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緯國  

作者:蔣緯國


民國三十一年,我坐隴海線的夜快車從潼關回新安,胡宗南將軍有事找我去研究。我喜歡睡在上鋪,因為臭蟲都在下鋪,不過他們分配下鋪給我,我也就坐在下鋪。

火車還沒開時,進來了一位少將,我就站起來向他敬禮,我敬完禮還沒坐下,他就說:「上去。」我心裡想:「我買在下鋪,你叫我上去,我還求之不得呢!」於是我就把上衣脫掉,掛在上鋪,這麼一掛,就露出我的配槍來——一把銀色的白朗寧,是我去部隊臨走時父親送給我的。

那位少將一看到我這把手槍便問我:「你這把手槍哪裡來的?」我說:「我家裡老人送給我的。」他又問:「他也是軍人嗎?」我說:「是。」他說:「我看一看行不行?」我說:「行。」便把手槍拿出來,退下子彈後交給他。

他看了以後很喜歡,說:「我跟你換一把怎麼樣?」他的手槍也是白朗寧,不過已經生鏽了,我就把退出的子彈再裝回彈夾,把彈夾也給他,並且說:「對不起,我只有這一個彈夾。」他說:「好了。」意思好像是你還羅嗦什麼,然後他就把他的手槍放在我的槍套裡面。

第二天一早火車到了西安,胡宗南將軍派熊副官來接我,這位少將也認識熊副官,見了他便恭敬地問:「你來接誰?」熊副官說:「我來接蔣上尉。」說來好笑,這位少將跟我換槍時也沒問我的名字,他又問:「在哪一車?」熊副官說:「就在你後面。」

後來這位少將就走了,我也跟熊副官一起走。等到將近中午的時候,有人來報告:「外面有一個少將跪在門口不肯走,要求見上尉。」我就趕快出去把他扶起來,他把槍還給我,我也把槍還給他,並且請他不要介意。

我跟他說:「這件事情沒有什麼,這把槍任憑誰見了都會喜歡,將軍如果喜歡的話就帶回去用好了,沒關係。」他說:「那不行,以後見了老太爺怎麼說。」這件事情就這麼過去了。

另外一次是我從西安回到潼關時發生的。白天火車很擠,雖然是對號快車,但是過道上都坐滿了人,很多人帶了行李,往走道上一放就坐在行李上頭。火車開車後,我看到一個上校自彼處擠過來往前走,沒多久又看到他從前方擠回來。

第二次經過我的座位旁邊時,我就站起來問他:「上校,你是要找人還是要找位子?」他說:「找位子啊。」我就說:「請坐吧!」

他看了一看我,就「啪」一巴掌打在我臉上,很生氣地問我:「剛才我過來時你看見了沒有?」我說:「我看見了。」他說:「你剛才為什麼不讓?」

我說:「上校,剛才你是從我背後過來的,等到我看見你時你已經走過去了,我以為你在找人,及現在看你又擠回來了,所以我特別問一問。」

沒想到他又「啪」的一巴掌打過來,說:「你羅嗦什麼!」意思是你還不讓位。其實我已經站在旁邊,我說:「你請坐。」說完就到廁所里坐在馬桶上。

後來列車長來查票,車廂里有認識我的人就跟列車長說:「那位上校剛才打了蔣緯國。」列車長就問:「那蔣緯國呢?」那個人說:「他現在坐在廁所里,他的位子給了那個上校。」

列車長就跟那位上校說:「你坐在人家的位子上了。」而且那位上校根本就沒有票,列車長一方面要他補票(那時候能叫軍人補票已經算是進步了),同時告訴他剛才那個上尉是蔣緯國。

他聽了以後,等補完票就跑到廁所門口「嘣」的一聲跪了下來,並且再三地道歉。這一來反而把我嚇壞了,我挨揍時並沒有被嚇,反而覺得很正常,但是看見了一個上校跪在我一個上尉面前,我可受驚了,就趕快把他扶起來。

那位上校一定要我原諒他,說他家裡還有老娘在,好像我馬上就要把他拉出去槍斃似的。我把他扶起來後請他回到座位上,我還是坐廁所里,他堅持要我回到座位,說廁所里臭,那時候的廁所當然是臭得不得了,但是坐久了也不覺得了。

從這些事情中我看清楚了中國的軍隊是怎麼樣的一批人組成的,要帶著這麼一批人去打仗,還要面對如此精銳的日軍,還要打勝仗,實在是不容易。

有一次我們在德國的武官換人,新武官是酆悌(所謂「十三太保」之一。武漢失守後,湖南省主席張治中下令燒長沙,他明知不對,卻又不講。因為中央要堅壁清野、焦土抗戰,不能把一個完整的城交給日本,但是燒城應該由里往外燒,他反而從四個城門開始燒,人民還沒撤走,把老百姓燒死在裡面,所以他被依軍法判處死刑,執行槍斃。當時他是長沙警備司令,階級是少將)。

他看到我有一把漂亮的七六二手槍,要跟我換,他給我的一把手槍是二五的,連栓都拉不開,完全銹死,這麼一把手槍,他還好意思自己佩戴,還要跟我交換。

軍人的槍是第二生命,哪能讓槍銹得連拉都拉不開。我對中國軍人實在是失望,而且他知道我是誰,竟然敢這樣占我便宜,我就懷疑他的智慧,除了用階級壓人家之外,還能做什麼事。

而且最糟糕的是,他自己所配掛的手槍銹得不能用,還不覺得是恥辱,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即使他對我有禮貌,也只是封建的觀念而已。

我們的國家制度的確有很多地方值得批評,官員的辦事能力的確欠缺,辦事態度也的確不好,不論是誰,稍稍有權威後就開始耀武揚威了。例如一個小小的二等兵,當他奉派去當橋頭盤查哨時,自認有了權威,執行任務時就對老百姓大聲呵斥,或者有其他不禮貌的行為。

有一次大家為此話題辯論,我認為實在不值得如此爭論,重要的是,我們要承認現實,努力糾正。

民國二十一年冬天,有一天在學校大操場上,落雪剛停,有一個同班同學,硬逼我從他褲襠下鑽過去,結果我鑽過去了。那個學生在我們班上年齡是最大的,個子也是最高的,因為他已經第三次留級了,他當眾罵我是「繼父的孩子」,我都忍住了。

那時候我們在第二、三堂之間有二十分鐘的休息時間,其他各堂間則是十分鐘。一個普通的教室可以容納三十位左右的學生,就在同一天,我們合并三個班級在一個大教室上課,那個大教室可以容納八十個人。

在第二堂下課時,那個大個子就在講桌上把我叫上去,要我跟他扳手。他總是過一段時間要找個機會羞辱我一番,早晨在操場羞辱過我,現在又要我去和他扳手,我說:「你明知我扳不過你,你的個兒這麼大。」

他說:「給你一個機會你還不要啊!」一定要我跟他扳手。他不曉得我練過工夫,尤其兩個人手一握,只要我的手往裡邊一緊一按,他馬上就曉得我有多大的勁,不過我還是讓他扳過去了。

後來他就當著所有同學的面說:「你們不要以為蔣建鎬扳不過我,其實全校沒有人扳得過他,剛才我要他鑽褲襠,實在是我的不對,我當著大家向蔣建鎬道歉,以後希望大家不要看不起他,他實在是一個功夫最好的人。」

從此這個人也不做混混了,書也念得不錯,跟我們一起畢業,後來他考進上海海關,做了關務員。他的家庭背景也不錯,不過我們畢業後就沒有來往了。

民國四十二年,我的先室過世,父親就送我到美國陸軍指參學院正規班念書。那時候從中國出去的多半都是念召訓班,我則進正規班。念了一年後,民國四十三年我回到台灣,與母親(姚夫人)住在一起。

那年冬天,我向石家老丈人借車,他借了一輛很漂亮的七人座車給我,平常他自己都捨不得用。有一個星期天,我一個人也覺得無聊,便帶了一本書及筆記本到淡水海灘上做一些思維的工作。

情報學校就在淡水河附近,我到情報學校大門口後,衛兵不讓我進去,那天我穿了一件灰布棉袍子,我的駕駛就下去跟衛兵說:「那是蔣緯國將軍。」

衛兵大概念過幾天書,他就跟我的駕駛說:「你告訴他,這是蔣經國將軍辦的,叫他別開玩笑。」就是不讓我進去。

後來衛兵排排長出來了,他問清楚情形後就罵那個衛兵:「蔣緯國將軍就是蔣緯國將軍。」那個衛兵說:「對不起,我以為他開玩笑的,我跟他說這是蔣經國將軍辦的。」

民國四十四年,有一天我從台北到台中,路過銅鑼山,那時候的縱貫道上常常會有涵洞,涵洞上有小橋,公路上路肩雖然很寬,但是路面很窄,只有中間一段,兩輛車要會車時,外面的輪子就會落在路肩上,而過橋時則只能有一輛車通過。

我們的車到銅鑼山時,前面有一輛彈藥車,上面坐了一大群軍眷,男女皆有,看他們很興奮的樣子,可能是到某處參加晚會後要會營房。

那天我還是坐我老丈人的大車子,說也奇怪,我在台灣從不戴槍出門的,那天臨走時,因為是晚上從台北回台中,所以我就跟駕駛說:「咱們今天把槍帶著吧。」

於是我們各帶了一支卡賓槍和一把四五手槍,我身上帶著四五手槍,又在后座擺著一支卡賓槍。

當我們的車子要過橋之前,聽到彈藥車上的人嘻嘻哈哈的,後來他們開得愈來愈慢,也不讓我們過去。到了有涵洞的橋上頭,他們就停在那裡,我們就過不去了。

我們在距離他們二十公尺左右的地方停下來,然後就看到前面跳下兩個大男人來,我聽到他們說:「肥的!」原來他們看到我們的車子很漂亮,想搶我們。

我就跟我的駕駛說:「開遠光燈照著他們。」說完後,我就從後面右手門下來,他從前面左手門下來,他拿著槍,我也拿著槍。因為車子開遠光燈,所以對面的人看不見我們。

對方起先有兩個人跳下來,後來又跳下四個人,都是男的。我帶槍時一定先上子彈,但不是為了要警告對面的人,我就喊我駕駛的名字:「徐宏,上子彈!」他拿著卡賓槍,我拿著四五手槍「啪嗒」一聲上膛,犧牲了一顆子彈。

他們聽到我們拉槍後說:「小心,他們有槍。」我們兩人就繞到遠光燈的前面,其實我們車子上已經沒有人了,我故意往後指揮,說:「你們在後面看著,我們朝前面走!」讓他們以為車上還有很多人。說完我們兩人就前進,並對他們說:「不準動!」

因為我們的燈光照得很清楚,而且我的駕駛拿著卡賓槍,等於是一支小衝鋒槍,他們也不敢亂動,我就拿著四五手槍繞到那輛彈藥車的駕駛座旁邊,一伸手就把駕駛的識別符號摘下來。

我說:「你回去後老老實實地向你自己的部隊長報告今天晚上發生的事,我不提出報告,這個識別符號我會還給你師長的,以後不可以這樣子。」

那位師長是周中峰,後來還當過軍團司令、國安局局長,可是他帶部隊實在不行,他的部隊的紀律由此可見一斑。

民國四十五年,有一次在衡陽街,我自己開了一部民用的黑色吉普車,那天我穿便服,路上有一輛「國防部」的交通車把我的吉普車逼到人行道上,我聽到、也看到一個中校階級的軍官對駕駛說:「揍他!揍他!」他叫他的駕駛下來揍我,不曉得是什麼意思。

結果駕駛就跳下來跑到我的吉普車旁邊,伸手進來,想要揍我。他把手伸進來後,我就把他的手按在我的胸口,往前一彎身,把他的手一疊,他就「砰」地一下跪在旁邊。

他一跪下去,我把手一伸,就把他的識別符號摘下來了。我說:「我不會怪你的,是那個中校指示你的,你向總務處處長報告,我會把識別符號還給總務處處長。」那時候的總務處處長是王雨農。

這點點滴滴加起來,賬都算在「中國國民黨」身上,也難怪民進黨有那麼多機會指責國民黨,實在是有些人做得太過分了,予人口實。

來源:傳奇人物網

(責編:天天)http://www.ntdtv.com/xtr/b5/2015/07/15/a12106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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