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實力為和平奠基-
美國對抗中共的21世紀圍堵戰略
New Containment Strategy: Flexible Deterrent Options
2019-11-29 蜂評網 評論員 Solid Snake
隨著中共政權徹底拋棄和平崛起的偽裝外衣，開始赤裸裸地展現對於西太平洋和東亞的野心之後，在前蘇聯倒臺後，長期享有絕對性優勢的美國及其盟邦也開始針對中共的對外擴張行為逐步採取相應對策。從東海到印度洋，美國和中共的對抗態勢可以說已不再是單純的臆測或是紙上談兵，而是結合了前進部署和軍事同盟的多層作為。美方在對抗中共擴張的作為中，一方面承襲了肯南提出的圍堵戰略精神，透過和東亞盟邦的互動重建軍事合作，並恢復一部份過去在冷戰結束後即行撤離的前進作戰據點和基地，藉此彌補因為地理限制，導致現有前進部署兵力強度可能不足以對抗中共舉全國之力所實施戰略奇襲的限制。在此同時，美國也希望藉由以武力為後盾的強制外交，促使中共願意加入並遵守現有的國際體制，而非總是大玩兩面手法，毫不掩飾其企圖恢復朝貢體系基礎的野心。美國希冀藉此避免東亞地區的武力衝突態勢升高，而影響日趨緊密的國際經貿交流和高度互賴的能源與生產體系。
雖然中共不斷對美呼籲應放棄冷戰思維，但從國際戰略現實面來看，美國基於維護全球戰略利益的考量，自然不希望西太平洋乃至於東亞和南亞的沿海精華區，因為鞭長莫及而淪為中共囊中物，但是重新挑起白熱化的對峙顯然對於被迫擔任全球警察的美軍來說也非上策，因此美國才會逐步以原有的圍堵策略為中心，逐步修改戰略與戰術作為，企圖在雙方戰略利益持續衝突的狀況下，維持主動優勢並且牽制中共的擴張野心。這代表不論檯面上雙方是否握手言和，美國將中共視為頭號戰略對手已是事實。換言之，中共的野心和美國的戰略利益已經走到了互相衝突的邊緣，因此美國必須採取更具彈性的方法抑制中共對外擴張，但是，又不能落入二戰前綏靖主義的窠臼，否則，好不容易維持到現在的東亞盟邦和經貿利益都將危如累卵。
軟中帶硬
以強勢武力貫徹外交和平
由於中共對外政策向以巧取豪奪和遠交近攻為主軸，因此美國其實早在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之後，即意識中共不惜使用軍事臨界手段解決內政和國家利益所趨的危險性，加上中共官方自2003年起就以三戰（法律、輿論、心理）為對外統戰主軸，企圖營造適合有限武力威脅遂行其所望戰略目的之環境。因此美國官方面對中共的平戰一體混合攻勢下，所端出的主要對策就是所謂的彈性遏阻（flexible deterrent options）。
彈性遏阻雖然看起來標新立異，不過如前所述，在本質上仍以圍堵政策為指導原則。事實上，如果回顧20世紀冷戰中的美國國家戰略就可以發現，雖然歷任政權都根據當時的國際局勢選擇因時制宜的戰略取向，但是在本質上都是遵照圍堵戰略的走向，亦即讓共產主義無法擴張、並且最後因為體制上的缺陷走向自我毀滅。因此不論是介入韓戰、越戰或是拉攏中共都是為了圍堵戰略的指導方針。雖然在後冷戰初期因為反恐戰爭和蘇聯解體而暫時錯失方向，但是中共積極跨足藍水和掌控歐亞世界島東半部的戰略目標圖窮匕現之後，國安單位與軍方都早已提出警告，只是因為政治考量才不斷延宕。
不過，美國受限投入反恐戰爭過度擴張，要恢復對亞洲的前進部署兵力強度並非一蹴可幾。加上中共作為區域專制強權的軍事威嚇對於亞太盟邦而言不容小覷，因此美國在2000年後於參謀聯席會軍官手冊中將彈性遏阻納入準則。依美軍聯參定義，彈性遏阻的所望目標在於針對敵行動所擬訂之計畫作為，其目的在於使敵能明確理解我方意圖，藉此達成在事前或第一時間內諭止敵進一步作為，避免衝突升級或侵略行為持續擴大，並藉由結合軍事、情報、外交和經濟等處遇手段，阻卻敵方的行動企圖或持續作戰意志，爭取我方後續戰略作為反應時間，讓敵我雙方都能夠有更多選擇空間尋求其他外交對話管道進行協調與談判。
雖然定義上看似複雜，惟就實際而言，彈性遏阻的執行面其實就是利用升高軍事壓力、經濟制裁和外交抗議等綜合手段，對敵行動意志產生壓迫效果。其目的與其說是施加壓力，更重要的是透過上述作為展現對於敵方行動的重視程度，避免敵方刻意忽視或誤判我方訊息與立場。易言之，美國聯參定義的彈性遏阻是一項結合軍事行動的戰略示警，代表美國對於某項區域事件的明確立場，讓敵方沒有額外的解釋空間，藉此避免敵方遊走灰色地帶進而以蠶食戰略達到所望目標。
2017年8月中旬，時任美軍參謀聯席會主席的鄧福德上將訪問中國大陸時，與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面。（圖：U.S. DoD）
軍事手段的選擇
由於彈性遏阻的主要目的在於防止敵方實施損害美國戰略核心利益的行動，因此所採用的軍事手段自然也依照狀況而有所不同。依美軍聯戰教範規定，當軍方奉命實施彈性遏阻作戰時，主要選項包括直接兵力投射、主被動防禦態勢、全球打擊（包括核武和非傳統攻擊手段）和戰略對話。其中戰略對話是唯一不以兵力展示為主體的軍事作戰，也是美軍目前在應付大部分低強度區域衝突中所使用的策略。至於其他選項則幾乎都形同21世紀版的砲艦外交，而且並未排除在狀況升高時將兵力直接投入戰場的可能。
而從美軍近年來在東亞地區的作為可以發現正好和彈性遏阻的作為想定若合符節。特別是在中共不斷透過海空軍遠洋航訓強化戰略存在意義，而且在2013年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之後，美國除了立刻透過正式外交管道遞交抗議函，更依照彈性遏阻指導方針開始配合軍事手段進行表態。就在中共公開發表東海防空識別區之後不到兩天，美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部立刻宣布派遣喬治華盛頓號航艦加入美日協同演習，並且配合第七艦隊對釣魚台海域進行海空聯合打擊操演。而且當時的國防部長海格也公開表示，美國將忠實履行和盟國及友好國家的約定，而根據簽訂多年的美日安保條約，釣魚台的實質管轄權仍屬日本。而且不論中共對外如何宣稱，美國防部長還特別強調美軍的作戰行動不受影響。
而為了進一步落實彈性遏阻的軍事加乘效果，除了海軍加派航艦打擊群之外，美空軍也在第三天立刻派遣兩架B-52戰略轟炸機自關島安德森空軍基地起飛前往釣魚台周邊空域，也就是中共自行劃設的東海航空識別區內進行巡弋任務。更甚者是為了讓中共清楚了解美國不打算承認中共未經協調擅自劃設防空識別區的作為，美空軍B-52戰略轟炸機在執行此次飛行任務前，並未依照國際慣例向中共提出飛航通報。而面對美軍的彈性遏阻作為，共軍雖然在事前不斷高調宣稱對於未經通報侵入防空識別區的不明機將採取軍事手段，但是對於美軍的一連串軍事施壓行動並未做出實際反應。顯見美國採取彈性遏阻的軍事舉措，確實達到了在一定程度上確保美國戰略利益的效果。而且為了進一步強化和東亞盟邦的協同作為態勢，美空軍在派遣B-52進入釣魚台周邊空域前，已經和航空自衛隊進行事前計畫操演，並獲得南西混成航空團的全程地面戰管雷情以及在空機掩護支援。而韓國軍方雖然沒有在第一時間內加入美軍彈性遏阻作戰，但是也明確表示不承認中共的東海防空識別區，也不會進行事前通報。
除了以軍事行動在第一時間內表達立場外，美日在2014年更聯名向國際民航組織（ICAO）提出抗議案，援引芝加哥條約指陳中共擅自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恐有危害航空安全之虞，並且要求國際民航組織對於防空識別區和航空自由間的關聯性作出裁示。根據美軍校準部的作戰分析報告指出，美軍戰區指揮官迅速和盟邦的合作採取軍事手段削弱中共劃設防空識別區的正當性，即便無法讓中共單方面撤回宣示，但對於鞏固東亞盟邦和避免中共行為取得正當性的層面來看，已符合彈性遏阻的原始作需想定。
美國強調航行自由，軍艦頻繁穿越南海，圖為2019年11月通過南海的蒙哥馬利號濱海戰鬥艦。（圖：U.S. Navy）
政軍不同步
美國亞太彈性遏阻策略的問題點
中共海空軍開始頻繁進出西太平洋之後，美國的彈性遏阻策略也逐漸隨之升級。但是效果卻和2013年的行動相較之下有顯著差異。究其原因恐係因政治考量而錯失良機。概因彈性遏阻策略必須在第一時間配合軍事行動和明確的外交宣示方能成效，如果其中一部份未能相輔相成，彈性遏阻的效果就會大為降低。
像是美軍在南海執行中的通航自由作戰就是彈性遏阻作為未臻理想實例，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未能明確表達對於中共作為的反對，而且外交宣示相對薄弱，導致軍方雖然依命令實施通航自由作戰成功，但是卻未能有效轉化爲對於中共的壓力加乘效果。特別是在爭取周邊盟邦和友好國家的成效上更是不如預期。而導致此種狀況發生的主因就在於過度顧忌中共反彈的可能性，因此即便已經實施軍事行動卻未能有效擴大影響，最後反而導致後續狀況發展難以收拾。相較之下，在對中共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的案例中，美國政軍高層能夠統一口徑立刻做出明確表態，將作戰重心放在如何立刻阻止中共現行作為上，而且符合勢險節短的原則，在敵立足未穩的狀況下就立刻進行逆襲，因此在後續成效上的表現自然高下立判。換言之，美國的彈性遏阻策略必須在短時間內做出明快反應，方能獲得預期效果，如時間拖長而又受到其他因素影響致未能正確表態，極有可能變成無關痛癢的政治空談。
中美在南海對立日益尖銳，2016年12月15日解放軍海軍在靠近菲律賓的南海海域扣押一具美國海軍的海洋滑翔者水下無人載具，圖為由美國與英國施放的同型載具。（圖：U.S. DoD）
再者，美國在實施彈性遏阻策略時，獲得周邊重要戰略盟邦的鼎力支持也是關鍵之一。這代表在平時就必須把盟邦納入美國的彈性戰略軍事選項計畫作為，即便盟邦角色未必擔負實兵作業任務，但是透過參與可以讓盟邦清楚了解美國實施彈性遏阻的所望目標，同時也可以在美國軍力未及之處提供持續性的監視和介入。特別是在南海局勢詭譎未明，中共海空軍又不斷進出第一島鏈，試圖透過三戰手段對於近在咫尺的東亞盟邦進行蠶食壓迫的狀況下，美國如果想利用彈性遏阻策略避免衝突升級，顯然就必須以更果斷的態度下達決心，否則非但成效有限，還可能讓對手誤判情勢，反倒讓態勢一觸即發。
而為了達成前述目標，美國已經開始責成各部會針對可能發生的威脅狀況進行彈性遏阻策略的計畫作為，目的就是縮短反應時間和增加衝擊效果。以法國處理基地組織攻佔非洲馬利的事項為例，由於原本法國官方遲遲未能下達決心顯著表態，導致基地組織勢如破竹，直到聯合國安全保障理事會下令後，時任法國總統的歐蘭德直接以電話下令法軍執行藪貓作戰（Operation Serval），方得避免馬利淪陷。顯見在區域衝突不斷升高之際，唯有直接而快速的行動模式才能夠有效避免事態一發不可收拾。
回顧美國處理東亞區域衝突的歷史，採取漸次介入的和緩作法，往往都只是讓原本就圖謀不軌的對手誤以為美國默許致有機可乘，反而是結合軍事行動的明快表態才能讓狀況得以快速降溫。像是在1996年的第三次臺海危機中，美方迅速調派航艦戰鬥群通過臺灣海峽，配合外交聲明和第二交涉管道，讓原本一觸即發的態勢得到抑制與遏阻。至於當前面對中共在東亞地區的擴張態勢，美國欲使彈性遏阻策略奏效，其早期介入之效果必須在多方面賡續調整。因為中共作為區域強權，在軍事與政經層面上的確具有相當程度實力，而且由於具有內線作戰的地理環境優勢，因此美國在運用彈性遏阻策略時，所不可或缺的軍事行動能力就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雖然美國擁有強大的傳統距外打擊能力，但是在彈性遏阻策略中所需者，往往並非摧毀關鍵目標節點，而是類似砲艦外交的軍力展示。即便有第一島鏈和位於西太平洋的前進基地輔助，美軍軍力在執行此類任務時仍須審慎評估。因此未來美國將會更依賴東亞盟邦提供執行彈性遏阻策略的協助，甚至還可能直接派遣實兵參與。必須強調的是，美軍協同盟國兵力作戰的考量並非在於後勤補保或兵力問題，而是基於保留足夠應變兵力進行快速機動的需求。
彈性遏阻策略是美國遂行圍堵作為的戰術之一，但是要確保戰術成功端賴正確的情勢研判和迅速下達決心。特別是在中共內部政治局勢仍舊有其不確定性，且作為寡頭統治專制政權在對外政策上以政權存續為優先的考量下，逐步升高衝突態勢的可能性恐怕只會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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