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界的保守、封閉使得台灣公眾對於情報事務，特別是今日的台灣情報界普遍存在失真、失實的想像，這種狀態只是助長公眾和情報界的隔閡。（圖片取自Pixabay）
情報學在台灣仍備受忽視
局外人 ※作者為情報體系觀察者
民間團體「黑熊學園」院長沈伯洋月前在接受媒體專訪時，提出借鑑烏克蘭經驗，訓練民眾如何蒐集「開源情報」（OSINT）作為反制認知作戰以及戰時協助軍方掌握敵軍動向，然而也有聲音質疑「黑熊學園」訓練民眾蒐集「開源情報」的作法不僅是「警總」再現，而且在戰時可能置這些配合蒐集情報的民眾於危險的境地，正反雙方為此爭論不休。
不過，筆者在這場爭論中卻想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台灣的相關領域學者，特別是專研情報學的專家們，在這個議題上似乎沒有看到相關學者在媒體上對此議題表達看法。
不僅如此，從近年來關於台灣情報界跟國際情報動態的許多時事新聞，也甚少看到相關學者發表見解，大多數民眾只能從淺碟式的新聞報導、談話節目中得到一知半解的認識。
有著豐碩研究成果的台灣情報學界
事實上，情報學在台灣雖然是小眾，僅限於少數大學的專門研究所、軍警院校專門科系和為數不多的研究者，但是在長年的耕耘之下，培養出不少研究者、以及相關情治人員，並且作為情報界的智囊角色對情報政策提供建言，在實務上、學術研究上都有所貢獻。
在公開的學術出版上，有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安全與情報研究》學報、調查局《清流》等學術期刊作為情報學研究社群固定發表研究成果的平台，相關領域學者也出過多本專著，如張中勇的《情報與國家安全之研究》、汪毓瑋的《情報、反情報與變革》、王政的《國家安全情報監督之研究》等等，在在證明台灣情報學研究社群的學術成就。
台灣情報學界仍然跟公眾有著隔閡
然而，筆者也注意到台灣情報學界跟公眾之間仍存在著隔閡，特別是前述研究成果未能轉化為提升公眾對情報事務的認知程度，以及情報學界的研究者近年來甚少在媒體上對於情報事務相關新聞作積極評析，增進公眾的情報事務識讀，這些因素都影響到台灣公眾對於情報事務的陌生跟疏離。
其實台灣情報學界有著足夠的經驗引領公眾認知情報事務、推廣公眾對情報事務的識讀，但是或許是礙於過往相關事務的機敏性跟強烈專業性質，並未看到台灣的情報學術圈積極打破和公眾的隔閡，相關研究者在主動引領台灣公眾對情報事務的識讀上，仍然有非常大的進步空間，實在相當可惜。
日本情報學界的經驗值得參考
在如何從學術界的位置普及台灣公眾的情報事務知識，日本情報學界的經驗有著許多可以啟發之處，如日本情報研究者小谷賢不僅積極出書、寫評論文章，評析國際和日本情報界的歷史及動態，他還開設個人的youtube頻道，對於日本情報議題作了不少著墨，比如他評論國際情報界動態、日本未來成立對外情報機構的前景等時事議題，也談到日本情報界的省廳本位主義、身份掩護、人才招募等具體問題。此外，身為動漫愛好者的小谷賢也談到他認為可以作為有興趣者了解情報世界入門的動漫，如「危險調查員」、「D機關」、「勇午」等等。
不僅是小谷賢，其他情報學者如中西輝政、落合浩太郎等人也在日本媒體時事節目就情報議題接受訪問、或者在《文藝春秋》、《中央公論》等著名日本月刊雜誌跟日本退休情報官員、國際政治學者或主跑情報圈的資深記者對談相關議題。
前述日本情報學者之所以積極在媒體或自媒體發聲，並非是為了出風頭或所謂的曝光率，而是他們意識到情報學研究，必須面對如何將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轉化為提升公眾對情報事務的認知程度以及對相關新聞的識讀，打破跟公眾之間的隔閡不僅是善盡作為學術研究者的公共責任，還可以讓更多民眾意識到情報事務的重要性而去關心、監督情報事務，對於促進情報界、情報學界及公眾共贏的良性循環是至關重要的。
反觀台灣，情報學界人士是否能以前述日本情報學界同行的作法為借鏡，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引領公眾理解情報事務、提升其識讀能力呢？
台灣情報學界可以作為情報界跟公眾之間的橋樑
或許相關學界人士擔心在媒體或自媒體積極發聲，可能被視為「名嘴化」而影響到專業形象，甚至陷入政治口水戰的困擾，但是筆者認為，倘若能夠秉持專業角度發言，不僅可以將專業聲音帶入相關議題的討論，提升公眾對相關議題的認知，更重要的是，台灣情報學界可以作為情報界跟公眾之間的橋樑。
礙於台灣情報界目前仍然不鼓勵退休官員對外受訪的內規等束縛的影響，退休情報官員大多不願意主動跟外界談論相關事務，也諱言對今日台灣情報界的問題公開發表意見，不僅如此，台灣情報界迄今無意推動「全民情報教育」讓台灣公眾了解與支持情報事務；情報界的保守、封閉使得台灣公眾對於情報事務，特別是今日的台灣情報界普遍存在失真、失實的想像，這種狀態只是助長公眾和情報界的隔閡。
相較於情報界的保守封閉，情報學界研究者有著更少的包袱、更客觀的第三方角度扮演情報界跟公眾之間的橋樑，倘若能夠發揮橋樑的功能，在輿論發聲，對於打破公眾和情報界的隔閡是有所助益的。
結語
隨著台灣公眾對於國防等國家安全議題的關心日漸增加，情報事務議題勢必會在未來不遠的某個時刻成為台灣公眾關注的重要議題，筆者衷心的期待，台灣情報學界能夠作為公眾討論情報事務的引領者，促進情報界、情報學界及公眾三方互相理解的共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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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總統跟國安團隊應該思考如何推動情報界的文職化、多元化，以帶動情報界的脫胎換骨。（美聯社）
賴清德必須積極推動「情報改革」
024年01月25日 07:00 上報 局外人
隨著總統大選的塵埃落定，作為總統當選人的賴清德在選後的政治佈局、施政方向一直為外界所討論，特別是在外交、國防、兩岸等領域上，未來賴清德總統跟他的國安團隊如何在現任總統蔡英文的基礎上持續著力、甚至再創新局，是國內外都在關注的焦點。
相較於前述議題，筆者認為還有一個領域是賴清德總統跟他的國安團隊同樣該關注的，那就是推動情報改革。
情報工作是台灣國家安全「雷達」
日本前內閣情報調查室室長大森義夫曾把情報機構之於國家的重要性，比擬為雷達之於輪船，作為國家的「雷達」，情報工作是國家安全不可或缺的。
在可見的未來，中國的加強打壓、國際局勢的持續動蕩的不穩定外部安全環境，更需要情報工作這個「雷達」為台灣的國家安全提供預警。
今日作為台灣國家安全「雷達」的情報工作，面臨著諸多問題，需要徹底的革新。
無庸諱言，今日台灣情報界需要推動情報事務革新，無論是組織、觀念、管理文化、人才招募、公眾形象等層面都急待革新。
然而，在蔡總統執政期間，雖然任命學術界出身的陳明通、蔡明彥出任國安局長是較為明顯的人事革新，但是仍欠缺對情報界通盤的改革，這個未竟之業看來只能留待繼任者推動。
關於未來情報界的革新方向，筆者不揣冒眛提出數點作為拋磚引玉：
一、如何擘畫情報改革的藍圖
推動台灣情報界的情報事務革新，勢必需要一套改革路徑圖，向情報界內外展現改革所帶來的效益跟未來面貌。
因此，除了組成熟悉情報界跟情報事務的國安團隊之外，應該思考成立一個廣納監察委員、國安人士、退休情報官員、情報學者等各方專業人士的調查委員會，針對台灣情報界目前的問題、組織調整、解決方案作詳盡的調查，為情報事務革新提供指引方向。
二、如何建立適才適任的情報首長遴選機制
一個適任的領導者對於情報機構至關重要，如果由不適任者擔任首長，會嚴重影響內部的士氣跟外界的觀感，如軍情局、國安局等軍系情報機構過往都曾發生過這樣的問題，這突顯遴選適任者擔任情報機構首長的重要性。
這些軍系情報機構首長過去都是因為「長官意志」而出線，但是往往不見得是領導情報機構的適任者，因此如何改善遴選機制讓適任者出線，以及如何建立情報界領導人才的儲備庫，是賴清德總統跟國安團隊未來應該思考的方向，從制度、人事等層面著手改革。
三、如何推動情報界的文職化、多元化
今日的台灣情報界在文職化、多元化的步伐依然遲緩，這一點在國安局、軍情局、電展室等軍系情報機構特別明顯，而且仍然受到保守僵化的軍系文化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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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家施威全曾在〈讓國安局從軍轉文 陳明通能嗎〉指出：
「情治工作，腦袋重要，體能其次，情治工作不是007電影裡的詹姆士龐德，高空跳傘、尖峰滑雪、躍跳深淵，最後還得與美女周旋，所以體力要好。就算國安工作需要冒險犯難，重點還是在腦袋。......不是軍人不好，是軍事體系的積習拖累了國安局，讓天才也只能裝白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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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情報界軍系文化窠臼的滯後再加上台灣社會的日益多元化，台灣情報界在未來勢必會面臨進一步開放文職化、多元化的呼聲，除了繼續堅持任用文職首長執掌國安局的政策之外，賴清德總統跟國安團隊應該思考如何推動情報界的文職化、多元化，以帶動情報界的脫胎換骨。
四、如何重塑情報界的公眾形象
台灣情報界對於公眾形象的經營始終保守，如何打破情報界跟公眾的隔閡，重塑情報界的公眾形象是未來情報界必須面對的課題。
但是情報界對此的態度依然非常保守，甚至不乏抱持陳舊的自我封閉作風，以「一切都是國家機密」、「做的不好不能說，做的很好更不能說」等態度繼續維持跟公眾的隔閡，更不曾思考比照國際情報界的趨勢善用社交媒體、影劇、動漫等媒介增進自身的公眾形象。
情報單位更有如「黑洞」，這些機關都以國家安全為由，將大小所有事務歸為機密，完全沒有問責制。（美聯社）
賴清德總統跟國安團隊應該思考善用職權跟民意壓力、引進民間創意等方式，推動情報界打破跟公眾的隔閡，重塑情報界的公眾形象。
五、如何推動情報界的轉型正義
情報界的轉型正義一直是情報界內外諱言的「房間裡的大象」，即使是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檔案解密都面臨情報界或明或暗的阻力，雖然《國家機密保護法》的修正使得情報界不容易再使用「保護情報工作人員」跟「國家安全」為藉口阻撓檔案解密，然而面對情報界威權遺緒的轉型正義進程，這只是踏出艱難的第一步。
只要情報界的轉型正義持續牛步化，那麼永遠難以得到公眾的充分支持和信任，也只會讓情報界跟公眾的隔閡持續擴大，如何深化情報界的轉型正義進程，同時平撫情報界的反彈，促進情報界跟政治受難者、轉型正義NGO團體在內的公眾之間的和解，仰賴於賴清德總統跟國安團隊的政治手腕。
六、如何強化情報界的可問責性
由於諸多因素的影響，使得情報界一直難以被外界監督，所衍生的諸多系統性問題無法得檢視，更不用説得到妥善解決，學者廖宏祥之前批評：「情報單位更有如『黑洞』。這些機關都以國家安全為由，將大小所有事務歸為機密，完全沒有問責制。」今時今日仍然未得到讓人滿意的改善。
這種狀態在民主深化多年的台灣無疑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賴清德總統跟國安團隊應該思考如何從制度上、實務上強化情報界的可問責性。
前國安局官員蕭台福2020年在《亞太防務雜誌》為文〈台灣需要推動情報事務革命〉，結尾以古諺「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強調台灣情報事務革新的急迫性：「如果始終不種植、尋覓艾草，就算七十年，還是得不到三年的艾草」。這段話仍然適用2024年的今日。
筆者期待未來賴清德總統跟國安團隊能夠重視情報改革的重要性，及早規劃情報改革的進程，消弭情報界和公眾的隔閡，讓情報工作能夠脫胎換骨，才能因應日益嚴峻的兩岸、國際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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