數十年來移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同世代外省人進行深度訪談，得到的結論是：「無論他們有多麼渴望離開臺灣，卻很少有人享受中國的生活。」
1994年3月下旬，24位臺灣觀光客在浙江省西部千島湖搭乘小遊船，卻慘遭洗劫、屠殺，屍體被燒得面目全非，八名船員同時遇害。突圍抗議中共政府草率處理千島湖事件，立委帶領群眾至桃園中正機場大門遊行示威抗議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林平的質性研究受到量化資料的支持，201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布的調查顯示，在中國大陸工作的臺灣青年專業人士超過75%更習慣自己過去在臺灣的生活，自稱在中國生活更舒適的人則不到4%；不僅如此，只有7%左右想在中國度過傳統節日，將近75%的絕大多數都想回臺灣過節。
林平的消息來源之一是在上海工作的外省第二代女性，她對林平說，她很久沒拜訪住在該市的親戚（阿姨）了，因為「我不知道要跟她說什麼」。談到與中國同事之間的距離感，這位受訪者說：「我想我們是不一樣的，我們連說的笑話都不同。」
社會學者曾嬿芬2008至2011年間訪問上海的台籍技術移工，她發現，即使臺灣人之間存在著族群與政治差異，臺灣人卻難得在工作場所之外與當地中國人建立友誼或交際。許多臺灣來的（外省人和本省人）移民都住在同一處住宅區，他們收看臺灣電視節目，往來對象以其他臺灣人為主，也送小孩到同一學校，一切彷彿他們還住在台北。按照曾嬿芬的說法，第二代外省人發現自己比父母親更難融入中國社會。
1988年，民生報舉辦「大陸探親座談會」，邀請七位經驗人士與專家座談，提供民眾返鄉探親意見，圖為嘉賓席一景。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新的歸鄉路
即使參照曾嬿芬的觀點，年老的第一代外省人卻也沒有多少人真的搬回中國和親戚一起度過餘生。儘管關於返鄉移民的詳盡資料並不存在，臺灣退輔會記載的數字仍能說明問題。1990年代初期，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即使有諸多差異，仍合作促成國軍退伍老兵返回中國大陸定居。臺灣方面由退輔會負責從事這項任務，該會數字顯示到1998年3月底為止，共5,488位老兵接受中華民國政府的全額退伍金，搬回中國定居。
這在該年登記有案的376,477名外省第一代退伍軍人之中僅占1.46％。返鄉長住者在2001年達到6,101名的巔峰，2000年代結束時，由於人們死於高齡，又有一小群人逆向移民返台，逐漸減少到3,163人。范堯盛檢視同一組資料，得出結論：返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移民，在任何時候都不超過臺灣全體年邁外省老兵的2%。
幾個關鍵因素說明昔日的流亡者即使花了最久時間夢想著中國返鄉，為何返鄉比例卻這麼低。許多內戰移民造訪中國大陸之前，已在臺灣建立新家庭，有了生於臺灣的子女，甚至孫子女。其中有些人也和同鄉出遊，並定期參加同鄉會活動。對這些年老的外省人來說，他們的生命與臺灣的家人、朋友和省籍鄉親構成的複雜社會網絡緊密相連。
此外，流亡世代的大多數人在1990年代初期已是五十至六十多歲，甚至更老。許多都是退伍軍人或退休公職，在臺灣享有國宅和運作良好的全民健保體系。前往生活水準更低、醫療服務更差的「故鄉」過退休生活，並非外省人長輩所盼望。被社會邊緣化的單身老兵，也沒有多少搬回中國的誘因，反倒促成某種恰好背道而馳的海峽兩岸遷移。即使年事已高、退伍金微薄，中國窮鄉村莊的年輕女性1990年代卻為了離開中國而十分樂意嫁給這些「臺灣同胞」。這些權宜婚姻後來多半變質，成了臺灣社會的一大問題。
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旗幟。 圖／維基共享
即使有了這些肯定至關重要的理由，第一代外省人移民返鄉比例低的最重要因素，卻無疑在於中國返鄉的社會創傷。返鄉者受到逆文化衝擊之強烈，使得真正返鄉定居的極少數人，其中許多也選擇與其他國軍老兵或外省人同住，而不跟中國親人同住。林平發現貧困的老兵返回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因為「落葉歸根」這個傳統觀念，而是為了更實際的理由：他們在臺灣獲得的微薄退伍金，到了中國可以生活得較為舒適。這些「臺灣同胞」通常與其他「臺灣同胞」一起留在中國，很少有人搬回自己的家鄉城鎮或村莊。
當年被強押入伍，後來憑藉著勇氣與決心，幫助海峽兩岸無數家庭團圓的姜思章，2002年寫下這段反思：
剛被捉兵到臺灣時，我對故鄉岱山的懷念可以說是魂繫夢牽，時常痛哭長夜。雖然時間侵蝕了很多人的意志，我卻是始終抱著總有一天回去的信心。……
但是，兩岸正式可以往來之後，對於大陸故鄉，雖然仍舊是斯土斯人，但無論在生活習慣、觀念思想，都已大相逕庭，就連親情濃淡，有時也受金錢量秤。也許死後仍可「落葉歸根」，生前已無長相廝守之勇氣了！
就算中國岱山的親戚和美國孝順的女兒一家都一再邀請同住，離婚鰥居的姜思章卻選擇在臺灣度過餘生，定期前往中國和美國，拜訪摯愛的親人。2014年訪談時，姜思章說他心繫臺灣，即使臺灣多數人在民主化之後反對像他這樣的外省人，這座島仍是他在世上唯一能真正舒適度日的地方——讓他真正有了回家感受的地方。大多數像他這樣的返鄉者，連同生於臺灣的子女和孫子女，顯然也是所見略同，他們都以行動做出了決定。中國返鄉的社會創傷使得不同世代的外省人明白，他們數十年來渴望與追尋的「家」其實始終都在身邊。
但外省人的漫漫歸鄉路還沒走到終點。1990至2000年代初，民主化的臺灣成了外省人再也認不得的地方。2002年，姜思章的回憶錄以憂鬱又悽惶的問句作結：「原鄉、他鄉、異鄉，何處是兒家？」 在此，他將中國返鄉的社會創傷與返回臺灣的社會創傷連結，兩次社會創傷彼此相加，產生對於歸屬感的新追尋，把壓抑著的大出走記憶放上最顯著的位置。看似離散的敘述背後，是建立共享認同，牢牢扎根於臺灣的集體努力。這個故事將是下一章的焦點所在。
※ 本文摘自《逃離中國：現代臺灣的創傷、記憶與認同》第四章，標題與部分小標為鳴人堂編輯所加。
2014年訪談時，姜思章說他心繫臺灣，即使臺灣多數人在民主化之後反對像他這樣的外省人，這座島仍是他在世上唯一能真正舒適度日的地方——讓他真正有了回家感受的地方。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內容簡介
經歷1949江與海的離散與創傷，
從記憶與書寫探尋外省移民的在地群體認同感。
1949年前後，蔣介石政權遷移至臺灣，百萬人流離失所、飄洋過海，引發被迫流亡的「外省人」與被迫接納的「本省人」，雙方各自歧異卻又彼此相連的衝突與動盪。
本書運用三大理論支柱──創傷、記憶與離散，闡述近代最龐大卻也最不被理解的一段東亞人口大遷徙，但並非深究國共內戰的勝敗，而是藉由書寫平民百姓逃難的苦難回憶，說明他們如何受到影響。作者透過口述訪談及文獻檔案，探討這段歷史軌跡所衍生的四種社會創傷──逃離中國的社會創傷、希望消散的社會創傷、中國返鄉的社會創傷、返回臺灣的社會創傷，以及事件四十年後，他們的後代如何以家族親身經驗為中心，利用共享記憶復原且創造出懷舊文化產物，進而建構一套與離散完全相反的臺灣外省群體在地化與認同感。最終希望讀者由此體會「同理、和解與正義」。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楊孟軒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博士，現任美國密蘇里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現代中國、臺灣與香港，特別是1949年中國流亡潮、臺灣外省人歷史記憶與認同，與冷戰時期香港難民史。著有The Great Exodus from China: Trauma, Memory, and Identity in Modern Taiwan，及其他期刊論文。
譯者簡介
蔡耀緯
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現為自由譯者。譯有《海上傭兵》、《叛國英雄》、《恐懼與自由》、《日不落．倫敦》、《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合譯）等書。
目錄
導讀／王甫昌
中文版序
致謝
圖表目次
緒論
1949江與海
流離之島
本書章節概要
冷戰與歷史書寫缺漏的產生
創傷、記憶與離散
殖民者、離散與外省人認同
第一章 逃離中國
逃離中國的兩次社會創傷
回憶渡臺之旅：創傷敘事與其他故事
研究大出走需要根據文獻
人口問題：有多少人？
呈現在文獻中的外省人出走之社會創傷
外省人出走帶給本省人的社會創傷
大出走：記憶與歷史
第二章 戰時過客
戰時過客，戰時記憶
1949年前後的過客：戰爭與流離的長時段
戰時過客、原子化的流亡者和「非神聖的聯盟」
戰時過客、文化偏見與「可受指引的同胞」
1958分水嶺：戰時過客的終結
第三章 文化鄉愁
文化鄉愁再思考
同鄉會歷史書寫與臺灣的外省同鄉會
1950年代的外省同鄉會
1960至1980年代的鄉愁記憶與地方文獻編寫
重建群體：在地化與在臺尋根
故鄉的鄉愁記憶與世代差異
第四章 漫漫歸鄉路
中國返鄉的社會創傷
歸鄉路序曲
為了歸鄉路而奮鬥：1987年老兵返鄉運動
漫漫歸鄉路：拉長的時態和逆文化衝擊
外省年輕人的歸鄉路
新的歸鄉路
第五章 講述大出走
太平輪歸來
返回臺灣的社會創傷
政治壓制記憶：「太原五百完人」對比「孤軍」
先聲：老兵與眷村
將大出走敘述成文化創傷，以建構當代外省人認同
結論
外省人歷史、記憶與認同
我的主體立場
書寫大出走、書寫創傷：同理、和解與正義
參考書目
索引
序
中文版序（摘錄）
《逃離中國》是本什麼樣的書呢？去年（2021）英文專書出版，我受邀在臺灣的幾所大學，針對本書內容進行一系列的專題演講。許多與會者在聽講之前都有些類似的疑惑。他們問道：「今時今日仍在討論1949大出走的歷史和外省人創傷流離記憶與身分認同，這樣老掉牙的研究主題，到底還有什麼學術價值和積極社會意義？這份歷史研究的內容是眷村懷舊敘事？還是發掘老兵悲慘的經歷？這本書該不會是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海外學術升級版吧？」
本書當然不是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海外學術版，也不單純只是外省人的移居經驗和離散歷史。簡明扼要地說，本書呈現的是外省人作為因戰爭而被迫流離的群體，在臺灣「（集體／社會）創傷記憶的歷史」。人是記憶的動物，記憶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本能，是我們的生存之道。我們現今生活中的體驗，對身邊事物的感知，很大程度受到過去經驗與現實狀況的雙重交互影響。能作回憶（或訴說「口述歷史」）的個體是人，但人是生活在社會中的共同體，人的存在也有歷史時間性，有世代的不同，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集體／社會記憶。不管是個人層次還是群體層次，人的記憶敘事，尤其是創傷記憶敘事（我是受害者），都有其選擇性、功能性、共時性與歷史時間變化性，其中包含強烈情感成分，還有以自我為中心去自圓其說的邏輯故事性。記憶研究因此也是社會史研究的一環。
本書要探討的不是外省人在臺灣的歷史，而是外省人在臺灣「記憶的歷史」。所以重點不是引述眷村和老兵的故事（個人記憶／口述歷史）來呈現外省人的生命史，而是想要幫助讀者了解外省人集體／社會記憶，在歷史時空中的形成與轉變，以及這些形成與轉變背後所代表的深層意義。
不是每一個外省家庭都住過眷村，也不是所有的外省人都是中下階層老兵或老兵後代，但是眷村與老兵的故事卻成為現今臺灣社會中代表外省文化的主流記憶，這到底是如何發生的？本書所揭示的歷史對此有清晰的說明。還有，《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苦難遷徙記憶，其實對生活在1950至1960年代，乃至於1970至1980年代的外省人，真的一點也不重要，雖然後一輩成長之時，每個人多多少少都聽家中長輩說過些類似的經歷，這些談論大多是在一些私下的聚會和家庭場合。然而這些個人流離記憶在臺灣民主化之後，對於當代的外省人，尤其是在臺灣出生長大的第二代以及第三代外省人，在公共領域的論述之中變得非常重要。現今外省群體珍視與大力彰顯這些記憶的背後，隱含什麼意義？如果在過去時期，大江大海的苦難記憶不太重要，那什麼樣的記憶是重要的？它們又為何在之前的歷史時代中受到重視，但現在則被棄之如敝屣？最後，我們為什麼需要探討流離與創傷記憶的歷史轉變？如此研究到底有什麼政治與社會意義，需要什麼考量，以及受到什麼倫理規範制約？我自己的家庭背景跟外省流離創傷記憶，又有什麼關係？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將在書中一一揭曉，請讀者務必依各章節順序，耐心地讀完全書。
內容連載
緒論（摘錄）
1949江與海
200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週年。六十年，即「一甲子」，在傳統中國宇宙論裡有著特殊意義，意味著天干地支循環一周，新的時代開始。對於人民共和國的官員而言，前一年2008年主辦北京夏季奧運會大獲成功，也激勵他們盛大慶祝建國六十週年。北京奧運可說是中國近期記憶裡最美好的時光，數億中國公民沉醉於國家主辦盛事的光采，觀賞全世界頂尖運動員的精湛表現，同時思考國家這一路走來的歷程。中華人民共和國光榮的國族史詩，始於1949 年毛澤東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打敗蔣介石委員長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共產黨的勝利一統全國，終結由國民黨主宰、但多半仍四分五裂的中華民國。根據中共官方的主旋律，中共的勝利解放全國受壓迫的大眾，洗雪了外國帝國主義及其中國走狗（包括軍閥、資本家、地主，當然還有國民黨）百年來施加的羞恥與屈辱。而在盛大閱兵儀式與官方慶典無限推波助瀾的愛國主義和趾高氣昂之中，人民共和國的創傷起源仍被深深掩埋；毛澤東時代的恐怖和天安門廣場的屠殺，彷彿都不過是遙遠的記憶。
正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滿懷自豪與信心慶祝六十歲生日之際，同年《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也在中國境外的華語群體引發不同的轟動。該書作者是臺灣女作家龍應台（1952年生），當中針對由意識型態和目的論驅動的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國民黨）歷史，提出一套對抗敘事。其內容以大量個人回憶為基礎，這些回憶來自曾為中國內戰的戰敗一方效力，最後由於各種不同原因，與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中華民國）一同被驅趕到臺灣的那些平民百姓。其作者筆下的1949年，不是一場民族主義、社會正義和大眾解放的大革命，而是一場手足相殘駭人聽聞、社會大舉流離失所、骨肉分離撕心裂肺的大動亂。該書立刻在臺灣和香港成為暢銷書，也在世界他處的中文讀者之間激起大量討論。中國當局雖立刻禁止該書出版，但中國網民只要懂得迴避政府的防火長城，都能輕易取得一份數位版本。
龍應台出生於南臺灣的「眷村」，是流亡的國民黨所建立的住宅區，用以安頓跟隨他們離鄉背井的軍官及其家眷。眷村一詞有幾種不同英譯，例如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軍眷村）、veterans’ village（老兵村）、military compound（軍人聚落）等，我個人偏好military families’ village（軍人家屬村），理由是凸顯這些社區對於生長其中的人而言，本身就是家園／家庭。龍應台的父母也是蔣介石政權在中國大陸垮台時，流散到臺灣的約一百萬國民黨軍政人員、官兵和戰爭難民之一。中國內戰的流亡者及其後代（例如龍應台），在臺灣稱為「外省人」。毛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門城樓，宣告新興的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之時，多數流亡者其實已經離開中國。事實上，這是二十世紀中國最龐大卻也最不被理解的一次人口外移。這些從中國出走的人四散於越南、緬甸，及其他東南亞國家。少數國民黨高層菁英獲准入境美國，絕大多數則在臺灣和香港落腳。
如今，從中國出走臺灣的這些人，以及中國內戰尚未平息的硝煙，仍持續對中美（Sino-American）外交關係，乃至東亞區域政治產生重大影響。但即使「臺灣問題」和「兩岸關係」（中臺關係）都已累積大量文獻，從頭開啟臺灣問題和兩岸關係的人群遷移故事，仍相對不為人所知。關於1949年出走本身和臺灣外省人，除了探討當代臺灣族群政治的少數研究，以及外省人作家某些譯成英文的小說作品之外，研究成果和著作出版都很少。而在歷史學界，直到2010年代初期，才有范堯盛（Joshua Fan）的《中國無家可歸的一代人》及馬一龍（Mahlon Meyer）的《在臺灣懷想中國》問世。如同龍應台的暢銷書，范堯盛和馬一龍的這兩部專論也以口述歷史為基礎。
由於龍應台在華語世界的著名作家／公共知識分子地位，加上出版商為她精心安排的全球新書巡迴活動，《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國際間獲得廣泛關注。但這不過是近三十年來，臺灣民主化之後由外省人撰寫的大量口述歷史書籍及個人回憶錄其中一例。這場醒目的記憶熱潮，以1949年大出走相關的創傷和離散回憶為焦點。在這個記憶群體裡，敘事者是當時仍健在的老人和第一代移民。他們生於臺灣的子女和孫子女（例如龍應台等人），則為父母和祖父母的記憶擔任策展人與倡導者。同年出版的其他著名書籍，還有齊邦媛（1924年生）的《巨流河》和張典婉（1959年生）的《太平輪一九四九》，也都運用同一套江／海形象，隱喻外省人流離人生的煎熬和憂傷。
除了口述歷史和回憶錄，還有小說、電影、電視劇、舞台劇，使大眾關注特定兩個外省人群體：權利被剝奪的國軍退伍軍人（老兵），以及前述的眷村居民。范堯盛在2000年代發現臺灣有大量出版成書的個人故事可供運用，當時他正在臺灣研究「老兵」，而他恰如其分地將這些人稱作「中國無家可歸的一代人」。 馬一龍也同樣提及，這些風燭殘年的前內戰難民「渴望開口說話，渴望在當下脈絡中，想像和再想像他或她的認同」。
即使馬一龍對這些個人敘事的記憶本質和認同政治有所覺察，但和范堯盛一樣，他大多把口述歷史視為歷史─是一種恢復與重述臺灣民主化之前，遭受國民黨威權政體打壓的草根經驗的方法。本書則不同，既把口述歷史當成歷史，也視為記憶的社會生產或「社會記憶」─群體、社會或國家在特定時間點，為滿足特定需求或服務於特定目的，而專心回憶或紀念的事物。臺灣每個外省人家庭，據說都有段令人心酸的「逃難故事」。即使如此，卻要過了將近五十年，人們才從家中和私密對話裡掏出這些故事，開始講述、交流，並公開推廣。何以如此？國民黨曾經禁止談論戰敗，這肯定造成數十年的沉默，但原因只有如此嗎？1980年代晚期到1990年代初期之前，來自中國大陸的難民在想些什麼、緬懷些什麼？關於外省人的歷史和他們被迫移民臺灣，這些初始事件發生數十年後才說出來的個人敘述向我們透露出什麼？又有什麼沒告訴我們？敘述長輩的苦難與流離，對於當下這些出生於臺灣的前內戰難民子孫而言，意義又是什麼？
本書各章所勾勒的歷史軌跡（主要基於文獻研究，並以口述歷史為佐證），為這些複雜交織的問題提供答案。其實，大出走的痛苦記憶對外省人而言相對次要，直到臺灣政治開放後，他們受到兩次鋪天蓋地、驚心動魄的經驗衝擊為止。這樣的衝擊來自他們遲來的返鄉探親，卻再也認不出中國，以及臺灣波濤洶湧的後威權政治。本書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別敘述這些艱難又令人不安的經歷，即「中國返鄉的社會創傷」與「返回臺灣的社會創傷」。此外，我的研究也揭露1980年代晚期以前，臺灣外省人早先兩種社會記憶生產或「記憶體系」（mnemonic regime）的顯著性。從流亡之初到1950年代晚期，先前在日本侵華期間的逃難經驗，對這些新近流亡到臺灣的中國大陸難民有著特殊意義。自1960 年代初期到約莫1980 年代中期，與中國祖籍地相關的歷史和文化知識變得重要，成為重建群體的基礎所在。我用「記憶體系」一詞指稱本書敘述的外省人歷史三個不同時期裡，三次受到歷史與文化制約的記憶熱潮之興衰。早先的兩個外省人記憶體系，一如現在這個圍繞著大出走的記憶體系，都是對於實質社會創傷的直接回應。本書第一至三章闡明的，正是外省人當代記憶所省略的這些重要歷史發展。
筆者所詮釋的「1949江與海」在最初帶來創傷的劇變四十多年後復甦之背後理由與意義，充滿這段被省略的過往。當中主要包含兩個彼此相關的重點：首先，臺灣民主化以來，外省人以大出走為中心的記憶之社會生產，將事件本身轉化成共享的文化創傷，運用於持續進行卻未盡全功的外省人認同形成過程。我向社會學者傑佛瑞．亞歷山大（Jeffrey Alexander）借用「文化創傷」（cultural trauma）一詞，或者更精確地說，「集體創傷的文化構造」，以強調其論述及工具主義面向，並凸顯這一意義創造事業的政治性質。外省人的記憶「文化創傷」，不同於他們在歷史上四個不同時刻分別經歷的實質「社會創傷」。這些鋪天蓋地、怵目驚心的社會流離與迷失方向，包括大量人群被趕出中國（1948-1955）、返鄉的希望開始消散（1950年代晚期至1960年代初期）、返回中國探親的心碎（1980 年代晚期至1990年代初期），以及緊接著返臺後，同樣令人沮喪的現實。
明確區別「社會創傷」與「文化創傷」的想法，來自本書呈現的實證研究。我對社會創傷的思考，與傑佛瑞．亞歷山大的文化創傷論文集兩位共同作者─尼爾．史梅瑟（Neil Smelser）和彼得．斯托姆卡（Piotr Sztompka）所表述的觀點彼此共鳴。史梅瑟認為：「要是社會流離與災禍大大擾亂有組織的社會生活，它們就有可能被說成是社會創傷。」同理，斯托姆卡提出「導致創傷的社會變遷」（traumatogenic social change）概念，用以描述社會主義體系垮台後，波蘭及其他東歐國家民眾普遍感受到的不適應。
筆者的第二個主要論點，在於外省人表述的大出走記憶。即使有流離失所與無歸屬的強烈離散感，使得幾位學者視之為某種「離散」或「華人離散」（Chinese diaspora），但他們當代記憶體系的目標卻與離散恰好相反─為了構築以在地為基礎的「外省臺灣人」認同，本書後續各章將要展開的歷時性敘述會證明此說法。本書主角起初是中國內戰的流亡者／移民，也就是第一代外省人；第二代和第三代外省人，也就是流亡者生於臺灣的子女和孫子女，則在本書後半現身。他們為父母和祖父母在1949年被壓抑的傷痛做見證，不只為了減輕自己在民主化臺灣所遭受排斥與汙名化的創傷感，更重要的是─他們要堅定主張，自己也值得成為島國新生的想像共同體其中一分子。從戰後初期的臺灣開始，「外省人」這個標籤就用來稱呼那些跟隨國民黨來到臺灣的中國大陸人；但外省人自覺的集體認同直到1990年代初期，才開始在大出走的後裔之間興起並具體成形。
跟隨戰敗的蔣介石政權逃出中國來到臺灣的多數人，其實並非國民黨軍事／官僚菁英或實力雄厚的商業大亨，這與大眾普遍相信的恰好相反。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登陸臺灣島的百萬內戰流亡者，多數是平民百姓：基層士兵、下級公務員，及各行各業身無分文的戰爭難民。本書第一章和第二章會揭露，其中許多甚至不是蔣委員長忠誠的追隨者。國民黨與共產黨未完的內戰，根本地改變這些被驅離者的人生，以及留在中國大陸的家人人生─就算他們還有可能與家人重逢，也得再過四十年。
因此，本書接著要說的故事，與中國內戰的主流歷史書寫恰好相反，後者多半專注於分析國民黨敗亡、共產黨勝利的原因。這本專論並不考慮受政治／意識型態驅動，研究成果也已過剩的勝敗原因；而是致意於內戰被忽視已久的一個面向：平民百姓和群體是如何受到國民黨與共產黨在中國的最後決戰影響。本書尤其要深入探究這場凶暴的同胞相殘，對於被迫流亡到臺灣的百萬中國大陸人及其生於臺灣的子孫，還有不得不接納他們的半日本化（semi-Japanized）臺灣在地人，造成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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