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爾本 - 明德小組的幕後功臣－神仙、老虎、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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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一位叫歐爾本的老人在慕尼黑家中於睡夢中去世。八十三歲，沒災沒病，乾乾淨淨地走，德語叫做“eingeschlafen“，中文叫「壽終正寢」，倒也算是福份。他的訃聞中寫著：「漢斯-約阿辛.歐爾本，生於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卒於二0 0五年十月十九日，一等及二等鐵十字勳章、聯邦德國一等功勳十字勳章、中華民國景星勳章得主...」。

這三種不同的勳章，象徵著歐爾本這一生的三個重要階段：轉戰於東線戰場的第三帝國陸軍軍官，聯邦德國的高等文官和負責對台合作的關鍵人物。

Hans-Joachim Urban是柏林的望族之後。二次大戰爆發時，他十七歲，正在念高中。這年，德國初試閃擊戰法(Der Blitzkrieg)，數週內就亡了波蘭，但也招致了英、法對她的宣戰。由於戰爭的緣故，本來還有一年才高中畢業的歐爾本跟同齡的少年一起，在德國政府的一紙命令下，全都在這年十一月底提前畢業，數日後便應徵入伍。歐爾本跟許多同學在入伍訓練後，都簽下了合約，成為志願役的軍官候補生(Fahnenjunker)。第二年，德軍以破竹之勢征服了法國，歐爾本也隨著步兵67師，經歷了全期戰役。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發動了侵蘇的「紅鬍子作戰」（Unternehmen Barbarossa），十九歲，擔任少尉排長的歐爾本，就投入了俄羅斯戰場的血肉磨坊。年輕時的他遇戰身先士卒，混身是膽，勝則爭先，敗則殿後，因此在兩年間就負傷了七次，但也獲得了九座勳、獎章，晉升為中尉連長。他最津津樂道的是曾率領尖兵連攻抵莫斯科近郊的往事，而那也是德國攻勢的強弩之末，轉勝為敗的分水嶺。

1944年7月20日，德國的反納粹組織首腦人物施陶芬堡上校(Graf Otto Schenk von Stauffenberg)以炸彈行刺希特勒，並發動了政變未果後，納粹政權即大肆搜捕異己。海軍上將卡納里斯所主持的軍事情報局(Die Abwehr)涉案甚深。卡氏與主要幹部均被處死或監禁，軍情局亦被裁銷。為使東線戰場的情報工作不至中斷，參謀本部把原軍情局的職掌，納入了該部所屬的「東線情報處」(Fremde Heere Ost)，處長是蓋倫少將(Reinhard Gehlen)。包含歐爾本在內的許多下級優秀軍官就在這段時間被網羅到該組織，踏入了諜報界。

1945年5月8日德國投降後，二十三歲的歐爾本又重拾起書本，進入哥廷根大學主修經濟學。就在這段期間，世局又起了重大的變化。中國從戰後就開始了國共內戰，四年後，毛澤東在北京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1950年，韓戰爆發，法國也在北越陷入苦戰。在歐洲，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以蘇聯為首的華沙公約組織間展開了激烈的冷戰鬥爭。

早在大戰尚未結束之前，美國的情報機構就已看出，蘇聯與西方的聯合對抗軸心國，只是一時的利害權宜，戰後蘇聯必謀擴張，終會形成共產與民主，極權與自由間的鬥爭。因此，大戰剛打完，雙方就積極展開了對抗的部署。1945年，在西德政府還沒成立之先，美國中情局局長杜勒斯就找到蓋倫將軍，在美國的財力、物力支援下，在西德的美國佔領區成立了名為「蓋倫組織」(Die Organisation Gehlen)的外圍情報單位。在蓋倫將軍的敦請之下，歐爾本在取得學位之後，就加入了該組織。

1956年，西德以「蓋倫組織」為骨幹，成立了「聯邦情報局」(Bundesnachrichtendienst，簡稱BND)，歐爾本被編入了國際情報處，擔任東亞科的副科長。這時，德國已加入了北約，且成立了一支有四十多萬兵員的聯邦防衛軍(Die Bundeswehr)。在戰略位置上處於北約前線的西德，希望能充分掌握蘇聯的動態。聯情局為提供政府蘇聯及東歐共產國家的情報，除了派遣諜員廣為佈建之外，也在二次大戰所發展出的科技基礎上，遂行電子偵測。

在那個還沒有人造衛星的時代，電子偵監所依賴的是無線電偵測，把敵人發射出的電波「抓」下來，經過破密、解碼，就成為情報資料。但無線電偵測卻受到地理上的限制，因此，如果想掌握全球的電波，就需要在各大洲廣設偵測台或與友邦進行情報合作。

德國的情報合作主要對象也包括了位於東北亞的中華民國。為什麼選擇一個沒有邦交的國家？首先，我國地扼台灣海峽和巴士海峽兩條國際間重要的海運孔道，可輕易掌握航海，尤其是敵國海軍的動向。而蘇聯遠東艦隊正是德方情蒐的一個重點目標。其次，台灣對大陸的情報作得廣泛而確實，而德方對此也極有興趣，尤其是中共的政情，三軍動態以及與蘇聯的關係等等。

台灣與德國建立情報合作，等於開了一個美國以外的交流管道，而且，德方還提供了當時最先進的電子偵測系統。

戰後中華民國與西德的軍事與國安交流暨合作，始於民國四十五年(1956) 。最早，雙方的對口單位是我們的國防部二廳和聯邦防衛軍的軍事反情報局(MAD:Militärischer Abschirmdienst) ，稍後，才有德國聯情局跟我國安全局之間的合作。民國四十八年(1959)，情報局長鄭介民曾訪德，西德軍事反情報局局長魏瑟爾少將(Wessel)亦曾兩度訪台。民國四十九年(1960)九月十四至十九日，參謀總長彭孟緝及副總長賴名湯訪德，曾向德方探詢派軍官赴德受訓可能性。民國五十一年(1962)二月，二廳主管大陸情報行動的徐人雋少將訪問西德聯情局。民國五十三年(1964)五月，情報次長羅英德中將赴德訪問。

從民國四十年代起，台灣已經有兩個外國的軍事顧問組織，一個是規模龐大的「美國軍援顧問團」(USMAAG)，一個是以「實踐學社」為代名的日本軍事顧問組。據蔣緯國將軍晚年透露：當時蔣總統有鑑於中、美兩國國力懸殊，美軍以優勢物質條件為依恃的作戰思想完全不適用於我國；而以富田直亮為首的日本顧問雖然竭盡心智地在石牌從事國軍軍官的指參教育，但他們的所學，畢竟都已過時，跟不上日新月異的時代。再加上抗戰初期以前的十一年間(民國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德國軍事顧問團對國軍建軍備戰有過決定性的貢獻；而德軍又一向講求以寡擊眾，節約物資，正是國軍建軍應採取的方向，因此蔣總統乃又興招聘德國軍事顧問的意念。

民國五十年(1961)三月間，西德聯情局海外處處長郎考少將（Wolfgang Langkau）代表該局局長蓋倫訪台，歐爾本以該處亞太科副科長(主管東北亞地區業務)身份隨行。於拜會蔣總統時，總統提出聘請德籍軍事顧問的希望，郎氏則答允設法。

事隔一年，歐爾本於民國五十一年(1962)三月訪台時，曾與蔣經國，蔣緯國兩氏進一步洽商聘請德國顧問來台事宜。總統一度曾考慮再請抗戰前的德國顧問團長法肯豪森上將(General der Infanterie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前來，後終以法氏年事過高，且與現代軍事脫節而作罷。蔣緯國將軍的理想人選是溫克上將(General Walter Wenck) ，但溫克正擔任德國軍備工業Diehl公司總裁，而且知名度也太高，其本人及聯情局均認為不適合。

甫退役的孟澤爾少將(Genralmajor Oskar Munzel)是聯邦防衛軍及溫克上將向聯情局推薦的人選。孟氏在德軍算是少見的「三朝元老」，入伍及任官於德王威廉二世麾下的「普魯士皇軍」(Königliche Preussische Armee)，歷經威瑪共和的「國軍」(Reichswehr)，第三帝國的「國防軍」(Wehrmacht)和聯邦德國的「聯邦防衛軍」(Bundeswehr)。出身騎兵的他是德國第一代的裝甲兵，建軍時期是古德林的計劃參謀，參與了編裝與戰法準則的制訂。二次大戰時，他從戰車營長、團長、裝甲師長而累升到裝甲軍長。在聯邦防衛軍中，他先後擔任過裝甲兵學校校長，部隊署署長兼戰鬥部隊監(Chef des Truppenamtes und Inspizient der Kampftruppen)，並曾根據自己的實戰經驗，寫過多本裝甲部隊的戰史。在海外工作上，孟澤爾將軍曾在1951-1954年應埃及王法魯克之請，在該國擔任過四年的首席裝甲兵顧問。無論在學能或經歷上，孟氏都符合了蔣總統開出來的條件（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及戰後「十萬陸軍」建軍工作；曾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曾參加西德聯邦防衛軍的建軍工作；曾任軍、師級以上指揮官，一般參謀官及有教育經驗者。）

經過書面考核作業後，歐爾本在民國五十二年(1963)五月二十、二十一兩天銜蓋倫局長之命登門造訪孟氏。孟澤爾表示欣然同意後，我國安全局在德負責人嚴敦炯博士又跟他談過一次話，並將經過報告蔣總統。這年十一月九日，孟澤爾將軍率助手來台展開顧問工作，從此開始了長達十二年半的「明德專案」。透過少數幾位德國軍事顧問傾其所學地教導，讓國軍學到了與美軍不同的軍事基本思想，以及植基於獨立思考，積極企圖的德式指參作為。而顧問們許多的建議，也多被納入到國軍日後的現代化改革中。

與明德案同時進行的還有一個我國陸軍派員在德培訓的「培德案」。如上所述，參謀總長彭孟緝在民國四十九年(1960)秋訪德時，曾向德方探詢選送軍官赴德受訓的可能性。民國五十一年(1962)十月間，蔣緯國將軍訪德，又在法蘭克福與歐爾本再度提出此事，並請聯情局代向聯邦國防部爭取我陸軍送訓名額。同月底，聯情局派歐氏與德國國防部聯二協調，後者同意接受我國陸軍派員赴德受訓，唯一條件為受訓者須具備德語能力，如語言能力不夠，抵德後，由德方出資，送歌德學院及德軍語言學校學習德語。這是「培德案」的源起。而後從民國五十三年到民國六十二年間，陸軍共派遣了九批，二十五位中、低階軍官到西德接受指參教育或部隊見學。他們當中，日後產生了陳廷寵，李楨林和殷宗文三位上將，九位中將，以及五位少將。頭幾批的軍官一到德國，都由歐爾本接機照料。歐氏直到晚年，還對他們幾位在德留學時的勤奮好學津津樂道。

1960年代後期，西德的外交思維起了微妙的變化。一方面，社民黨領袖布蘭德(Willi Brandt)的「東進政策」(Ostpolitik)開始成形，一方面，也有保守黨的人士倡議「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Der Feind meines Feindes ist mein Freund)，主張已與蘇聯交惡的中共發展關係。在這種氣氛下，「培德案」在1968年時曾面臨被取消的危機，而壓力就來自波昂的外交部。經過歐爾本力爭，最後的折衷案是把國軍送訓的名額從四名刪減到兩名。這件事不但引起了我陸軍方面的不快，孟澤爾將軍還從台北致函歐爾本的上司強烈抗議。兩面不討好的歐爾本在奉命給孟氏的回函中，說明大政治形勢變化對該案的影響。

在聽到這段故事後，我特別謝謝歐爾本在這件事上的大力爭取。設非如此，培德案不會延續到1973年，而立即受到影響的，就是1969年年初考取留德的李楨林少校和我。

直到民國七十六年(1987)退休為止，歐爾本與中華民國都一直有密切的業務關係，也與好幾位工作夥伴建立了生死不渝的交情。歐爾本最敬佩的朋友是明德小組的首席翻譯王洽南將軍。他在王將軍去世後寫的紀念文可說是具見真情，絕非禮貌性的弔唁。

大前年(2002)，為了拙作「明德專案-德國軍事顧問在華工作史」的一些疑題，我到慕尼黑去拜訪歐爾本。走進客廳，就看見桌上放的七大本照片簿和幾冊筆記本，裏面都是他多次去台灣的照片和涉台工作的記事。我們反覆推敲了「明德案」和「培德案」的許多問題。八十歲的老人，雖然身體已不是很靈便，但思維、記憶和表達還是十分敏銳而清晰。在那三個多小時中，他等於給我上了一節他親身經歷的中、德合作歷史課，而許多重要的合作項目，他都扮演著催生的角色。

為彰顯歐爾本對德、我兩國合作的重大貢獻，蔣經國總統在1987年，歐氏甫退休後，就頒授了他一座「景星勳章」。據歐氏的女兒說，她父親在世時每喜津津樂道在台灣的往事，而他最珍視的，就是這座象徵他「功不唐捐」的勳章。

載於民國九十五年二月號《傳記文學》第八十八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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