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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高尼法案是聯合作戰的推手,即使在波灣戰爭中體現了聯戰的成功,本文作者群仍指出聯戰只是正面促成因子,一直要到反恐戰爭的持續聯合行動,各軍種才開始建立共識。唯有各軍種間持續同步化與合作,才能使聯合作戰發揮戰力。

第一次波灣戰爭廿五年回顧:
聯戰概念的啟蒙
The Advent of Jointness During the Gulf War:
A 25-Year Retrospective
取材/2017年第二季美國聯合部隊季刊(Joint Force Quarterly , 2nd Quarter/2017)
●作 者 /Christopher G. Marquis, Denton Dye, and Ross S. Kinkead
●譯者/章昌文
●審者/劉宗翰

作者簡介
Christopher G. Marquis空軍少校,係空軍指參學院聯合作戰部門教官。
Denton Dye陸軍中校,係北約組織總部盟軍最高轉型司令部的作業互通性與標準化小組成員。
Ross S. Kinkead陸軍少校,係美國歐洲司令部聯合情報中心情報處幕僚,近期奉派擔任聯二情報署長行政助理。
Reprint from Joint Force Quarterly with permission.

「高尼法案」(G old w a te r- Nichol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organization Act of 1986) 自1986年通過迄今已歷三十年, 這項立法改變了美國國防部運作、軍隊遂行作戰的方式。藉由採用現在稱為「聯合」的構想, 它限制軍種變成行政與組織的角色,並轉型為兵力提供者, 同時使作戰指揮官掌有作戰職權,在指揮體系中直接受國防部長與總統領導。1 此項立法意圖,可媲美取代邦聯條例的憲法,將相對獨立各州納入一更緊密集中的政府實體當中。

法案通過後不到5年,在1990年8月海珊(Saddam Hussein)部隊入侵科威特的情況下,高尼法案碰上其首次重大考驗。美國領導的聯軍在沙烏地阿拉伯集結了軍隊,用攻勢作戰將伊拉克逐出科威特,還以顏色, 揭開了波灣戰爭的序幕。該場戰役的成功尤其證實高尼法案的成果,以及聯合作戰的型態將更為普遍。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史瓦茲柯夫(H. Norman Schwarzkopf)上將係透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鮑爾(Colin Powell)上將,向國防部長錢尼(Richard Cheney)負責。美空軍中將霍納(Charles Horner)則擔任新組建的「聯合部隊空中組成部隊指揮官」(Joint Force Air Component Commander,JFACC),負責空中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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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波灣戰爭期間,美軍陸戰隊員正搭機前往支援「沙漠之盾」作戰行動中之聯軍。(Source: DOD)


用該次衝突迄今四分之一世紀的事後之見,評斷波灣戰爭中的聯合作戰,將更為準確。在某種程度上,由於在後來交戰中,美軍無法複製沙漠風暴作戰行動的輝煌成就。2 再者,各然使其疑慮更深。

即使聯合作戰有可能是正面促成因子,但它顯然非波灣戰爭聯軍致勝的決定性因素,聯軍部隊勝過伊拉克部隊的優勢是如此全面性,單靠此點就足以達成任務目標。聯軍較伊拉克裝備更好、訓練較佳,而且更為領導有方。聯軍得利於廣泛的國際支持( 尤其是區域支援)、有著明確的目標。再者, 在作戰期間,聯合概念也還未時,時任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的鄧普西(Martin Dempsey)上將便引進全球統合作戰構想,或許更有助於將聯合作戰發展成軍事行動的持續狀態。本文檢驗了高尼法案所欲解決的問題,並證明即便沒有此一法案,美國及其聯盟夥伴也會在波灣戰爭中獲勝。接著細述引出高尼法案的歷史脈絡、其在1989年正義之師作戰行動(Operation Just Cause)的應用,以及沙漠之盾和沙漠風暴作戰行動的摘要概述。本文平衡探討波灣戰爭中對聯合作戰的不同見解,後者提供了作者群看法的分析總結,並對軍方領導階層提出建議。最重要
的是,為了維持其效能必須持續發展聯合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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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鷹爪行動」一敗塗地,促成後來美國的改革法案。圖為2015年美軍為該行動舉辦之紀念典禮。 (Source: USAF/ Melanie Holochwost)


鷹爪與緊急狂暴行動

1979年11月4日,何梅尼(Ayatolla h Ruholla hKhomeini)的軍事激進信徒佔領了在德黑蘭(Teh-ran)的美國大使館,劫持66名美國公民當人質。在外交談判徒勞無功下,美國防部策劃了一次突襲, 運用四個軍種人員所組成的聯合特遣部隊來解救人質。1980年4月,該支聯合特遣部隊嘗試了代號為鷹爪(Eagle Claw)的救援行動。結果一敗塗地,在一架美國黑鷹直升機和支援的C-130運輸機相撞下告終,沒救出任何人質,還有八名聯合特遣部隊隊員陣亡,此外還損失了飛機、裝備及機密文件。3

1980年5月,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設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調查該次行動失敗的成因,該委員會主席是美海軍退役上將哈樂威(J.L. Holloway III),該委員會確認最終導致該行動失敗的「主要問題」。4 這些問題包括任務前各單位分開訓練、指揮與管制層級紊亂,以及裝備互通性出問題。5 國會未對哈樂威委員會的調查發現採取果斷行動,而數年後在加勒比海發生的事件,卻加劇了對立法改革的爭論。

1983年10月14日,格瑞那達馬克思主義人民革命政府的內部鬥爭引發了一場軍事政變,處決了該國領導人─時任首相的 畢夏普(Maurice Bishop),動亂還威脅到島上650餘名美國醫學院學生的安全。6 這導致後來美國在10月25日發動緊急狂暴(Urgent Fury)作戰行動。此項任務部署的部隊,大部分是陸軍與陸戰隊聯合地面部隊組成, 另外由特戰、海軍及空軍資產支援。該次任務以135名美國人 傷亡的代價,成功援救了720名美國和外國公民,並且在島上重建深獲大眾支持的政府。7

儘管軍方領導者普遍認為成功,但緊急狂暴也受到許多困擾鷹爪行動的相同問題來攪局。例如,通信失效和裝備短缺,像陸軍單位就無法以海軍資產協調空中支援;在作戰前軍種間未能協調好突擊計畫,使單位多半不知道鄰接單位的目標為何,和他們要如何與整體兵力運用計畫協調一致。這些缺失造成誤殺,以及因疏忽而轟炸非戰鬥人員。8 在伊朗和格瑞那達所遭受的重重阻礙, 終使國會通過了高尼法案,啟動美國國防部自1947年成立以來最大的組織重整。9

高尼法案的通過緊急狂暴作戰行動前一年,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瓊斯(David C. Jones)上將告訴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現有體系已支離破碎,我試圖從內部改革, 但辦不到,國會必須授權進行必要改革。」10 他強調需要「有一個能讓美軍發展適切戰略、必要計畫及完整作戰能力的組織。」11 為了完成這些目標,國會謀求做下述變革:

■釐清從作戰指揮官透過國防部長到總統的軍事指揮鏈。

■賦予軍種參謀長訓練與裝備部隊的責任,同時明確表示他們不在軍事行動的指揮鏈中。

■提升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相較其他軍種首長的位階,使其成為總統主要軍事顧問,新設副主席一職,指明聯合參謀是為主席工作。

■要求開始從事戰略領導階層角色的軍方人員,具備與其他軍種合作的經驗(即所謂的聯合實績[joint credit])。

■在擬定戰力需求和獲得計畫時,建立軍種合作機制, 並藉由武獲副部長辦公室(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 tary of Defense for Acquisi-
tion)的建置,減少冗餘採購計畫。12

這些改革遭到來自五角大廈內部的堅決抵抗。然而,在1986 年底,鷹爪和緊急狂暴作戰行動的經驗,澈底轉變成必須立法的政治主張。國會以壓倒性優勢通過了高尼法案,參眾兩院都只有四名議員投票反對。13

正義之師作戰行動沒有多久時間,國會的整頓作為就受到了檢驗。1989年,由於諾瑞加(Manuel Noriega)將軍的政府挑釁動作日增,巴拿馬的緊張情勢開始升高。12月

15日,在巴拿馬國會宣布與美國進入戰爭狀態、一名陸戰隊尉官在巴拿馬市一處路障附近遭諾瑞加部隊殺害的情況下,局勢已近失控。14 布希(George H.W.Bush)總統因此啟動一項應變計畫,以保障美國人在巴拿馬的利益,並迫使諾瑞加下臺。15

該次代號名為正義之師的作戰行動,從12月20 日展開,這是自越戰後規模最大的軍事任務。這次戰役由二萬餘名人員的聯合部隊、和從美國及巴拿馬調派的300架飛機組成,同時攻擊了27個不同地點。16 在巴拿馬的行動成果看來普遍得到肯定,軍隊在數天內就完成其目標。17 此一行動初期就透過聯合特遣部隊指揮部建立明確的職權關係與指揮鏈。18 聯合參謀隨時向決策者報告, 讓下級指揮部自由發揮,各軍種的聯合預演和適切訓練,對勝利也屬功不可沒。19

高尼法案顯然已通過其初次測試。然而,正義之師作戰行動為期短暫、規模不大,行動僅持續數天,而且參與該次行動的美國官兵只有4%部署在波灣戰爭中,可從中汲取的具體教訓是如此之少。在隨後的夏季,當伊拉克部隊揮軍進入科威特這個小國時,美軍面臨了更多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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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為諾頓空軍基地(Norton AFB)第68空中醫療後送中隊的士兵;右方是田納西州空軍國民兵第118空中醫療後送中隊的士兵;左方是第137空中醫療後送中隊士兵在沙漠風暴作戰行動期間聽取任務簡報。(Source: USAF/Kimberly Yearyean)


沙漠之盾和沙漠風暴作戰行動

1990年8月2日清晨,三個伊拉克師越過邊界進入科威特,小國科威特的陸軍和海軍雖表現英勇, 但面對優勢的入侵部隊,抵抗徒勞無功。科威特的統治者薩巴赫(Sheikh Jaber al-Ahmad al-Sabah)逃往沙烏地阿拉伯。8月4日,伊拉克部隊已完成其佔領任務,陳兵沙烏地─科威特邊界。20

儘管在入侵之前數月,伊拉克官員就威脅要對付科威特,但伊拉克的行動仍使大多數美國政府官員震驚不已,美國官員已認定這不過是在唬人而已。21 一經察覺此項假設有誤,布希總統就決定採取行動,並向其政府和民眾昭告他的決心。22 美國和英國領導者開始在聯合國支持下,召集一支國際聯軍,將與海珊的部隊一決勝負。8月6日,沙烏地阿拉伯國王法德(Fahd)同意讓聯軍部隊在其國內部署。23

有十八個國家為該行動提供地面部隊,美國獨力部署了50萬名官兵和2,000輛戰車,英國居次, 有3萬5,000名官兵和210輛戰車。24 照資料來看, 伊拉克軍隊是支勁敵,其陸軍約有百萬名官兵, 聯軍分析人員估計,在科威特戰區有43個伊拉克師,其中有12個裝甲師,不過這些師中只有四個師來自精銳的共和衛隊。25 聯軍雖擁有最強勢1,820 架作戰飛機的空權優勢,26 伊拉克空軍顯然也準備以世界第六大空軍的750架作戰飛機、和大量防空系統來挑戰聯軍此一優勢。27

史瓦茲柯夫運用其職權,以自認合宜的方式編組部隊,他決定在功能性指揮部下編組空中組成部隊,接著任命美國中央司令部空軍指揮官霍納中將擔任聯合部隊空中組成部隊指揮官,「以提供集中計畫、分散執行,以及與軍種和盟國空軍戰力進行整合。」28 相較之下,他並未指派獨立的聯合部隊地面組成部隊指揮官。

1991年1月17日深夜1點30分,沙漠風暴作戰行動(一般又稱波灣戰爭)啟動,當時美國在波斯灣和紅海的海軍船艦朝巴格達(Baghdad)發射戰斧巡弋飛彈。首夜,聯軍直升機和定翼機在伊拉克各處攻擊關鍵目標,癱瘓其空防並截斷通信。29 戰斧飛彈和F-117匿蹤戰機在巴格達多處成功攻擊,使電力系統停止供電、中斷了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電視直播。30

突遭襲擊的伊拉克空軍和防空手段根本不是對手,聯軍部隊不到一星期就掌握了空優,迫使伊拉克飛行員設法藏匿飛機,將渠等停放在住宅大樓或地標附近,不然就是飛到伊朗尋求保護。31 此外,伊拉克的反擊既不連貫也起不了作用。他們對沙烏地阿拉伯發射飛毛腿飛彈,製造恐慌, 也對以色列如法炮製,想將以國捲入衝突來破壞聯盟,但這些嘗試終究徒勞無功。32 同樣地,伊拉克在1月底對海夫吉(Khafji)孤注一擲的突擊亦遭擊退。33

2月24日凌晨3點,聯軍兵分三路進攻,展開其地面攻勢。在東邊,第1陸戰隊遠征軍在多國聯軍部隊指揮部支援下,34 推進到科威特東南方。在西邊,第十八軍,包括第101空降師和第24步兵師,加上法國達蓋(Daguet)第6輕裝甲師,先向北機動,再轉向東邊第八號公路,到達在科威特的伊拉克部隊後方。35 在中間,美國第七軍和英國第一裝甲師長驅直入接近科威特邊界的伊拉克, 與海珊精銳共和衛隊的一支機械化步兵師及裝甲師接戰。36 所有攻擊都戰績輝煌,而到了2月26 日,作為解放軍團一部的科威特部隊可以長驅直入科威特市了。37 伊拉克部隊已淪為散兵游勇,試圖撤回其家園。到次日,聯軍宣告停火,科威特獲得解放,波灣戰爭打贏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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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揭開波灣戰爭序幕。圖為「沙漠風暴」作戰行動中,戰機在空中加油情形。(Source: DOD)


對沙漠風暴中聯合作戰的正面回應

許多人將波灣戰爭壓倒性的勝利視為高尼法案正確的明證,也是聯合作戰效益的明確指標。薩 莫斯(Harry G. Summers)在《論戰略第二集》(On Strategy II )中指出,這項立法「早該做了」,並認為在作戰中美軍能取得一致作為要歸功於這件事。39 史凱爾斯(Robert H. Scales)在《穩操勝券》(Certain Victory)乙書中記述了「沙漠風暴」行動, 如何「將執行聯合作戰的能力提升到一個空前水 準。」40

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前職員洛赫(James Locher) 觀察到,該立法建置的作戰行動指揮體系普獲認同,他覺得其成功肯定是「普世公認」。據洛赫表示,柯林頓(Bill Clinton)政府的國防部長裴利(William Perry)對該委員會指出,「所有對沙漠之盾/沙漠風暴作戰行動的評論與任務歸詢,都將作戰勝利歸功於高尼法案促成指揮體系基本架構的變革。」41

為《華盛頓月刊》(Washington Monthly)撰稿的布(Katherine Boo)明確表示,高尼法案對波灣戰爭勝利的效應「顯然極其輝煌」。42 她認為當時軍隊的一連串災難,諸如鷹爪作戰行動中直升機的墜毀、貝魯特(Beirut)陸戰隊軍營遭炸彈襲擊, 以及緊急狂暴作戰行動中的友軍誤擊事件,軍種都要負最大責任。43 布寫到,「藉由將國際安全提升到軍種政治之上,國會協助軍隊打贏了波灣戰爭─這是目前要認清的關鍵實情,並非為了讚譽國會,而是為了範圍更廣的軍隊改革之故。」44 透過她的論證,高尼法案是軍種作戰管制蠢事的解藥。

波灣戰爭勝利的其他因素

不過對許多觀察家來說,聯軍的勝利,立法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因素。賈拉西羅(Dominic Carac-cilo)在2015年為《陸軍月刊》(Army Magazine )撰寫的文章中,對聯合作戰隻字未提,卻是將任務成功歸功於目標「明確、資源充分,以及僅限定在將伊拉克逐出科威特,並防衛沙烏地阿拉伯王國上。」45 外交政策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的魏茨(Richard Weitz)指出,波灣戰爭是「多元決心」,而且有「如此多有助於聯軍獲勝的因素」,以致任何單一因素的改變,想必包括聯合作戰在內,都無法影響最終結果。46

從空軍大學中隊軍官學院(Air U niversit y’s Squadron Officer College)退休的軍事學教授齊普曼(Don D. Chipman)承認,聯戰準則對波灣戰爭的成功具正面效應,但還要將之與其他要素結合在一起,包括使用現代科技,諸如精確導引彈藥和匿蹤技術、訓練及強有力之領導統御,尤其是史瓦茲柯夫的表現。齊普曼提到,「即便所有這些因素齊備,最後勝利終究還是要倚賴空權的妥適運用。」47

在沙漠風暴作戰行動中,指揮第七軍的法蘭克斯(Fred Franks)將軍與其共同作者在《陸軍月刊》近期一篇文章中的結論,是波灣戰爭勝利的關鍵,在於領導階層養成的精進,加上1970年代以來對訓練和準則的「變革」。48 正如這些看法清楚表明,高尼法案造成的這些變革,並未普獲認同是「沙漠風暴」行動勝利的關鍵。

對聯合作戰影響的懷疑反應

有些研究人員甚至還認為,沙漠風暴作戰行動其實是聯合作戰的一個不良案例,在《將軍的戰爭》(The Generals ’ War)乙書中,戈登(Michael R.Gordon)和特雷納(Bernard E. Trainor)提到此一論點:

說這戰役屬「聯合」是言過其實,每個軍種都各自為戰,極專注在自己負責的那一塊,而在華府和利雅德(Riyadh)的指揮官,也沒能充分協調好戰爭計畫。就此而言,波灣戰爭凸顯出美國武裝部隊如要以真正協同與統合的方式行動,該做的事還有很多。49

魏茨在2004年的著述中大部分認同此一觀點, 他詳盡闡述了在沙漠風暴行動前,各軍種是如何專注在自身的戰爭計畫上,而非共同合作。特種計畫組專心完成名為「黑洞」的空中計畫,地面戰役則是由一群「絕地武士」設計,他們大部分是美陸軍高級軍事研究學校(U.S. Army School of Ad- vanced Military Studies)的陸軍畢業生。陸戰隊似乎欠缺加入這兩個群組的好管道,只能訂定自身的計畫。50

即使連布都承認,波灣戰爭中聯合作戰運用得並不完善,記錄重要細節的文件顯示,海軍通信系統無法透過「安全調變解調器」(secure mo-dem)接收來自利雅德的文電,使得必須每天將紙本空中任務派遣令送至海軍組成部隊指揮官所在、位於波斯灣或紅海的航艦上。51

歐文斯(Mackubin T. Owens)在1996年的文章中,指出「高尼法案時代,有好幾次作戰行動效率低下,和早期作戰行動的無效率相似,令人想起索馬利亞和波士尼亞的情景。」52 其還提出一個關鍵論點,無法複製沙漠風暴作戰行動的壓倒性勝利,即指出聯合作戰本身並非一決定性因素。如果它是決定性因素,我們或許就能期望每次作戰行動都可獲得類似程度的成就。

此外,就算各軍種都贊成波灣戰爭是場「聯合」的勝仗,他們從衝突中汲取的教訓也不盡相同,且會產生對聯合作戰的不同見解。有些人會將其視為零和賽局,一個軍種獲益,其他軍種就會蒙受損失。沃森(Bruce Watson)及其小組在《波灣戰爭的軍事教訓》(Military Lessons from the Gulf War )乙書中,舉例說明此一觀點,當他們宣稱空軍「戰勝」時,在海上的陸戰隊則「被迫構成從未出現過的威脅。」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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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艾格林空軍基地(Eglin AFB)第33戰術戰鬥機聯隊的兩架F-15C鷹式戰鬥機和沙烏地皇家空軍一架F-5E虎二型戰鬥機,一同在支援沙漠風暴作戰行動期間編隊飛行。Source: USAF/Chris Putman)


聯合作戰與空權

對許多人來說,波灣戰爭並非在證明聯合作戰有理,而是證實空權的戰略運用有效。空軍內部認為,波灣戰爭體現了諸多先前空權擁護者未曾實現的承諾。對那些同樣抱持此種觀點的人來說,作戰行動成功將會開啟一個空優最重要的時代。

當時還是空軍中校的賓漢(Price T. Bingham),在他寫到「現在戰役的成功,倚賴空中優勢遠多過倚賴地面的優勢」時,表達的正是空軍內部普遍抱持的看法。54 按賓漢說法,現行聯戰準則已經過時,必須與空軍準則保持一致。55

或許在所有軍種中,空軍最贊同接納聯合作戰的潛能,空軍準則對「航空人員觀點」的定義中,包括了由航空人員集中控管空權的信念。56 從1947年起,定翼機空中資產就分布在空軍、海軍及陸戰隊間,「聯合部隊空中組成部隊指揮官」一職的創立,受霍納中將管制,運用在沙漠風暴作戰行動中,終於讓這許多資產接受一名航空人員的戰術管制了。

然而,對空權及聯合作戰的此一聲援,其他軍種未必認同。根據魏茨的說法,海軍飛行員認為聯合空中戰役使他們的參與受限。海軍和陸戰隊都質疑,「聯合部隊空中組成部隊指揮官」的構想在理論上的正當性。57 海軍飛機上通信系統與空中預警管制系統的安全系統不相容,限制了海軍在科威特和伊拉克執行任務的能力。58 在目標選擇方面,陸軍和空軍人員間有不少爭執,相互間的不信任,顯露在陸軍質疑空軍飛行員宣稱的許多攻擊和損害評估上。59

或許最嚴重的分歧是在空軍和陸戰隊之間,陸戰隊不信任選定目標和分派架次的聯合空中任務週期程序,坦承以延遲來改變空中任務派遣令,並且將偏好目標列為第二順位,希望增加獲得批准的可能,鑽制度漏洞。60

陸戰隊最不願意相信聯合作戰構想應不令人意外,陸戰隊一向以獨立且自給自足的在地面和空中作戰著稱。在高尼法案問世數世紀前就已確立了他們與海軍的共生關係,因而不太可能接納一種可能會阻撓此一組合方式的構想,有關陸戰隊空中資產部署的特別條款還納在聯戰準則中,即為明證。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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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沙漠之盾」行動中,F-111F轟炸機與EF-111A電戰機(後)列隊飛行。(Source: DOD)


長期的聯合作戰

本文並非要批判聯合作戰理念,當前的戰爭本質,無論節奏或範圍、還是目前可用於國防的有限資源,都使聯合作戰勢在必行。重點是各軍種必須將聯合作戰視為作戰行動的常態,而非只是戰時運用的特別

條款。此外,聯合作戰也不是戰爭遂行中所浮現眾多問題的萬靈丹,各軍種一起學習運作,其實是會產生各自的短期問題,軍種必須撐過這些挑戰,才能成就一致行動的最大效益。

聯合作戰需要軍種間的連續作業互通能力。美軍能像聯合團隊一樣作戰的想法固然很好,不過在平時軍種卻各自為政,恐將減弱聯合作戰的長期效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美軍目前已進行了十五年的大規模作戰和反叛亂行動,採行的就是更務實、可行的聯合作戰方式。

2014年歐頓(William Odom)和海斯(Christopher Hayes)明確表示,「組成美國武裝部隊的各個獨立軍種,在今日較美國歷史中的任何時候都更常一起合作,他們過去十年的戰爭成就,鞏固了『聯合作戰』在達成軍事目標上的實力。」62 唯有透過時間和持續的行動,才能漸漸發展成真正的聯合部隊。的確,「不屈不撓」正是戰爭的聯合原則。63

鄧普西在2012年9月的《聯戰最高指導構想》中,引進全球統合作戰,為這些問題提供了可行的解決之道。該理念是要求「一支全球部署的聯合部隊,快速聯合自身與任務夥伴能力,涵蓋跨領域、梯隊、地理疆界及附屬組織。」64 全球統合作戰將影響專業軍事教育著重於任務式指揮與聯合作戰的型式。鄧普西的目標是讓軍種變成「普遍互通」,使全軍官兵將自己視為是聯合部隊的一分子。65

聯合部隊參謀學院的麥考利(D.H. McCauley)認同鄧普西倡導的全球統合作戰,當代國際環境的動態本質,使兵力態勢必須有所改變:

鑒於主席提出全球統合作戰的新作戰構想,軍隊必須從傳統集中與資本密集(例如像F-35戰機等昂貴武器系統)的部隊,轉型成小型、具調適能力、可全球部署的單位,而單位內還需要有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鎮暴部隊與憲兵。66

儘管耗費了二十餘年才意識到,若要聯合作戰運作順遂,就必須是連續狀態,而不只是應變期間才讓軍種參與的臨時條款。儘管沙漠風暴作戰行動彰顯不出其對任務成功的影響性,但15年的持續聯合作戰,卻提供了更持重的觀點,全球統合作戰是將聯合作戰運用在現代戰爭中的務實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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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風暴作戰行動期間,油井遭撤退的伊拉克部隊縱火情景。(Source: DOD)


結論

波灣戰爭中聯軍戰勝海珊的伊拉克部隊,其決定性因素不是聯合作戰,勝利有數個因素,包括優勢技術、領導統御、國際支持、豐富資源及有限目標,更確切的說,聯合作戰是個正面促成因子。

高尼法案是修正軍種間協調與進行同步時的缺點,讓作戰指揮官不受多個司令部過度干擾,以其認為最適當方式遂行作戰的一項嘗試,將作戰指揮鏈簡化,或許是其評價最高且最長遠的貢獻,至於在波灣戰爭當時,它在達成其他目標上做得多好,就沒那麼明確了。軍種參謀長必須容忍新角色,渠等擔任隸屬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的顧問,並接受其在行政與組織職掌上所加諸的限制,而軍種相互間的競爭依舊持續進行,顯然各軍種只將聯合作戰視為一種戰時狀況,而平時依舊是以自身為中心,此概念的問題就在於每次有新衝突產生,軍種就得再學一次聯合。

直到反恐戰爭的持續聯合作戰,迫使軍種常在一起工作,方才開始充分理解聯合作戰的構想。鄧普西的全球統合作戰構想已準備好持續此種發展,為使將來的軍事幹部在作戰時,能習慣性地想到聯合作戰。有人建議所有階層的軍職人員,要研究並認識聯合作戰的效益與挑戰。唯有透過持續的同步化與合作,各軍種才能充分理解聯合作戰的可能性,建立適當的協調機制與循序漸進作法。

註釋

1.準則上的描述是,「在跨軍種的聯合當中,聯合部隊戰力是加乘的,整體力量會大於部分之和。」參見Joint Publi- cation (JP) 1, Doctrine for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Joint Staff, 2013), ix.

2.Mackubin T. Owens, Jr., “Goldwater-Nichols: A Ten-Year Retrospective,” Marine Corps Gazette 80 (1996), 52–53.

3.Kathleen J. McInnis, Goldwater-Nichols at 30: Defense Reform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R44474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une 2, 2016), 3.

4.James L. Holloway, Rescue Mission Report (Washington, DC: Joint Chiefs of Staff, 1980), 56.

5.McInnis, 3.

6.Sharon Tosi Lacey, “Grenada 1983: Small Island, Big Les- sons: A Three-day Cold War Clash in the Caribbean Had Far-Reaching Impacts on American Joint Operation,” Mili- tary History (2013), 46–48.

7.Ronald H. Cole, “Grenada, Panama, and Haiti: Joint Opera- tional Reform,” Joint Force Quarterly 20 (Autumn–Winter 1998/1999), 59.

8.Lacey, 52.

9.Ibid., 53.

10.James R. Locher III, “Has It Worked?”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54, no. 4 (2001), 101.

11.McInnis, 6.

12.Ibid., 8.

13.Katherine Boo, “How Congress Won the War in the Gulf,” Washington Monthly 23, no. 10 (October 1991), 35.

14.Richard Fournier, “A Just Cause in Panama,” Veterans of Foreign Wars Magazine 1 (2015), 23.

15. James H. Embrey, “Operation Just Cause: Concepts for Shaping Future Rapid Decisive Operations,” in Transforma- tion Concepts for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ed. Williamson Murray (Carlisle Barracks, PA: Strategic Stud- ies Institute, 2002), 202.

16. Ibid., 198, 205.

17. Ibid., 223.

18.Ibid., 236.

19.Ibid., 234.

20.Bruce W. Watson et al., Military Lessons of the Gulf War
(London: Greenhill Books, 1993), 15.

21.Michael R. Gordon and Bernard E. Trainor, The Generals’ War: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onflict in the Gulf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5), 14.

22.Ibid., 49.

23.Ibid., 52.

24.Watson, 81.

25. Ibid., 246.

26.Ibid., 226.

27.Ibid., 69.

28.Damian J. McMarthy and Susan A. Medlin, “Two Hats for the Joint Force Commander?” Joint Force Quarterly 25 (Summer 2000), 91.

29.Gordon and Trainor, 209–210.

30.Ibid., 216.

31.Watson, 70.

32.Ibid., 180–181.

33.Gordon and Trainor, 285–286.

34. Watson, 96–98.

35. Ibid., 99, 111.

36. Ibid., 101–102, 111–113.

37. Ibid., 110.

38. Ibid., 116–118.

39.Harry G. Summers, Jr., On Strategy II: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Gulf War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92), 241.

40.Robert H. Scales, Jr., Certain Victory (Washington, DC: Of- fice of the Chief of Staff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1993), 370.

41.James R. Locher III, “Taking Stock of Goldwater-Nichols,” Joint Force Quarterly 34 (July 2003), 36–37, brackets in source document.

42. Boo, 32.

43.Ibid., 33–35.

44.Ibid., 33.

45.Dominic J. Caraccilo, “Desert War Taught Lessons in How Superpower Uses Force,” Army Magazine 65, no. 7 (201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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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Gordon and Trainor, xiv.

50.Weitz, 146.

51.Boo,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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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Watson,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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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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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Ibid.,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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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處:
https://www.mnd.gov.tw/PublishMPBook.aspx?a=1&title=軍事刊物&SelectStyle=軍事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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