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參謀本部位於柏林國王廣場舊址，1900年拍攝（資料照：取自Wikimedia Commons）
林挺生觀點：
德國參謀本部的前世今生
林挺生 ＊作者為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政治系教授
曾有史家說過，歐洲創造了五個最重要的組織制度：羅馬教會、英國議會、俄國芭蕾舞團、法國歌劇院、與普魯士參謀本部。任何對近代戰爭的研究，都不能忽略這個由普魯士建立、德國繼承，扮演軍隊神經中樞的重要機構。在參謀組織已成為各國軍隊有機構成一部分的今日，讓我們回顧當年在烽火中淬鍊出的參謀本部原型，應該不只是懷舊復古的情緒，而是推動創新的契機。
生於憂患
十九世紀初，法國大革命徹底改變了歐洲戰爭的性質。拿破崙的新式軍隊橫掃歐洲，造成持續一整個世代的動盪與殺戮。有的史家認為政治社會的變遷改變了法國，也改變了法國軍隊及其戰略與戰術。其他學者則認為技術演進因素更有解釋力：從十八世紀下半起，在火砲技術、軍隊組織、道路修築、地圖繪製上的進步，使得建立、維持、與管理更大而更具破壞力的軍隊成為可能。
過去使用雇傭兵的小型軍隊，在有限的地區進行機動作戰，與一般百姓無太大牽連的所謂「內閣的戰爭」已經退出時代舞台。由法國公民組成的龐大志願軍，在意識形態狂熱的引導下，以更快的行軍速度，更有效率的後勤制度（或更無情地現地搜刮），更合理的軍隊組織，成為歐洲所向披靡的軍事力量。砲兵軍官出身的拿破崙，特別注意火砲在戰役中的運用，使戰場成為更加致命的鬥爭場域。
當時還只是二流歐洲強權的普魯士王國，在1806年遭拿破崙屈辱地擊敗（耶拿會戰），被迫仰敵人鼻息掙扎求生。1812年拿破崙入侵俄國時，還向普魯士徵兵，讓一群普魯士菁英軍人憤而出走俄國對抗拿破崙，其中包括以《戰爭論》成為西方兵聖的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1806年同時也是普魯士重建新式陸軍的啟始年代，少壯軍事貴族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與格奈森瑙（August Neidhardt von Gneisenau）是這個改革運動的領導人物，也一手催生了普魯士參謀本部。
沙恩霍斯特，第一任普魯士參謀總長（資料照，取自Wikimedia Commons）
格奈森瑙，第四任普魯士參謀總長（資料照，取自Wikimedia Commons）
西方兵聖：克勞塞維茲（資料照：取自Wikimedia Commons）
由一群顧問或參謀協助將領指揮戰事，是與戰爭同樣古老的作法；但將戰爭準備與執行統整在一個現代官僚機構內，則是普魯士陸軍的創舉。關於參謀本部的概念，最早出現於1795年馬森巴赫（Christian von Massenbach）撰寫的一系列備忘錄中。這位曾經在腓特烈大帝麾下效力的軍事思想家認為參謀本部需要具有四項功能。
第一，對潛在敵人與可能的戰場進行研究；
第二，在承平時期針對可能發生的衝突狀況制訂戰爭計畫；
第三，設計一套模擬的工具，針對不同的敵人，不同的戰場環境，進行戰爭過程的推演；
第四，將理論與實踐結合，參謀軍官必須定期輪調至野戰單位熟悉基層狀況。
馬森巴赫指出唯有如此，才能系統性地進行戰爭，在一定程度上計算各種結果的機率，克服經常破壞軍事行動的突發挑戰。參謀總長要確保戰爭計畫的統一性，應該擁有上謁權直接向國王負責。參謀軍官從所有普魯士軍隊中選拔，以學識、客觀性、創造力、與性格等條件為標準。
1824年，參謀本部的基本架構已經浮現：在戰爭部第二處督導之下，由1位中將擔任參謀總長，13位校級軍官與15名上尉中尉軍官為主幹，本部設於柏林。在柏林之外，還有一個平行的架構：每個軍級、師級單位各有其部隊參謀部（TGS）。軍級單位為1位參謀長與2位副手，師級單位為1位參謀長與1位副手。本部內的分工根據潛在敵人的位置分為三個處：第一處負責東部國境可能發生的衝突，包括奧地利、俄羅斯、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第二處負責南部戰場，包括義大利與瑞士；第三處針對西邊鄰國，包括法國、比利時、荷蘭、與英國。
參謀軍官教育是參謀本部特別重視的環節。柏林的普魯士戰爭學院於1810年成立，與柏林洪堡大學同時，兩所高等學院的師資是互通的。1820年代，戰爭學院的課程中60 %為數學、物理、化學、德國文學、歷史等一般課程，40 %為軍事史、統計學、砲術、攻城法、戰術應用、參謀作業等專業課程。克勞塞維茲曾批評戰爭學院專業訓練內容不足，更像是一所小型的綜合大學。到了十九世紀末，專業課程的比例已經超越一般課程。從一開始，軍事史就是軍事教育的核心部分，參謀本部特別成立軍事史部門，參謀軍官被要求研究、演講、發表戰史研究文章。這也使得參謀軍官自認屬於普魯士知識菁英的一員。柏林 E. S. Mittler出版社（創立於1789年，為現存最老的德國出版社之一）幾乎是參謀本部專屬的出版機構，負責編輯出版軍事文獻、戰史叢書，以及軍事期刊。
普魯士戰爭學院（資料照：取自Wikimedia Commons）
普魯士戰爭學院馬場（資料照：取自Wikimedia Commons）
現代地圖的發展，在十八世紀末從法國開始，經過持續的改進，成為一套標準化的製作流程。普魯士被擁有更好地圖的法軍打敗，決心開始學習地圖的製作方法。1816-1924年，全國地圖的測量與繪製，主要掌握在軍方手中，而參謀本部就是實際的執行者與使用者。1914年前的6位參謀總長中，有4位曾經親自參與地圖測繪，3位曾著書討論地圖製作技術。老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Elder，1857-1888年在職）1928年出版了地圖測繪演講的結集本。希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1891-1906年在職）在中尉時代於測地部門服務了兩年，30年後，每天早晨的工作總是從參謀本部地圖室開始。
兵棋推演（簡稱兵推，war games）則是參謀本部用來檢驗作戰計畫與模擬戰爭流程的工具。從1780年代開發出來的棋盤式對抗，到1795年的作戰計畫對抗，再到1809年沙恩霍斯特對大型演習的改革，最後由芮斯維茨（Reisswitz）父子於1824年將現代兵推的規則定型，而成為參謀本部例行的訓練工具。
兵推的主要目的包括：
一、兵推為實際決策的訓練場合，可教導與學習指揮軍隊的方法；
二、它是在模擬戰爭狀態下，檢驗評估作戰計畫的工具；
三、它是能夠激發出創新概念的早期智庫；
四、它也是考核參謀軍官能力的有效方式。
然而，無論多好的制度設計、組織架構，終究要有人來執行，並順應環境改變加以修正，否則只是紙上談兵。草創時期就出現許多超越時代觀念的普魯士參謀本部，正是有幸得到一位最佳的領導人才：老毛奇，在其漫長的三十多年任期中，讓參謀本部成為名符其實的戰爭機器，也將德國軍隊打造成世界第一的勁旅。
老毛奇，擔任參謀總長長達31年（資料照：取自Wikimedia Commons）
老毛奇在柏林的塑像（資料照：取自Wikimedia Commons）
制度建立與初期挫折
老毛奇生於1800年，幾乎與十九世紀共始終（卒於1891年）。在那個德國尚未統一的年代，良禽擇木而棲似乎仍被普遍接受，沒有僵化的官定認同限制。所以克勞塞維茲可以加入沙皇的軍隊抵抗法國入侵，老毛奇也在1819年，從入伍時的丹麥陸軍轉到普魯士陸軍。經過一連串的考核、面試，加上來自德裔貴族的介紹信，終於達成目的。當年考試的科目包括：法語、德語、德國史與世界史、數學、野戰防禦工事、地理學、與統計學。老毛奇成為騎兵中隊的少尉，並在四年後再通過考試，並得到部隊指揮官推薦，進入戰爭學院，於1826年春天畢業。
畢業之後，他回到原屬師級單位，在部隊開設的學校中教授測地與地圖繪製，並指導團級年輕軍官準備戰爭學院入學考試。1828年他出版了《軍事地形測繪》一書，並被提拔進入參謀本部的測地部門，但仍未具備正式成員資格。1832年，老毛奇轉調至本部第二處，該處的主要任務是準備每年的參謀現地調查（簡稱現調，General Staff rides），所有參謀軍官最重要的訓練與測考活動。在繁重的準備工作外，他也投入腓特烈大帝戰役史的研究，並在軍事期刊中為文介紹奧地利與丹麥陸軍。1833年，通過了所有考核成為參謀本部正式成員。
1830年代中，參謀本部的兵推與現調日程，已在一定程度上常態化。每年的九月是由德皇親自校閱的秋季實兵大演習，由挑選出來的團級、師級單位擔綱。五月則是參謀們與單一部隊進行為期一個月的演習。最重要的，則是年度參謀現調，至少一次，若有重要作戰觀念需要驗證，則舉行兩次。參謀總長親自設定現調主題，多半是歷史上的著名戰役；挑選十餘位參謀，分成紅、藍兩隊進行非實兵對抗。參謀們每天騎馬30公里以上，根據總長給定的狀況下達應變命令，如同在進行一場真實的戰役。現調不僅是兵推過程的最終測試，其準備工作也是對新進年輕參謀的考核。1830年代多次以腓特烈大帝在上個世紀的著名戰役為現調主題，老毛奇也因此積累了戰史研究的經驗。
現調的目的，在於理解關於特定會戰中發生的狀況之一般性概念，然後與會戰發生地的地形細節結合，成為作戰／戰術訓練的教材。由於教學上的需求，歷史細節的精確性讓位給對地形與戰術細節的認識，這一點使參謀本部的戰史研究與嚴格意義上的史學研究區隔開來。稍後，當現實中出現潛在的敵人，則將未來戰事可能發生的地區也加入現調中，例如1860年秋天在西里西亞（Silesia）南部進行了對抗奧地利的現調。在這種特殊的想定中，不只要考慮歷史的、地形的因素，當時關於假想對手的兵力規模、作戰能力、領導統御等情報也都納入計算中。兵推與現調都是在模擬的情境下演練現實中可能發生的狀況，密切地與對地形的認識結合，運用歷史學習、戰役過程、現有情報的內容，輔以任命與升遷的考核誘因，加上指向未來戰爭的思考，保證了所有參與者都以最嚴肅的態度投入。
在這些年中，老毛奇最感興趣的，是之後在參謀本部發展為支配性領域的鐵路發展。1841年，他剛結束四年的鄂圖曼帝國軍事顧問任務回國，就加入柏林—漢堡鐵路公司的董事會。普魯士已開始發展鐵路運輸，但陸軍對這個新的交通工具仍很陌生。1839年時，曾用鐵路將8000名部隊從柏林運到波茨坦（相距35公里）參加演習；1846年，第6軍的12000名部隊被送到克拉科夫（Krakow，波蘭舊都，與該軍駐地相距272公里）；1850年代初期，擔任第8軍參謀長的老毛奇在該軍演習中也使用了鐵路運輸。
這些小規模的嘗試，並未能觸及戰時大規模動員的複雜問題，結果導致了嚴重的軍事災難。1850年5月，與奧地利的關係進入衝突一觸即發的危機（德意志聯盟事件），普魯士陸軍利用鐵路動員49萬人，但整個動員過程用了超過兩個月才完成。軍方專用的鐵路運輸計畫付之闕如，鐵運使用的是既有民營公司的設備與人員，運兵列車只是簡單地插入正常鐵路班次表中。這些載著軍人的列車經由單軌路線悠閒地一站一站行駛；後勤補給的問題完全沒有考慮到，連專責軍官都忘了任命，全部委託商務部負責運送。部隊抵達前線預定部署地區的先後，居然與戰鬥序列完全不符；後方區域中，後勤補給與醫院單位全部亂成一團；砲兵與騎兵部隊缺乏足夠馬匹，就算馬匹送到，也沒有草料。最後這些失敗的戰爭準備導致11月在奧洛摩次（Olomouc, Olmütz）政治與外交的屈辱與挫敗，德意志聯盟被奧地利強迫解散。
當時為砲兵團軍官的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1888-1891年參謀總長，1900年庚子拳亂時八國聯軍統帥），與野戰軍參謀長的老毛奇，都親身經歷這個動員混亂，體認到重新思考鐵路動員體系的重要性。
1848-1850年間軍事計畫制訂與軍隊組織之間的落差，在這個挫敗中明顯暴露出來。普軍承平時期的兵力為20萬人，戰時動員後可達64萬人。參謀本部由1位中將擔任參謀總長，4位上校處長，以及14名尉級軍官。其下為9個野戰軍共計18個師，部隊參謀部共有27名校級參謀長，與18名上尉擔任助手。總數為64名的參謀軍官中，只有28 %在柏林任職。軍隊動員工作的主要負責單位為戰爭部與各野戰軍，部隊參謀部的規模大於參謀本部，而他們與柏林的關係卻很鬆散。部隊參謀長的軍階與本部處長相同，雖然他們是參謀總長的下屬，但在日常工作上直接由所屬軍、師級上司指揮；年度人事考核報告，也是經由軍區的指揮將領簽名後呈報戰爭部，與本部的關係難免益形疏遠。由於戰爭動員的命令來自戰爭部，而部隊參謀部的參謀為自己的直屬上司效力，參謀本部實質上被排除在計畫指揮體系之外。
當時的參謀總長賴赫爾（Karl von Reyher）未能整頓將近40年未經歷戰爭的軍隊，也沒有為組織建立標準化的程序，更忽略各種訓練工具之間的整合，參謀本部與部隊參謀部之間在作戰計畫上則很少協調與合作。造成這個現象的主因，是陸軍中缺少一個專責戰爭計畫制訂的全權機構。戰爭部主管軍事行動，但其計畫主要集中在裝備與後勤業務。參謀本部方面，賴赫爾的作戰計畫則像政論文章，充斥浮面的推論，卻很少關於兵力大小、集結區域、作戰線等具體的事項。參謀本部未能針對計畫制訂任務加以組織：沒有一個單位專門計畫與執行動員，也沒有處室專職起草作戰計畫；本部內所有人都在做戰史研究，組織文化較像教育機構，而非主持動員與進行戰爭準備。9個野戰軍的作戰準備更差，與參謀本部之間只有零星的聯繫，完全沒有掌握「時機」的重要性。在動員期間，將近50萬軍人緩慢而間歇地混雜在民間鐵路運輸班次中移動，許多人連自己所屬的單位都找不到。動員令通過郵局寄送，有的後備軍官在動員開始五天後才收到命令。
老毛奇與作戰計畫制訂
老毛奇接任參謀總長時，已在普軍服役將近40年。他長達31年的任期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6年的和平期（1857-1863年）。此階段中戰爭計畫制訂過程緩慢地演進，老毛奇試圖改造與革新參謀本部，但他本人與本部都沒有足夠的威望與獨立性，而且當時的局勢也沒有任何緊迫性。
第二階段，7年的戰爭期（1864-1871年）。在作戰任務強大的壓力下，參謀本部經歷了大規模與實質的變化。令人驚訝的戰爭勝利造成歐洲政治結構的根本改變，普魯士在新的德意志帝國內成為支配性的主體，並讓參謀本部成為歐洲的傳奇制度組織。
第三階段，17年的和平期（1871-1888年）。可再細分為10年的實質領導與7年的間接管理。在戰爭中取得正當性的戰爭計畫制訂體系，在此階段發展成獨立的官僚機構，並朝技術性專業組織方向轉變。
1857年10月老毛奇接任參謀總長，首先針對運輸與通訊等基礎技術進行改革，這是最保險的作法，也不至於引起爭議。1858年9月，舉行第一次承平時期的大規模部隊鐵路運輸演習，第5、6軍的16000人、650匹戰馬、與78節滿載車廂，從他們的演習地點回到位於萊格尼察（Liegnitz）的駐地。演習過程十分順利，顯示出鐵路運輸的能量大於預期，而準備工作需要提早許多開始進行。同時，參謀本部、戰爭部、商務部、內政部四個部會的行動必須妥善協調。老毛奇發現鐵路運輸是一個高聯動性的系統，列車班次規劃要精確，時刻表要確實遵守，一列晚發的列車將造成數公里長的延誤。他也瞭解到鐵路可以提供利用外線的機會，將部隊分散至廣大的作戰區域，然後再快速將所有兵力集中於特定空間的一個點上。這個同時分散與集中的兵力機動，也改變了指揮官與下屬之間的關係，使下級指揮單位擁有更多獨立性。
1859年老毛奇向戰爭部要求於普魯士西部興建更多鐵路，尤其是雙軌路線。6月，法國與奧地利之間爆發戰爭（第二次義大利獨立戰爭），普魯士動員80 %的兵力，企圖進行武裝調解。結果兩國在普軍尚未完成動員就議和，再次暴露出動員速度太慢的缺陷。利用這個教訓，老毛奇推動了軍隊動員改革。他先是建立了由參謀本部與民用鐵道管理單位合組的三級常設委員會，分別位於柏林、各鐵路幹道、與幹道上各大車站，專責協調與管理鐵路使用。接著又將本部第二處改組為動員處，下轄鐵道管理部門。
動員的標準程序進行了大幅修改：動員命令改由電報傳送，使通知時間從120小時縮短到24小時；限定動員鐵路運輸在21天內完成；軍方運輸與通信享有鐵路與電報使用的優先權；部隊將以開戰時的戰鬥序列運送；個別部隊在運送過程中不被拆散；最遠與最先就緒的部隊優先運送；1個戰時編制的步兵營、騎兵中隊、或砲兵營，將由單一列車運送，中途不更換車頭，不長期停留；野戰演習中增加部隊裝、卸載的訓練。
1860年迎來大規模的軍隊重組，甚至因此引發憲政危機，但改革還是堅持了下去。在軍隊內部，每個師級參謀部現在擁有自己的支援部門，而每年入伍的新兵達到7萬人。老毛奇認識到外在戰略環境已經大幅改變：在戰術上，步兵不再能於開闊戰場上向著掘壕固守的敵軍前進；在戰略上，陸軍的組織需要加以簡化，戰場總司令不再能單獨進行所有決策，必須盡可能將決策權下放區域指揮官與參謀。部隊的規模與作戰的空間都大為擴張，使得兵力在地理上更為分散，帶來分工方式與通訊工具改變的需求。
老毛奇繼承了克勞塞維茲的戰略觀點，改造普軍的戰爭思維，攻城掠地的傳統目標讓位給摧毀敵人的作戰能力。由於部隊變得十分龐大，只有使用鐵路才能發揮最大作戰潛力，特別是在動員、集結階段，以及戰鬥中的後勤補給任務。鐵路可強化防禦，更可用於將大量兵力長距離地運至戰場外圍，然後發動向心攻勢。有了戰略指導思想，也有執行的工具，接下來就是戰場上的實地驗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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