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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康辦公室」執行長李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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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工作會主任白萬祥頒發003號「心戰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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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澎孝在美國負責的「民運刊物」

黃澎孝》好佳在我們失敗了

2019/01/15 中時電子報

幸虧當初我們的「大陸工作」失敗了

黃澎孝 臉書 2018年6月6日

真好佳在,我們失敗了!
—「心廬」「劉少康」「六四」& Me —

你有被老共指名道姓的罵過嗎?
當我還是國防部心戰處上尉心戰官時,就被老共在海外傳媒上,組織文章把我罵了整整一個禮拜!

老共這一開罵,讓我獲得了 經國先生的召見,王昇、許歷農、楊亭雲諸上將的青睞,以及中央日報社論主筆、蒙藏委員會研究委員等等,史無前例,後無來者的兼職。那年我才二十八歲。

此後十年,我在「心廬」、「劉少康辦公室」、「大陸工作會」這幾個反共、反統戰而名燥一時的單位,以無比的熱情,投身於所謂的「大陸工作」和「大陸政策」上。

當時我真的相信,透過我們的努力,一定可以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巨輪,促成大陸的「和平演變」。

「和平演變」?好文明的詞彙啊⋯⋯!
這是五零年代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在1953年提出來,對付共產陣營的策略。

簡單的說,就是藉由西方民主理念的宣傳,自由市場經濟的推展,來逐漸改變共產國家人民的觀念,進而從這些國家的內部,來瓦解共產黨的統治。

杜勒斯曾公開預言,共產國家的第三、四代人,必然發生「和平演變」。看起來他還真給測準了!

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 隨著共產國家陸續的經濟體制改革,果然也帶出了政治體制變革的思潮;一股所謂「民主化」的運動,從東歐橫掃到前蘇聯的各加盟共和國。

影響所及,連中國大陸也掀起了一片波濤洶湧的「民主運動」,這就是後來大家簡稱的「八九民運」。

就中共而言,老謀深算,長於鬥爭的毛澤東,首先對這種「和平演變」的「戰略危機」,發出了警訊。

1957年5月的「反右鬥爭」,六0年代和蘇聯爆發的「反對修正主義」鬥爭,乃至於,後來的「文化大革命」,相當程度上,都與防止「和平演變」有關。

為了防止發生杜勒斯預言共黨第三四代人的和平演變,毛澤東提出了要「慎選革命接班人」的主張。

沒想到,中共建政後,第四個領導人:趙紫陽總書記,竟然就動搖了;而對以大學生為主,發起的「八九民運」,產生了同情。

造成了「民運」浪潮幾乎席捲全大陸,數十萬學生佔領了廣大的天安門廣場,長達五六十天之久。嚴重衝擊了共產黨領導的政權。

最後,在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和多位中共第一代老革命的決定下,在1989年6月4日凌晨起,開始對天安門廣場的佔領者展開了武裝驅離行動,在西方媒體的報導下,造成了舉世矚目的「天安門」事件。當年,我36歲。

坦白說,「八九民運」爆發時,我是非常興奮又自豪的。我覺得我的「偉大志業」,得到了實際的進展,大陸民主化的和平演變,已可拭目以待⋯⋯!

沒想到,「六四事件」一棒子砸碎了我一廂情願的幻想。大陸學生固然不堪一擊,解放軍也沒毅然「反正」,站到所謂爭取自由民主的「人民行列」。

民主陣營領袖的美國,只管煽風點火,「六四」之後,卻又置身事外。至於,喊了幾十年「反攻大陸,解救同胞」、「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咱們「自由中國」,更是袖手旁觀,甚至於連對逃出大陸的「民運人士」,都不敢施予援手⋯⋯!

哈哈哈⋯⋯,我被騙了!
我那不惜生死以之,燃燒青春,努力以赴的志業,竟然是一場冷戰時代的跨國騙局!
我引以為傲,充滿了成就感的事業,竟是現代版「唐吉軻德鬥風車」的鬧劇!

是的!就是「六四」天安門事件,讓我開始覺醒了!從此,我對所謂的「大陸工作」,也迅速退燒,乃至於興趣全無了!

時光荏苒,就在前幾天的六月三日,當年那個意氣風發的36歲中校心戰軍官,剛剛過了65歲生日。緊接著,就迎來了「六四天安門」事件29週年的紀念日。

雖然歲月如梭,似乎彈指之間就過了29年,但是,以30年為一個「世代」而言,實足以檢視一些前塵往事的是非得失。而海峽兩岸,這將近三十年的發展,則適足以互為對照。

三十年來,正是台灣所謂「民主化」進展迅速,全面落實的關鍵階段。相對而言,「六四」之後,大陸的所謂「民主運動」則遭致打壓而停滯。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自從台灣「民主化」以後,經濟發展突然就停滯下來。相反的,自從「六四」之後,即便在國際制裁圍剿之下,大陸的經濟發展卻飛躍前進,如今已然成為穩坐世界第二的經濟體。兩岸相較之下,恰有一辭足以形容:「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

1989天安門事件後的一兩年內,東歐共產陣營發生民主化巨變,1991年底,蘇聯更為之解體。次年,有一位名叫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的美國學者,寫了一本名《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斷言:意識形態的爭辯從此終結。「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已成舉世唯一出路。

但是,經過二十年的觀察之後,2014年,他又出了另一本名為《政治秩序及其衰落》(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的書,徹底修正了他之前的主張,他終於發現「民主」不是萬靈丹,國家治理能力更為重要。

其實,29年來,我跟福山教授一樣,一直在反復省思:假如「八九民運」成功了,假如我們達成了「和平演變」的目標,今天的中國會是怎樣?

我們根本無須走遠,看看台灣這二十幾年來,因為民主所造成的政府治理能力不彰,社會的紛爭和內部的撕裂,我要很誠實的說:
幸虧,當初我們的「大陸工作」失敗了⋯⋯。

延伸閱讀:
黃澎孝:1982年,我在「劉少康辦公室」承辦「葉常棣,張立義申請返台案」的事實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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