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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其實「台北大空襲」並非是一場只發生在台北的獨立事件,而是從1944年底開始,盟軍對台灣大規模空襲的一部分。在1944到1945年間,整個台灣從北到南幾乎都曾受到空襲。 

「台北大空襲」歷史篇:美軍為何要對台灣狂轟猛炸?

2017/04/06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所謂的「臺北大空襲」一般指的是1945年5月31日美軍對台北市所進行的大規模轟炸。而在今年(2017)由「迷走工作坊」推出了同名桌遊《台北大空襲》。試圖透過遊戲的方式,讓現代人也能重新體驗這個在上世紀曾經深刻影響台北人生命經驗的歷史事件。

其實「台北大空襲」並非是一場只發生在台北的獨立事件,而是從1944年底開始,盟軍對台灣大規模空襲的一部分。在1944到1945年間,整個台灣從北到南幾乎都曾受到空襲。但這段歷史,由於在戰後受到國民政府「抗日」史觀的影響,幾乎不曾在學校的歷史教育中被提到。因此在社會上,很多人要不是沒有聽過這件史實,或是不清楚是誰對台北發動空襲。

日前迷走工作坊在西門町進行隨機街訪,在40位受訪者中,聽過台北大空襲的只有兩位。而答對誰發動台北大空襲的有八位,但其中又有四位承認是自己運氣好矇對,因此真正知道是誰發動的人只佔了受訪者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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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戰略轟炸?

台北大空襲發生的背景,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以美軍為首的盟軍對日本進行的「戰略轟炸」。而台灣作為日本南進的主要基地,自然也成為了轟炸的目標。戰略轟炸在當時是一種相當新穎的作戰方式,他的出現可以追朔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

根據李德哈特(Sir Basil Henry Liddell Hart)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所整理的脈絡,德國在1917到1918年間對倫敦的轟炸,雖然規模不大,卻帶給英國政府心理上的強烈震撼。這促使了英國在戰後積極的發展空中轟炸技術,期望在未來的戰爭中取得優勢。

當時不只英國,在世界各地也都有敏銳的軍事家嗅到了轟炸技術對未來戰爭的影響力。例如義大利的杜黑(Giulio Douhet)出版了《制空權》、美國的威廉・米契爾(William Lendrum "Billy" Mitchell)出版了《空中國防論》。日本的石原莞爾在《戰爭史大觀》也提到:

在空軍發展下,都市會受到轟炸,而受到損害的不再只是軍人。全體健康男子都須從軍的今日,從既成的觀念來看是徹底的全民皆兵制度,可是社會已經進入了下一個世代。是已經開啟了全體國民捲入戰火中的大門了。

在這樣的觀念下,日本在兩次大戰的戰間期,也開始積極發展空中武力。然而曾令毅在《二次大戰前日軍在台航空兵力發展之初探 (1927-45)》一文中提到,受限於1922年《華盛頓海軍條約》與1930年《倫敦海軍條約》的限制,日本在1936年底前,只在台灣設有「屏東陸軍飛行第八聯隊」。而在1936年後,才擴編為「第三飛行團」。

雖然「戰略轟炸」的概念是從一戰結束便開始發展,但具體的做法、戰術、價值都是到了二次大戰才逐漸從實踐中摸索出來。例如李德哈特提到,在二戰初期英國政府曾經過分迷信轟炸的有效性,認為只要依靠大量轟炸機瘋狂轟炸就能打敗德國。但經歷了1943跟1944年的慘重損失後,英國政府才發現轟炸有效的先決要件是「取得制空權」。

然而在這個摸索過程中也出現了負面的影響,那就是原本轟炸的目標應該限縮在軍事與工業設施。但由於沒有掌握制空權與導航技術的限制,導致轟炸的精準度非常低落。在軍方無法保證準確攻擊軍事設施,民間又因敵方誤擊得怨恨施壓軍方進行報復攻擊的情況下,戰略轟炸的目標逐漸走向「無限制轟炸」或「區域轟炸」等非人道的方向。李德哈特直接批評這種走向為「恐怖主義」:

1942年2月14日,英國轟炸機部隊所奉到的新訓令曾經強調現在的轟炸作戰是「以敵方平民人口的士氣為焦點,而尤其是工廠作業人員的士氣」定為「主要目標」。於是恐怖主義毫無保留的變成英國政府的既定政策,雖然在國會答覆詢問時,還繼續在掩飾其說詞。

對日本的轟炸

而在台灣方面,二戰初期由於日本掌握了西太平洋的制空權與制海權,因此台灣當時是作為日本對菲律賓與中國發動空中攻擊的跳板。雖然美軍早在1942年4月18日就曾經以航空母艦奇襲,發動「杜立德空襲」(Doolittle Raid)對東京進行轟炸。而張建俅在《二次大戰臺灣遭受戰害之研究》一文中提到,早在1938年2月23、24日,蘇聯派駐中國的志願隊便以中國的南昌、漢口為基地,駕駛SB-2型輕型轟炸機對台北的松山進行轟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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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轟炸台北松山的蘇聯志願隊機組員與他們的SB-轟炸機

但在欠缺制空權與持續性的情況下,這種轟炸在政治上的宣示意義遠大於他在軍事上的實質效果。隨著美軍在太平洋上的反攻,尤其是1944年7月馬里亞納群島的陷落與10月拿下了菲律賓的雷伊泰島,使美軍的長程轟炸機能以陸地基地為依託對台灣與日本本土進行持續的轟炸。

台灣當時的航空部隊,從1936年以來經歷數次擴編,到1944年6月已經成為「第八飛行師團」。雖然從編制上看,日本守衛台灣的空中力量似乎越來越強。但隨著日本海空實力在太平洋戰場的大量損耗,尤其是1944年6月間被美軍戲稱為「馬里亞納射火雞大賽」的「菲律賓海海戰」跟同年10月的「台灣沖航空戰」後,日軍在台灣的空軍力量幾乎被消滅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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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14日台灣沖航空戰期間,美軍對高雄岡山一帶的轟炸

在喪失制空權的情況下,美軍在二戰結束前,可以毫無顧忌的以轟炸的方式摧毀日本的工業力量。李德哈特談到,過去以中國為基地對日本進行轟炸,會面臨補給困難的問題(當時美軍在中國的空軍補給須利用穿越喜瑪拉雅山的「駝峰」航線進行運補)。因此在馬里亞納群島的機場整備完成前,美軍1944年下半年在整個「日本境內」只轟炸了800噸的炸藥。而在機場整備完成後,光是1945年3月9日到19日十天內,就投擲了10萬噸的炸藥,而到了當年7月投擲的炸藥更成長到3月的三倍。

這段時期也正好是「台北大空襲」發生的時間。

這樣的空襲最終造成了日本有850萬人從城市逃往鄉村,石油的工業產量減低83%、飛機引擎減低75%、飛機結構減低60%、電子裝備減低70%。而光是1945年3月間的東京空襲,就造成平民18萬5千人的死傷。

對台灣的轟炸

至於盟軍對台灣的轟炸,根據張建俅的《二次大戰臺灣遭受戰害之研究》,在1944年中以前,都還是突襲式的零星發生。直到1944年下半年,才配合菲律賓戰役的爆發開始大規模的持續轟炸。而轟炸的第一波高潮發生在1944年10月間,為策應菲律賓戰役所爆發之「台灣沖航空戰」的一部分。接下來第二波是1945年1月間為支援呂宋島登陸戰所進行的轟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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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21日轟炸高雄港船舶的照片,圖中視角為旗津往鹽埕方向

這兩波轟炸是由美國海軍38特遣艦隊的艦載機,與駐紮中國成都的美軍20航空隊負責,使用的是B-29超級空中堡壘轟炸機。這種轟炸機載彈量極大,所幸從1945年1月31日後,美軍20航空隊轉移到馬里亞納群島的空軍基地負責轟炸日本本土。轟炸台灣的任務轉而由美軍第5航空隊從菲律賓利用B-24B-25發動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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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3月14日美軍對高雄的轟炸,圖中可見今日的鹽埕區完全付之一炬

總結盟軍在二戰期間,對台灣所發動了15,908架次的轟炸,共投了炸彈84,756顆、燒夷彈35,463顆,投彈總數為120,219顆,總重量為20,242公噸。張建俅在文中談到:

這個數字若與中國在中日戰爭期間所受的空襲相比,投彈數量是其二分之一弱,但投彈總重量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般來說由於盟軍特別是美軍轟炸機的載彈量遠遠超過日軍所擁有的各式轟炸機,因此盟軍可以四分之一日軍空襲中國飛機的數量,投擲噸位較重的炸彈;若再考慮炸彈的性能,主要攻擊時間的長短,攻擊目標的多寡、面積的大小等等因素,台灣所遭受攻擊的強度,不但絕對超過中國任何一省,就是與整個中國曾經遭受的空襲相比,相信亦不遑多讓。

而整個二戰空中轟炸所造成的破壞,在人員方面,台灣總督府公佈的官方資料為6,100人死亡、435人失蹤、重傷3,902人、輕傷5,335人。而張建俅在《二次大戰臺灣遭受戰害之研究》文中,根據戰後的田野訪談,推測總督府的傷亡數字統計,應該比真實的傷亡要低。總督府統計全台因轟炸而全毀的房屋有29,191棟,半毀的有17,127棟,合計46,318棟。工廠被炸毀202座。而在電力、供水、電信、交通方面也都蒙受了慘重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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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10日美軍對桃子園(今左營)的油庫進行轟炸,交通與工業設施是當時美軍轟炸台灣的重點

《二次大戰臺灣遭受戰害之研究》一文也搜集了很多當事人口述空襲後的慘狀。例如文中提到作家東方白的父親向他講述「台北大空襲」後的慘況:

我一世人不曾看過彼倪多的死人,彼一日由蓬萊國民學校對面彼間葬儀館經過,看著彼亭仔腳,一具復一具,疊到滿滿滿,攏是臨時用甘蔗蒲板儲的,湯流到土角一四界,十坎店外就鼻著味,鼻若沒掩咧,沒法度通由彼面前的大路經過。

►「台北大空襲」70週年:這場轟炸改變了台北的城市地景

因此空中轟炸成為了當時台灣人對二戰印象最深刻的切身感受。張建俅在文中提到:

吳新榮回憶到戰爭末期人們一聽到汽車聲便以為是敵機的聲音,慌忙走避。這種對空襲的恐懼在當時是非常普遍的經驗,而恐懼的來源主要是來自於空襲所造成對每個個體可能傷亡的威脅。

這種威脅不只是來自街談巷議,絕大部分當時的人都有目睹空襲的經驗,許多人更曾親身遭受攻擊,或者目擊轟炸過後屍橫遍地甚至屍塊高掛電線的慘狀。而空襲的威脅甚至還曾經成為提親的藉口。

雖然今日距離當時已經70餘年,很多人也因為戰後的中華民國教育而淡忘這一段當時台灣人的共同記憶。但過去如歌手伍佰的歌曲《空襲警報》到今天迷走工作室的桌遊《台北大空襲》,都希望能讓台灣人找回過去這段曾經的共同記憶。

►「台北大空襲」桌遊篇:戰爭有一天會結束,但夢想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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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bGnaJhC1h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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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大空襲 - 攤開時代,我們摺疊命運 | 遊戲講解與介紹
2017年5月31日 迷走工作坊X啾啾鞋
https://youtu.be/P8ADGPlY-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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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大空襲後的日本總督府。 圖/取自維基共享

那場改變城市地景的狂轟猛炸——531台北大空襲

30 May, 2018 鳴人堂 聯合報 

洪致文  ※ 本文摘自像我們這樣的文化恐怖份子:文化資產與城市記憶守護筆記》。

就在1945年5月31日這天,台北城市史上遭受最嚴重的空襲,史稱「台北大空襲」。在70年後的2015年,這麼重要的城市血淚史,卻不可能在紀念抗戰勝利的大中國史觀執政者眼中被提及,教科書裡也不曾強調台灣在二戰中經歷過的苦難。然而,轟炸空襲的傷痛,卻依然烙印在這塊土地上,從小就聽過很多家中長輩對於二戰期間躲空襲的回憶,甚至身邊都有人因為轟炸而亡。

因為學校不教,做研究的人也不多,老一輩經歷過的苦難,也就很尷尬地被遺忘。在終戰70年後「台北大空襲」的這天早上,我特別去了一趟從小我唸的聖心幼稚園旁的天主教堂緬懷。這座台北最初的天主教堂位於民生西路旁,也就是靜修女中附近,1910年代便已經落成。然而,連教堂也在70年前的台北大空襲中被炸開,攝影前輩張才拍的照片,露出整個被剖開的教堂內部,上面「萬有真原」的題字依然高掛。目前的天主教堂是戰後所建,當天的彌撒一如往昔,但卻完全沒有提到70年前經過的這場大轟炸。儘管如此,沒有忘記的人還是很多。

由台灣教授協會主辦的終戰70周年活動中,有一場「台北大空襲70周年」座談會在另一個場地舉辦。會中我看到許多歷經這場空襲的老前輩前來與會,年青人很少,可見這個議題不是「主流」所關注的課題。因此,整場的座談,比較多的是個人經驗的回憶,以及對於台灣本土觀點該如何以台灣主體性來面對二戰,以及空襲轟炸這個議題。

因為這議題不被廣泛注意,因此很多訛傳與誇大就很容易在不同意識型態的操弄下而模糊焦點。例如美軍是否真的「無差別轟炸」空襲台灣城市?是否美軍只炸日本人區不炸台灣人居住區?是否只炸軍事相關建物而不炸百姓居所?是否整個城市被夷平的區域都是轟炸所致?

其實,有些不是史觀問題,而是相當客觀的歷史事實。只不過教科書不教,沒人深入研究,一些訛傳也就不斷被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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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最初的天主教堂位於民生西路旁,也曾在空襲中遭炸毀。 圖/取自維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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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重建的天主堂外觀。 圖/作者自攝

以531台北大轟炸而言,大部分的記錄都指稱:

1945年5月31日發生的台北大空襲,為二戰期間台灣城市所遭受最嚴重的空襲。美軍第五航空隊出動117架B-24重轟炸機對台北進行轟炸,投下合計高達3,800枚的各式炸彈。這次盟軍的轟炸造成3千餘名台北居民死亡,傷者及無家可歸者更達數萬人以上。

其實戰爭的記錄不止看受害者方的記載,也要看出任務方的記錄。如果美軍根本沒有出動那麼多架的飛機到台北,那重複計算的可能性就存在。台灣總督府的「台灣空襲計集」記錄了台灣在二戰後期所遭受空襲的記錄,但裡面有很多誤記,重複計算的錯誤,就跟美軍來炸台灣的轟炸報告,也可能根本連炸的地方都記錄搞錯。所以史料的解讀,事實的還原,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上述關於台北531空襲的記載,依照鍾堅博士《台灣航空決戰》一書指出,該日的台北大轟炸從早上十點到下午一點共有117架次B-24轟炸機到台北來轟炸。但依照台灣總督府的空襲記錄報告指出,當天來襲的飛機有B24(112架)、B25(57架)、P38(13架)、P51(6架),共計188架。因此,117架B-24的數字,很可能是把7與2看錯所致。至於是否真的有這麼多架飛機來台北?張維斌博士對於美軍空襲的深入研究指出,當天確實「有116架B-24,但並非每一架都在台北市投彈」:

第90轟炸大隊第319、320、321、400轟炸中隊24架

第22轟炸大隊第2、19、33、408轟炸中隊38架

第43轟炸大隊第64、65、403轟炸中隊29架

第380轟炸大隊第528、529、530、531轟炸中隊25架

張博士的研究指出:「117架B-24要投下3800枚炸彈不是不可能,如果掛的是cluster bomb就可以。但是5月31日那天只有第90轟炸大隊掛cluster bomb,其他三個大隊都掛1,000磅炸彈,所以3,800這數字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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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美軍403重轟炸中隊的報告圖中,清楚地指出他們擊中台灣總督府。右:美軍每次空襲時,都會丟下這樣的宣傳單。 圖/作者提供

其實,美國空軍歷史研究部(AFHRA)的紀錄裡,存有許多這次轟炸的記錄,像是其中兩個第五航空軍的轟炸中隊紀錄便跟這次的空襲有關。這當中,403轟炸中隊及408中隊分別只記錄了10架次及9架次的飛機執行這次任務,便可讓我們一窺美方對於這次轟炸的過程,特別是總督府及城內被炸的經過。

以下內容,翻譯自我在2010年於日本東京的邀請演講專文中。1

這兩筆與這次空襲有關的轟炸記錄,分別是第5航空軍(5th Air Force)/第5轟炸機司令部(V Bomber Command)/第308轟炸機聯隊(308th Bomb Wing)轄下的:

1. 第43重轟炸機大隊(43rd Bombardment Group(H))/第403重轟炸機中隊(403rd Bombardment Squadron(H)),以及

2. 第22重轟炸機大隊(22nd Bombardment Group(H))/第408重轟炸中隊(408th Bombardment Squadron(H))。

在403重轟炸中隊於1945年5月的報告裡,William D. White(the 2nd Lt., Air Corps, Ass’t Historical Officer,航空軍少尉助理歷史官)描述了5月31日的攻擊行動:

我們這10架飛機 5月31日的目標是在台灣台北的台灣總督府及其周邊官方廳舍,投擲70顆1,000磅的GP通用炸彈。在轟炸中,有二顆炸彈擊中了總督府廳舍的北角、八顆成串地擊穿政府辦公房舍、53顆擊中公共建築物並且冒出火花來。此外,還有7顆落在商業區,濃煙往上竄至800英尺的高度。不過,有一架飛往台北附近的桃園,在主要道路上丟了8顆炸彈。雖然日軍的防空高射砲火不斷,並在5架飛機上穿出洞來,但所幸沒有任何一架受損嚴重。跟以往一樣,這次行動中也使用了干擾電波的作戰,也有投送宣傳單。(任務終結報告編號:FFO 151-A-1)

在這份403重轟炸中隊的報告中,清楚地說明他們擊中台灣總督府(現在的總統府)並引發大火,嚴重毀損了總督府的建築,尤其是中央塔的左側(南側)。雖然這棟建築在戰後已經被大規模地整修過,它的中央塔至今仍向左傾斜了幾度。

從報告中也可以看出,雖然地面防空砲火猛烈,但是403重轟炸中隊並沒有遇到任何日本戰鬥機升空迎擊。而在報告中,Target 47區域地圖所列出由北到南的9個主要轟炸點,每一個點都使用了7顆1,000磅的GP(General Purpose bomb,通用炸彈)。報告裡還提到有10架B-24參與任務,其中3架是負責拍照的偵照機。機隊飛在12500-13200英尺的高度,從北往南,由185度到215度,穿越台北市。

而另一方面,關於這次的攻擊,「408重轟炸中隊1945年5月報告」中則有以下的描述:

今天的例行任務有9架飛機參與,目標是台灣台北。日本人的防空火炮非常綿密,打中我們一架飛機。因為雲幕遮蔽了攻擊目標,我們的攻擊操作方式是目視及使用「H2X」輔佐,A字形編隊的領隊機及左側幕僚機還試了二次才成功。我們投擲了54顆1,000磅的炸彈,目標區與鄰近區域都因此而著火。不過,有一架因為太晚起飛,只好隨機尋找目標飛往Koshun,在市鎮的東邊摧毀一棟建築物。另外,本次任務投放2萬6千份的宣傳單。行動中,遭遇日方戰機升空。

408重轟炸中隊的報告中,陳述了天氣狀況跟使用的導航方法。因為雲幕的遮掩使得轟炸必須由H2X輔佐目視操作。「H2X」是一種美國發展的類似英國H2S的雷達,它是一種可以在白天有雲遮蔽或是晚上仍能操作的導航系統。因為雲幕遮蔽了一部分目標視線,所以408重轟炸中隊的B-24轟炸機使用H2X來輔佐目視操作。

這次美軍的轟炸任務,造成台北城市歷史上最大的傷亡,連台灣總督府建築也中彈燃燒。當天來襲的轟炸機所投擲的炸彈,造成許多人的傷亡。這次空襲,對台北後來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也是城市地景上一次非常關鍵且重要的大摧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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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府被美軍擊中正在燃燒的照片。 圖/作者提供

以大稻埕地區而言,從日新國校在太原路側,一直炸到蓬萊國校,再到天主堂的痕跡,便造成許多死傷。李日章教授回憶書中,他妹妹便是在太原路那邊被炸身亡的。

至於蓬萊國校的部分,北側後來重建後長得不一樣的部分,以及禮堂也都被炸光了。至於南側端也被炸到,但因為炸掉的部分沒有重建,所以南廂會比北側短。另外,因為文化景觀指定而吵得沸沸揚揚的「新舞台」,其原址也在太原路,也是這次被炸掉的。

在歷史的紀錄上,新舞台的前身是淡水戲館,是台灣第一座專演戲曲的新式劇場,建於1909年,由日本人所發起興建。它的樣貌從老照片看,是種和漢風格,據說有271坪,二層樓之建築可容納觀眾918名。淡水戲館之舞台跟西式劇場類似,是內縮式地面向觀眾,而不像是中國式戲台那種突出狀。在1915年時,辜顯榮將當時由日本人經營的淡水戲館買收,仿效上海新舞台之精神,更名為「台灣新舞台」,成為台灣人獨資經營的劇場。歌仔戲於大正年代在台興起,因此新舞台於昭和時代後,也開始成為歌仔戲、京戲兼演的地點。

二次大戰時,新舞台受轟炸毀損,戰後也就不存。儘管1997年辜家於台北市東區再建「新舞台」延續早年台灣新舞台之精神,但最早位於台北市大稻埕下奎府聚街的新舞台,從美軍轟炸後的航照來看,位置就在太原路上,長安西路與華陰街之間靠東的那一排!這一路被炸的爆彈軌跡,其實就是從之前的台汽北站一路炸到新舞台,然後再炸到小巷亭與漫畫街裡澡堂的這條線。

在「台北大空襲70周年」座談會上,李日章教授有提到,戰爭末期他家原本位於南京西路日新國校對面那一排的二層建築,卻被政府要求疎開拆除,他戰後回來一看也發現整條南京西路這邊也被移平。其實,台北城市經過的戰爭苦難,不只有空襲轟炸而已,還有為了避免空襲延燒造成城市大規模破壞,而開闢了「疎開空地帶」。這些城市歷史,我們的教科書有教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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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大轟炸後,於1945年6月美軍的空拍可以看到大稻埕地區,日新與蓬萊兩校與天主堂的情形。 圖/作者提供

我在2014年時,寫有一篇學術論文,專門講這段台北被遺忘的城市歷史。4

這篇文章裡指出,台北市內在1944~45年間所緊急開闢,為了防空而在都市中所劃設的疎開空地帶,對台北城市發展有著至今依然可見的影響。本文以台灣總督府官報在1944年11月及1945年4月,兩次詳細的防空空地、防空空地帶指定,配合戰後處理這些被緊急徵用之都市用地情形,歸納出第一次指定(1944年11月)的6處防空空地與6處防空空地帶,以及第二次指定(1945年4月)的 20 處防空空地帶位置。

依照戰後的統計,第一次指定共拆除房屋351間,拆除房屋基地面積39,285平方米,第二次的指定則規模更大,拆除房屋2,748間,總房屋基地面積669,007平方米。合計兩次的指定,共在台北劃設了708,292平方米的防空用空地與空地帶,其中46.3%屬於日產(日本人之財產),40.2%屬於私產(台人之財產),其他則為國庫或市有地。戰後初期,台北市府認為此空地係為防空而拆除,原則上應該予以保留,並供作道路或公園綠地之設施,故後來有約原指定面積之40.9%獲得保存。這些空地的存在,不管是轉化為道路,或者變成公園,均是今日台北市的都市發展中,受到戰爭防空思維所影響下的城市烙印。

其實,這些空地帶的闢建,與台灣遭受美軍空襲的歷程息息相關。二次大戰期間,台灣遭受美軍猛烈的轟炸攻擊,大部分集中在1945年年初開始到戰爭結束前之間。

台灣史上第一次遭受空襲攻擊,是在1938年2月23日,由中華民國空軍第一大隊與蘇維埃航空志願隊(Soviet Volunteer Group)所執行的攻擊台北飛行場任務。此次轟炸規模不大,且僅止於飛行場之軍事設施,但卻因轟炸任務來自對岸的中華民國,乃成為台灣島內台灣總督府的「宣傳」樣版。

而美軍在二戰期間對於台灣的轟炸,則始於1943年11月25日時的攻擊新竹飛行場。在此感恩節時刻,美軍用奇襲方式,以轟炸新竹的日本海軍航空基地,作為測試台灣島內空防能力的行動。嗣後,美軍也曾於1944年1月攻擊過高雄,不過這些空襲都因台灣在二戰的過程中,尚未真正進入戰爭的最前線,而仍未遭受美軍猛烈的大規模轟炸。然而,戰事進展到1944年下半年,美軍開始一連串的反攻,特別是1944年10月12~16日在台灣東方海面上所發生的「台灣沖航空戰」,讓台灣第一次強烈地捲入了二戰的戰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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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作者提供

其實,這個一樣是教科書上沒有的「台灣沖航空戰」,是很多台灣民眾開始躲空襲的記憶。我媽媽就是出生在這次空戰轟炸的期間,據說我阿嬤一開始還挺著大肚子去躲空襲,但帶著球跑起來真的很累,後來乾脆不跑了,而我媽也在空襲中出生。

在1944年10月上旬,美軍為了徹底摧毀日本海陸軍在台灣島內的航空軍力,乃開始一連串猛烈地空襲轟炸台灣各地飛行場與大型航空基地。這個大規模的轟炸攻擊,雖然主要是以軍事設施為主,但卻促成了台北市第一次防空空地與防空空地帶指定(1944年11月)。

在這次「台灣沖航空戰」背景下的猛烈轟炸後,美軍對台灣的空襲又暫時停歇,直到1945年起,進入了另一密集城市轟炸的階段。從美國空軍歷史研究會 (U.S. 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的資料可以看出,1945年初原本由第20航空軍使用B-29轟炸機在台灣的轟炸任務,在其轄下的第58轟炸機聯隊於1945年1月15日執行最後一次空襲台灣行動後,自1945年2月開始,改由使用B-24轟炸機的第5航空軍執行空襲台灣任務。

這些猛烈的轟炸攻擊,雖然有事前詳盡的資料做指引,但因為天候因素,以及轟炸當時的風場影響,往往實際落彈點與預想的最佳地點仍有落差,而這也造成美軍轟炸初期挑選重點目標的所謂「精密轟炸」(日語稱「精密爆擊」)較無戰果。於是,美軍在1945年 3月起改變策略,以「無差別轟炸」(或稱盲炸,日語稱「無差別爆擊」)對都市實施地毯式轟炸,造成相當嚴重的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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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45年4月1日美軍所拍攝的台北航照為底,紅色標示的是第一次指定的第一防空空地,以黃色標示的是第一次指定的第二防空空地帶。 圖/作者提供

這「無差別轟炸」就是指空襲轟炸不止攻擊軍事設施與相關軍需工業位置,也同時廣泛轟炸平民百姓都市城鎮的作法。以日本本土而言,1945年3月9日至10日的「東京大空襲」,便可視為「精密轟炸」與「無差別轟炸」的分界期。因此,在這樣的美軍轟炸戰術背景變更之下,台灣總督府才會繼1944年11月第一次較小規模的防空空地與防空空地帶指定後,又於1945年4 月第二次非常大規模地指定了二十處的台北市內防空空地,且立即開始拆屋疎開,避免類似地毯式「無差別轟炸」造成城市的大規模毀滅。因此,前述李日章教授在南京西路的家,就是這第二次的疎開時被拆的。

當然,這第二次大規模的指定,除了美軍的猛烈無差別轟炸因素外,也有其外在的戰事背景。當麥克阿瑟將軍所統帥的美軍由菲律賓反攻北上,直接攻擊日本本土時,決定跳過登陸台灣攻取沖繩,因而於1945年3月底開啟了「沖繩戰」的序幕。

沖繩戰一直打到該年6月下旬日軍完全潰敗,美軍佔領為止。雖然美軍跳過台灣並未登陸,但就在台灣東北方的沖繩戰戰場,也讓台灣同時領受了幾乎天天遭受美軍轟炸的攻擊。因此,台灣在二戰期間受到最猛烈空襲攻擊的時間點,分別為1944年10月的台灣沖航空戰期間,以及1945年1月起至終戰間,包含沖繩戰的這段時期。而這兩階段的美軍攻擊,以及從「精密轟炸」轉向「無差別轟炸」的策略改變,都導致了台北市內在二戰最末期的二次防空空地與防空空地帶指定。

說真的,終戰七十年的此時,政府除了紀念抗戰勝利,也該想想這塊土地上,也曾有一群人經歷了完全不同的二戰經驗。如同我在2015年出版的《不沈空母》一書最後指出:

今年正好是終戰七十年的時刻,在台灣長期以來缺乏尊重多元史觀與庶民記憶的情況下,往往僅紀念對日抗戰這樣的觀點,導致不少民眾竟然還有二戰時是日軍來轟炸台灣的荒謬歷史記憶,完全忘記中華民國空軍與美軍對台的空襲。相對於此,為了與上述這樣的大中國史觀抗衡,日軍在台灣的建設,往往也容易被以訛傳訛地過份誇大,來凸顯對日抗戰史觀的偏狹。其實,回歸歷史層面,尊重不同族群的歷史記憶,應該才是面對不同過去的正面態度。而對於台灣在二戰中所留下的戰爭記憶與遺產,則不應該當成日帝餘毒地剷除,而應該好好留下來警惕戰爭的苦難與追求和平的努力。

謹以這篇長文,紀念所有這塊土地上的死難者。但願和平降臨,不要再有戰爭。

延伸閱讀:許劍虹:戰略轟炸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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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們這樣的文化恐怖份子》書封。 圖/前衛出版提供

關於本書
 
這本書的出版緣起,是來自柯文哲市長上任後,對於文資團體戲謔式嘲諷成「文化恐怖份子」的紀念,也是對於市府「開發派」以「像我們這樣的城市」為名,那種高傲文青設計城市的一種對抗。書中的這些文化資產與城市記憶守護筆記,描述了這十多年來在文資保存運動過程中的艱辛歷程與歷史經過。感謝所有一路走來,一起努力過的文資保存朋友們。不管你是否已經灰心而引退,或者仍在第一線抗爭,這本書記錄下二十一世紀初台灣文資保存的荒謬,與我們無能為力搶救下的那些古蹟建物身影及城市歷史。對於顢頇的執政者與文化官員,把這些歷史記錄下來,是我們在惡劣文資保存環境下唯一能做的。希望你們看到書中自己當時的那些言論與作為時,能有一絲絲反省的能力,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些什麼事。期許未來的台灣,書中寫到的種種荒謬文資慘案與蠢事不要再發生。


本書特色

1. 文資團體爭什麼?本書收錄眾多抗爭案例與實錄,清楚掌握文資保存大小事。
2. 濃郁記憶鄉愁,消失的地標地景再現:中華商場、光華商場、舊台北市議會、阿波羅旋轉餐廳、新竹寡婦樓……
3. 流言終結者,以訛傳訛的文資謠言大破解,從瑠公圳迷思到古台北城方位解析,顛覆你的既有想像。
4. 大量收錄相關歷史老照片、舊地圖,另收有插畫家蘇拉圖特色插畫,三十個城市老建築,三十個台灣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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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恐怖份子
2. 文化暴動份子
3. 文青‧偽文青
4. 文化部‧文化局官員
5. 各級民代及其辦公室幕僚買來質詢用
6. 想接文化部或文化局案子的乙方
7. 鐵道阿宅ㄊㄉㄇ(洪致文的書怎麼能不買)
8. 焦元溥‧蘇拉圖的粉絲.......
9. 出國家考試文化行政考題的大學教授
10. 想考文化行政公職的准考生
11. 文化盲‧文化政治犯
12. 現職中學社會科教師


文化恐怖份子們齊喝推薦

「在洪教授這本大作裡,你我將看到許許多多觸目驚心的故事–有些難以挽回,有些還是現在進行式。」—焦元溥(樂評家)

「在台灣,文資團體在官宦的眼中,是資歷不夠格的從業者、是文化恐怖份子、是暴民……台灣貧弱的文化資產,除了要面對自然的衰化,還要面對惡意的專業弄權。」—吳介祥(文化暴動份子.彰師大美術糸副教授)


「文化份子如何「恐怖」,主要有三:
1.他們時時保持驚人的田野毅力;2.他們往往有著過人的文史收藏;3.他們每每懷抱著超乎常人的記憶宮殿。」
本書作者洪致文教授就屬於這種「恐怖級」的文化份子。—謝明達(淡江大學建築系講師)

作者簡介

洪致文 Hung, Chih-wen

台北市人,國立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畢業,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大氣科學博士,現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研究專長為台灣鐵道史、鐵道文化、台灣航空史、都市發展、都市地景、戰爭遺跡、文化資產、亞澳季風、氣候變遷、台灣氣候、台灣氣象史……等。著有鐵道與氣象相關書籍十餘種,其中《台灣鐵道傳奇》(時報出版)曾獲得1992年聯合報讀書人非文學類最佳書獎、1993年圖書綜合類金鼎獎,《台灣鐵道印象》(南天出版)曾榮獲1998年聯合報讀書人非文學類最佳書獎、金鼎獎優良圖書之人文類推薦。


【歷年著作】
1992 《台灣鐵道傳奇》(時報出版)
1993 《台灣火車的故事》(時報出版)
1994 《阿里山森林鐵路紀行》(時報出版)
1995 與鄭銘彰、許乃懿合著《體檢台鐵1988-1995》(鐵道文化協會出版)
1996 與李欽賢合著《台灣古老火車站》(玉山社出版)
1996 與黃威勝等合著《Sky Train‧鐵道迷的航空世界》(雄飛社出版)
1996 《台灣鐵道趣味漫談》(時報出版)
1998 《台灣鐵道印象》(南天出版)
2000 《鐵道世界漫遊》(時報出版)
2000 《珍藏世紀台灣鐵道.幹線鐵路篇》(時報出版)
2001 《珍藏世紀台灣鐵道.地方鐵道篇》(時報出版)
2001 《青春晃舞.日本鐵道紀行》(時報出版)
2003 《鐵道電影院》(時報出版)
2006 《鐵道時光》(玉山社出版)
2007 《台灣氣象傳奇》(玉山社出版)
2010 《最新台灣氣候圖集》(師大地理系出版)
2010 《台灣漢詩人洪以南的現代文明旅遊足跡》(師大地理系出版)
2011 《台灣鐵道文化志》(遠足出版)
2013 《台北帝大氣象學講座物語》(師大地理系氣候實驗室出版)
2014 《台鐵花車百年史》(鐵道文化協會出版)
2015 《不沈空母—台灣島內飛行場百年發展史》(自費出版)
2016 《像我們這樣的文化恐怖份子—文化資產與城市記憶守護筆記》(前衛出版)
 

目錄

序一  歌聲中聽文化,公園裡見傳承╱焦元漙
序二  是文資鬥士的告白,也是控訴╱吳介祥
序三  見證這個「恐怖」世代的文化份子╱謝明達
自序  誰才是文化恐怖份子?╱洪致文


前言  文化恐怖份子的文資保衛戰
01  台北隨便一個水溝都是瑠公圳?破解瑠公圳霸權的文化論述
02  清代台北城對向北京,日本時代轉向台灣神社?台北城方位演變考證
03  閃瞎了的台北建城130年展!
04  台北街道名是為了懷念故國江山?台北街道名稱由來
05  消失無形的中華商場
06  光華商場的老台北青春記憶
07  死了也要替你正名!北門高架橋的最後一眼
08  場所精神!從北門看三井倉庫的保存
09  急公好義!從考棚到台北舊市議會
10  圓山的台北民防史蹟快要GG  
11  懷舊新奇的片場奇景:中影文化城與林口霧社街
12  小戲院的大回憶
13  轉啊轉啊轉的阿波羅旋轉餐廳
14  台北青年之我的青年公園
15  台北好好看,台北好好拆!
16  老校舍的最後一眼:蓬萊國小老教室的回憶
17  推倒偉人銅像之換人坐坐看
18  告別師大樂群堂!臺灣第一座大學學生活動中心的消失  
19  皮不在了也是古蹟!大阪商船台北出張所的保存
20  空總開發!到處都是六本木?
21  台北神祕美軍遺跡
22  柯P跳票!無法全區保存的南港瓶蓋廠
23  全民守護台北機廠!反對北廠成為美術館與文創園區
24  被活生生做掉的台北圓環盛世
25  桃園地景藝術節看不見的重要航空史地景
26  基隆迎向世界的西二西三碼頭!
27  不只是寡婦樓的新竹六燃遺跡被偷拆!
28  終戰七十年的臺北大空襲回憶
29  眷村的前世今生!防空陣地變身空軍三重一村
30  防災公園陰影下的嘉禾新村
後記 北京台北雙城記

序一

歌聲中聽文化,公園裡見傳承 焦元溥.樂評人、倫敦國王學院音樂學博士

我在倫敦學習時,宿舍旁邊有個雅緻的公園。這裡常有活動,話劇、音樂、合唱、電影、親子遊戲等等,相當多彩多姿。園中養了羊和一些家禽,池塘還有鴨子,是小孩的好朋友。每回從公園旁邊走過,看到牠們與飛來做伴的鴿子一起曬太陽,都覺得心情平和。
  
但我也只能從旁邊走過。公園門口貼了告示:這是兒童公園,只給兒童和帶兒童的大人進入。我沒機會「借」到小朋友,所以總是在欄杆外張望。
  
為什麼會有這樣奇特的規定?公園北邊的紀念館提供了答案。
  
就像諸多大城,以前的倫敦繁華卻也罪惡,路上不只有凍死骨,更有出生就遭遺棄的嬰兒,以及勉強存活卻奄奄一息的孩童,人間即是煉獄。貴婦衣香鬢影,街角臭氣沖天,多數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位叫做柯朗(Thomas Coram,約1668–1751)的船長卻看不下去。「難道就這樣見死不救嗎?」他不富有,卻有決心和毅力,花了十七年時間辛苦奔走,終於募來可觀資金,得到英王頒下許可,在1739 年成立了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個慈善法人機構,位於倫敦的「孤兒養育院」(Foundling Hospital)。養育院在1741 年開始收納孤兒,隔年九月建立正式院宅後就定居於此,直到1920 年代遷往郊區。
  
市中心精華區空出這樣一塊地,各方勢力都來覬覦,要蓋大樓或建商場。當地居民不願這段歷史就此湮沒,爭相請願募款,最後加上善心人士資助,終於保留此地做為公園並成立基金會管理。如今,這個地方叫做「柯朗園地」(Coram’s Field),依然維持專屬兒童的傳統,旁邊還蓋了兒童醫院。即使很多人不曾造訪公園北邊的紀念館,也不清楚柯朗是誰,但當年的善心義舉,至今仍然被記得。如果你是音樂愛好者,更該知道柯朗和他的孤兒院。
  
為什麼呢?因為作曲大師韓德爾就是孤兒養育院的大力資助者。他先是在1749 年到養育院指揮演出,隔年自己捐了一架管風琴給養育院禮拜堂,啟用典禮又親自指揮上演了鼎鼎大名的《彌賽亞》(Messiah)。此次演出之轟動,不只使韓德爾被選為養育院管理人,以後他更年年在養育院指揮《彌賽亞》慈善演出直至過世。他的愛心並不因此而寫下休止符─韓德爾不只捐給養育院一份《彌賽亞》手稿,更在遺囑中寫明,無論何人何地,只要在版權時間內演出《彌賽亞》,就會有一部分版稅捐給孤兒養育院。這份遺囑、韓德爾手稿和諸多樂譜,目前都存放在公園北邊的紀念館,吸引全世界的愛樂者造訪。紀念館每周日下午有小型音樂會,柯朗園地也不時上演韓德爾《彌賽亞》或其他作品,感謝作曲家當年的愛心。
  
韓德爾的愛不限於此。從壯年時期開始,他不僅把憐憫注入他的音樂,更贊助社會救助與慈善事業。《彌賽亞》在都柏林首演時,他就將部分收益捐給三家愛爾蘭慈善機構,包括「救濟受監禁債務人之慈善音樂協會」。透過這些義舉,韓德爾告訴世界,音樂能夠啟發和造福他人。當年不只是他,大畫家賀佳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也大力幫助。他鼓勵當代藝術家捐贈作品給孤兒養育院,眾多畫作讓養育院成為英國第一個公共藝廊,至今博物館內仍有很多名家名作與展覽。當我經過柯朗園地,我知道那是好幾代人的慈善、努力與記憶承傳。這個世界充滿殘酷,但仍然有人持續守護著最初的良心,在兩百七十多年後的今日化作洋溢公園裡的孩童歡笑。
  
說起勢利,英國人大概名列前茅。但即使是這樣勢利的英國人,最後仍能保下「柯朗園地」,不難看出他們對文化的重視。文資保存,不是蓋些假的故居、立些造型浮誇的雕像、刻些言不由衷的碑文,而是真真實實守護初心,讓歲月積累成文化。從「孤兒養育院」到「柯朗園地」,到傳唱世界的《彌賽亞》,今日的公園說著一則流傳近三百年的慈善故事。雖然安靜,全世界都聽得到。
  
在洪教授這本大作裡,你我將看到許許多多觸目驚心的故事─有些難以挽回,有些還是現在進行式。殷鑑不遠,你是否也願意當一位「文化恐怖分子」,在公園裡唱韓德爾的《彌賽亞》呢?


序二
  
是文資鬥士的告白,也是控訴 吳介祥.文化暴動份子、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系副教授
  
在台灣,文資團體在官宦的眼中,是資歷不夠格的從業者、是文化恐怖份子、是暴民,而這些被託付職權者,自以為在上位,竟敢在公民團體和文資委員面前夸夸而談錯誤的史地知識。台灣貧弱的文化資產,除了要面對自然的衰化,還要面對惡意的專業弄權。
  
文化資產保存政策,是文化政策裡最難的一環。文化政策常常被視為可有可無的政策,近年的文創政策、文化大國和所謂的「軟實力」等政策口號,都可以看出文化在整體的政策脈絡裡,總是被當成妝點部門,標題顯眼卻沒有措施也沒有論述。速成、膚淺且御用的文化政策,波及最深的就是文資保存事務。我們在文資保存專業上,經年藉以為鏡的國家,無論是廟宇宮殿豐富的亞洲,還是城堡林苑瑰麗的歐洲,或是如德國魯爾區由工業廢址轉化的休閒區域,乃至各國傷痕所到之處的歷史景觀,都是這些區域的公民和政府傾全力研究擘畫,共同承擔並建立典範而來的。
  
這樣費盡心思,動員世代才保存下來的文化資產,不是服務政治,也不是服務民調支持度的。沒有遠見,我們的文資保存就永遠在原地或易位、三十年或五十年和保存石頭還是磚塊的層次裡打轉,政策永遠見不到史地變遷、權力關係、自然與人為競合的脈絡,而永遠陷於觀光人潮和拍照打卡的狹隘思維。
  
文資保存本身是一門包涵矛盾的學理;是不易理解卻要求高度自律的實務知識,正因為它必須從未來思考,從歷史的真實性和證據必要性著眼。同時,誰是文化資產、歷史證物的受惠者也必須憑空想像,但是這卻會冒犯當下的開發者和謀權位者。所以在台灣,文資保存特別需要勇氣、智慧和無私大心。文史保存的任務目的,並非營求私利或滿足個人戀眷而已,而是對於歷史的爬梳、對知識的敬重,更是對前人與來者的責任。
  
洪致文教授的這本書,將他的家庭史和個人的城市記憶結合,更重要的是他對於研究的上窮碧落下黃泉之態度,無論是史料、證據、輔佐資源和推論,洪教授皆能旁徵博引,展現了學者的專業態度和引證的最高標準。而史料和資訊判讀還不是他唯一的工作,洪教授長年親身田調,並超潛入各個設施建物,隨時關注都發和拆遷政策,並積極向各主管機關提報文資⋯⋯儘管政府總讓人徒勞,但他蒐集到難得的資料,甚至是政府及開發業者有意遮蔽的事實,做為在場者,洪教授至少為我們漏洞百出的文資保存政策,做了些微的見證。
  
有榮幸為這本書寫序,我除了表示對於洪致文教授之於文資保存應有步驟、研究者的專業紀律、對源自家族的公益性堅持,表示敬佩外,也要向總在現場的文資鬥士們,致上我最大的敬意!
  

序三
  
見證這個「恐怖」世代的文化份子 謝明達.建築史研究者、淡大土木所建築組博士候選人/建築學系兼任講師
  
曾幾何時,文化份子,要跟「恐怖」這個形容詞連結在一起?當首都市長說出「文化恐怖份子」一詞,來指涉對於文化資產保護不遺餘力的公民團體時,身為關心城市保存一員的我輩,除了輕微的怒意,更多是脫力的荒謬感吧!雖然市長旋即收回該言論並道歉,但這個詞彙已經漫佈在雲端。這不禁引發我們思考,到底這個城市,是誰比較「恐怖」?
  
是心心念念保存城市文化的公民,還是著了新自由主義魔咒的技術官僚?
  

文化份子如何「恐怖」
  
屏除這個詞彙的負面經驗,成為一個名實相符的文化份子,其實是一件蠻「恐怖」的事。文化份子如何「恐怖」,主要有三:
  
1.他們時時保持驚人的田野毅力;  
2.他們往往有著過人的文史收藏;  
3.他們每每懷抱著超乎常人的記憶宮殿。
  
本書作者洪致文教授就屬於這種「恐怖級」的文化份子。不僅僅是他的著作豐碩,而是他的足跡,早已朝著前輩人類學家伊能嘉矩為目標,每回踏查當日必錄,務使所行千里錄成萬言。本書便是他千里萬言的再一輯。洪教授固然不以人類學家為職,但他興趣之廣,堪稱「機類學家」,舉凡鐵道、飛機、巴士、船舶,無一不是他的研究興趣。近年來在工業遺產備受重視的趨勢下,洪教授的「機類」專長,更是在一片文史出身的專家中鶴立秀異;尤其在台北機廠的文資保存運動,每每見到洪教授身影。當田野、收藏、記憶冶成一爐,配上洪教授的手中妙筆,專著冊冊年年,成果幾乎等身。有比這個更「恐怖」的嗎?
  

文化份子見證「恐怖」
  
身為文化份子,最恐怖的經驗莫過於經歷城市地景的「好好看」跟「好好拆」。前任市長為了舉辦花博,創造了許多「好好看」的短期綠地,大開建築容積放送巧門,名為「都市更新」卻變成建商印鈔機。時間一到,短期綠地變成水泥叢林,高樓拔地而起,「好好看」成了南柯一夢,都市綠島難成、藍天易蔽。現任市長則是力求表現,希望能在最短的時間獲致結果,嗡嗡嗡外科式的拆除工程,解決了忠孝西路公車專用道與北門高架橋等盲腸沉痾,幹道交通與周邊地景豁然開朗,成果頗受好評。然而,卻在南港瓶蓋工廠、舊市議會、三井倉庫、新北投車站等案,使出開腸破肚、切割摘除、甚至器官錯置式的城市手術,恐怕是比前任「好好拆」更為嚴重的文資慘案。
  

文化份子不甘「恐怖」
  
「歷史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當我們的城市正在歡慶建城130周年的時刻,記憶這個城市歷史的載體─文化資產,卻一點一滴的「被遺忘」。這種集體「被失憶」的症狀,是「恐怖」之最,是無論如何都要與之鬥爭的場域,唯「記憶」是我們的武器。相對於終將歸塵腐朽的肉體,城市如石頭般彷彿承載著綿長不朽,城市的身世只有透過文化資產的盡力保存而獲得傳頌。作者固然不是小說《歷史學家》中的元祖吸血鬼卓九勒,無法賦予讀者穿越時空的永生。但透過這本書與城市歷來的時空場景搭接連理,恐怕才是此書邀請我們共遊的在世宏願。或許在讀過本書之後,我們也開始咀嚼起自身的周遭日常,那麼,超越時空的體悟可以在這個城市傳說下去。我們終將戰勝遺忘的「恐怖」,成為文化份子。
  

自序
  

誰才是文化恐怖份子? 洪致文
  
在這個台灣出版環境惡劣,已經沒有多少人買書讀書的時代,還能有出版社願意出這樣的一本書,真的只有感謝再感謝。隨著網路的興起,冷門的題材,肯定不會大賣的書,身為作者的我也不敢讓出版社跳出來做功德,於是過去幾本書,在考量到品質的堅持下,都是拿出自己好幾個月的薪水來印刷自費出版。但是,這樣的獨立自費出版雖然可以降低成本把品質顧好,但缺點是流通的廣度就會打了折扣,甚至賣得再好,也沒有那個勇氣去再刷,只能告訴讀者如果你覺得這本書值得買,就應該趁還買得到的時候買。望著剩沒多少的存貨,其實我都是抱著賣一本少一本的心態,一心希望書能找到願意珍藏的讀者。
  
但是,這本《像我們這樣的文化恐怖份子》,卻與之前的書有著不一樣的使命。這本書的文字,有很多是過去十多年來,在我「出草」(「出草」一詞出自1990年代一群鐵道迷出去拍火車,許乃懿醫師笑稱此為「出草」,亦即出去拍火車的稱法,後來廣泛成為出去「田野調查」的行動)之後的筆記,或者是在文資事件發生當下,投書報紙的評論文章加以後續整理而成的。
  
在我開始研究台灣歷史的時候,受到伊能嘉矩先生的啟發,得知他的教誨是,每日出去調查的記錄,必定要在一天結束之前寫好。在網路時代,部落格的流行,讓這樣的記錄能夠在一天結束前上傳,成為一種記錄。這樣的記錄當然不會是非常完整與完全的,因此後續就會在適當的時候拿出來增補。感謝曾獲金鼎獎肯定的《潮人物》雜誌邀請,本書內的許多文稿,都曾在該雜誌的「咬City」專欄中刊登。不過,受限於雜誌的篇幅以及「尺度」,這些文字又經過大幅度的改寫與增補,最終成為這本書裡的許多篇章。
  
這本《像我們這樣的文化恐怖份子》書名,應該是關心文化資產的朋友看了會兩手一攤覺得無奈而苦笑的吧。為了避免後人看不懂這個書名的意涵,幾經思考後還是決定在書的最後加以說明一下。這個書名,一方面是來自柯文哲市長上任後,對於文資團體戲謔式嘲諷成「文化恐怖份子」的紀念,一方面也是對於市府「開發派」以「像我們這樣的城市」為名,那種高傲偽文青設計城市的一種對抗。感謝建築導覽無處不吐白的謝明達老大,在成書過程中的這神來一筆「賜名」,替我們這個時代的困境做了最好的詮釋。當然,為了讓本書的主旨更加突顯,副標題則為「文化資產與城市記憶守護筆記」,描述了這十多年來在文資保存運動過程中的艱辛歷程與歷史經過。
  
普遍而言,台灣的文化資產保存觀念,還是有很大進步空間的。雖然經過文資界超過二、三十年的努力,你還是可以看到那些恐龍級政府官員與文資委員的可怕言論。因此,文資守護團體會被戲謔成「文化恐怖份子」就一點也不意外。
  
也許很多人總覺得我是鐵道迷,是鐵道研究者,怎麼會跑來「插手」文資保存?其實,鐵道迷對於失去事物的敏感,往往很容易就衍生成對於城市地景、產業文化資產與各種歷史研究的興趣。維基百科在我名字詞條下的介紹如此寫著:「近年於個人網誌發表甚多針對台北市政府『台北好好看』市容改善計畫的文章,批判風氣濃厚,可能是洪氏個人對於『鐵道建築基於鐵道文化保存,應盡量保留原貌』的觀念之故」。這樣的說法其實太過簡單。對於城市的規劃,應該要有歷史與文化的關照,也要有現在與未來使用者的考量。建築的保存不只是保留原貌,而是要深究「怎樣的原貌」,或者要怎樣才不會失去保存的意義,以及所在的場所精神。
  
回首我們一群鐵道迷從1990年代開始疾呼留下台鐵支線鐵路,搶救彰化扇形車庫,到保下台北北門區域的鐵道部,再到最近的台北機廠全區保存。這一路走來,其實並不容易。想當年為了留下台灣最後一座完整的彰化扇形車庫,我們在報紙投書,在立法院辦公聽會抗議,甚至被台鐵官員稱做「鐵道文化流氓」。但秉持著解決問題,留下文化資產的決心,與台鐵人員找出彰化地區通勤車基地的解決方案,最後留下了扇形車庫。但是,當這座扇形車庫成為台鐵自傲拿來「文創」的文化商品時,可曾記得我們這些被叫做「鐵道文化流氓」者的委屈?如果沒有我們當壞人的抗議,今天台鐵還有彰化扇形車庫可以拿來說嘴?
  
同樣的台北機廠一案,也是走得好辛苦。這個不全區保存就將失去其完整精神與價值的場域,在地方與中央的各種戰場上,有了更多文資保存伙伴的加入,但面對的卻是更險惡的商業覬覦與開發壓力。在很多這樣的場合,我們都會碰到內心裡仍私下支持著我們的台鐵人與市府或中央級公務員。但是在決戰戰場,你卻又看到不知代表著什麼牛鬼蛇神勢力者的強力介入。
  
這些文資保衛戰,是耗盡時間與心力的,是需要有堅強的意志與強烈的熱忱與使命感才能堅持下去。對比於此,你就可以看到許多政客那種噁心的言論。例如某位一路揣摩上意堅決反對北廠保存的台鐵官員,在文化部將全區指定為國定古蹟後,立即跳出說不惜提出訴願與行政訴訟反制,但在政壇風向轉變後,竟然改口說:「從台北機廠被指定為國定古蹟那天開始,我們就沒有保存以外的第二種想法,就是要全區保存」。這種話講出後,所有經歷過艱辛保存過程的伙伴們,只能傻眼。
  
今天,我們的城市在缺乏文化與歷史思維的治理下,已經逐步崩壞。打著「城市的進步,不是犧牲歷史遺跡而來,而是找出新與舊可以並存的方法」,並且承諾了許多全區保存而當選的柯文哲市長,對於文史團體以「文化恐怖份子」嘲諷的背後,其實就是放任團隊以錯誤的歷史事證與歷史詮釋,加以錯誤的歷史想像,去規劃出以「都市設計者自傲」卻虛假的城市歷史脈絡,然後產出一個後現代虛偽城市願景的城市治理。這當中缺乏的,就是不及格的文化尊重,以及不及格的歷史常識。
  
在2016年再次的政黨輪替後,文資法也重新大修。本書出版前夕,新版文資法三讀通過。這次的大改變,將「文化平等權」(全民共同守護,全民擁有與所有權人及政府平等的文資參與和啟動權)、「無償撥用」(各機關不善盡管理,將被要求撥用,號稱為「台北機廠條款」)、「全面性暫定古蹟」(各類別文化資產一啟動審議就視同古蹟被保護)以及「絕對刑罰」(破壞重要文化資產判處六個月以上徒刑)等都納入法條,讓在文資議題上努力多年的朋友們終於看到台灣文化資產保存上的曙光。這樣的改變,除了民間人士多年來的呼籲,還有多少重要建物「被自燃」的犧牲才換來的。當然,管碧玲立委及其團隊的許陽明先生、陳林頌先生,以及目前位居文化部長之位的鄭麗君在立委時期的努力,都是功不可沒。
  
這本書在此時出版,是為了記錄過去十多年來台灣的文資困境與荒謬。希望新版文資法上路後,這些文資保存的笑話能夠不再發生。
  
最後,還是感謝前衛出版社能勇敢出版這本書,謝謝林君亭先生在編輯上的協助,美編蘇品銓的設計,讓本書能完美的呈現在讀者面前。感謝助理郭承鑫在編輯過程中的校對協助,馮維義在地圖繪製上的幫忙,以及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在航照圖資上的幫忙。至於文章中,多次引用好友林小昇與凌宗魁的文字,在此特別感謝。
  
此外,這本書的封面相當特別,當然要感謝百忙中幫本書畫插畫的蘇拉圖先生。這位政壇前官員與電視名嘴,我們因荒謬的「榮華富貴」站名爭議而認識,沒想到他還有這麼令人不為所知的才華。他能幫這本書畫封面插圖,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當然,也感謝三位好友幫這本書寫序,謝謝知名音樂評論家、作家焦元溥以英國的案例回應了台灣文資保存的問題,原來韓德爾的《彌賽亞》背後,有著這樣的故事,有著這樣的文資保存精神與意義。我們因舊市議會用地是否交給北市交議題而認識,從原本被好事者拉來對抗的兩方,卻因看到了開發本質的黑暗而站在同一邊。同樣的,也是在文資保存議題上,北市府一心想要把北廠搞成奧賽美術館開發,拉攏藝術界與鐵道文化界對抗,但當時擔任國內最大藝術團體視盟理事長的吳介祥老師,代表了藝術界站出來給了我們最大的支持,也戳破了那些市府以藝術包裝,以美術館為幌子要支解北廠開發的陰謀。吳老師告訴我們美學絕對不是見仁見智,也行動上讓我們認識了什麼是「文化暴動份子」。至於幫本書取名的建築史研究者謝明達,是我們常常出草的基本班底,有他的解說,建物吐白都可以變成一番道理,甚至連王大閎的台大地質系館建築都能用鍋貼皮加以比喻。他替本書取的書名,一定是個可以流傳後世的絕妙佳言。
  
最後的最後,我想還是要感謝所有一路走來一起努力過的文資保存朋友們。不管你是否已經灰心而引退,或者仍在第一線抗爭,這本書記錄下二十一世紀初台灣文資保存的荒謬,與我們無能為力搶救下的那些古蹟建物身影與城市歷史。
  
對於顢頇的執政者與文化官員,把這些歷史記錄下來,是我們在惡劣文資保存環境下唯一能做的。希望你們看到書中自己當時的那些言論與作為時,能有一絲絲反省的能力,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些什麼事。
  
期許台灣在文資法於2016年大修後,書中寫到的種種荒謬文資慘案與蠢事不要再發生。天佑台灣! 


內容連載

場所精神!從北門看三井倉庫的保存
 
位於台北市北門邊的一棟三井倉庫,歷史已經超過百年(至少建於1915年之前),相當奇蹟似地殘存至今。在2009年時,這棟建築原本已經被列入郝市府的好好看計畫中要拆除,卻因為筆者的報紙投書,而在2010年3月2日獲得了文資審議的機會(雖然結果是個毫無保障的「歷史建築」)。
 
這棟三井倉庫,依照文資審議時台北市文化局提供的資料顯示,其地址位於台北市忠孝西路1段165號,是棟四柱三間連續拱間的紅磚洋樓,為日本時代三井物產株式會社的舊倉庫,建物中央立面半圓形的山牆仍留有三井的菱形商標是其最大特色。該棟建物產權在二次戰後交由台灣省政府物資局管理,2002年精省後由台鐵接管,因此最終的產權所有者是台鐵。
 
在郝市府主政下的台北,只要是破敗的建物就會被「好好看」拆除,於是「好好看」成為一種毀滅城市記憶的動詞。說真的,沒有歷史深度與記憶的城市,是很可悲的。執政官僚當然可以用所謂的美化市容來拆掉老舊建築,因為在他們眼中本來就沒有什麼歷史的概念,當年把台北城門拆到除了北門是原樣之外的舉措,不也是為了美化市容發展觀光?郝市府時代的花博,更是個可怕的殺雞取卵政策。它結束後不會替台北帶來什麼永續的好影響,但卻會毀掉這個城市很多的記憶。當然,偉大的執政者可以說我們是除了古蹟以及歷史建築之外才會拆的。但,沒被列作歷史建築與古蹟的城市風貌就不是城市裡的特色嗎?一個好的市長,最好是有歷史與前瞻的眼光與遠見來推展市政,否則就是什麼都不做還至少不會亂拆東西。最可怕的就是亂拆亂破壞的建設,那真的就是萬劫不復。
 
沒想到,走了一個郝市府,卻來了一個更有拆除效率的柯市長。柯市府團隊上任以來,文資爭議不斷,一個重大的原因就在於市府團隊對於文化歷史的脈絡與基本價值認知不及格,因此各種計畫遇到文化資產時,缺乏文化論述的蠻幹,就引發衝突。以市府想推動的西區門戶計畫,改造北門,新增甕城與護城河的規劃,看似一個美好的都市門戶想像,但卻是一種後現代的浪漫滑稽偽古蹟再造,犧牲的是其旁真正訴說城市發展歷史與現代化歷程的三井倉庫。

位於台北市北門忠孝西路上的三井倉庫,因為市府的北門改造計畫要被拆除,最多只能移地保存。為何三井倉庫會在這裡?為何修改忠孝西路的路線線型會必須拆它?其實這些問題的背後,就是它存在巨大的文化資產價值與歷史意義,但市府看不見,文化局也看不見!
 
忠孝西路是日本統治初期拆除清代城牆後,新建三線道路所闢成的馬路,是台北走向現代都市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坐落於三線道路「頭」的三井倉庫,興建時就已經保留了道路邊的「亭仔腳」寬度,這是當年三井倉庫在文資會勘時,做為召集人的李乾朗教授特別提出必須留意的城市發展脈絡。因為,它是這條三線道路上現存最早的建築,其位置對於台北城走向現代化有重要的歷史見證意義。所以,今天市府要搞出個偽甕城與護城河,要改掉三線道路的直線路段,當然會卡到三井倉庫,而這個「卡」住,其實說明了它的價值!它做為三線道路頭,與北門間的關係位置,剛好展現了清代城牆轉化為三線道路的城市街路歷史脈絡。
 
在民間團體成立了「搶救北北三:北門×北三線×三井物產舊倉庫」的強力抗爭與訴求下,柯市府不敢拆掉三井倉庫,而改以位移來解套。然而,如果三井倉庫被移開原址,也就失去了其在三線路頭的重要「場所精神」,將只是一個空殼的建物,不再有與土地歷史脈絡的連結。
 
其實,北門的保存與周邊景觀議題,早在1970年代末期北門高架橋興建時,就已經引起討論與爭議。如今的柯P市府對於北門愛護有加,要重塑為西區門戶計畫,與當年想拆北門的官方看法大相逕庭。然而,柯P對於北門景觀的執著,要暴力挪開三井倉庫的決策,其實與當年想要挪開北門的看法如出一轍。我們大可以回頭看看當年的府方與民代是怎麼看事情的。

依照《聯合報》1977年4月的報導,「吳敦義昨天在議會民政部門質詢時首先提出:市府對古蹟的認定,應該經過很詳實的鑑定才行,像某林園大道旁邊,有棟破破爛爛的古屋,既未有先聖先賢的血汗,也沒有傳統文化的特色,但市府為了開馬路,不但計劃要拆遷重建,甚至還有人提議要這條林園大道繞道而行,這棟未列在內政部核定的古蹟名冊內的房子,不知道市府為何如此重視它?實有錯把『烏鴉當鳳凰』之嫌。吳議員說,一些真正有意義的古蹟,卻未見市府維護,譬如長沙街口的一棟樓房,當年是國父來台時居住過的地方,但知道的市民卻不多,身為主管單位的民政局實在應該檢討一番。張同生議員說,韓國對一塊實際上並沒有多了不起的石頭,只要有點歷史價值,都維護得使它看起來很重要,何況我們維護的是一棟北市古老的民屋。因此他建議市府應該『盡量』維護有歷史價值的文物。還未待民政局長回答,蔣淦生議員也發言,他認為保存古蹟要看它是否有真正的價值,而且保存的方法有很多種,不一定以原地保存為最好,譬如北門,當然應加維護,但像現在仍把它放在交通擁擠的地點,路過的市民,勢必不可能長留駐足欣賞。」
 
至於當時市長林洋港的說法,《聯合報》1977年9月的報導則是這麼說:「北門古城門在當初市府研議興建高架道路時,即有拆遷之議,但由於其為台北市的古蹟,市府官員均不敢輕意主張拆遷,只好保持現狀。目前北門高架道路的橋墩已大致完成,城門在橋墩的襯托下,覺得不夠莊嚴,有人說像個土地廟,市政府在最近的一次會議中曾再度討論拆遷的問題,林洋港市長認為如果輿論認為應該拆遷,則拆遷亦無不可,將來可配合民俗村的設置,搬到民俗村去,不過,拆遷事宜還要報中央核准才可。據說,古城門經過一個世紀的歲月風霜與人工修飾,已不若當初興建時的雄偉,因此將來拆遷重建將參考原來的圖樣興建。」
 
老實說,時空回到大約四十年前的台北,林安泰古厝與北門,就是考驗著文化資產保存法誕生的重要關鍵事件,但那種對於文化資產不重視的態度,看不順眼就想要拆遷重組的姿態,對比於北門與三井倉庫的不同命運,只能說市府還要多加努力。

在2016年5月20日這天,當許多人還在慶祝蔡英文就職總統而期許台灣的島嶼天光即將來臨之際,柯文哲的市府團隊,再度召開文資會議,決定三井倉庫確定要搬遷的決議。柯市長在隔日於臉書表示:「經過4次審議、15個方案、1次公聽會的討論,三井倉庫的保存方式,昨天在文資審查委員會定案了,決議延續101年文資會的結論,同意市府暫時遷移保存。」
 
但實情是,市府竟讓主推門戶計畫要拆遷三井倉庫的都發局長林洲民毫不迴避地坐上「文資委員」的位子教訓民眾。會中,民間團體請來的一名交通顧問,以其專業背景提出有條理的詰問,對北市府交通方案提出質疑,讓府方的論述站不住腳而感到威脅時,身兼都發局長和文資委員的林洲民中途離席,跑來詢問這位顧問「你工作幾年?工作經驗是什麼?聽說你有參與過交通局的計畫?是自己來承攬的嗎?」然後不斷將這位交通顧問的兩年工作經驗,與交通局副局長三十年的公務員資歷相比,試圖以家父式的資格貶抑民間方案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文史專家凌宗魁表示:「林局長暨委員用這種私底下對人民造成恐懼的不正當質問,再將質問結果做為呈堂證供,是在極權時代為特務單位所慣用的手段。看到一位負有盛名的建築專業者在成為技術官僚後,可以如此不遺餘力的證明其於戒嚴時期的養成背景。在標榜開放透明,打著年輕人信任旗號而入主市府的執政團隊中,如此無縫接軌的延續從前人民對政府的恐懼,真是令人對柯市府團隊的執政心態感到失望透頂。」
 
而這場文資審議會議中,當主席的副市長更是完全無視有幾位文資委員的異議,整場戲就是貫徹市府要硬幹的意志直接「裁示」結論。凌宗魁在會後悲憤地表示:「接下來幾年說故事的方式和角度,無論談北門、談機器局、談台北工場、談高石組、談鐵道部、談郵局這些偉大大大的國定市定古蹟,都會變成在講三井倉庫這個渺小小小的歷史建築,是如何為了一個傲慢偏執欠缺格局的執政團隊,『被感謝』、『被消失』在這個珍貴的文化資產場域。畢竟,這是一座不斷宣告拒絕以宏觀視野度量歷史深度的城市。」

回頭想想,柯市府的西區門戶計畫,以拆除真的古蹟與歷史建築(三井倉庫)為手段,再以只有幾張照片可以參考的規劃師創造,要搞出一個北門的門戶意象,實在是很「設計師的浪漫」與「偽文青的想像」。這樣拆掉真正可以訴說城市發展脈絡的建築,搞個假的城牆與路線的滑稽門戶規劃如果成形,將足可替柯P市府的文化功過做一個完整的定位。而這當中,替這個案子著力甚深的這些行政官僚,都將被寫入歷史,自行替自己在文化保存上的歷史定位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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