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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林毅夫在日本輕井澤。(李建興提供)

李建興專文:我的表弟─四十年回不了家的林毅夫

2019-05-15  李建興
*作者李建興為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東京大學醫學博士,醫療法人社團仁平會理事長,平和島整形外科院長。

「基於對歷史的癖好,我特地去參觀了許多名勝古跡,但是長城的雄壯,故宮的華麗,並沒有在我的心裡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戰國時代,秦李冰父子在成都所築的都江堰,由於都江堰,使四川成為天府之國,而始建迄今已近三千年,但它還在惠及衆生,當我站在江邊,聼那滔滔的水聲,真讓我有大丈夫若不像李冰父子為後世子孫千萬年之幸福,貢獻一己之力量,實有愧此生之嘆!」

這是我表弟林毅夫到中國大陸不久寫給我第二封信裡面的一段。

林毅夫,現職北京大學教授、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南南合作與發展研究院院長、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及名譽院長,於 2002年因為居住在宜蘭的父親過逝,本來打算以低姿勢回臺奔喪,未料被媒體曝光並抖出二十三年前他從金門前線游泳到中國大陸的往事。1979年臺灣尚未解嚴,兩岸仍處漢賊不兩立的敵我對立之中,大陸剛剛開啓改革開放,比起已經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臺灣,各方面都落後許多。這消息的傳開果然震撼了臺灣社會,將近一個月各種媒體競相報導關於他的消息,是否能回臺灣?在贊否世論二分的情況下,他的返鄉念頭不得不被打消。在徴得我表弟的同意下,我將他投奔大陸不久寄給我的兩封信公開出來,希望外界能理解當年他冒險游泳到對岸的心路歷程,而以平常心來看待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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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林毅夫抵達大陸後給作者的信。( 李建興提供)

(一)故郷時代的回憶

林毅夫原名林正義,小我1歳,與我同樣出生於風景秀麗,民風淳樸的臺灣宜蘭,可能是年紀接近以及談話投機,我倆從小就喜歡在一起遊玩, 長大以後一起讀書談論世事。我表弟從小就表現出無比的勇氣與對理念的固執,記得在小學的時候,有一天在他家門前的水溝邊玩耍,有一位身體高大的中學生前來欺負他,爭吵後打起架來被摔倒在地上,不過馬上爬起來再打下去,再次被摔倒後同樣爬起來又繼續下去,毫不退縮,經過幾番之後反而是那大男孩害怕起來跑離開現場。也還記得在中學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來到我家,當時父親跟親朋們在談論社會上一些不合理的現象,他在旁邊聼了不以為然插了嘴表示意見,大人們則說孩子不懂事,我表弟很不服氣就要爭論起來的時候,我拉他離開到外面騎腳踏車散心,一路上悶悶不樂一言不發,只是咬破了自己的指頭以血滴在手帕上寫了幾個字,我已忘了是什麽字。我倆在中學時代(前省立宜蘭中學),最高興的事是放學後晚上騎著腳踏車,一邊逛街一邊聊天,從生活中的芝麻小事談到社會國家的天下大事,當年吾輩接受的是國民黨所編寫的大中華思想教育,認識到近代史的中國是一個積貧積弱的大國,飽受列強的侵略與瓜分,並處於分裂的狀況,只是我們懷疑國民黨是否如教科書所描述的那麽的偉大,而共產黨則是那麽的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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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作者(右)大一,林毅夫(左)高三的時候與作者姊姊的孩子在家裡後院合照。(李建興提供)

林毅夫從小就喜歡讀歷史書物,並有崇高的理想與抱負,想要為中國的富強做一番轟功偉業。他首次將自己的抱負付諸行動是在臺大一年級,參加成功嶺寒訓後毅然決定投筆從戎,當時的參謀總長曾召見我表弟,建議可以轉到軍校中比較有人氣的中正理工學院或是空軍官校,他的回答是「我是來此接受磨練的,要選擇的當然是訓練最嚴格的陸軍官校」。從最令人嚮往的臺灣大學,轉到一般學生都不願進去的陸軍官校,每當我表弟穿著軍校制服,到臺北醫學院(現臺北醫學大學)附近的吳興街來找我的時候,是可以感覺到他雖然各項成績表現優異, 但談笑的眉宇常常流露出一絲惆悵,曾經寫信鼓勵他談到人各有志,只要朝著自己的既定目標勇往邁進是不用後悔的。投筆從戎之後,林毅夫在臺北一位朋友的家庭聚會上,認識了就讀於政治大學的現夫人陳雲英,畢業後倆人就結婚了。軍校畢業在陸軍官校當了一年學生連的排長,接著到政治大學企管研究所進修,當時我在臺北三軍總醫院實習,看到我表弟改穿便服進入一般研究所,仿佛他是返回到這現實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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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軍校時期的林毅夫。(李建興提供)

林毅夫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在他一生中冒的最大風險應該是在1979年5月,身為金門馬山最前線的連長,竟然冒著生命危險游泳到敵對的中國大陸。在這件事發生前一個月左右,我倆曾在宜蘭的一家餐廳(佳佳)聚會,當時我任職於前省立宜蘭醫院,正在辦理出國手續準備到日本東京大學進修,我表弟則是在金門服役中回臺度假,懷第二胎5個月的陳雲英也在場, 席中還是像往日一樣談笑風生,只是有説到以後可能很難再見面了!我笑著回答說只要我從日本回臺探親,而你也正好在臺度假的話不就可以見面嗎?還暗示到如果有什麽事情發生,希望能夠照顧他的妻兒,我只以為是在開玩笑一點也不在意。大約一個月後,一位認識林毅夫的大學摯友問我,在金門發生了一件大事展開了三天三夜的雷霆演習,會不會是你表弟闖禍了?這時我才彷然大悟,回答說不錯一定是他,當時我擔心這件事會影響到我的赴日行程,反而是在馬祖服役的我親弟弟受到調查, 當年9月底我如期的來到了日本。

(二)冒險追求的是理想

在我踏入東京大學整形外科(骨科)2個月左右,突然有一位在藥學部來自中國大陸的研究員要求跟我見面,我直覺到一定是有關林毅夫之事,在一家咖啡店裏,那位學長遞給我一封我表弟在1979年8月30日寫給我的信,

「建興兄:接到此信大概會讓你大吃一驚,但只要回想一下我思想成長的過程,也不致於太驚奇吧!我已順利回到祖國,目前準備再到大學攻讀幾年研究所。

在這裡生活飲食都很習慣, 請不用為我擔心。然而最令我操心的是:不知家裡近況如何? 雲英八月初生產, 是男是女? 我父母是否都平安? 你有他們的消息嗎? 若有, 懇請來信相告。同時若逢親人返台也請幫我捎個口信回家。…

這封信不知你能否收到,就不多寫了,等下封信再長談吧!回想四個月前我倆還在礁溪飯店,飲酒高歌,促膝長談,而今已天各一方,不知何日方能再相逢!盼望你的回音,…。」

能獲悉我表弟還活在人世的消息當然非常振奮,當時正忙著準備日本醫師國家考試, 但還是抽空很快的就寫了回信, 鼓勵他並希望他能夠實現自己的理想,不過這次的行動實在超乎我所能理解的範圍,所以在回信上提到,我是希望兩岸能維持現狀,雖然不贊成臺獨但也反對現況下的中國統一,因為兩者都只會帶給臺灣人民更多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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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抵達中國大陸後的林毅夫,寫信給在日本的作者報平安。(李建興提供)

收到了我的回音,翌年3月林毅夫的第二封來信是長篇大論,

「建興兄:臨別之際,未及問你將來在東京的位址,因此上封信僅以姑且試之的心情投寄,真沒有想到竟能接到你的回音,轉眼離家已近一載,雖説男兒志在四方,不能眷念兒女私情,而忘卻肩上的責任,但是思鄉之情卻是隨著日月的增長而加深。捧讀來信之際,真讓我深深的體會到了『家書抵萬金』之心情。」

首先他說明瞭兩岸間發生了這樣的大事件為何沒有被發布出來,

「回國以後, 原想儘速給家裡捎個消息, 但顧及親友的安全, 故不敢莽撞從事。我的回國對台灣當局來說, 當然是一件很難堪的事情, 而我在台的知名度, 更給了大陸一個很好的宣傳機會, 但為了在台親友的安全, 經我的要求, 組織終於同意只要台灣當局, 不對我的家屬和親友採取迫害行動, 這邊也就不以我的回國做文章。」

之後他敘述了當時大陸經濟的落後情況,不過還是充滿著信心,

「在大陸這段時間,経過組織的安排,我參観了許多地方,雖然総得來説,大陸在經濟建設方面還相當落後,人民的生活水準也還很低,但基本上每個人是可以吃得飽,穿得暖的,這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不能不説是一項突出的成就,在社會主義建設上,中國應該有更高的成就,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使整個中國的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現在中國從上到下正在実事求是地檢討建國三十年的經驗, 從中吸取教訓, 以便為現代化的中國之建設而努力。自從四人幇倒臺以後,整個大陸正在以一個飛耀的速度向前進步,人民充滿朝氣和信心。我深深的相信,中華民族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而做為一個中國人,是值得驕傲,是可以抬頭挺胸昂立於世界之上的。」

接著他闡述了文首的那一段抱負,並且對我的台灣前途看法做了反駁,

「臺灣的未來,現在正處於十字路口,長期維持那種妾身未明的身份,對臺灣一千七百萬同胞來説,並非終久之計,因此何去何從,我輩應該發揮應盡的影響力。正如你來信所說,臺灣不該獨立,更不因該再次淪為次殖民地,那麽臺灣應該往何處去,這個問題長久以來,一直是我心中思索的主題。基於對文化,歷史,政治,經濟和軍事的認識,我覺得回歸祖國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最佳的選擇方案。做為一個臺灣人,我深愛這塊生我,養我的地方,我願為它的繁榮,幸福奉獻一生的精力;但是做為一個中國人,我覺得臺灣除了是臺灣人的臺灣之外,臺灣還應該對中國的歷史發揮更大的貢獻。長期的分裂,對大陸不利,對臺灣不利,對整個中國的歷史更不利。因此如何在不損害臺灣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促使中國早日再度統一,是我輩有志青年無以旁貸的責任。…」

接下去他提到了為何要去從事經濟研究,「當然如何才能不降低臺灣人民的生活水準,不改變臺灣人民的生活方式,是一件非常複雜的問題,而我覚得將來臺灣統一以後,最主要的工作還是經濟方面;因此目前我準備再以三年的時間,對經濟理論問題再好好下一番功夫。…」

林毅夫最擔心的還是家裏的情況,最後寫到「上次在佳佳餐廳,我原有意將雲英,小龍,小麟托你照顧,而如今你已離開臺灣。雲英一個女子要扶養二個孩子,其艱辛可想而知,小龍已經三歲,正是最需要父親的時候,但卻只能和他母親相依為命,小麟出生,連跟父親見面的機會都沒有,我母多病,我未能盡人子之孝道,對於他們我實在有說不盡的抱歉,但願團圓之日早日來臨。…」

(三)豪情壯志的激發

在往後將近三年的書信往返中,林毅夫會報告自己的近況以及在大陸的所見所聞。

「為了使我能更深入瞭解祖國的実際狀況,組織安排我八月一日起到南京,蘇州,上海,杭州,黃山,廈門等地參観旅行一個月。“江山如此多驕,風景這邊獨好”看到祖國壯麗的山河,實在能夠激發一個人的豪情壯志。記得我倆小的時候經常盼望能夠結伴共遊神州,希望這個夢想在不久的將來即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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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林毅夫攝於南京長江大橋。(李建興提供)

另一封信,「現在暑假已經結束弟又回到學校,這個假期暢遊了嚮往已久的南京,黃山,蘇州,上海,泉州,廈門等地。這些地名在我們高初中的地理課裡均已學過,但非身歷其境,實難想像其美。以前看國畫時,總覺得那是出於畫家的藝術想像,但看了黃山的奇松,怪石,巧雲以後,才覺得畫中所表現的只有不及而無過之。其他各地亦均風景如畫。古人云『行萬裡路讀萬卷書』實良有此也。經過此番遊歷,更発讓弟覚得祖國的偉大和前途的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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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林毅夫攝於揚州瘦西湖。(李建興提供)

他封信,「國內目前正在審判四人幫,…這次審判我覺得其意義遠超過給予王江張姚等人應得的懲罰。中國在歷史上一向強調人治而輕視法治,結果就使政治的清濁和國家的興衰,維繫在官僚所屬普遍的道德覺悟上,固然我們不容否認歷朝歷代都有許多清官為保護人民的利益而不惜和周遭的惡勢力相搏鬥,但是如果沒有豐富的物質做基礎,這種普遍的道德覺悟是很難得到保證的。結果人治只給了少數當權者為所欲為的方便,下屬的民眾則處於毫無保障的地位。這次審判表明了中國已認清這個歷史病根,而且以極大的決心和魄力來促使中國從人治向法治轉變。

另外還有一件事,我想它在中國的歷史上也將是歷史的轉折點和里程碑,不過你在日本也許感受不到,那就是縣一級人民代表的選舉。解放前中國是有過選舉的,但那樣的選舉總是控制在少數官僚,買辦地主階級的手中,談不上是真的民主,而解放後這是第一次真的直接民選。要使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強國,那麼就必須使十億人民的潛力都得到發揮,而民主是實現這一點的重要關鍵之一。但民主也需要有一段學習的過程,想起中國有五千年封建統治的歷史,而目前還有80%的人口生存在農村,可想而知民主並不是一蹴可及的。所以這次選舉雖只在縣人民代表以下的層次舉行,其對教育群眾的意義來說,其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我想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民主的觀念和要求會深植在人心之中。…在北大的學生中要選出二位代表,結果有三十多人出來競選,他們透過演講,答辯,大字報等方式和選民做充分的接觸,雖然這些選舉人大多只有二十多歲,可是他們所談的問題範圍之廣和思索之深,確實很令我感到自嘆不如,從這批年青的候選人的思想和熱情中,我看到了中國美麗的前景和希望。」

(四)新天地新學習

林毅夫在他的第二封來信裡,已說明瞭自己為何要去從事經濟研究,因此要求當局能讓他進入北京大學經濟系就讀,在他的來信裡面也談到了自己的學習情況。

「弟回國轉眼已逾一年, 通過一年來的參觀, 學習, 使我對祖國的一切有了更深一層的瞭解。三十年來, 祖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上雖幾經極左思潮的破壞, 然而還是有許多足得驕傲自豪的成就, 尤其弟回國這一年, 正逢祖國把一切注意力集中到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道路路上來, 因此雖僅短短的一年, 但無論在物質生活, 經濟建設或文化教育上都有許多可喜的進步。今天的大陸就像歷盡嚴冬的大地, 到處充滿著生命力。…我想我們可以驕傲地說:昏睡一百多年以後, 中國已經重新站立起來了!

然而無可諱言的, 由於五千年的歷史包袱和三十年的封閉, 祖國在科學, 教育, 經濟, 社會建設上, 仍然和先進國家有一段很長的差距。不過這正是我們這一代青年人貢獻智慧和發揮長才的大好園地!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就能夠如同往日一樣, 再度比肩攜手並進於祖國現代化建設的大道上。

目前我正在研究經濟問題,祖國已在前些日子公佈了學位法,因此等你拿到學位時,弟大概又可以獲得另一學位。但這不是最重要的,祖國正在為社會主義建設摸索一條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道路!弟希望能夠將過去所學,結合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踐,為祖國的建設奉獻一點綿薄之力。同時也為將來台灣統一後的社會主義改造, 探索一條最有利於祖國和台灣1700萬同胞的道路。」

另一封信,「現在學習又將結束,轉眼在北大的學習僅剩一年。這兩年的收穫是很大的。現在我已能掌握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辨證法等理論武器,並準備由此理論為前導,結合中國的實際狀況研究一些現實的經濟問題.希望我的研究不僅能給我個人帶來一個學位,同時,對祖國的建設也能夠有所助益。」

他封信,「學校已經開學,暑假為了完成兩篇論文,寸步未離校園,現在文章已經完稿,接下來就要開始撰寫畢業論文,到明年,在北大的三年學習就將結束.這段時間對我來講是夠寶貴的了,它加深了我對歷史的認識,也加強了我對祖國的信心,它使我基本掌握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懂得如何觀察社會的現象,也使我初步學會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知道怎樣分析事物的變化.人生難得有幾個三年的學習時間,而這三年我的收穫竟是這麼豐碩。你在東大的學習也同樣是進入了第三個年頭了, 收獲也一定很大吧!!」

經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後中國開始走改革開放的路線,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芝加哥大學名譽退休教授舒爾茨(T.W.Schultz),於1981年被邀請到北大演講,我表弟臨時充當翻譯工作,那位教授欣賞他的才華邀請他到芝加哥大學去做研究, 並提供全額獎學金,結果林毅夫到大陸才不到三年的時間,在1982年4月就能到美國深造。當然, 能夠這樣的順利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 還必須在各方面能獲得當局的肯定與信任, 到了美國後的來信也提到「…大陸方面相當尊重我個人的意志, 因此送我到北大經濟系學習, 而這次再到美國來深造, 固然是一個偶然的機遇, 但基本上, 還是遵循著這條指導原則。」

後來的一封信寫道「芝大經濟系是美國最有名的經濟系之一,功課要求很嚴,競爭壓力特重,每年招收70名左右研究生,但能畢業的只有15名左右,…目前我的狀況還可以,希望能為中國人爭一口氣。」

(五)懷鄉思親

1980年春天在一返鄉的機會裏,我將林毅夫已在大陸的事實告知了他的家人,因為身邊沒有帶任何證物開始大家都還不太相信,尤其是我舅媽認為那只是在安慰她的媳婦而已。陳雲英交給了我一張她與兩位幼兒的合照,返回東京後很快的就把它寄給了我表弟,他的回信是「很高興您能幫我寄來雲英和小龍,小麟的照片,並告知家中一切平安的消息,對一個離鄉背井的遊子來説,這是最彌足珍貴的了。照片中的雲英顯得有點憔悴,這些日子也實在夠她辛苦了。唯信中未提及我父母的近況,他們也都平安嗎?」

隨著時間的經過,林毅夫的思鄉之情與對家人愧疚之心似乎越來越濃,幾乎在每封信裡都會吐露心聲,「離鄉一年,思鄉之情與日俱深,每讀李白:“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之句,輒潸然淚下。這一年來家中不知起了多少變化,我父母是否還健康?雲英是否還像過去那麽堅強?小龍,小麟都很可愛吧?家中經濟狀況若何?想兄必已度假歸來,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家中近況如何,急盼來信告知!」

另一封信,「12日是小龍的生日,已經4整歲了,大概已經長得很高很大。記得我還在金門時,他成天跟他媽媽吵著要爸爸,現在是否還這樣?如果是一定使雲英很傷心。小麟也一歲多了,應該已是很逗人。短期間和他們是不可能再團聚,希望他們都能生活得很好。」

他封信,「最令我擔心的還是家裏的情形,父母都已上了年紀,尤其我媽一向多病,現在是否還安康?對雲英,小龍,小麟更是有愧於心,不知他們最近的生活過得如何?我想10年20年內是很難和他們再見面了。雲英現在的想法是怎樣呢?當然像王寳釧那樣苦守寒窗十八載,以後一家團圓是一個很感人的悲喜劇,可是對一個女人來説,這未免太殘酷了。…」

再一封,「時光過得真快,今天又是中秋節了。古人說『每逢佳節倍思親』,您今天的心情大概也跟我一樣吧!秋天的北京是最美的了,酷暑早已過去,天氣清涼宜人;雖然沒有春天的繁花似錦,但是,早黃的銀杏,剛紅的丹楓,襯托著處處翠綠,也把大地點綴得五彩繽紛。長期生活在亞熱帶的人是領略不到四時變化的美的。到北京來已經是第三個秋天了,可是,北京的秋天給人的印象永遠是那麼新鮮。東京的緯度和北京相當,異國的秋天也一樣令人不禁懷鄉思親吧?!記得高中的國文課本中有一首唐詩,『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空山松子落,幽人應未眠』,今夜,對著當空明月,您是否也是久久難眠? 」

到了美國後的來信寫到「『為大事者,不顧家』,當初我是抱著這種心情離開的,但是,三年多來對於家中的老母,嬌妻,幼子及兄弟,姊妹,親戚,朋友,我還總是縈縈於懷不敢或忘。在短期內回台灣和家人團聚,讓他們分享我的成功和失敗是不可能的,但在我力所及的範圍內,我一定要為他們做些事情。對於小龍和小曦我也要盡力負起為人之父所應盡的責任。對于雲英的感懷,我也未嘗淡忘,如果她能到美國來夫妻團聚, 即是上上之策,如果不能,我想與其要她守活寡,不如讓她改嫁來得合人情一點。希望她能體會我這點心意。」

經過我的轉達,在宜蘭的陳雲英知道這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機會,問題是台灣方面能否放人,她先參加了來日本旅遊的旅行團刺探能否出國,成功後就充滿了希望開始補託福申請學校,在1983年1月終於能赴美尋夫。夫妻兩人在美國戲劇性的團聚後, 才把留在台灣的孩子一個一個接過去, 雖然說只是4年而不是想像中的10年、20年的離別, 但對一個家庭來講那已經是夠長的了! 其間的辛酸與煎熬是不言可喻。過了不久雲英寄來了一家人在美國樂融融的團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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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983年,林毅夫一家終於在美國團圓。(李建興提供)

(六)兄弟間的高牆

很遺憾的是在這段書信往返期間,我倆兄弟間的感情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也難怪,因為倆人所走的路實在是越離越遠,一位是現實的,隨機應變,朝先進國家日本;另一位是理想的,堅持己念,往落後地區中國大陸去發展。倆人在信上為臺灣的前途問題辯論不休,我表弟來信寫到「建興兄:…時間過得真快,記得第一次接到您的來信是去年的除夕,轉眼除夕又快到了。按照我們家鄉的演算法我過了年就是30歲了,但閉起眼睛來,我還可以清晰地記起,在美英(我姊姊)剛結婚時所租的中山路那個房子二樓的小客廳裏,我倆高談闊論的情形,那大概已是16,7年前的往事了,和那時相比,我的想法竟然沒有多大的變化,不知是執著,還是沒長進!

回國已快二年了,我還堅信我的看法是正確的,祖國的富強是我們所應該追求的最高目標,雖然國內在許多方面還很落後,但是96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0億人口,其潛力是巨大的,只要方向正確,政治穩定,很快就可以站得起來。…

如今已屆而立之年了,套用胡適講過的一句話『作了過江老卒,只有勇往直前』為了理想的實現,我會盡我的最大努力。」

除了對臺灣前途意見相左以外,我總懷疑以他當時的學歷, 背景,又不願被政治利用的同時,在那茫茫大地單靠一個人的奮鬥,到底能發揮什麽作用呢?簡直就像唐吉訶德想去完成那不可能實現的夢, 有一陣子我倆弄得很尷尬到不知如何提筆的程度。

我表弟到美國後的第一封來信,「建興兄:弟來美國已是四個多月,幾次提筆想寫封信和你談談,總不知從何談起而作罷。而你似乎也是欲言還休,這種沉默的僵局總要有人打破,因此,就讓我來談談吧! 我倆從小同穿一條褲子長大,你我之間的感情是超乎我們之間的親情和一般的友情。每當我心灰意冷或是志得意滿,想找個共醉一場的時候,第一個浮現我心底的人總是你。我心目中你是最瞭解我的人,也是我最可依賴的朋友。然而時間和空間的距離,似乎已在我們的心中築起一堵厚厚的高牆,使我們都難於再像過去那樣無所不談。當然我們都不可能停留在讀小學的思想狀態,把一切社會上不公平的現象簡單地歸咎於國民黨的統治。人總是在變的,一個人的思想也是應該隨著經驗的不斷積累而逐漸成熟,然我們的變化似乎是朝著不同的方向而發展。不過我相信我們的動脈是相同的,我們的內心對生我們,養我們的地方都懷有深厚的感情和強烈的責任感。因此,我們沒有自我疏遠的理由,只要我們能有機會再開誠佈公地談談,我們都會發現我們的共同點是多於不同點,我們的目標是殊途同歸。

三年前,我拋妻別子離開家鄉,回到大陸,並不是出自一時的衝動,而是經過長久的思索和周密的計劃,這一點你應該可以想像得到的。從我選擇進入官校以後,我的內心就一直存在著一個不解的矛盾,一方面,我是一個臺灣人,因此,我希望為臺灣的政治地位而奮鬥;一方面,我又覺得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因此,我也不斷憧憬著中國的強大。對於個人來説,只要我在蔣軍中堅持下去,飛黃騰達並非不可及之物。但內心這個衝突,卻永遠得不到解決。所以,回歸是我解決這個矛盾的唯一出路。……」

最後的來信寫到「我倆現在的觀點是稍有不同,但我想共同點還是多於不同點,不論統一與否總應以臺灣1700萬同胞的利益為出發點。因期末考在即,未能多寫,等寒假時再詳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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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林毅夫赴美後給作者的信函。(李建興提供)

(七)東京的再會

1986年, 林毅夫在完成芝大的學業後第一次來到東京,相隔七年的再會我們似乎忘掉了彼此間的爭執,徹夜暢談中仿佛回到了少年時光,或許有些是幸運吧!我開始相信他的所做所為是理智的。我表弟本來有考慮來東京大學做一年間的後博士課程研究, 不過實在沒有他所想學的, 所以選擇去了耶魯大學;不然的話, 兄弟間有較長的溝通時間, 或許我能提早理解他的研究將會對日後中國經濟發展所做的貢獻。

還有,在這次的見面我發現他有驚人的記憶力,不僅精通中國歷史,對日本歷史也很熟悉。泉嶽寺在我家附近,裡面有淺野長矩及赤穗義士之墓,是日本國定史跡,歷史事件是發生在江戶時代的1702年12月14日,四十幾位義士為一年前主君淺野的含冤而死報仇,殺死仇家, 以其首級祭祀亡主英靈, 雖然是一忠義之舉, 還是被當時的德川幕府判決全員要切腹, 後屍身陪葬主君於泉嶽寺。每當臺灣的親朋來訪,我都會帶他們去泉嶽寺參觀並作簡單的介紹,讓我驚訝的是我表弟竟然比我更熟悉那段歷史,反而是他在作講解,連義士的人數應該是46位而不是47位元等細節部分,都能記得清清楚楚。不用說, 當年他到大陸各地旅遊的時候,也是同樣的情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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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1988年林毅夫與作者的母親和孩子。(李建興提供)

當時我表弟在美國已有工作並有相當的收入,我曾經建議不如就留在美國繼續發展算了,不過他還是沒有改變要為中國奉獻的初衷,翌年,在耶魯大學研究後就舉家返回中國大陸,任職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他還在國外的大學兼任客座教授, 出國的機會很多, 每路過東京順道來訪, 在歡談中看來一切都相當稱心如意。

沒料到1989年爆發天安門事件,中國大陸似乎又要返回到那暗黑的時代,我表弟聽説也遭到了一些麻煩,有一陣子無法出國,還好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沒有改變,不久就能復出,2,3年後又有機會來到東京,他看來是有點疲憊。上世紀80年代是日本經濟的巔峰,我對我表弟說「你看!日本是這麽的繁榮,社會是這麽的有秩序,人民又是這麽的勤奮,中國怎麽能跟人家比呢?」,他不服氣的回答說「八,九十年前,有一位歐美作家在書上描寫當時日本工廠的情況,工人是那麽的骯髒與懶散,談到這個國家怎麽會有前途呢?」,就是這樣他對中國的未來總是抱著無窮的信心與希望。

(八)中國的奇蹟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上世紀80年代,經濟狀況還相當的不穩定,市場經濟的部分導入是刺激了經濟成長,不過因為過度通貨膨脹的關係,卻造成了社會的不安與混亂;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轍,又恢復到原來的計劃經濟,而此政策又讓激發起來的經濟成長變得死氣沉沉。決策當局不斷的遊走在市場經濟或是計劃經濟的困境中,而市場經濟所導致的社會不安與混亂則是越來越嚴重,天安門事件也就是在這背景下發生的,西方媒體包括日本在內評論中國經濟混亂的原因,不是市場經濟的導入不徹底,就是社會制度的不合適。

從1988年,林毅夫的團隊就開始研究這「一活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原因,發現這個亂象並不是如外界所指責的那樣,而是發展戰略出了問題。中國大陸向來的經濟策略,就像其他許多開發中國家,是優先發展資本集中的重工業,在國家資金不足的情形下,整個產業結構與價格機制不得不被扭曲,在此狀況下的市場開放無疑的造成了社會混亂。林毅夫指出,只要改變發展戰略一切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以亞洲四小龍(臺灣,韓國,香港,新加坡)的經濟成功為例,即應優先發展勞力集中的輕工業,以「比較優勢戰略」取代「超越戰略」,中國經濟就能長期的穩定發展。他的經濟理論被決策當局所採納,果然如他所預測,1992年後的中國經濟,不但能長期維持高度成長成為世界工廠,之前的那種「活-亂」現象也奇跡似的不再發生了。

1994年出版的『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一書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暢銷世界各國,當年他送給我一日譯本,我還半開玩笑的問到這本書的賞味期限有多久,我表弟回答說4,5年沒問題吧!如今已逾20年,那本書的許多主張都還是今日中國大陸的經濟指南。還有,他關於中國農村、農民、農業等「三農」問題的研究,也受到當局的青睞,林毅夫一躍成為中國經濟界的大紅人。1994年他創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2008年被升格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現在還繼續地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夙夜匪懈的為中國經濟發展在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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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1998年林毅夫在北大校園。(李建興提供)

(九)走向世界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林毅夫在國際經濟界的地位也扶搖直上,2005年他接受英國劍橋大學的邀請,在2007年登上國際經濟學界最高峰的講壇―馬歇爾講座,該講座被稱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登龍門。他的演講內容後來被整理成書『經濟發展與轉型:思潮,戰略和自生能力』,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創下該出版社的紀錄, 共有5位諾貝爾得獎者寫推薦文, 其中之一的推薦文是「林不僅影響了中國政府和企業界的思想,而且影響了美國與西歐的經濟分析」。由於他的學術成就,而榮膺英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和開發中國家科學院院士, 並且獲得歐美等海外10個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

2008年,世界銀行任命林毅夫為世行的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這是被認為經濟學家在國際上的最高職位,歷來均由先進國家的大師級經濟學家擔任,連當時還是世界第二位經濟大國的日本,他們的經濟學者也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榮譽, 這消息在日本也有相當大的報導。世界銀行的夢想是致力於一個沒有貧困的世界,我表弟的任命毫無疑問的是想利用他在中國的經驗,也能應用於世界其他開發中國家,幫忙解決這些國家的貧窮問題。林毅夫的角色儼然從中囯走向世界,他必須和來自各個開發中國家與先進國家的優秀經濟學家, 及政府領導人做對面的直接交流。

針對歷來的經濟學是以先進國家的構造為藍圖,林毅夫立足於他20多年來的研究成果, 從2009年開始倡導他所定名的「新結構經濟學」,是主張根據各個國家的發展程度,從開發中國家有什麽(也就是要素稟賦),和能做好什麽(也就是比較優勢)著手推動一個國家的發展。2011年他正式在耶魯大學著名的庫茲涅茨年度講座上發表, 2012年在世行任期結束前,以『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一書由世界銀行出版社出版,書的推薦文之一寫到「世界銀行一直致力於實現一個沒有貧困的世界。在這部傑出的著作中,其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設立了一個讓這個夢想成為現實的經濟路線圖。…」。這本書的價值, 如同他的1994年著書『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所激發起的中國經濟的高度成長, 也將會帶動世界其他開發中國家的經濟騰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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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2017年8月作者在北大林毅夫的辦公室。(李建興提供)

雖已屆退休年齡,2015年年底林毅夫又在北京大學成立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推動新結構經濟學研究的深化,傳播和運用,並擔任2016年才成立的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的院長。去年他與塞勒斯汀・孟加教授合著的一本書『戰勝命運-跨越貧困陷阱  創造經濟奇蹟』,是為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精心的勾畫了一通往繁榮的實用路線圖。有3位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寫了推薦文, 其中之一寫道「這部力作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了令人振奮的消息。一個國家不需要發展到相當程度才能實現經濟增長, 以色列對內蓋夫沙漠的開發和馬裡生機勃勃的芒果業就是最好的證明。歷史上也不乏關於經濟在教育貧乏和基礎設施薄弱的情況下實現起飛和持續增長的鮮活例證。」

(十)結語

回想半世紀前當我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我表弟就有大志,想要為積貧積弱的中國做一番轟功偉業, 當時想像他未來的職業不是軍人就是政治家,我猜他也是抱著同樣的念頭吧!才會有日後的投筆從戎之舉。實在不敢相信今天竟然是以一位世界馳名的經濟學家,不僅對中國大陸,對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也都做了莫大的貢獻。他的足跡已走遍了世界各角落,且特別樂意到那些需要他幫忙的地方,比如非洲等開發中的國家;遺憾的是卻還不能回到生他、養他的故鄉台灣去奉獻自己。

1979年5月16日的事件尚未解套,然而沒有那一天的決行就沒有今日的林毅夫,為了理想的實現,在不知何日才能再相見的情況下,那天晚上他要拋妻別子,要離開老父老母與親朋們,要離鄉背井去那更貧困的地方,要在黑夜裏冒著生命危險游泳到敵岸。時代是在改變,兩岸間雖然還有相當大的對抗意識,但比起半年世紀前的敵意是降低了許多,人民間已可以自由往來交流,如果處在今日當年的事件就不可能發生。臺灣人民的意識形態是有相當大的變化, 但是事件至今已將近40年,我表弟是否能回到他魂牽夢縈的故鄉, 顯然已不是甚麼法律問題, 而是純粹的政治考量,看來只能期待兩岸間的緊張關係能有所改善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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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政治問題,只有政治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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