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政治高壓的氛圍中，不單難以維持過往作為中國研究的前哨地位，連能否客觀中立地進行香港研究和發表研究成果亦成為一大疑問。（美聯社）
台灣成為香港研究的前哨
2023年10月28日上報 陳健民
※為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客座教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香港主題研究小組成員；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任。
編按：中研院社會所在今年成立「香港主題研究小組」，推動香港研究並進行資料收藏。今年12月8日將舉辦一場國際研討會「當香港研究走向全球」，將舉辦兩場主題演講，分別由李立峯和孔誥烽主講；一場「在海外推廣香港研究」圓桌論壇，由李靜君、梁啟智、單國鉞引言；並有七十篇左右論文發表。本報特邀香港小組召集人吳介民，與清大《當代中國研究通訊》合作策劃「研究香港」專題，由陳健民發表第一篇，談台灣怎樣才可以成為全球香港研究的前哨。
當年香港是研究中國的前哨，未來台灣會否成為香港研究的前哨?
我們看一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歷史，便能想像今天台灣能對香港研究作出的特殊貢獻。翻閱中國研究領域的一些經典著作，序言中往往都會誌謝香港一個名為「大學服務中心」(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的機構。譬如 Anita Chan、Johnathan Unger及 Richard Madsen 在1984年出版的 Chen Village: Revolution to Globalization，便鳴謝該中心協助他們在香港的田野調查。Andrew G. Walder 在其重要著作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Authority 的序言中，亦表示該書是基於他1979和1980年在香港的田野調查所寫成。當時所謂的「田野調查」，其實是透過訪問從中國到香港的移民以掌握中國的面貌，包括上述兩本著作有關文革中下鄉青年的遭遇和城市生產單位的權力關係。
由於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仍禁止境外學者在中國從事田野研究，這批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在上世紀60、70年代還是研究生），便來到香港查閱中國的報刋和訪問從中國到香港的移民。大學服務中心便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專為海外到港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服務。1988年中心加入香港中文大學，之後改名為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即使其後海外學者可直接進入中國從事田野研究，為何大家仍稱許該中心為「中國研究的麥加」?
首先是館藏非常豐富，包括五十年代初至今的省級及全國性報紙、期刊，以及學術機構、政府部門出版的報刊的印刷版及電子版收藏；完整的全國、省、市級綜合及專類年鑑、統計資料；省、市、縣、鄉鎮級地方志，包括縣一級的土地、糧食、財稅、教育、水利等專門志；中、英文當代中國（1949- ）研究專著八萬多冊，尤其多為地區研究資料。中心亦建立了兩個資料庫：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系列、中國研究數據庫 (DCS)；並且收集大量的中國獨立電影及定時舉辦學術研討活動。最活躍的時期，每星期會舉辦數次午餐研討會。因此，像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和Yang Su（蘇陽） 所寫的得獎作品 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均大量採用該中心的資料庫數據。已故歷史學家高華稱中心是「新思想、新學術、新人生態度的孵化器 」，是真正屬於學者的「學術家園」。但時移世易，中國於2020年7日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後，出版及學術自由受到極大衝擊，香港中文大學亦於該年底宣布將該中心的藏品合併至大學圖書館。包括中心首位主任Jerome Cohen 在內的許多學者均擔心中心能否保持過往館藏的開放性 （如無條件讓學者查閱中共的＜內部參考＞文件）和多元的思想交流。
香港在政治高壓的氛圍中，不單難以維持過往作為中國研究的前哨地位，連能否客觀中立地進行香港研究和發表研究成果亦成為一大疑問。2020年以後，不少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的香港學者離開香港，不少團體的內部資料流向海外，在香港進行的社會調查數據(如對政府信任度的民意調查) 可信度受到質疑，透過媒體或研討會公開討論各種研究成果(如政府公布的數據）的空間收窄，親北京的政客及媒體點名攻擊學者的文章和言論涉嫌違反＜國安法＞，出版機構(包括大學出版社)自我審查等，都令客觀呈現香港歷史和現狀的學術研究舉步維艱。參考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曾經作出的重大貢獻，筆者認為台灣藉由下列幾方面的努力，有潛能成為香港研究的前哨。
對於台灣來說，「一國兩制」本來就是中共為了兩岸統一而作出的制度安排，香港的經驗對台灣便更有適切性。（資料照片／攝影：李景濤）
田野研究：台港兩地位置接近、人員來往頻繁。對來台的移民和訪客進行訪談，只要能確保他們的私隱，將能夠收集到大量港人在各個領域的生活狀況，以及對政治轉變產生的經濟、社會、文化影響的觀察和意見。譬如學校老師如何消極抵制國安教育，年輕信徒如何建立非體制性的崇拜群體，專業自主如何被不斷擴權的行政機關侵犯等，都只能靠這種深入訪談而非香港政府或媒體公開的資料可掌握。
資料庫：由於香港研究過往並不受重視，除了英國保留殖民地時期香港政府的一些重要檔案外，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都沒有完整的香港檔案館或資料庫。＜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幾家較獨立的媒體和大量公民社會團體被迫解散。這些媒體和團體多年來的出版物及歷史資料亦流散在世界不同角落。台灣因地理位置之便，應該接收了一些有研究價值的檔案資料。由於英國方面保留了不少殖民時期香港的官方檔案，台灣如要建立香港研究資料庫，應更著重民間活動的資料，在中共官方歷史觀以外整理客觀的香港社會史。
出版與研討： 因為中國長時間實行出版控制、台灣在戒嚴時期亦多有禁書，香港便成為華文出版中心，讓兩岸三地各種學術及文藝作品綻放異彩。＜國安法＞在港實施以後，公立及學校圖書館相繼將敏感書藉下架，出版社也拒絕出版涉及政治議題的書藉。香港審計署在2022年報告中，以過百頁篇幅要求公共圖書館加強維護國安，且同時披露館藏中文書數量連續4年低於發展計劃要求，2021-22年度不達標的情況最嚴重，只達到預期目標數的72%，這顯然與出版自由受到限制有關。結果是大量涉及2019反送中運動及當前政治形勢的書藉轉移至台灣出版，當中包括＜反抗的共同體＞、＜時代革命＞、彭定康的＜香港日記＞中譯本等。台灣亦經常有不同的大學、書店、社團舉辦與香港相關的研討會、讀書沙龍、電影會(及映後座談），活躍程度已超越香港本土。
研究人員的培養：香港實施＜國安法＞後，過往在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較敢言的學者陸續受到各種壓力，包括被大學開除、拒絕續約，被中共的傳媒點名攻擊違反國安法，甚至連大學的研究撥款制度亦被批評受外國勢力干涉。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的學術自由排名急跌，在179個國家及地區中位列152名。不少學者決定放棄香港優渥的教席到海外發展或退休，估計到台灣的已超過十位，連同過往對香港有研究的台灣學者，逐漸形成群聚效應，有望促進在台的香港研究、出版和教學。此外，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影響下，有三千多名的香港學生於2021年到台灣就學。雖然2022年人數有所下降，但仍然超過2000人，是台灣僑生來源之首。其中不少碩士及博士生以香港作為論文研究課題，如果有充分的資源進行督導、補助研究費用、提供交流及出版平台，再與上述研究香港的學者群體配合，台灣可成為培育新一代香港研究人員的基地。
當然，要發展出像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般規模的研究基地，有賴遠大的學術抱負和豐厚的資源。然而，在上世紀60年代時，該中心 (前身為大學服務中心) 亦只得到一些基金會的支持，在九龍一個舊樓的房子中開始運作。台灣能否成為香港研究的前哨，首先要問的是這種研究對世界、對台灣有什麼意義? 對此問題，不少學者已經指出，香港(曾經) 是全球最自由的城市之一，在最前沿的位置與崛起中的中國進行博弈。發生在香港的一切，對民主自由的世界有重要的啟示，亦迫使各國重新思考對華政策的誤區。對於台灣來說，「一國兩制」本來就是中共為了兩岸統一而作出的制度安排，香港的經驗對台灣便更有適切性。因此之故，在台灣發展香港研究平台，可以說是當務之急。在英、美、加各地正在為相同的遠景籌謀時，希望台灣能運用上述的優勢，成為香港研究的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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