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當時的情報局決策者多傾聽局內不同的意見、甚至就是否該「制裁」劉宜良的必要性做坦率的辯詰，那麼「江南案」會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圖為江南（劉宜良）。（圖片摘自網路）
台灣情報界
要從40年前的「江南案」
記取教訓
局外人 ※作者為情報體系觀察者
四十年前的「江南案」不只改變蔣經國晚年的政治佈局，也改變了當年的台灣情報界，在四十年來的媒體報導及相關研究之下，對於此一事件已有相當多的揭露。
然而四十年後的今日，情報圈內人士仍有著為當年涉案者平反的想法，前國安局官員李天鐸近日出版《江南案拼圖》，強調當年情報人員的犧牲奉獻，指責當年國民黨政府決策者急於跟情報局劃清界限，外交部駐美代表錢復則「挾美施壓」，讓美國聯調局「侵門踏戶」審訊台灣情報官員，而軍事強人郝柏村勢力如禿鷹般入主情報界更桎梏情報界往後的發展。
情報界始終諱言公開檢討「江南案」
回首當年的「江南案」，無論是決定對劉宜良進行「制裁」、挑選「竹聯幫」中人代為下手、事後的處理都突顯出當時情治高層，特別是情報局在處理上的粗糙跟深陷「團體迷思」的盲點，導致「一步錯，步步錯」，不僅讓相關涉案高層被判刑、情報局更面臨被改組整併的惡果，可謂是典型的情報失誤案例。
然而，這些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深切的檢討和反省，多年來情報界始終諱言公開討論，導致這些問題依然存在於今日的情報界當中。
筆者不揣冒昧從數個面向加以探討。
黑道分子是可以運用的嗎？
時任情報局長的汪希苓在《忠與過》述及他告訴時任國安局長汪敬煦「黑道分子還是可以運用的!」從日後披露的情況看來，這並不只是汪希苓的個人看法，而是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既定政策，從1960年就已經吸納「竹聯幫」成員進入情治系統，到了1984年，國防部長宋長志主持「大陸工作座談」，指示國安局負責「洪門」與「青幫」、情報局負責「竹聯幫」、「四海幫」等社會幫派，從黑社會的途徑對中國進行情報活動。
然而，從國際情報界嘗試吸收黑社會作為情報活動的側翼甚至代理人的歷史看來，除了如俄國、中國等國情報機構能夠以超法規手段軟硬兼施讓黑社會伏首貼耳的為其所用，大部分的案例都是得不償失，甚至被外洩引發醜聞，如1960年代中情局跟黑手黨合作刺殺古巴領導人的醜聞就是一例，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情報局吸收「竹聯幫」的案例。
由於彼此互信不足，使得負責刺殺劉宜良的「竹聯幫」幫主陳啟禮背著情報局留下自白錄音帶作為自保，並且在後續的事態演變中，被「竹聯幫」中人張安樂等人運用錄音帶操作媒體，重挫蔣經國和國民黨政府的形象，更讓情報局付出慘重代價。
對於當時國民黨政府情報界為何作出吸收黑社會加入情報工作的決策，以及其利弊得失，則未見情報界對此有過深切的反省。
情報局深陷「團體迷思」
從情報局「江南案」相關當事人在《江南案拼圖》的回憶看來，對於劉宜良進行「制裁」(暗殺)是「自上往下交辦」、「提出問題、意見多被否決」，顯示出情報局高層深陷「團體迷思」 (Groupthink) 的窠臼，未能集思廣益、辯證，反而做出不合理的錯誤決定，草率的作出除掉劉宜良的粗糙決策，還讓初次吸收的「竹聯幫」負責「制裁」以「考驗陳啟禮等人的膽識」，造成無可挽回的後果。
如果當時的情報局決策者多傾聽局內不同的意見、甚至就是否該「制裁」劉宜良的必要性做坦率的辯詰，那麼「江南案」會是完全不同的故事。
然而，往後的情報界(包括改組後的「軍情局」)是否汲取當年情報局在「江南案」的錯誤，努力的克服「團體迷思」的窠臼呢？
「鋸箭法」式的情報局改組
在「江南案」處理告一段落之後，1985年時任總統蔣經國下令將國防部情報局與特情室整併改組為「軍事情報局」，不再隸屬國防部，改隸國防部參謀本部歸軍令系統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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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參與情報局改組決策的時任參謀總長郝柏村在《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記述，在蔣經國急於擺脫「江南案」陰霾的情況之下，並沒有通盤的檢視情報局內部的問題及管理文化對症下藥，反而是以「鋸箭法」的方式處置：
「繼任局長人選由帶兵官產生，不同意由現在情治人員接任，以期保持客觀超然態度，徹底整頓。」(《八年參謀總長日記》上冊，頁739―740，1985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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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少情報中人如李天鐸、龐大為批評這是錯誤的作法，情報局遭到位階下降、重要性大減。不僅如此，郝柏村指派部隊將領出身的嫡系人馬出任軍情局長大肆整肅，將劣質部隊文化帶入局內，更因為這幾位部隊將領出身的局長欠缺情報事務的經驗，一味高壓式的領導風格，對於軍情局造成負面多於正面的影響。
江南案的發生，代表情報局高層深陷「團體迷思」 (Groupthink) 的窠臼，未能集思廣益、辯證，反而做出不合理的錯誤決定。圖為江南案發生時的竹聯幫首領陳啓禮。（圖片取自網路）
這突顯出當時國安高層未能從「江南案」建立一套檢討機制找出問題癥結，只是以強人意志跟軍方主事者的私心自用，倉促行事。而這樣的決策也改變了往後軍情局的發展。
「江南案」所突顯的問題依然重覆上演
這些在「江南案」所突顯的問題，並沒有因為「江南案」的落幕而得到妥善解決，反而一再的重覆上演。
以2019年國安局私煙案醜聞為例，當時主政者不採納有識者撰文〈私菸案是國家情報體系改革契機〉的建言，去通盤檢視國安局的問題，反而指派部隊將領出身的邱國正擔任國安局長，期望用他來「鎮住」國安局，結果是桎梏國安局的改革和士氣，彷彿是當年蔣經國、郝柏村處理情報局改組的既視感。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不只是沒有辦法將情報機構導回正軌，還醞釀著下一場情報失誤甚至情報失敗的溫床，「江南案」式的情報失誤仍然會以不同的形式永劫回歸發生在未來的台灣情報界。
情報界是否能坦率面對「江南案」的錯誤？
還有一點必須指出的，那就是情報界是否從人權、轉型正義的角度坦率面對「江南案」的錯誤？日後包括當年情報局涉案者在內的情報界退休人士在談論「江南案」依然是充滿不平，認為「制裁」劉宜良這個「叛徒」是「執行國家交付的任務，何罪之有？」前述提到李天鐸的論點只是最新的例子。這突顯情報界跟台灣主流社會在這類政治案件南轅北轍的認知和分歧，四十年後的今日，這道分歧的鴻溝並沒有得到消弭。
即使不從人權、轉型正義的角度來談，光是從情報事務的角度看來，當時情報界在「江南案」前後的粗糙決策，無論是情報局決策層決定暗殺劉宜良、找「竹聯幫」代為下手、事後層峰倉促改組情報局等環節都充滿問題，當年情報局涉案者認為在「江南案」受了委屈，但是會爆發「江南案」，正是他們在情報作業的錯誤所釀成的結果，這一點只能說咎由自取。
如何開啟跟情報界的對話，審視包括「江南案」在內的戒嚴時期情報界的作為，是關心轉型正義的有識者應該思考的方向，只要這些分歧沒有得到消弭，情報界跟台灣主流社會在轉型正義的分歧和對立就會繼續存在，「江南案」就是一個顯例。
結語
2024年的今日，吾人不禁要質疑，今日的台灣情報界是否從四十年前的「江南案」記取教訓？比如說
―是否能跳脫「為國犧牲奉獻」的意識形態窠臼，坦誠面對轉型正義，包括威權時期跟黑社會交融的歷史或「江南案」的情報失誤等議題。
―是否能夠以「江南案」為鑑，打破「團體迷思」的窠臼，促進情報界結構的多元化和開放的討論風氣，讓情報作為有著更周全的思考和辯詰。
―是否針對情報機構的過失或問題建立完善的檢討機制，讓問題癥結得到有效解決，而不是「鋸箭法」式的處理甚至開錯藥方。
只有在這些問題得到妥適解決，台灣情報界才能真正記取教訓，步出當年「江南案」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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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菸事件讓特勤中心獨立於國安局之外的呼聲再度出現。攝影／郭晉瑋
私菸案是國家情報體系改革契機
因私菸問題讓總統蔡英文出訪成果「歪樓」，導致國安局長辭職下台。隨著檢調體系開始偵辦與交通部積極處理華航問題，這個由國安局特勤中心、總統府侍衛室與華航等單位的集體出包，之後可能就待司法單位調查結果，以釐清真相與責任。
把特勤中心獨立於國安局之外
雖然私菸問題容易吸引輿論聚焦，但此事真正問題是紀律廢弛導致的國安疑慮。前陸軍司令邱國正上將臨危受命入主國安局以重整紀律，但我們也希望能利用這個時機改革以國安局為首的情報體系，畢竟這是與國家安全最直接的問題。
私菸事件使國安局特勤中心成眾矢之的，隨著國安局長辭職後，大家又發現特勤中心雖隸屬國安局，但負責總統、副總統維安事宜的實際上是總統府侍衛室，在陽明山上的國安局長，對於在府內的侍衛室很難有實質的日常管理，這也讓特勤中心獨立於國安局之外的呼聲再度出現。
由於總統、副總統維安與做為情報單位的國安局，在任務上不太一樣，兩者分屬不同專業。前者在明，以保護自家人為主，後者在暗，低調監偵敵情。因特勤中心前身「聯合警衛安全指揮部」，當時就是仿照美國秘情局（原隸屬財政部，後改隸國土安全部）而成立的獨立單位，剛開始不隸屬國安局，直到一九八九年才納入國安局指揮。所以如果國安局對特勤中心還持續有管理的實際困難，加上兩者也存在不同的任務要求與組織文化，還是須考慮將特勤中心移出國安局。
根據《國家安全局組織法》，國安局隸屬於國家安全會議，綜理國家安全情報工作與特種勤務之策畫及執行，本質上就規定了國安局的本業就是情報，所謂的特種勤務也是與情報工作相關而發展出來的任務。更因在二○一四年七月通過《情資彙送作業辦法》，使得做為情報主管機關（律定於《國家情報工作法》）的國安局，能迅速掌握其他情報機關收集的情資，這使得國安局長變成類似美國國家情報總監（ＤＮＩ），掌握全國所有訊息，職權比美國中情局長大。
國安局需強化情蒐能力
情報工作分為情蒐、情研與情戰，而情報來源可粗分為人因情報（我方的公開與祕密人員探知的情報）、科技情報（訊號、地理空間與測量識別），以及公開情報（open source intelligence）。情蒐絕對是情研與情戰的基礎，情蒐力是情報有效與否的決定性因素。國安局的情蒐力更需要大幅加強。
科技情蒐力可以透過技術投資與訊號判讀訓練而取得，但因情報所能取得的細節是科技情報效度的關鍵，非大數據（Big Data）或人工智慧（ＡＩ）等技術可取代，因此不存在不夠強化的問題。
此外，因國安局長過去多由軍方背景出任，導致高度重視中國軍事相關情資的文化，但現在的安全議題已不限於軍事領域，包括金融、社會、經濟、醫療議題等攸關國家運作領域的情報能力，都該是重點，這不是傳統國關或政治訓練的人可以掌握。因此，網羅前述方面的專家與強化情蒐能力，同時招募可運用大數據與人工智慧能力的資訊科學家，來強化情報蒐集、篩選與判讀，也是當務之急。
軍、文矛盾，各處爭功互槓
現在國安局的情戰功能較有限，這與組織法及處務章程有關，國安局可以為了中國情蒐而布建，可是沒有美國中情局的祕密任務權限。但因中國已具全球存在感，其一帶一路、孔子學院及混合戰等都是全球任務，因此對中情蒐現在也需要擴及其他國家。特別是當中國對台情戰與策反，有不少是透過其國外情報站執行，國安局的對中情戰，也就必須包括對友中敵台國家的情戰（不止於情蒐）等任務了。
國安局是軍、警、文職並存，不少文職人員抱怨，國安局被軍方視為升遷的另類管道；但也有軍方出身的前局長抱怨，無法調離不適用文職人員，產生了人事阻塞與黑函文化，因此建議停辦招考文職人員的「安幹班」。而年改更讓國安局內部出現軍文職同工不同酬的指控。考慮建立合理的分流升遷，以健全內部的軍文關係是重要的。
此外，國安局讓各單位自行對外撒網，以務求撈到相關資訊的情蒐作為，容易使轄下各單位處於競爭狀態；甚至同樣在對外情蒐，但因彼此互不聯繫，使得外國情資來源對於相同問題被不同人詢問的狀況頗為狐疑，認為台灣是否對其有所懷疑。
這些多是具主動性的國安局內控問題，與私菸醜聞無關，但處理得好會改善國安局情報工作的效度，更會有助於提升國安局士氣。
首長退休後赴親中企業任職
國安局因掌握機敏資訊，更是綜整與管理國家情報的主管機關，對其要求國家忠誠永遠不嫌多。這兩年屢屢傳出國安局長、副局長、軍情局長等在卸任後直接去友中台商公司任職。像楊國強、郭崇信、張戡平、劉本善等諸位將軍的例子，即使沒有叛變或是舔共的證據，但這種與中共毫不提防的距離，的確讓國人對於國安體系的忠誠度產生疑慮。
由於這些都與國安局領導階層有關，以更高標準提出要求並不為過，有關國安局的改革也該由領導階層做起。邱局長的作為，大家都等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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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安局狀況連連：
人事鬥爭不斷，
重公關不重情報專業
2020-01-02 10:40 香港C1 陳宗逸
2019年12月31日，民進黨強推通過《反滲透法》，未來相信將會雷厲風行執行抓捕間諜、敵對勢力團體的工作，而執行《反滲透法》的重要單位，當數台灣的國安局與調查局國家安全處二個單位，其中國安局更是重中之重，但是國安局內部，近期瀕臨總統大選，卻傳出人事惡鬥、醜聞不斷、局長作為爭議的「內鬥」問題。
近日，台灣國安局相當重要的台北站內負責兩岸情報蒐集的二處組長，被爆料在深夜街頭酒後破壞公務，遭到警方逮捕。雖然國安局的公關部門緊急止血、將其行為定義為「個人行為」，並且再度美化局長丘國正「嚴懲不怠、不問私情」的態度。事實上，根據國安局基層幹員的說法表示，這是因為在大選期間的情資蒐集工作，近期面臨重大壓力，且局長丘國正為軍方將領空降，對情報工作一竅不通所致。根據描述，丘國正曾經當面嚴斥基層，要基層幹部：「送給我的情資不要太多字，我老花眼看不清楚」。讓基層頗感訝異。
丘國正任國安局長，搞得局內雞飛狗跳，內鬥傳聞不。（廖士鋒／多維新聞）
丘國正挾着蔡英文政府處理「私煙案」一事出頭，代表蔡英文進入國安會整肅。但是，丘國正並不具備情報工作的本職學能，一進入國安局，就開始人事整封與鬥爭。
根據基層幹員描述，只要「表現出過度的情報專業、凌駕丘國正的鋒頭，或者是頂嘴質疑者，一律被整肅」，許多久任國安局中皆幹部軍方情報官員，紛紛被規建到一般服役單位，不再擔任情報蒐集工作。而逢迎拍馬者，則圍繞在丘國正身旁，升官封侯源源不斷。據稱，只要拍對丘國正馬屁，就可以安保無恙。而近日這位被警方逮捕、酒後鬧是的台北站組長，就曾經要求下屬幹員：「不要蒐集太多情報，不要帶給大老闆（指丘國正）太多困擾，但求無事、不要生事。」此舉，等同要基層幹員不要製造議題和太多案件，不然會讓層峰深覺社會動盪，造成蔡政府不快與不滿。
台灣國安局。（中央社/資料圖片）
也因為在丘國正這樣的領導之下，注重公關而不注重情報專業，故王立強案爆發後，國安局上下皆在狀況外，到底此案是宣傳、詐騙，抑或是真正的滲透台灣間諜案，國安局幾乎毫無頭緒。也因為國安局幾乎沒有動作、以及不具備辦案的前置情報蒐集工作，蔡英文將此案全部交給法務部調查局國安處偵辦。目前被軟禁在台灣的向心夫婦，也是由調查局攜槍幹員陪伴，因為查無太多具體證據，故向心夫婦依舊在台灣四處消費。有國安局人士認為，向心夫婦應該回不了中國大陸，即使讓他們回去，他們恐怕也不敢回，因為一到北京就被扣押，但在台灣作為羅織間諜的代表性人物，未來可能可以過低調的好日子。
國安局基層幹員表示，局長丘國正沒有情報專業，官僚習氣很重且脾氣暴躁，原本前任局長彭勝竹雖然也不太進入狀況，但是經過多年曆練，且性情温和，還可以和屬下有所溝通，丘國正則展現「鐵血性格」，砍人入罪手段直接，讓基層幹員人心惶惶。而丘國正任局長後，也同樣冷落首席副局長柯承亨，柯承亨為文人，原本國安局內外都認為柯承亨可以其專業晉升文人局長，讓長久充滿軍風、不專業的國安局，可以呈現較為現代化、有效率的運作。但是，蔡英文當局並不信任文人局長的安排，其國安會高層寧願採用軍方大老粗、可以控制其動向，而不想採用會靈活思考的文人擔任局長。而蔡英文本身因為性格使然，也斷不信任軍方以外的文人擔任軍情要職，故丘國正在國安局長任內的茶壺內風暴，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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