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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邁向集權的基礎與軍隊的特殊淵源
楊宗新＊作者為智庫研究員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資料照，美聯社）
習近平集權的第二項利基，係其與軍隊的特殊淵源，這讓他在甫上任不久便將軍權完全納入掌控。
在中共「槍桿子出政權」特性下，唯有掌握軍隊者才是國家的真正領導人，這從毛澤東、鄧小平即使退居幕後也依然緊抓中央軍委會主席職位，及胡耀邦、趙紫陽即使擔任總書記，仍然能被輕易撤換即可證明。
中共早期領導人，多數有實際帶兵作戰經驗，即使在政權建立後卸下戎裝，依舊能夠在軍隊享有崇高威望。然而自鄧小平卸任軍委會主席後，後繼的江澤民、胡錦濤皆為文人，未曾有過軍中履歷，欠缺與軍隊的直接指揮關係或間接情感連結，要想有效控制軍隊並不容易，這也造成江澤民即使在1989年接任軍委會主席仍面臨「楊家將」（軍委會副主席楊尚昆及秘書長楊白冰兄弟）威脅；胡錦濤即使在2004接任軍委會主席，2008年汶川地震卻仍無法有效調動軍隊支援救災。
習近平雖然也未曾實際參軍，但因其父習仲勳為陝北紅軍創建者之一，其本身也有擔任國防部長耿颷秘書經驗，無論在軍中的支持度或對國防事務的認識，都不是江澤民、胡錦濤所能望其項背的。
習仲勳陝北紅軍經歷 為習近平累積軍中資本
習仲勳於1913年出生於陝西，1928年因參與反政府活動被逮捕入獄，在獄中加入共產黨。獲釋後，習仲勳在黨的安排下，進入西北軍閥楊虎城帳下擔任基層士兵，在兩百多人的營級單位中，發展出三十多人的黨組織。1932年4月，習仲勳率領黨員發動兵變，營長王德修逃亡，餘下連長但有不支持者即就地處決，因事發於甘肅省兩當縣，史稱「兩當兵變」。
兵變成功後，習仲勳等原計畫率部投靠陝北紅軍領導謝子長、劉志丹，但途中遇盜賊攻擊，寡不敵眾下，只有習仲勳等少數人僥倖逃多，並且加入共軍陝甘游擊隊。
在2021年6月中共為慶祝「百年黨慶」而發布的「中國共產黨一百年大事記（1921年7月－2021年6月）」中，特別提到在1932年12月「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勳等領導的陝甘游擊隊改編為紅軍」，其實當時習仲勳才剛加入陝甘游擊隊，職級為何雖未記載，但以其當時甫加入、年齡未滿20歲、又沒有自家班底等狀況推測，在陝北紅軍中的地位應難與劉志丹、謝子長等人相提並論，但此處卻將3人拉抬到同一位階，明顯有藉著吹捧習仲勳，達到為習近平造勢之意圖。
1934年10月，國民黨在第五次圍剿戰役中，攻破了位於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共產黨開始四散逃竄，黨中央受限於通訊及交通條件，無力對各地區黨支部進行統一指揮，使得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進入為期年餘的各自為政狀態，而位於陝北的紅軍則是其中一支力量。
毛澤東從報紙上獲悉共產黨在延安還有一塊根據地後，認為陝西向北即是蒙古，當時蒙古雖未獨立，但已是蘇聯勢力範圍，如果無法抵擋國軍攻勢，還可向蒙古轉進，因而決定北上延安，並於1935年底到達。
此時領導陝北紅軍的，主要是劉志丹、高崗（謝子長已於數月前戰死），習仲勳則擔任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主席。劉志丹為黃埔四期畢業，同期著名人物有日後位列中共元帥的林彪，及國民黨的李彌、胡璉、謝晉元、張靈甫等。1935年10月，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或稱紅一方面軍）經過歷時一年的「兩萬五千里大逃亡（國民黨用語）／長征（共產黨用語）」後抵達陝北，黨內對於陝北紅軍很是感激，「陝北救中央」說法一時甚囂塵上，讓毛澤東及其他中央高層耿耿於懷。為消除這個在背芒刺，毛澤東於1936年2月要求劉志丹率部參與「東征戰役」，試圖東渡黃河、進軍山西，在與閻錫山部交鋒時，劉志丹不幸陣亡。
劉志丹的死，被許多人懷疑是毛澤東幕後操作。2014年中共陝西黨校出版的《陝西黨校報》第1172期「劉志丹犧牲之謎」臚列了普遍的質疑：時機點上，劉志丹在中央紅軍抵達陝北僅三個多月後陣亡，被質疑為中共中央試圖排除「地頭蛇」，才下令劉志丹參與作戰，以便「借刀殺人」；死因方面，劉志丹中彈時的狀況是「從臀部左側穿入，從小腹出來」，亦即是被人從後方射殺的，開槍者很可能不是閻錫山部。
個人關係方面，毛澤東抵達延安後，曾譴責劉志丹為「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對劉志丹進行批鬥及監禁，直到劉志丹做了自我檢討後才獲釋；事後反應方面，劉志丹下葬時，遺孀被阻止到場看遺體，劉志丹弟媳李建彤在1962年出版的小說《劉志丹》，被毛澤東定調為「反黨小說」。
李建彤完成初稿後，為求精確性，將小說交由當年做為劉志丹屬下的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協助審閱，並根據其意見做了多次修改。全書完稿後，先在報上發表連載，由於回響熱烈，被中共宣傳部門關注，乃著手進行審查。
審查報告認為，該書有刻意吹捧劉志丹、習仲勳之嫌，「書中把陝北寫得太好，是與中央蘇區分庭抗禮」，意圖「為習篡黨篡國營造政治資本」，習仲勳被打成「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份子」，被撤除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發配至洛陽礦山機器廠擔任副廠長。
習仲勳的陝北紅軍經歷，對其本人而言雖以不幸坐收，然而對習近平而言卻是日後贏得軍方支持的重要背景。陝北紅軍就規模及影響力而言，無法與其他紅軍主力相提並論，然而當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陝北時，人數已由出發時的八萬人銳減為八千人，陝北紅軍則有約六千人，為補充員額，陝北紅軍被併入中央紅軍。
陝北紅軍早期領導中，謝子長、劉志丹早逝，高崗也在中共建政初期即遭批鬥後服毒自殺下，習仲勳成為陝北紅軍唯一碩果僅存的領導人。對日抗戰勝利後，毛澤東任命習仲勳擔任中共西北局書記，1946年國共內戰期間，成功策反互為舊識的國民黨將領胡景鐸投共，史稱「橫山起義」，為習仲勳對紅軍的貢獻再添一筆。
時至今日，習仲勳的陝北紅軍經歷，一直都是習近平的宣傳重點。在中共歷來強調以軍功論賞的慣例下，有戰鬥經驗者影響力往往更勝無軍隊資歷者。例如在中共建政初期，毛澤東試圖同時扶持劉少奇與高崗互為接班競爭者，高崗就曾多次譏諷劉少奇長年在「國民黨統治區」（簡稱「國統區」或「白區」）從事敵後工作，沒有參加實際戰鬥經驗。
改革開放後，有好幾個由「紅二代」組成的聯誼組織，如最著名的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等，均規定父輩必須有「長征」經驗，方有資格成為會員。
2022年5月，中共舉行「兩當兵變90周年學術研討會」，會議旨在「回顧兩當兵變的光輝歷程，緬懷革命先輩的豐功偉業」，由習遠平代表出席。其實中共早期的武裝力量都來自策反國民黨或其他軍閥部隊，例如「南昌起義」就是策反國民黨將領張發奎手下的賀龍、葉挺所屬部隊，數月後同為張發奎手下的葉劍英也發動「廣州起義」。
在這些兵變中，規模都是以軍、師計，如賀龍當時為軍長、葉挺為師長，策反人數都在萬人以上，僅2百人的「兩當兵變」根本不值一提，中共過去也從未就這場兵變做過特別紀念。習近平刻意炒作的目的，明顯在彰顯習仲勳對於解放軍建軍的貢獻，試圖在中共20大召開前緊握對軍方的控制。
習近平擔任耿颷秘書經驗
1975年，在延安「上山下鄉」7年的習近平，以當時特殊的工農兵學員推薦制度，進入北京清華大學化學系就讀。1979年畢業時，文革已然結束，習仲勳獲得平反，並擔任廣東省委書記，乃將習近平介紹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會常委兼秘書長耿飈，成為3名秘書中的一員，並且獲得軍人身分，正式職稱為「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秘書」，這不得不說是習仲勳的一步高招。
中共早期是個文人政黨，發起人陳獨秀、李大釗均為北京大學教授，然而在李大釗遭張作霖槍斃後，共產黨為了擺脫一路挨打窘境，開始從依附於國民黨的組織中策反國軍，同時招募農民參軍，主要領導人幾乎都有參軍經驗。
當然其中許多人在中共建政後，均已不再帶兵，甚至不願接受軍中職銜（例如在1955年「評銜」時，鄧小平憑藉指揮「淮海戰役」、「渡江戰役」經驗，原可望受封「元帥」，卻被其本人婉拒；毛澤東也同樣拒絕了「大元帥」封號），但他們在軍中的威望並不因此減損。最足以說明此狀況的案例，是1977年鄧小平獲得平反後，隨即官復中央軍委會副主席原職，此時做為軍委會主席的華國鋒，由於沒有軍事經驗，頓時失去在軍中的話語權，無法獲得軍方支持的結果，直接導致在與鄧小平的權力鬥爭中落居下風。
習近平擔任耿飈秘書時，曾有戰功的中共早期領導人均已老邁，不少人選擇將其子姪輩送入軍旅。中共黨媒《人民網》於2014年發布「虎父無犬子！解放軍現役高級將領中的紅二代」專文，詳細介紹27名少將以上「紅二代」，其父、祖輩知名度較高者有：總後勤部政治委員劉源上將（劉少奇之子）、海軍政治委員劉曉江上將（前總書記胡耀邦女婿）、國防大學政治委員劉亞洲上將（前國家主席李先念女婿）、總裝備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劉卓明中將、廣州軍區副政治委員劉長銀中將（2人為前軍委會副主席劉華清之子，劉華清有「中國現代海軍之父」、「中國航母之父」美譽）、軍事科學院戰爭理論和戰略研究部副部長毛新宇少將（毛澤東之孫）、空軍指揮學院副院長朱和平少將、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朱成虎少將（2人為解放軍元帥之首朱德之孫）、總裝備部綜合計劃部部長馮丹寧少將（軍閥馮玉祥之子，馮玉祥雖未加入中共，但曾於1948年響應中共召開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
這些人中，除劉源是從河南省副省長轉任軍旅，具「先從政，再從軍」特殊經歷外，其他人普遍是從基層開始。習近平與這些人最大不同處在於，他以秘書工作為開端的軍旅選擇，更像是種「跳板」而非終身職志。（即使是劉源，在轉任軍旅後也長期任職）。
秘書文化可謂職場中的一種特殊現象，又以華人世界為最。在東方文化圈下，秘書除負責首長的工作安排、行政交辦、甚至人身安全或健康狀況外，還得打理首長的私人關係，對於首長的公、私領域均知之甚詳，能擔任此職者必定是信得過的人；而有這份經驗者，在日後的升遷發展上，往往也受到首長提攜，步伐遠勝他人。
耿飈女兒耿焱曾在專訪中提及習仲勳與耿飈關係：「習仲勳是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曾擔任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在慶陽的耿飈與習仲勳結下深厚的革命友誼」、「因為都很熟悉，他們倆性格都很耿直，幾十年來都很合得來。」這就可以理解何以習仲勳要習近平擔任耿飈秘書。當時耿飈身邊共有3名秘書，其中2人是職業軍人，均已官至「副軍級」，即大校或少將，年紀、軍階都比習近大很多（習近平屬「正團級」，對應職位是中校或上校）。
對於習近平秘書生涯，耿焱也回憶：「其中2年我父親在任上（按：「任上」指任職於具有實權的軍委會，而非僅有虛權的國防部）。這段經歷應該對他（按：指習近平）很重要，他可以參加很多中央的會議，參與一些軍隊、地方和外事的工作，有些會議、文件，中央怎麼處理他應該都很清楚。」
除軍委會職務外，當時耿飈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負責港澳臺工作，習近平跟著看了許多資料，並且隨同耿飈接見港澳臺人士，這些都有助於日後工作上手。此外，習近平還數10次跟隨耿飈至鄧小平、葉劍英府上匯報工作、聽取指示，首次進入鄧府時，耿飈也特別向鄧小平介紹習近平的背景。
習近平在擔任耿飈秘書3年後，於1982年離職並轉任河北省石家莊市正定縣委書記。離職原因為何有兩種說法：網路上流傳較廣的說法，是耿飈接受外媒訪問時，針對「香港回歸後解放軍是否駐港」提問，未獲鄧小平授權，即擅作主張回應：「不會派解放軍駐港」，因而被迫辭去國防部長，習近平也跟著失業。然經查此事件發生在1984年，當時習近平已離職2年，不足採信。
另一種說法，是同樣擔任過耿飈秘書、並著有《耿飈傳》的孔祥琇在書中提及：當時鄧小平有意推動裁軍，耿飈做為國防部長，是第一線實際執行者，為以身作則，只能先裁撤自己身邊人員。
後一種說法看似較合理，然而實際上，即使當時沒有推動裁軍，習近平也很可能主動離職：習近平當時是3名秘書中唯一非職業軍人出身者，明顯是將此職位視為另謀更高發展的「跳板」。畢竟習仲勳本身在政壇已有相當威望，安排習近平擔任耿飈秘書的目的，並非冀望耿飈對習近平有所提拔，而是存在更深層的用心-增加習近平對國防組織、人事、職掌的了解，及建立與軍方的關聯性。
總之，習近平做為「太子黨」中少數有過軍事經驗的從政者，日後不僅獲得軍方頒發的「全國百名擁軍優屬模範」，主政地方後也特別重視與軍方打交道，被軍方稱為「將門虎子」、「擁軍書記」。具備軍事工作經驗，絕對是習近平得以從競爭者中脫穎而出的獨特優勢。
習近平推動軍改、攏絡軍隊人心
正因與軍方淵源深厚，習近平擔任總書記後，完全沒有江澤民、胡錦濤上任初期難以指揮軍隊的窘境。
江澤民於1989年6月擔任總書記後，雖很快在同年11月接任軍委會主席，但一直無法有效掌握軍隊。當時的軍政大權，主要掌握在軍委會副主委楊尚昆（同時擔任國家主席）、秘書長楊白冰兄弟手中，他們多次在未知會江澤民情況下召開中央軍委會議。江澤民為掌握實權，對外散播「楊尚昆試圖為六四事件平反」謠言，極力爭取鄧小平、陳雲等元老支持，才迫使楊氏兄弟於1992年10月中共14大後退出軍委會，史稱「楊家將事件」。
胡錦濤時期發生軍隊拒絕配合救災支援事件，同樣也透露其對於軍隊指揮的無力：2008年四川汶川發生大地震，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趕往勘災並下令軍隊打通前往汶川的道路，然而軍隊行動緩慢，溫家寶氣得對電話大吼：「我不管你們怎麼樣，我只要這10萬群眾脫險，這是命令。」
但軍方仍以天候不佳為由按兵不動，軍委會副主席郭伯雄甚至直接表態：「我們只聽老領導（指江澤民）的。」直到總書記兼軍委會主席胡錦濤親自前往災區後，軍方才聽從調度。由此可見，當時已擔任總書記6年、軍委會主席4年的胡錦濤，面對軍隊時權威仍有所不足。
習近平則完全不同。他甫上任，隨即開始研擬軍事改革計畫，並在2015年開始推動，較重要的項目包括：宣布裁軍30萬人；將「四總」（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重新改制為15個職能部門（包括三委：紀律委、政法委、科技委；七部：聯合參謀部、政治工作部、後勤保障部、裝備發展部、訓練管理部、國防動員部、軍委辦公廳；五直屬機構：戰略規劃辦公室、改革和編制辦公室、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機關事務管理總局、審計署），且加強中央軍委會對於這些部門的直接領導；將「七大軍區」（瀋陽軍區、北京軍區、蘭州軍區、濟南軍區、南京軍區、廣州軍區、成都軍區）調整為「五大戰區」（東部戰區、南部戰區、西部戰區、北部戰區、中部戰區）；將原屬於各大軍區的陸軍，獨立為與海軍司令部、空軍司令部並列的陸軍司令部，並將「第二砲兵部隊」提升為「火箭軍」，另新設戰略支援部隊。
這些改革，在軍事層面是好是壞，見仁見智，然而在人事層面，確有助於習近平對軍權的掌握。在部門改革上，將「四總」化整為零為15個職能部門，去除「四總」因權力過大影響中央軍委會領導狀況，每個部門權力都弱化，有助習近平對各部門的掌握，同時也可任命信得過的人出任新設部門首長；在軍區改革上，七大軍區經數十年發展，早已與地方產生盤根錯節利益，當中央指令與地方需求衝突時，極可能產生「欺上」、「報喜不報憂」行為，藉由軍區改革，正可一舉將軍區與地方互動關係重新分配。
在軍種改革上，成立陸軍司令部的意義在於：削弱地方對於陸軍的指揮權、日後欲對陸軍發號施令時只能令出中央而非地方；此外，戰區與軍種的關係也獲得重新調整，在改革前，「五大軍區」與海、空軍司令部的關係是平行的，改革後，「七大戰區」必須服從軍種司令，可視為習近平在軍事領域的中央集權。
這些改革措施，雖有助於習近平對於軍隊的直接指揮，卻也勢必引發「四總」及「五大軍區」既得利益者不滿，因此習近平也積極對軍方施恩示惠，比較重要的措施有包含：擴大晉升上將、增加國防開支、恢復「八一勳章」、提升軍人福利。
擴大晉升上將
安插自己人擔任高階將官，是領導者掌握軍方最快速的方法，習近平亦不例外。以同樣的「兩任10年」為標準，江澤民任內晉升上將64人、胡錦濤60人，習近平則是68人，人數上雖未增加太多，卻遭質疑晉升者的條件是否符合。過去晉升上將的標準是「4加2」，即中將滿4年者，且擔任正、大軍區職滿2年始具有資格，然而習任內晉升者有多位不符條件，被視為習近平試圖安插自己人的結果。
增加國防開支
在2000年之前，中國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原則下，對國防預算投入不多，基本處於零成長狀態，此後隨著經濟成長而逐步攀升。1999年中國國防開支396億美元，2019年已來到2,664億美元，2021年2,930億美元，但國防支出占國內生產毛額比例一直維持在2％上下。從數據看，似乎是經濟發展下的正常表現，增加幅度在合理範圍，然而中國缺乏國會及媒體監督，政府官方說法恐不足採信，一般認為實際開支應遠不只如此。
恢復「八一勳章」
該勳章初設於1955年，象徵軍人最高榮耀，自1988年最後一次頒發後長期停頒，習近平於2017年恢復，共有10人獲頒，2022年7月再授予3人。這13人並非全是高階將官，也有武警、士官及文職研究人員。恢復「八一勳章」的目的，是希望讓獲頒者做為全軍的楷模表率，從精神士氣層面提升軍人對於中央的支持與擁護。
提升軍人福利
2015年首度為軍人加薪，平均增幅約30％，2021年再度調薪，平均增幅約40％；自2022起，軍士官父母、配偶享優惠醫療，一般士兵配偶享免費醫療；對於退役軍人，自1993年江澤民剝奪禮遇後，退役軍人被稱為「六無三不管」（無單位、無工作、無收入、無住房、無養老保險、無醫療保險，軍隊不管、政府不管、社會不管），各地退伍軍人抗議頻繁，習近平為此特別在國務院設置退役軍人事務部，職責是「維護軍人軍屬合法權益，加強退役軍人服務保障體系建設」、「讓軍人成為全社會尊崇的職業」。
總結來說，習近平藉由習仲勳的陝北紅軍背景及自身與軍方的特殊淵源，甫上任隨即著手推動軍事改革，清除軍中舊勢力、強化中央軍委會對於15個職能部門及「五大戰區」控制，再透過不斷給予軍方利益方式消除異議，完全實現了共產黨強調的「黨指揮槍」目標。獲得軍隊的擁護，可說是習近平得以遂行個人集權最重要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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