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老虎、狗

張學良將軍是現代中國史（甚至是現代世界史）上，一個少有的是非人物。他的是非的焦點，便是他一手主導的「西安事變」。沒個西安事變，當今中國，甚至整個今日世界的局勢，可能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正因為這一局面的出現，他這個世界近代史上少有的是非人物，歷史家就很難下其定論了。是之者會說他是反侵略的抗日英雄，千古功臣。非之者又會說他是不知敵我情勢，搞政變誤國的亂臣賊子。至於半是半非，乃至三七開，二八開……，今後千年的歷史家，顯然對他也不會有個一致的定論。

最可笑的還是張將軍自己。他對他自己所發動的「西安事變」的是是非非的自我批評，也是是非不定的，雖然他在口頭上還是一硬到底，說什麼歷史如走回頭路的話，「西安事變」他還是要發動的。這是他親口向我說的，但是他也認真地說，他如是蔣，他會把他自己槍斃的。他自己的部下，如果幹出這樁犯上作亂的事件，他自己早就把他們槍斃了。因此他被蔣關了半個世紀，不但無怨無尤，蔣在他心目中，始終還是個「親如骨肉」的抗日救國的統帥，他心目中大大的民族英雄。

是非永無定論

像張少帥這樣羅曼蒂克的歷史人物，尤其是當他還在關押期間，不能自由行動之時，像在下這樣的知識分子，從來也沒有夢想過和他去拉上關係，或是來替他寫本傳記。就連訪問他一下，筆者也從未作此夢想。可是天下事，有時就出乎意外。也算是機緣巧合吧，少帥在其垂暮之年--已經九十，我也已七十高齡--他竟然躬自下訪，和不才大為盤桓了一陣子。不但我被邀請作其座上客，正式約我為他寫傳，他也曾到新澤西州，下訪寒舍，做我的貴賓……。那也是我遷居到敝廬現址之後，最享名世界的賓客了。

張公何以和我有此一段緣分呢？外界誤傳甚多，雖不值一駁，但是此事經過的本身，倒不妨略敘一下，也算是史學界的一宗真實的小掌故吧。請先從「瀋陽事變」說起：

在上一世紀，三○年代之初，當他對日本侵略我東北，以其「不抵抗主義」來應付「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的高潮期，我正是一個才略懂國事的小學生。我記得那時我們到街上遊行，大呼其「打倒張學良，打倒趙四小姐」的口號，每至熱淚橫流。那也是我生平參加學生愛國運動的破題兒第一遭。真把張學良這個「軍閥」，恨得牙癢癢的。其後「西安事變」爆發（一九三六），我已是一個頗懂時事的中學生。這時我對張學良倒反而有些同情與崇拜之心。其後年紀漸長，尤其是在美國大學，對中西各族學生，教了三十多年的中國近代史，「張學良」這個歷史名詞，在我的課堂裡，時正時反，或正或反的，也翻了好幾次身，而說不出個定論來……。最初我只怪我自己，思想搞不通，下不了結論。經過數十年的反覆思考與觀察，我對這段中國近代史，才恍然有悟--這不是一兩個歷史家的問題，這是歷史學上一個永遠解決不了的是非問題。這個是非問題，恐怕在今後一千年的中國史學界，也會爭辯不清的。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它勢將成?世界歷史上一個永無定論的問題。

張公有意下訪

在我個人來說，做個歷史的執筆人，在經過三四十年，對此一問題的教與學，我自覺對張少帥的故事，已有個粗淺的認識。在退休之後，正有心預備對這段中國歷史，考慮如何下筆之時，真是無巧不成書，少帥這時也正在託人找我。首先他委託他的晚輩和助手王一方君來找我。一方不認識我，但是一方有個同學好友郭冠英，則是我在紐約認識的小老弟。一方乃改託郭君，到紐約來找我。這是一九八九年秋冬之交的事。這居然又是一個巧合，因為此時我正在台北的國立政治大學，參加個學術會議，會後高雄佛光山長老星雲大師，也正約我和劉紹唐先生一同去訪問佛光山，並作點學術報告，有關在公元五世紀末期，一個中國和尚慧深，可能來過美洲傳道的小考證。

這時郭君已探得我在高雄，乃掛電話到佛光山，把張公翌晨的邀請，轉報於我。我本想請他換個日期，但是郭君和劉紹唐，都勸我不要改動，因為張少帥此時還沒有完全恢復自由，請一次客至為不易。我受邀請還要高度保密才好。但是我又怎樣向星雲和尚交代呢？紹唐說此事由他來解決。他乃向星雲說，我有急事非立刻飛回台北不可。

星雲是個最通情達理的大和尚，他不問情由，便招呼廟中的知客，明晨一定要送我二人飛回台北不可。此時飛機已客滿，但是佛光山招待所還是把我二人擠出兩張票來。紹唐和我乃於一九九○年一月三日星期三清晨，匆忙地飛回台北。

初晤九十歲的少帥

緊急飛回台北之後，紹唐把我送到「來來飯店」便逕自回去了。劉去未幾，郭冠英也匆忙地趕來。我們乃按指定時間，乘電梯上到指定的層次。當我們步出電梯時，便有一位身穿便衣，卻又不像是飯店雇員的中年人阻止了我，說：「本樓今天不開放。」我看一看手中的紙條，說：我是應約而來的嘛。

「誰約你的？」他問。
「一位張先生。」
「您貴姓？」他又問。
「姓唐。」我說。
「您是唐德剛教授？」
「是的。」我再回答。

這人忽然露出和善的笑容，並說：「張先生正在等您呢。」說著，他便領我二人到一單間的餐室，室外還另有兩位便衣人員在走動。他們彼此微笑一下，這人便打開餐室的門，申報說：「唐教授來了。」順手關了門，他便在餐室的門外了。

我舉目一看，這餐室相當大。餐桌之外還有沙發和其他設備，足夠十來個人用餐。沙發上正坐著一老一少在談話，那年長的戴著黑眼鏡，和毛線小帽。那顯然就是張將軍。他站起來，脫下毛線帽，和我親切地握手，連說：「歡迎，歡迎。」站在他身邊的那青年，生得十分清秀，他自報說：「我是王一方。」郭君和他們原是熟人，就不用介紹了。

張學良要做李宗仁

初次見到張氏這樣的歷史人物，我倒有點矜持呢。誰知張公對我則像個數十年的老友，久別重逢一樣，不拘形跡地高談闊論起來。使我也為之全部放鬆，跟他有說有笑。

我們談了些題外之言後，張公便言歸正傳地告訴我說，他之所以特地約我來相會，是他曾看過我的兩部書，十分欣賞。一部是《李宗仁回憶錄》，他說那部書寫得好，好在何處呢？他說他未見過李宗仁，但是他和「蔣」太熟了。你筆下所寫，李宗仁所說的「蔣」，就是百分之百的「蔣」，因為「蔣」正是這樣的人。張公連連誇獎我，「寫得好，寫得好」，並翹起他的大拇指。我向他解釋說，其實李傳只是個未完成的草稿，由於傳主的突然回國，就無法潤色了。這部回憶錄的複雜故事，和執筆者的辛酸，原是說不完的，我也未便向他細說了。

另一部書呢？──原來那只是一篇短文討論他自己的，叫做什麼〈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他說寫他的文章，他看得多了。「是你寫得好。」好在何處呢？張公說，別人所寫他和「老帥」（張作霖）的關係，只是父子而已，你說我們父子倆不只是父子而已，我們父子是不同的兩代人──父親是綠林出身的舊軍閥；而我則是新式軍校出身的青年將領……我們雖是骨肉父子，而作風和心理，都有極大的區別。「這一點，你講得好，也講對了。」他又翹起大拇指來，連聲稱讚。

他說得我大為驚奇，我什麼時候寫過這篇文章呢？經他解釋，我才想起，那是我替一位學生傅女士的博士論文的漢譯本所寫的序言。這漢譯本原計劃在大陸出版。因為那時兩岸的新聞界，尚不太溝通，我這篇序文，乃被台灣報紙，斬頭去足，並另取個文題，成為一篇討論張學良的獨立的文章，在台灣發表的。我自己還不知此文的存在，卻被張公看到了。

言歸正傳，張公說，他也想寫一部像「中英兩文」的《李宗仁回憶錄》那樣的書，並希望我能考慮執筆，云云。

「主觀意志」Vs.「客觀規律」

他這番話說得我大為驚奇和感動。因為這正是我採用我自己的歷史哲學所寫的書。我認為一部中國現代史，便是一部中國現代化的「轉型史」--那也就是，從千年不變的「傳統中國」，在鴉片戰後（一八四二）忽然開始「十年一變」，漸次變成個「現代中國」來。就說西南地區吧，從陸榮廷變到李宗仁。前者便是個舊式的軍閥，後者則是個有現代思想和現代訓練的革命軍人。所以前者便被後者取代了。

東北情形，亦復如此。上一代的舊式軍閥，被下一代的革命軍人取代了。只是在西南，上一代被下一代用武力打倒了。在東北，則是上一代被下一代和平地接班了。方式不同，但是它們在現代中國的政治「轉型史」上，所發生的作用，則是大致相同的。這宗歷史自動「轉型」的現象--也可以說，是歷史人物的「主觀意志」，敵不過歷史發展本身的「客觀規律」吧。

女大十八變，現代中國在鴉片戰後，大致已變了十五六次了。如無意外發生，中國再變三兩次，大致就可變出個「定型」來……通過目前這一驚濤駭浪的「歷史三峽」之後，再向前走，自然會風平浪靜！其後，「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整個中國現代史，就可以慢慢地流向另一個「歷史定型」的太平之洋了……。所以我個人對今後中國的歷史發展，是甚?樂觀的。

上面這一段謬論，也可說是我個人治中國現代史，數十年觀察所累積的，私家的「歷史哲學」吧。平時不敢亂事宣揚，只在自己論史的著作裡（如拙著《晚清七十年》），和課堂裡偶爾提提罷了。史學界不同意的專家們（尤其是，身有國共兩黨黨籍的史學家），在讀後大搖其頭的，多著呢。想不到我這番謬論，竟被張少帥所看中，也算是個難得的知音吧。

拿筆桿和拿槍桿的區別

他又強調，他目前也想寫一部中英兩文的《張學良回憶錄》。承他的高看，我就是他最理想的執筆人了。畫龍點睛，真使我受寵若驚。劉紹唐原先也就猜出張公找我的目的，並一再「預約」，由他的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中文本。張公雖然說得很誠懇，也很輕鬆。但他這一要求，對我卻引起了極大的心理震撼。老實說，《李宗仁回憶錄》這部書，可把我整慘了。它幾乎把我整到棲身無所、啖飯無門的絕境，真不堪回首……我曾有專文紀錄我受難的經過（見中文版李傳諸近版序言）。俗語說：「一朝被蛇咬，終身怕草繩。」目前這條大「草繩」，真使我心驚膽怕。其牽涉之廣，問題之多，作者受苦之大，非身當其衝的過來人不知也。

就以最簡單一項來說吧，這部中英兩文上百萬言的巨著，非執筆人下三五年苦功，不足以面世。再者，執筆人和傳主，是當今世界上絕對不同的兩種人。他二人背景、個性、訓練、任務和經驗，都絕對不同……。總之，他二人是兩種不同的動物。尤其是傳主，像李宗仁和張學良，他們都是拿指揮刀的人。把發號施令、絕對服從，視為當然的。可是一旦誤入學術界，他們就要反其道而行了。朋友，像李宗仁、張學良，這種做了一輩子總司令的人物，如今掉轉頭來，讓別人指揮他──尤其是讓一個無名小卒來指揮他──接受以「筆桿來指揮槍桿」這個現實，其受委屈之心，終日徬徨不服的慘狀，可想而知也。可是拿槍桿的人，如果未受過嚴格訓練，是要打敗仗的；拿筆桿子的人亦然也。他們如未經嚴格訓練，而亂拿筆桿，其結果也是要出天大笑話的。張少帥後來，終於以拿槍桿方式來拿筆桿，而出了天大笑話，也是必然的後果而已。言之可歎。

完善計劃．成功之母

但是在張少帥見面的第一天，我不能說這些話。說出來他也不會相信的，我只反覆地解釋，工程如何之大，困難如何之多。我自己年紀也大了，負擔不了如此的重任。但是我旋即發現，此話也不能多說；說多了，可能引起他不必要的多心。因而我只側重在工作方面，這種大工程不只是兩個人的事，它需要在中國或美國尋覓一個第一流大學作贊助機關；另外還要向第一流的基金會，申請至少十萬美元以上的研究費，組織一個完善的研究計劃（ResearchProject），聘請合適的、精通中英雙語的歷史研究員，並組織個內行專家的贊助機構，來加以贊助和監督，而限期完成之。

但是這項研究工作，談何容易？哥倫比亞大學是這一行道的老祖宗，譽滿全球，而謗亦隨之。其「中國口述歷史學部」，搞了十多年，只有一部中英雙語的《李宗仁回憶錄》，算是全部完成的一項著作；另一部只有英語，沒有漢語的《顧維鈞回憶錄》，算是半完成的著作。其他如陳立夫、孔祥熙、張發奎、胡適、吳國楨等人，就被冷落了。他們在中國史上的功過是非，姑且不談，但是他們都是製造歷史的要人。沒有他們真實的傳記史料，一部民國史是寫不下去的。哥倫比亞大學也曾?此敦請過他們，不幸他們工作經年，最後都是半途而廢了。至於困難何在呢？那就是說來話長，且舉三個小例子，以見其餘。

陳立夫、孔祥熙、張發奎

其中尤其是有「蔣家天下陳家黨」之稱的陳立夫先生，他在五○年代，被台灣當權派放逐到美洲來，開雞場做難民。心懷不平。他要把他盛時的功業，和敗後的辛酸史，全部吐露出來，不吐不快。陳氏因而應約在哥大口述歷史學部，盤桓了好幾年，說盡了他的一黨一派之言，真是十分精采，但是最後還是一張白紙。

陳曾到哥大親自來吵鬧一番，也是枉然。不得已，最後他才另起爐灶，自己執筆，從頭來過。這部後來在台北完成的書，就是另一部書了。他曾把這一手稿交與我，要我審評並譯成英文。我知難婉拒，並介紹好友董鼎山教授代勞。這便是後來在史丹福大學出版的《陳立夫回憶錄》了。但這部在台灣撰寫的回憶錄，與他早期的著作，就是不同的兩部書了！

當年經哥大邀請的國民黨時代軍政要人，還有孔祥熙、張發奎等人。孔是近代中國的摩根、財神菩薩，更是孫中山和蔣介石的連襟，因此他們在岳家相聚時，孫中山、蔣介石，都叫他「大哥」。他在民國史上，不論是好是壞的重要性，就不用談了。

張發奎在北伐期中，曾是賀龍、葉挺、朱德、林彪的上級指揮官。歷史家如要搜搜足以震動世界的「人民解放軍」的來龍去脈，還要從張發奎說起呢。張也?此頗?自豪而健談。不幸孔、張二人的回憶錄，也都因問題累累，而在哥大束之高閣。

口述歷史與著述歷史之異同

筆者不憚煩而寫出這段小掌故，主旨只是在解釋搞口述歷史的困難。它不是像張學良這樣的歷史人物所想像的，「我講你寫」就成了。其實它的實際工作，比起一般歷史的寫作，更為艱苦。何也？因為一般史書的寫作，只是根據各種史料，按圖索驥，寫其「書」而已矣。搞口述歷史就要多一層工作了──它在一般史學的著述程序之外，還要加上當事人有關鍵性的「口述」，而這種口述，往往是畫龍點睛，與表面上的故事，甚至完全相反。

且舉一個陳立夫「口述」的小故事為例：

在抗戰開始前，陳奉蔣密令，以國民黨組織部長身分，遠赴西歐，候命繞道去莫斯科，爭取俄援。他密赴西歐，一住經月，俄未去成，忽又奉召返國，回國後，竟「因功」升任「國府委員」。

「陳伯，」我說，「那是當時中國最高的官位了！」

立夫先生笑笑說，「我因功升入養老院。」

原來這是當年國民黨中，「政學系」官僚所導演，離間他們蔣、陳關係的一幕最精采的演出。「蔣家天下陳家黨」，可能也是他們叫出來的，事緣在某次國民黨中央的選舉上，陳立夫得票居然比蔣還多出幾票，雖然蔣中正的「正」字也被監票人，當成五票數了進去。蔣一見此選舉結果，頓時大怒，竟舉起台上的木椅，向陳立夫砸了過去。其實，這只是政學系一樁高明的陰謀，來離間他們蔣、陳的關係而已，當我把這一真實而有趣的小故事提出，向陳公請益時，陳還含笑地說，這不是陰謀，是他當時的確比蔣公在黨內更得人心！

無論怎樣，陳從歐洲回來，國民黨就面目全非了。不用說他自己被調離組織部，「升官」成國府委員，他手下的得力幹部，也大半調差了。只有朱家驊被升成部長。朱原是陳立夫的副手，現在就變成他的政敵了。抗戰期間，陳被調任教育部長，CC系在黨內的力量就一分為二，而一蹶不振了。

所以「口述歷史」的重要性，往往為「著述歷史」所不能及。司馬遷的《史記》中很多精采的章節，都是根據口述歷史寫成的──這本是我國史學上的老傳統，並不是現代洋人發明的。只是搞口述歷史要特別小心罷了。你如碰到政學系裡高明的政客，你可得防他一手，不要偏聽偏信，像蔣介石和陳立夫那樣，把政治現象無保留地信以為真，拿椅子砸人！

一輩子沒個上司

當我把這些小故事向張少帥，以談笑方式簡略地說給他聽之後，我發現他半信半疑地當成「耳邊風」，他還是滔滔不絕地說他那一套。我對他這司令官的態度不以為異。因?我有?李宗仁工作的經驗，把個一級上將，訓練成博士班研究生，你得有超人的耐性。我和李宗仁將軍工作，是有充分的經驗的，只是我第一天就發現，張學良比李宗仁還要難纏得多。因?他自以?是的個性，比李宗仁還要堅強十倍呢。

張學良先生告訴我說，他的弱點是他一輩子未曾有過「上司」。

「老帥不是您的上司嗎？」我說。

「他是我的父親，」他說，「父親究竟與上司不同。」

「蔣不是您的上司嗎？」我又問。

「所以他發我脾氣，我就把他抓起來呀！」他說著哈哈地大笑一陣。據張公透露，在「西安事變」爆發前數小時，他在西安召集了一個幹部會議，宣布這項驚人的陰謀，大多數人都默默無言，只有于學忠和另一位高幹發言。于說：「少帥，抓起來很容易，您考慮沒有，以後怎麼樣放他呢？」張將軍告訴我說：「我告訴于學忠，現在不能考慮到那許多，先把蔣抓起來再說！」

在他口中，震驚天下的「西安事變」，就是這樣的「先抓起來再說」的「幹起來了」！

我告訴張漢公，「西安事變」是改變世界歷史的大事呀！

「就是這麼幹起來的。」他認真地說，「別人都在胡說。」說後他又哈哈大笑。

張傳不能輕易動筆

在我和張公直接接觸之前，數十年來，我都認為能幹出「西安事變」這樣大陰謀的人，一定是工於心計，老謀深算；誰知他竟是這樣一個任性而衝動的人物。真是百聞不如一見！但是我對他在歷史上的評價，卻未因此而前後易轍──他在中國歷史上，將永遠是個是非不定的人物。

隨後我們又言歸正傳，張公還是要我考慮，替他寫一部李宗仁式的回憶錄。我雖然內心也覺得值得一寫，但是我還是誠懇地告訴他有關工作量和年齡的問題，事實上當今能以中英雙語?他寫自傳的歷史學者太多了。只是他不在此行，不認識罷了。

我並誠懇地問他：台灣是人才濟濟的地方，為什麼要捨近求遠？他只是搖搖頭，意思是，在台灣這個地方，替他寫傳記的人，不可能公正落筆，還是美國好。那我就向他建議，就仿照李宗仁的辦法，將來由哥倫比亞大學主持其事。

因此我們又言歸正傳，我估計寫他那樣一本雙語傳記，至少要有三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計劃、專任研究員和專任或兼職助理，有專用研究室，有足夠的參考圖書，最好還要有專家組織的顧問和襄贊委員會。動手之前，至少要有現成美金十萬、二十萬的基金，這都是一個一流大學的專門計劃；不是我這個七十老翁一個人可以幹得了的。

我這一番話說得他似乎將信將疑，我可以體會出他內心一定在想，寫本小書有這麼困難嗎？他和其他外行人一樣，一定以為寫本「回憶錄」，正如他一再說的，「我講你寫」就成了。這是一般人的想法。困難是實際工作體驗出來的，未吃過苦頭的人，是永遠不會相信的。這就是所謂內行外行之別了。因此張公一再地說：「還是你就照李宗仁傳的辦法，寫寫看嘛！」我內心立刻的反應，便是絕對不能「寫寫看」！經驗告訴我，沒有哪個張三替李四寫傳，李四會感到滿意的，尤其是張三是內行，李四是外行，二者是極難一致的。

且舉個經驗上的小例子：

《李宗仁回憶錄》的教訓

在我和李宗仁將軍工作之初，「李排長」曾向我大談其天下國家大事，是如何如何演變起來的。我就勸他多談談「炒排骨」（當排長）的經驗和故事，暫時少談當時的天下國家大事。因?一個李排長當時能知道多少軍國大事呢？這時李公心懷不服，我是可以察言觀色的。後來李排長做了上將司令長官了，他又同我大談其二戰期間，英美對大戰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因此我們對同盟國的政策，也應該如何如何以?因應，要我詳細地記下來，算是他對國際局勢的分析。我很客氣地問他說：「德公呀！您這些國際情報，是哪裡來的呢？」原來是在抗戰中期，他以五戰區司令長官身分，回重慶述職，參加中央紀念週，「聽孫科說的」。我又問李德公，「孫科的話就可以一言九鼎嗎？」他信心開始動搖了。

「我怕全部記下來，在將來的國際版上，會引起笑話呢。」我又補充一句。

李公若有所悟地告訴我，連說：「抽掉，抽掉！」

我在中國抗戰時期，曾當過上尉；李公當時是「一級上將」。但是隔行如隔山，寫歷史，上將就只好聽上尉指揮了。

在和張學良說話時，我就想到李宗仁，只是李比張謙虛多了。畢竟是炒排骨出身的嘛，哪像張少帥，一離開軍校就當上將官呢！說句行道話，李在撰寫自傳上，是個可塑之材。但是從第一天開始，要把張在學術上訓練成一個歷史學徒，我實在無此信心，也看不出遠景來。

你「又」錯了哎！

張將軍也告訴我一樁關於他信教的故事：

被關久了，很自然地他就對宗教發生了興趣，他最早的興趣是佛教，並看了些佛經，自覺頗有心得。早年在台灣山區，某次蔣夫人來看他，發現他對佛教有了興趣，就說：「漢卿哪，你又錯了哎！」

「為什麼我『又』錯了哎？」張公笑著說，「她的意思是說我，已經上過共產黨的當，這一次『又』要上佛教的當。」她說她要領導我走向真理，去相信基督教，她這項導引是做對了，首先是趙四小姐被感化成為虔誠的基督徒，漸漸地他自己也就相信了。

信了基督教，他又更誠懇地說，他的整個生命也發生了變化。「首先基督教是不准有多妻制的，我得有個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得同我太太離婚，再和『現在的太太』結婚。」

他又說，他夫人現在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相信人世上任何事物，都是上帝安排好的，所以她極力反對寫什麼回憶錄，這樣那樣的。但是張某自己的看法倒稍有不同。寫回憶錄，不是?著搞什麼「辯冤白謗」；寫回憶錄只是替歷史留下一點真實的故事，免得人家胡說罷了。

張少帥這一席話，說得倒是深得我心。但是我還是說，他的回憶錄是應該寫的，但是工程浩大，決不是我這個七十老翁可以幹得了的。

「那你就開個頭嘛。」他說，「以後我們也可以跟李宗仁一樣，找哥倫比亞大學……」

他說這話，我知道他是不會相信我的建議的，我也知道他心裡會在想，「寫一部回憶錄……『我講你寫』，有什麼天大的了不起呢？」他一再地說，他以後要請我到他家去，把這事好好談談。並堅持要我「開個頭」，以後再從長計議。

張漢公和我一談就是三個小時，主要是我二人對談。王一方和郭冠英在一旁只是略微幫腔，並照了好多相。我覺得應該是他睡午覺的時候了，雖然他還有說不盡的故事，而毫無倦容。最後還是我堅持他應該回家休息，王一方也作了相同的建議。我要陪他一起下樓去。張公卻示意要我先走，因?「門外還有人」。

這是張學良先生第一次和我見面。我個人在大學課堂裡，談了三四十年的張學良了，這次才見到一個與我理想中完全不同的真的「張學良」，雖然我對他在歷史上的結論，卻沒有多少改變。在張的授意下，王、郭兩君送我上電梯，我走後，他三人才出門。

不願傷害蔣夫人

與張別後，劉紹唐又約我晚餐，為此事討論了很久。紹唐勸我寫下去。但是經驗和年齡都告訴我，我只能「開個頭」。其後我就去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把該館所藏有關張氏早年的書籍、檔案、新聞紀錄，和單篇文章，編了個參考書目，再根據其中要件仔細清查。這對一個七十歲的老童生，實在是個很大的包袱，所幸興致尚好，終於寫出以第一人稱的海城張氏的〈關內源流〉和〈關外定居〉的兩篇草稿。送請少帥增減和更正──這辦法是我當年和李宗仁工作，所慢慢發展出來的可行之道，我身邊還保留有這兩文的草稿。

可是此時在台北，我還有許多其他的雜務要處理。因為遠居異國，國內有許多邀請，萬里飛行，參加不易，多半都回絕了。然既來了一次，順便在同一地區，多參加幾次學術會議，也是難得的機會嘛。此時在香港和大陸，我就接受了兩個學術邀請會，需要參加。再者，平時到各地旅行總是三五天的事。這次不巧，我是住在我岳丈家裡，剛碰上他老人家病重住院，不久（一九九○年一月三十日）他就以九一高齡去世了。他的子女原都住在國外，各有工作。求醫侍疾，來去匆匆。我助理後事也就責無旁貸了。所幸我於此年有一年休假期，甚至可以申請退休。再者，岳丈死後遺留有房子、汽車、司機和阿媽，訂有合約，一時也辭退不了。我被迫鵲巢鳩占，在台北就做起「汽車階級」來了。這時我也曾到張家請益，並把我的底稿送請他過目以便修正。當我車抵張府時，那個在張家門外巡邏的「便衣」，竟招手含笑鞠躬開門讓我進去。這大概因?我岳丈的汽車上，有一張「總統府通行證」的關係。這就使我想起，我的學生傅女士告我，她曾在張府門外被警衛驅逐的故事來。還是蘇秦說得好：人生富貴豈可忽略哉！無車無馬，怎能私闖公門。

張公看了我的草稿之後，雖也不無贊詞，但是他說他希望我做第一人稱（firstpersonsingular），他自己只做提供口述史料的「第三者」。這一來，那便和《李宗仁回憶錄》大異其趣了。

「為什麼呢？」我不免好奇地問他。他解釋說，他不願傷害蔣夫人，蔣夫人待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有許多話，在蔣夫人還活著的時候，他不願「直說」，只希望我讓他以「第三者口氣」發言。

其後張公又派他的小助手王一方和一方的好友郭冠英，來約我到他家和一方家談笑餐敘了好多次。這時通過一方母親的敘述，張公和我才第一次知道，一方已過世的父親王新衡先生和先岳吳開先，生前原是好友，同屬於國民黨的CC系，真是西諺所說的「世界太小」。

哥大東亞所願為張傳擔綱

我這「第三者口吻」改動的工程不小，身邊既無書記，也缺少足夠的時間，我就到香港和大陸開會去了。一去經旬，回台時已耳目一新了。這時張公已獲得了人身自由。當局為宣布此好消息，並要為他舉行個九旬大壽的慶祝會，需要九十位「發起人」。張公把我的名字也放進去了。當他把此一好消息告我時。我為之大驚，問他能否將我的名字刪掉？張公還驚問何也？我說少帥九十嵩壽，在台灣縱列出個兩百位發起人，也輪不到我。今日列名其中，會惹起寶島政學兩界不必要的反應。張公還笑我多心，連說不必顧慮。

果然就在此時，台灣報紙登出了我為張公作傳的驚人消息，北京的報紙也隨之披露。接著謠言傳出，國民黨祕書長宋楚瑜先生也在查訊此事（後來宋兄還特地向我說明，他未嘗過問，想必另有權威）。此消息一經傳出，張學良先生首先就慌了。他剛剛重獲自由，難道又要回去為張公乃找我特別商量，要我二人發個「聯合聲明」，否認此事。

我告訴少帥，我斷無資格和他發什麼「聯合聲明」，先讓我單獨發個個人聲明，說我之認識張漢公，是我先岳和王新衡先生的友誼關係。但是我們也絕對沒有談過「西安事變」。發過這項聲明，我說我便立刻離開台灣，新聞記者一定會再訪問您，那您就嚴正聲明，絕無此事就好了。張公認?這倒不失?一個好主意，我們就這樣安排了。

這時原在台灣生長的郭冠英也發慌了，他把我們錄的有限的錄音帶，匆忙地交給我一份帶往美國；另一份就等著「警總」來查封了。其實這都是做賊心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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