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柏林街景（資料照：取自Wikimedia Commons）
林挺生觀點：
德國參謀本部的前世今生（六）
林挺生 ＊作者為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政治系教授
中產階級興起與國防改革
對德意志第二帝國而言，1888年是極為戲劇性的一年，與1871年帝國成立、1918年帝國毀滅，並列三個最重要的轉折點。在這一年內，德國經歷了三個皇帝：帝國創建者威廉一世於3月駕崩，由王儲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繼位；6月，腓特烈三世因癌症去世，年輕的威廉二世（Wilhelm II）登基。德人稱之為「三帝之年」。
德皇威廉二世（資料照，取自Wikimedia Commons）
年邁的老毛奇是否因此感受到生命的無常，我們無從得知，但他也在8月宣布退休，離開了服務70年的陸軍。瓦德西接到腓特烈三世病逝消息時，正在邊境主持年度參謀現調，立刻讓希里芬接手完成訓練，趕回柏林與老毛奇共同出席國喪。參謀本部也以自己的方式，對外宣告了世代交替的訊息。
這一年，德國的國防思維發生巨大轉變，維爾迪（Julius von Verdy du Vernois）在瓦德西的運作下成為戰爭部長，於前一個七年《國家防衛法》到期之後，推動了重要的改革。俾斯麥時代的德國軍官團身份認同，是建立在以軍事貴族為主體的基礎之上，而參謀本部現在希望通過修改《國家防衛法》的方式，讓軍官這個身份更大地向中產階級開放。維爾迪的新法案，首先希望將每年一審的軍事預算改為長期的軍事支出規劃，讓未來5到10年的軍事規劃成為帝國總預算中的優先事項。其次，他希望對所有達到服役年齡的男子實施軍事訓練，廢除1871年憲法中規定的總人口百分之一上限。德國在徵兵比例上已經落後法、俄兩國。
德國戰爭部長維爾迪（資料照，取自Wikimedia Commons）
第三、對現役兵力的結構進行重組。改變過去在承平時期維持較小兵力，戰時再大幅擴充的方式，讓平時就擁有一支規模較大、可隨時動員的軍隊。由於訓練已經完成，這支軍隊能有更快的反應速度。第四、由過去人力密集的政策轉向裝備密集。軍火工業向民間開放，國防預算也大幅增加。從1886到1898年，軍事預算成長100 %；常備兵力由1881-1887年的427,274人，增加到1893-1899年的557,093人。
然而，軍隊規模的擴大並非最重要的改變。維爾迪法案最令人關注的，是軍隊政治社會位階的調整。俾斯麥傳統中的軍隊，是奠基於排他性的概念之上：軍人被視為獨立於憲法之外的菁英，其位置在社會之上，而總理本人則領導這個軍事國家的政治。1888年時，部分軍事貴族，已願意放棄這個特殊地位，來換得軍隊戰力的增強。瓦德西與維爾迪，就是這個團體的代表。軍隊，特別是軍官團，不再能以封建時代的架構，來面對工業化時代的國際政治挑戰。法國因為戰敗而得以加速拿破崙時代開始的重要變遷，德國卻因戰勝而在既得利益者阻撓之下蹣跚猶疑，這個改革已到了非做不可的關頭。
參謀本部開始直接與帝國議會以及大企業打交道。有限戰爭、貴族主導軍隊的時代已結束，代之以全民戰爭、中產階級與貴族在軍隊中共事的專業分工。這個變化與威廉二世重塑德國社會階級結構的企圖重合：集中人民的所有力量（全民皆兵）打造中歐強權，伴隨著強烈的反俄外交政策；抗拒社會民主黨擴張，賦予工人新的權力，並以新的服從模式將之整合到君主制國家中。1890年3月，威廉二世以卡普里維（Leo von Caprivi）取代開國功臣俾斯麥，擔任帝國總理。卡普里維出身普魯士陸軍，他與改革派一樣，都希望建立一支人民的軍隊。雖然背後不見得有政治社會的考量，但他堅信現代戰爭中，軍隊素質在初期最重要，一旦戰事延長，兵力的數量就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在1893年7月的《國家防衛法》中，他一次性地增加了從1871年以來歷次擴軍的總兵力。
德國總理卡普里維（資料照，取自Wikimedia Commons）
瓦德西改革參謀本部
瓦德西接任時，陸軍正經歷兩項重要的技術變遷。首先是準則（doctrine）上的變革：新的步兵教範於1888年9月頒佈。在這部教範中，過去的標準攻擊命令以任務型命令（Auftragstaktik）代替，授與給對戰場狀況最清楚的指揮官更多決策空間。任務型指揮管制必須以統一的教育訓練與制式的反應之可靠性為基礎，否則就會成為各行其是、無法預測的指揮混亂。從老毛奇在1860年代統一戰爭時權宜性的妥協作法，經過數十年對軍隊教育訓練的加強，最終成為制式的訓練典範，今日美軍依舊奉之為圭臬。
其次是1889年no. 88新式火砲的換裝。口徑為79公釐，使用無煙火藥，在2,100公尺內可維持很高的精準度。砲兵火力增大與師、旅級指揮官行動彈性的增加，使演習訓練場地也需要擴大。從1888到1914年，全新的大型演習場地陸續建成，每個野戰軍都有一個專屬的場地，其中的13個位於邊境地區。
1889年3月瓦德西進行參謀本部的重組。最高層級的參謀總長辦公室與本部中央處加以擴充。第二層的副參謀總長增為3名，官階為中將，配有副官，最資深者在瓦德西不在時代理總長職務。第一副參謀總長分管鐵路與動員部門，第二副參謀總長分管軍事教育與要塞，第三副參謀總長負責情報。第三層為6名處長，官階上校，其下再設19名科長，官階中校或少校。地圖測繪處與軍事史處都大幅擴充員額。原本依照地理位置安排專責單位的慣例，已由專業技術分工原則取代。同年9月，瓦德西在3位副參謀總長之上，再增設一級職位給希里芬，不分管業務，直接對瓦德西負責。因為瓦德西對參謀本部與其他帝國官僚組織的關係親力親為，因此讓希里芬主管本部內部業務。
由於軍隊規模的擴大與動員速度的加快，過去統一戰爭中差強人意的作戰表現不再是成功的保證。於是，從1880年代末起，瓦德西建立四個機制，讓參謀本部透過作戰計畫對整個陸軍進行垂直整合。
一、鐵路幹線指揮部，共20個，平時的任務包括：新路線建設的督導，既有路線、車站的維護與升級；從1880年代起參與組織動員演習的工作。
二、軍管區體系，共200個兵站，負責動員超過一百萬名後備役、民兵役官兵；每一年將近12萬人被召集進行演習測試動員管制措施。
三、參謀長制度，14個野戰軍與37個師都有自己的參謀部，由戰爭學院與參謀本部訓練出來的參謀軍官，依循參謀本部的模式運作。
四、行政程序的標準化。部隊中的1a參謀軍官（作戰官）負責行軍、駐紮、部隊移防、演習、動員、鐵公路運輸、電報通訊、邊界與政治狀況、鄰國軍隊的實力與部署狀況、橋樑或浮橋架設、軍用地圖等業務。他們將柏林本部的業務複製到下級單位，並確保戰爭計畫的執行。平時的1個野戰軍約12,000人，有25名參謀軍官，1個師6,000人，有10名參謀軍官；戰時編制則成比例增加。
1889年時，戰爭計畫的制訂出現四個清晰可見的趨勢：
一、加速轉型為隨時準備就緒的軍隊，這代表更快的動員，與現役、後備役、民兵役兵力之間更佳的連結；
二、大量而集中地使用砲兵，形成更強大的初始攻擊力量；
三、強化情資管控，建立機密等級制度，參謀本部內只有專責鐵路動員運輸的軍官，得以接觸所有作戰計畫的內容；
四、引進動員前準備階段，讓部隊可更早完成行動準備，能以最大的兵力出現在戰場上。
整體而言，瓦德西時代的參謀本部，延續了老毛奇開始的改革，並以更嚴謹的態度加以執行。雖然兩者曾有戰略觀點上的衝突，但最後還是實事求是地解決；老毛奇留下的不僅是思想與功績，更難得的是態度，讓他與腓特烈二世、塞德利茲（Friedrich Wilhelm von Seydlitz）、蒲留歇（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克勞塞維茲等前輩，並列為普魯士軍人的典範。1890年的秋季大演習，瓦德西身為總裁判官，根據客觀的標準判定由威廉二世指揮的一方戰敗。此舉得罪了年輕氣盛的德皇，戰爭內閣中對瓦德西改革不滿的將領便趁機進言，將瓦德西拉下台。指定接班的希里芬個性與瓦德西南轅北轍，因此雖然是瓦德西所提拔，但獲得德皇與戰爭內閣的信任，於1891年2月成為參謀總長。
希里芬其人
第二帝國的六任參謀總長中，希里芬是最不引人注意的一位。第一任老毛奇功勳蓋世，在歐洲軍界無人不知；第二任瓦德西長袖善舞，卸任後還擔任八國聯軍總司令遠征北京；第四任小毛奇是老毛奇的姪子，一戰時的第一位德軍總司令，因優柔寡斷而在馬恩河戰役葬送了德國速戰速決的機會；第五任法爾根漢（Erich von Falkenhayn），策劃凡爾登戰役，企圖讓法軍「失血致死」，結果得到「凡爾登屠夫」惡名；第六任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東線坦能堡大捷的英雄，戰後擔任威瑪共和第二任總統，任命希特勒為總理。不管是好是壞，總是大家喊得出來的名字；天縱英明或平庸懦弱，至少有些事蹟留下。希里芬這位第三任總長，總讓人覺得色彩淡了許多。
希里芬任職時間不短，將近15年，僅次於老毛奇。雖然未能親睹一戰爆發，但可以說德國陸軍進入世界大戰的所有準備，從思想到物質，幾乎都在他手中完成。這裡指的是兩次大戰，因為一戰正是二戰的起因，法國戴高樂將軍（Charles de Gaulle）乾脆稱之為「三十年戰爭」。所謂「成大功者不謀于眾」，希里芬不太喜歡與人交際，也不浪費時間與異議者爭論；若他地下有知，看到一戰後眾人爭論「希里芬計畫」的問題，大概也懶得為自己辯白吧。即便如此，鑑於兩次大戰對當今世界的重要影響，希里芬值得我們仔細討論。
希里芬於1833年生於柏林，1853年進入普魯士第2禁衛槍騎兵團，1858年進入戰爭學院。畢業之後短暫回到部隊，於1863年進入參謀本部的地圖測繪部門。1866年以第1軍參謀身份參加普奧戰爭，1870年以第13軍參謀身份參加普法戰爭，並在此時與瓦德西共事。這段時間希里芬的表現並不出色，老毛奇認為他不具備優秀參謀的特質，或許是因為沈默寡言的性格所致。直到1875年夏天參加參謀本部現調，才因獨特的見解獲得老毛奇讚賞，認為他可以成為優秀的部隊參謀長。但隨之而來的是例行外調，希里芬被任命為波茨坦（Potsdam）第1禁衛槍騎兵團中校團長，並且任職長達8年之久。德皇威廉二世即位第一年，曾說過他最欣賞的帝國陸軍單位，是希里芬指揮的禁衛騎兵團。
從希里芬前半段的軍旅生涯來看，他屬於細火慢燉、小心謹慎的類型，更不喜歡放言高論、引領風騷。論出身，是主流的普魯士軍事貴族；論兵科，是最適合貴族的騎兵；很年輕便進入戰爭學院，而且顯然學有專精，掌握地圖測繪的技能；也有戰場經驗，普奧、普法兩場戰爭都沒有缺席；部隊管理也有一套，能讓德皇特別稱讚。但在一個團長職位上一待8年，除非有特殊機緣，否則就此退伍的機率很大。1884年回到參謀本部，應該就是瓦德西想到這位老戰友的特質與專長，可以幫助他進行本部的改革。希里芬有本職學能的優勢，壓得住技術專家；離開本部夠久，沒有盤根錯節的人事包袱；當然，更重要的是老毛奇也曾給予肯定。
希里芬被任命為參謀本部第三處處長，主管情報；不久後又接下年度參謀現調訓練負責人的任務。面對國際環境與技術條件的變化，瓦德西雖然無法馬上改變正式的戰爭計畫，但他構思了許多可能的選項，而參謀現調就是測試這些新概念的最佳工具，希里芬的重要性不容置疑。現調的方式並未改變太多，但加入了下達鐵路運輸命令的科目。戰爭部也派人參加兩邊隊伍，在補給問題上與參謀共同討論。從戰略角度而言，鐵路的運用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演習開始宣布的一般條件常常包括：雙方兵力相等，鐵路條件相等。這代表鐵路與使用兵力大小同等重要。對當時主流的「守勢—攻勢」作戰概念而言，鐵路的運用是不可或缺的。德軍一般會等候敵人先發動攻勢，然後再攻擊敵人脆弱之處，而鐵路提供了反守為攻行動的可能性。在瓦德西之下，希里芬獲得實際主持這些參謀業務的經驗。
希里芬時代的挑戰
1891年2月，希里芬接任參謀總長。他管理參謀本部的個人風格，是新教徒倫理與騎兵團文化的結合：工作至上、謹慎規劃時間、關注細節、對每一個成員的關心。受到瓦德西失勢的影響，希里芬刻意與政治保持距離，希望至少能保護參謀本部不被政治干擾。但當國際政治情況不明朗時，他則會拜訪霍爾斯坦（Friedrich von Holstein）尋求指點。霍爾斯坦是普魯士軍官之子，年輕時與希里芬在柏林結識，一生奉獻於德國外交事業，並在俾斯麥下台後主導德國外交政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守勢現實主義學派，將希里芬評價為完全不懂國際政治的軍國主義者，是與事實不合的臆測。
雖然帝國陸軍高層中仍有相當高比例的貴族，希里芬本人也符合這個階級的條件；但在戰爭部，除了騎兵部門仍由貴族擔任主管外，步兵、砲兵、與技術部門都由中產階級出身的軍官負責。參謀本部在1900年時，有63 %的成員出身貴族；到了1914年，這個比例降到40 %。在這兩個機構中，許多需要真正有能力者來完成的重要業務，都已由中產階級軍官主管。參謀本部因此獲得「真才實學者」匯聚之地的聲譽，也培育出如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霍夫曼（Max Hoffmann）、庫爾（Hermann Kuhl）、格勒納（Wilhelm Groener）等在一戰中表現卓越的非貴族出身將領。希里芬強調，必須讓軍官團中最優秀的頭腦進入參謀本部，而非靠家世背景的庸才。
與此同時，德國的內外政治環境也經歷了大幅變動。第二帝國的多元專制政體，是以少數特權族群控制內政、外交、與立法為特色。自1888年起，政治過程從集體決策的集權制轉向個人獨裁的集權制；到1897年時，威廉二世已掌握了所有權力，帝國議會箝制行政權的能力也被大幅削弱。1872年11月宣布為帝國國旗的黑白紅三色旗，直到1897年3月，才由威廉二世下令成為所有帝國部隊共同的旗幟。俾斯麥的下台帶來立即而明顯的外交政策轉向。幾週之內，德國便拋棄了《德俄再保條約》（Reinsurance Treaty）；18個月內，就導致40年來首次出現的法俄同盟關係；接下來的15年內，又疏遠了英國而促成三國協約（Triple Entente）的發生。後果是相當嚴重的：對老毛奇與瓦德西而言只是夢魘的兩面作戰，已成為希里芬必須同時對抗三個強敵的現實。七年戰爭（1756-1763年）時的軍事包圍又回來了。
對於歐陸強權而言，英國的存在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幾百年來，英國就奉行一項外交原則：無所不用其極地阻止單一強權主宰歐陸。西班牙強盛就打西班牙，法國竄起就打法國，哈布斯堡王朝擴張就打奧地利，因為若放任歐洲出現大一統，英國就要面對入侵的危險。德皇威廉二世的母親是維多利亞皇后的女兒，英、德兩個皇室其實是近親，但關係愈近摩擦愈多，加上威廉二世桀驁不馴的性格，兩國發生衝突似乎難以避免。十九世紀後半是殖民主義猖獗的時代，與英、法、西、俄等國相比，德國起步甚晚，甚至比利時的殖民地都遠大於德國所有。在世界幾乎已被西歐列強瓜分殆盡時，德國不平地要求「能在陽光之下擁有一席之地」，而達成這個目標的唯一手段，就是建造一支強大的艦隊。這就更加重英國這個海上霸權的戒心。發展海軍不只改變國際政治版圖，所需的龐大經費不可避免地排擠其他支出，帝國陸軍首當其衝，在1899到1912年間的預算停滯不前。雖然還沒有戰爭，但希里芬的壓力絕對不輕。
英國皇家海軍大艦隊（資料照，取自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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