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駿觀點：
拉美研究在台灣熄燈，
在對岸紅火
兼談赫緒曼典範
向駿＊陸軍官校45期，美國紐約大學拉丁美洲研究碩士，美國克萊蒙研究大學政治經濟學碩士、政治學博士，現任智利國家政治及戰略研究學院(ANEPE)研究教授。
少子化導致為數不少的私立大學倒閉或系所停止招生，全台唯一的拉丁美洲所也於2023年走入歷史。（圖／ Random Institut @Unsplash）
台灣少子化導致為數不少的私立大學倒閉或系所停止招生，但幾乎未受關注的是淡江大學於1989年8月成立全台唯一的拉丁美洲研究所，該所於2008年與美國研究所合併為美洲研究所，2023年走入歷史。
反觀對岸隨著「帶路倡議」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呈現方興未艾之勢，2022年9月國務院將區域國別學納入交叉學科一級學科目錄，可授予經濟學、法學、文學、歷史學學位，其重要的特徵之一是跨學科。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王緝思教授認為「要形成區域與國別研究的合力，一方面需要研究同一物件國或物件地區但分屬不同學科的學者相互協調合作，另一方面也需要同一學科背景但研究不同物件國或物件地區的學者相互協調合作。因此應當大力提倡跨專業、跨國別與區域的綜合研究。」該校比較政治學系副教授郭潔曾謂「中國的拉美研究當前面臨著語言學習與地區研究聯繫不緊，多領域、跨學科研究未獲應有重視，研究中偏地區輕國別、偏政策輕基礎的取向明顯等結構性問題。」本文介紹拉美研究跨學科的典範學者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期能有助學界更上層樓。
長期優遊於社會科學的跨界大師赫緒曼於2012年12月10日辭世後，《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在紀念他的專文中問到:「赫緒曼為什麼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呢?」因為賀緒曼不斷跨越學術不同的領域(Crossing Boundaries)早已超出了諾貝爾獎的範疇。冠以人名的獎項通常在當事人過世後設置，如「拉丁美洲研究學會」(Latin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LASA)為紀念阿根廷籍學者所設置的歐唐諾民主獎(The Guillermo O’Donnell Democracy Award)。但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協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於2007年就設立了該會最高榮譽之「赫緒曼獎」(The Albert O. Hirschman Prize)，該獎頒發的對象必須具備「國際性(international)及「科際性」(interdisciplinary)的社會科學研究、理論和公共溝通上有卓越學術成就」者。他的學術地位在過世後益發鞏固的原因說明如下。
首先是他的研究歷久彌新
過去十一年間出版的兩本英文著作和五個中譯本可算是最佳證明。
第一本英文著作是普林斯頓大學拉丁美洲史學家阿德曼(Jeremy Adelman)教授於2013年3月出版的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阿德曼認為「赫緒曼屬於一個無法重返的智性時刻 (intellectual moment)，未來恐怕不會再有更多赫緒曼了。」歷史學者賈敏將該書中文書名譯為《入世哲學家：阿爾伯特・赫緒曼的奧德賽之旅》，他相當貼切地形容「赫緒曼在意的，乃是西方社會科學和人文研究領域，能夠最終接納他孜孜以求為之思考、實踐並熱情呼籲的那一連串如珍珠般寶貴的小想法(petites idées)—可以用作『證明哈姆雷特最終是錯了的』的觀念小魔方，那些最貼切、最合適的詞語(motsjustes)，能夠巧妙地表述人類社會過去、當前、乃至未來諸多行為的趨向與未曾預料的後果，並在內心深處為之擊掌叫好。」
第二本英文著作是2021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義大利波隆那大學經濟史教授米歇爾·阿拉切維奇 (Michele Alacevich)的《阿爾伯特・赫緒緒曼:一部思想傳記》(Albert O. Hirschman: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中譯已於2023年問世。浙江大學羅衛東教授在中譯本推薦序中指出「赫緒曼的思想，既有內在的發生學意義上的淵源，也有方法論層面上的演化機理，更有與時代同頻共振而形成的對話，…赫緒曼所具有的綜合性思維方式，正是20世紀以來分工日益精細的社會科學知識生產模式帶來的深刻的片面乃至精緻的理論模型所不具備的。」
除上述兩書中譯本外，第三/四本中文譯作是赫緒曼1970年的經典著作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他在該書導言說：「我希望向政治學家證明經濟學概念有其用處，也想讓經濟學家相信政治學概念有其用處。」該書兩個中譯版本分別是2015年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出版、書名為《退出、呼籲與忠誠：對企業、組織和國家衰退的回應》，和2018年由台北商周出版、書名為《叛離、抗議與忠誠》，該書於2023年再版。兩岸在赫緒曼過世後分別出版中譯本充分顯示他的研究歷久彌新。
第五本中文譯作是赫緒曼1977年理論化甚至哲學味十足的《欲望與利益：資本主義勝利之前的政治爭論》(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該書回顧了17和18世紀歐洲思潮，闡明了這一時期複雜的觀念轉變：長期以來，對物質利益的追求被譴責為一種貪婪的罪惡，然在當時卻被賦予了新的角色，即可藉以控制人類難以駕馭的破壞性的激情。赫緒曼為讀者提供了資本主義興起的全新解釋，強調傳統與現代的緊密承接。該書為典型的跨學科著作，涵蓋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等多個學科。
其次是他提供學術範式轉移
赫緒曼的實證方法超越了一般的左/右派分類範疇，他致力於復興社會科學中的人文本質，將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和哲學重新聯繫起來。從諾貝爾獎經濟學家寇斯(Ronald Coase)的交易成本，到諾斯(Douglass North)的制度經濟學，乃至沈恩(Amartya Sen)的道德經濟學，其學術基因均可追溯到赫緒曼生前的研究。
由於社會科學不似自然科學存在所謂的真理與不可撼動的單一「發展典範」，社會科學經常形成新舊典範並存的現象。日裔學者福山稱讚「赫緒曼很少做量化研究，但他卻能用非經濟學者也能輕易看懂的英文撰寫一系列的書籍，他不受研究方法的拘束卻能優遊於社會科學的諸多重要領域，如政治學、經濟學或哲學，因此避開了一般學者常犯的『專業導致的學術貧乏』(specialization-induced intellectual poverty)。」
巴西學者邊治(Ana Maria Bianchi)將赫緒曼的《國家實力與國際貿易之結構》(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1945)、《進步之旅》(Journeys toward Progress,1963)和《發展計劃之考察》(Development Projects Observed,1967)三本書稱為「赫氏拉美發展三部曲(Trilogy)。」以其1958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策略》為例，赫緒曼不僅首次將「發展戰略」運用於經濟學諸領域，還為發展經濟學奠定了「不均衡增長」(unbalanced growth)的理論基礎。
他認為區域間增長的不平衡是增長本身不可避免的伴隨情況和條件，而這種不平衡性來自區位差異、聚集經濟和經濟決策者的空間偏好等因素的影響，亦即現代化是從不均衡發展走向均衡發展的過程。該書不僅挑戰了當時的主流看法，更一舉奠定了他在發展經濟學領域的大師地位。2002年哥倫比亞經濟學家奧坎波(José Antonio Ocampo)的「再論發展議程」(Rethinking the Development Agenda)一文中仍可看到對赫緒曼的回應。該文強調「生產發展戰略」(productive development strategies)的作用，其「所涉及的主要問題:一是發揮領導作用的生產部門和企業；二是『互補性』或『產業鏈』，即產業的前向與後向聯繫；三是『創新』，包括制度創新、技術創新、產品創新，等等。」
赫緒曼最著名的跨界經典著作當屬1970年出版的《退出、聲音和忠誠：回應公司、組織和國家的衰落》(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他認為「退出」和「聲音」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翹翹板關係，「此一模式可以用簡單的『液壓模型』(hydraulic model)描述:商品質量下滑或組織績效衰退導致消費者成員不滿，這種壓力會沿著退出或聲音這兩個管道發泄出來，從退出這個管道釋放出來的壓力越大，剩下來的、有助於煽動激情聲音的壓力就越小。」阿拉切維奇將該書稱之為「最著名的三聲部」(The Most Famous Triad)。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梁捷認為這本書很難歸入經濟學或政治學範式，它是一本涉及普遍問題、使用普遍性方法的理論著作，既可用於政治經濟分析，也可用於企業分析。很多人認為，這本書涉及的思想已經存在許多年，但從未有人從這個角度把它們概念化，並且用於解釋政治和企業問題。赫緒曼在《退出、呼籲與忠誠》出版後進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達到人生另一個巔峰，開始自由地討論更基礎的理論問題，與主流經濟學理論抗衡。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沈恩(Amartya Sen)在1996年為赫緒曼的《激情與利益》再版所寫的序言開篇第一句就說：「赫緒曼是當代偉大的知識份子之一，他的著作改變了我們對經濟發展、社會制度和人類行為的認識，也改變了我們對身份認同、忠誠、義務的性質和意義的理解。」更難得的是沈恩本人於2016年成為赫緒曼獎得主，可見該獎的學術涵蓋面向更甚於諾貝爾獎，因此成為更值得追求的目標。
大師的身後身: 拉美研究的活水泉源
難能可貴的是赫緒曼過世十餘年來還能持續成為拉美研究的活水泉源。以強化南方共同市場和金磚國家互補性為例說明如下。2019年巴西里亞大學(Universidade de Brasília)國際關係學院拉莫斯(Danielly Silva Ramos Becard)等三位學者共同發表的論文〈巴西加入金磚國家十年：過去、現在和近期觀點〉指出：「正如赫緒曼所說，當組織不再產生預期的利益時就會做出反應。然而，退出取決於兩個主要因素：對組織的忠誠度和外部環境。如果忠誠和聲音是積極的，成員可能會在退出前考慮所有其他可能的選擇。如果外部環境更糟或更不確定，退出就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儘管南方共同市場作為外交和經濟政策的工具正在失去效率，並且可以被理解為一個正在衰落的組織，但退出從來都不是巴西外交議程上的一個重要選項。在這方面，南方共同市場和金磚國家作為互補性倡議共存。」魯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2023年再次就任總統後帶領巴西「重返世界舞臺」明顯強化了兩者的互補性。
再以《退出、聲音與忠誠》為例，牛津大學教授懷海德(Laurence Whitehead)2021年在《抗議》(Protest)創刊號的第一篇文章指出「赫緒曼對研究抗議政治的貢獻是多重的。
其一是對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 提供微觀基礎(micro-foundations)。
其二是把抗議這種政治行為更廣泛地連結到社會科學的理論化，特別是在經濟[本益]模型化。
其三因為抗議不僅可帶給其抗議對象壓力還可以迫使其調整其反應，赫緒曼提供了兩者之間的互動狀況。」創刊兩年來刊登文章包括智利、古巴、哥倫比亞、海地等國家案例研究，以及兩篇對拉丁美洲社會抗議綜合性的論文。
看來赫緒曼的學術遺產將持續在拉美研究領域發光發熱。
隱藏之手助推拉美研究
不同於亞當斯密發現「看不見的手」(an invisible hand)，赫緒曼在《發展計畫之考察》探討的「隱藏之手」(hiding hand)係指那種隱藏在「跌跌撞撞地取得成功」過程背後難以琢磨的力量。「隱藏之手」強調人們在從事社會經濟行為的過程中發揮作用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即有一隻「手」遮蔽了各種實踐過程的困難，導致無法事前看到非預期結果，這樣反而促使人們勇於邁開探索實作的步伐，激勵人們付諸行動，去做一些「如果早知道就肯定不會去做」的事情。期待隱藏之手能將國內拉美研究推向另一學術高峰。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拉丁美洲研究院前院長、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家、名譽教授阿爾伯特·菲什洛(Albert Fishlow)認為儘管「赫緒曼從未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其著作卻引領政治經濟學成為美國社會科學界的顯學。他雖不享受教學，但卻深遠地影響了兩個世代的學生，特別是對拉丁美洲發展感興趣的學生一定能從其著作中有所獲益，[因為]那正是他這輩子最關注的地區。」綜上所述，赫緒曼應可算是拉美研究跨學科的一代宗師，吾等後輩若能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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