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子江風雲》劇照。 圖／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台灣諜戰片探尋：
《揚子江風雲》
影像內外的「政治風暴」
2020年以來，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將數位修復電影搬上各影音平台，這些作品本身就是台灣電影史，在網路時代裡，讓大家重溫老電影，感受台灣電影發展的歷史紋路。
近日，登場的是1969年李翰祥執導的著名諜戰電影《揚子江風雲》。1960年代是台灣間諜片最為蓬勃的一段時間，1962年007系列第一集《第7號情報員》問世之後，旋即在國際間引起轟動。在台灣，《第7號情報員》是1963年西片賣座排行第三的電影，《第7號情報員續集》則是1964年的西片賣座冠軍。自此開始，007系列在台灣站穩票房前列的位置。
伴隨007系列熱潮，1964年台語電影《天字第一號》很快地引領台灣間諜片的潮流，而後，台語電影也出現不少跟拍之作。國語電影方面，根據諜戰小說家鄒郎原著《死橋》與《長江二號》翻拍的《揚子江風雲》大獲成功之後，「長江一號」不僅成為諜戰人員代名詞，此後也接續有鄒郎原著改編的電影《長江一號》、《重慶一號》等諜戰電影，甚至1986年中視也有電視劇版的《揚子江風雲》。
不過，弔詭的是，儘管《揚子江風雲》風靡一時，但是電影史相關論述與史料卻相對缺乏。李翰祥厚重的回憶錄《三十年細說從頭》當中，沒有觸及這部作品的來龍去脈。另外，李翰祥1963年在台灣成立國聯影業公司，對台灣電影帶來相當的衝擊，也因此李翰祥與國聯都曾是電影研究的主題，不過《揚子江風雲》依舊不是其中的重點。
到底《揚子江風雲》製作的來龍去脈是什麼？這個歷史脈絡的追尋，一方面可以看到1960年代台灣在國際冷戰體制以及內部威權體制下的電影產製；另一方面，諜戰的邏輯是辨別敵我，也因此諜戰電影有著相當的政治性。1950年代開始國民黨政府就強調軍中文藝，1960年代是台灣電影慢慢開始立足的年代，其中一部分電影也呼應當時的政治意識形態，我們如何放在文化政治的角度來解讀《揚子江風雲》？
最後，更為有趣的是，《死橋》這樣一部描寫國軍抗日的小說，將近40年之後，被中國翻拍為電視劇《長江一號》（2008），這意味著什麼？
《揚子江風雲》劇照。 圖／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揚子江風雲》劇照。 圖／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冷戰下，台灣與香港「自由影人」的恩庇依持
1926年出生於中國的李翰祥，歷經北京與上海的油畫與電影專業的學習，1948年到香港發展，1954年進入邵氏，1960年代開始成為邵氏的重要導演。李翰祥開始擔任導演的年代，正是台灣政府與香港「自由影人」建立如恩庇、依持關係的年代。
冷戰時期台灣以「自由中國」自居，需要拉攏香港電影人的效忠，以示影人心向自由台灣。這種效忠又必須為大眾所見，因此，自由影人也必須參加雙十節活動、勞軍等，而其交換條件是拍片的優惠待遇與輔導辦法等。這種交換關係之外，還有監視的組織確保效忠，香港有支持國民黨的力量，也有支持共產黨的左派勢力，為了確保來台自由影人的忠貞，支持台灣的自由影人於1957年成立「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港九運往台灣的影片，沒有自由總會的證明，不予受理。
1960年代的中國還在封閉狀態下，當國民黨政府大力招手之際，台灣成為香港電影最重要的海外市場。此刻，台灣的中影尚未完全立足，倒是香港電影已經翻開新頁。1950年代後期開始，邵氏與電懋兩大電影公司激烈競爭，兩者的競爭從香港延伸到台灣。1960年代台北電影院的國片票房紀錄當中，基本上是香港電影的天下，年度十大票房榜當中，香港電影基本過半，其中，李翰祥又是出現次數最多的導演。
1950年代末期，李翰祥在邵氏便已執導《貂蟬》與《江山美人》兩部黃梅調電影並深受歡迎。1963年他所執導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台灣更創下放映186天的紀錄，主演的凌波該年來台灣參加金馬獎時，台北更是陷入瘋狂的狀態，一切只為能夠親眼目睹凌波風采。
按李翰祥在回憶錄《三十年細說從頭》當中的說法，電懋當時也要拍《梁山伯與祝英台》，但邵氏集中所有資源快速趕工，半個月就殺青，並搶先一步在台灣上映力壓電懋。附帶一提，電懋可說厄運連連，不但電影被搶先一步，根本一擊是1964年電懋董事長陸運濤在台灣不幸因飛機失事罹難。李翰祥雖然為邵氏立下大功，但功高是非多，各種流言衝擊他與邵氏的關係。也在李翰祥聲望正高的1963年，電懋所屬的新加坡國泰機構與台灣的發行聯邦公司，促成李翰祥來台灣成立國聯影業公司，國聯便是國泰與聯合的縮寫。
李翰祥極富電影理想，他心目中的藍圖就是集結電影好手，在台灣實踐好萊塢的片廠制。李翰祥雖是優秀導演，也為國聯提拔年輕的優秀導演並推出口碑之作，不過他卻不擅經營，導致國聯在1960年代猶如稍縱即逝的流星。
《揚子江風雲》工作照。 圖／開放博物館
從鄒郎的《文化旗》找尋歷史線索
前面所說，是冷戰下台灣與香港的電影連結。不過，《揚子江風雲》是李翰祥與軍方的中國電影製片廠（中製）的合作。中製所拍電影不多，鄰近《揚子江風雲》的是1966年的《故鄉劫》，其餘多是紀錄片。為何中製會與李翰祥合作？
此外，還有一個謎就是《死橋》作者鄒郎，在諸如台灣文學館所製作的作家名錄當中，都有關於他生平的簡短介紹，例如鄒郎是陸軍官校出身，1952年來到台灣，曾任職國民黨與警備總部，而後專事寫作。他的小說以抗戰間諜小說為主題，從1952年開始寫作《25號情報網》後筆耕不輟，作品幾乎都是諜戰小說，而且數量繁多有數十種。此外，曾創辦《文化旗》雜誌。
筆者原本期待李翰祥回憶錄以及李翰祥研究沒觸及的線索，或許能在鄒郎身上找到。看到這簡短的介紹，不禁有些失望，似乎沒有切入的可能，雖說被稱為「諜戰小說之王」，但是，鄒郎的作品能在圖書館裡找到的卻寥寥可數。相較於《藍與黑》、《滾滾遼河》等抗戰文學經典即使已隨時代變化為人遺忘，但也能在許多大學的圖書館找到。只能說，戰鬥文藝的作品還是有經典與通俗之分。
不過簡介中提到他曾創辦《文化旗》雜誌，到底這是什麼樣的雜誌？過去幾乎也沒有人提過，就從這裡找看看。沒想到，《文化旗》不但可以找到《揚子江風雲》的相關脈絡，也還可以一窺1960年代末期從《文化旗》視角延伸而來的台灣景況。
1967年11月創刊的月刊《文化旗》，如依台大圖書館的蒐藏所示，總共出刊41期，也就是維持了三年多的時間。《文化旗》可分兩個層面來討論，一是雜誌的內容，二是雜誌的廣告。就雜誌內容而論，《文化旗》是保守的中華民族主義觀點的雜誌，基本立場是反共（甚至質疑他人通匪）、仇日（甚至質疑他人漢奸）。
在反共方面，這份雜誌曾以「國難當頭，豈融通敵！」的標題，控訴時任中研院近代史所所長的郭廷以率團赴美開研討會時，與支持兩個中國的費正清私通；在仇日方面，1967年梁容若以《文學十家傳》獲中山學術獎後，這份雜誌推出「國難當頭，豈容漢奸思想復活？」專題討伐梁容若。這兩個事件在當時台灣確實沸沸揚揚，郭廷以甚至因此事件波及，而後長期滯美。可以說《文化旗》是黨國意識形態當中的鷹犬角色。
就雜誌廣告而論，《文化旗》的內容是鄒郎立場的時政評論，廣告則是鄒郎間諜小說的推銷，雜誌第二期的廣告就推出「鄒郎說50種徵求現金10萬元合作出版」的大標題，廣告中羅列47種已完成的小說名目與價格，以及正在連載的小說四種。按廣告文義，47種列出名目與價格的作品旨在徵求經銷，「一切經理業務由投資人管理，盈虧案雙方投資合理分配」，「現金10萬元合作出版」則指報刊連載中的小說的出版。
《揚子江風雲》劇照。 圖／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楊群（左）與李麗華（右）1969年以《揚子江風雲》一同拿下金馬獎影帝影后。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威權時代下《揚子江風雲》的產製與評論
自1968年4月號開始，《文化旗》接續報導了《揚子江風雲》相關的事宜。
綜合1968年3月號〈當局懷念抗戰英雄烈士 中製拍攝籌拍《一寸山河一寸血》〉、1968年8月鄒郎的〈談談一寸山河一寸血片名問題〉、1969年7月號〈李翰祥要自思自量〉裡所述的相關訊息，再輔以電影資料館出版的《跨世紀台灣電影實錄》（2005），整個事件的過程如下：
●1963年國聯買下《死橋》與《長江二號》小說版權，當時這兩部小說已歷10版，有一定知名度，國聯將之列為1964年拍片目標。不過，此事一再延宕。
●1967年，國聯經營出現問題，依媒體報導，9月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4組（主管宣傳）、第6組（主管心理作戰），行政院新聞局、中央電影公司、台灣省政府、台灣省電影製片廠，及財政部組成輔導小組，輔導國聯步上正軌。這一年的12月，國聯獲得第一、彰化與合作金庫三家銀行貸款600萬。
●在高層的授意下，1967年9月中製廠長梅長齡與國聯李翰祥簽訂長期合作計畫，第一部電影是《死橋》、第二部是《長江二號》。
●1968年5月開拍。李翰祥將《死橋》與《長江二號》兩部小說合併為電影《一寸山河一寸血》，國防部亦核可此片名並發布。不過，有論者在《青年戰士報》發表文章認為此片名與「十萬青年十萬軍」同屬中國青年軍所有，作為電影片名不宜。
●1969年《一寸山河一寸血》於農曆新年在新馬地區上映，打破20年來國片在新馬地區賣座紀錄。
●1969年7月7日《一寸山河一寸血》在台灣改以《揚子江風雲》之名在台灣上映，在台北共計放映129天，為年度最賣座國片，票房在1960年代僅次《梁山伯與祝英台》與《西施（上下集）》。
●1969年7月與12月中製宣布繼續與李翰祥合作《將門虎子》與《留取丹心照汗青》。這些作品最終沒有下文，倒是1971年雙方合作的《緹縈》上映。
附帶一提，根據1969年9月號《文化旗》的〈李翰祥的半下流新聞〉文章指出，《揚子江風雲》上映之前政府曾傳出禁演的消息。此消息無法確定，不過一向喜愛在雜誌中公開質疑通匪嫌疑的《文化旗》，1969年7月（也就是《揚子江風雲》上映的這個月），〈李翰祥要自思自量〉一文當中就指出李翰祥的作品與中共作品的相似。
《梁山伯與祝英台》與中國的《梁山伯和祝英台》神似；中國有《碧玉簪》，李翰祥就有《狀元及第》與《董永賣身》；中國有《花為媒》，李翰祥就有《四季花開》。簡言之，李翰祥作品不少就是根據中共電影改拍，藉此質疑李翰祥的親共立場。
1969年11月《文化旗》再刊登〈認識李翰祥 了解李翰祥 離開李翰祥〉一文，這是由剛離開國聯的重要幹部劉毅之所寫的公開信，洋洋灑灑列舉李翰祥濫用公司財務等多樣罪狀，也包括李翰祥禁止國聯藝人參加國慶典禮。
總而言之，圍繞李翰祥的政治因素不少，根據《李翰祥：台灣電影的開拓先鋒》（2007）一書，影評人焦雄屏對李翰祥的訪談，李翰祥便指出曾被鄒郎等人舉報通匪，被警備總部關了兩天。不過，李翰祥和中製合作的電影還包括1971年的《緹縈》，其間，應該是中製廠長梅長齡的力保，才能與軍方的製片廠繼續合作。
https://youtu.be/FfU6w-wM5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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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字第一號》印刷海報。 圖／臺灣電影數位博物館
台灣諜戰片探尋：
中國抗日影視作品裡的「國共關係」
鄒郎在1968年8月《文化旗》〈談談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片名問題〉一文談到，湖北監利縣位處戰略要地，在當時「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大戰略下，執行進行寸土必爭的戰術。鄒郎本身就是監利人，其父親為當地仕紳，也加入抗戰行列，鄒郎則是17歲就加入國軍，也就是《死橋》與《長江二號》以家鄉參與抗日為基礎所架構的小說。
其中，各方力量介入其中，日軍要大步進攻，然而國軍主要力量在江南無法動用大軍馳援，只能運用有效的戰力。此外，還有打著「反中央，要抗日」的國軍叛軍以及伺機而動趁火打劫的共軍。小說主軸就在於就在幾股力量的對峙當中，國軍情報人員在爾虞我詐的對抗中最終獲勝成功阻擋日軍。
《揚子江風雲》基本上按照《死橋》與《長江二號》的故事結構進行，特殊之處除了關鍵角色卓寡婦在李麗華的精采演繹下，劇情張力十足之外，則是李翰祥在電影的開頭與結尾強化了抗日的時代氣氛與作戰。開頭以紀錄片剪接日軍侵略場面勾勒國難當前抗日之必要，最後更是眾人共同對抗日軍的場面，這個場面讓人聯想到1970年代諸如《梅花》、《筧橋英烈傳》等軍事宣傳電影。
https://youtu.be/RpfT0nwwC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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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銀幕裡的抗日
事實上，中影拍攝這些軍事宣傳電影時，正是梅長齡從中製轉任中影總經理之際。此外，這恰好也是國語與台語諜戰電影的差異，《天字第一號》根據1946年同名的中國電影翻拍，雖然也是抗日下的情報戰，導演張英年輕時也是政戰系統出身，不過，或者因國台語電影觀眾結構不同等因素，《天字第一號》明顯少了國仇家恨的感覺，重心集中在情報戰的敵我較量，甚至男女主角之間的愛情。
值得追問的是，諜戰的邏輯是辨別敵我，在冷戰的現實當中，「自由中國」台灣的敵人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共產黨，在《揚子江風雲》之前的反共電影包括《噩夢初醒》（1951）、《罌粟花》 （1954）、《故鄉劫》（1966）等，《故鄉劫》還是中製出品，為何選擇一部諜戰題材的作品？
依中製出版的《揚子江風雲影評集》（1969）一書中開篇的〈探測題材的經過〉當中，就揭櫫中製的企圖：「在黃梅調電影餘音裊裊、瓊瑤風日暮途窮、武俠片殺氣騰騰的漩渦裡浮沉的時候，中國電影廠企圖以『突圍』的題材跳出這個漩渦，真是談何容易」？
中製也在找題材，原來屬意台灣歷史題材，不過沒有適合的作品，於是再嘗試辛亥革命、八二三砲戰題材，也都沒有滿意作品，直到看到鄒郎的小說，其理由是「應該拍攝一部富有民族意識，足以激發民心士氣，愛國熱忱的影片」。
這句話看起來是愛國高調的空話，不過要拍有人氣的愛國電影，中製確實也必須考慮題材。就國有電影廠的成績來說，1964年台灣電影製片廠（台製）與李翰祥合作的《西施（上下集）》創下僅次《梁山伯與祝英台》票房的佳績，1966年中影的《還我河山》也在年度票房第三的位置。
中製1966年的《故鄉劫》雖然主演的歐威評價頗高，但整體票房成績不如台影與中影。也因此，中製可能另外尋找其他題材，考慮中製必須承擔政治思想的工作，抗日變成反共題材之外的可能選擇。
1950年代開始，政府提倡戰鬥文藝，《藍與黑》、《滾滾遼河》等具戰鬥文藝正當性的文學經典的出現，此外，香港也有相同題材的《星星月亮太陽》的小說的出版。香港電影認知到台灣電影市場要有一定的政治正確，也因此將這些作品翻拍為人氣電影，例如1962年電懋的《星星月亮太陽》與1966年邵氏的《藍與黑》。
這兩部作品之所以有著高人氣，主因在於形式上符合軍中文藝的標準，內容上又帶出抗日大背景下顛沛流離的愛情故事。《揚子江風雲》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既有民族主義的大場面，又有節奏快速的間諜戰。
左：《國慶十點鐘》海報；右：《羊城暗哨》海報。 圖／IMDb
國共和解，《死橋》成《長江一號》
電影裡的諜戰片是分辨敵我，但現實中敵我關係卻可能變化。《死橋》出版將近半世紀之後，中國將之翻拍為電視劇《長江一號》，演員包括日後在台灣有一定知名度的萬茜。為什麼一個國軍抗日的故事能夠搬上電視，這裡沒有意識形態的問題？
間諜題材電影在中國有其傳統與名稱——「反特片」——意即反敵人特務的電影。1949年中共建國之後，這類電影大量出現，而其目的無非強調建國之後，仍需防範敵人侵入，鞏固革命成果。當時的間諜題材大致有兩類，一是成功攔截入侵的敵人，二是打進敵人內部一舉破獲。
前者可以《國慶十點鐘》（1956）為代表，電影描寫中國建國之後，中國內部仍有不滿者，外部也有美國與蔣介石政權謀反，他們裡應外合，準備在中國進行破壞，最後為公安所破獲。後者則可以《羊城暗哨》（1957）為代表，這部電影故事主軸與《國慶十點鐘》類似，都是美國與蔣介石政權特務蠢蠢欲動，但不同的則是中國情報員潛入破獲敵人組織。
早期的反特片就像冷戰結構，敵我明確。不過，2001年911事件爆發之後，世界局勢與氣氛為之一變，反恐成為各國之要，敵我關係也重新界定。中國的位置也在國際政治中出現變化，彼時中國經濟持續成長，「和平崛起」之說開始出現，紀錄英美德日等強國崛起歷程的紀錄片《大國崛起》，片名再現中國的大國想望。
此外，中國視兩岸關係為國共歷史恩怨的延續，2005年連戰訪問至中國，再加上之後常態化的海峽論壇，國共之間原來存在一些歷史詮釋差異的問題。例如國共兩黨在抗日當中的角色，在共產黨的論述當中，自有共產黨的功績，相對之下，國民黨抗日功績被低估。不過，在國共的和解之後，國軍抗日的歷史也漸漸被承認。
《東風雨》海報。 圖／IMDb
左：《東風雨》海報；右：《上海》（又譯《諜海風雲》海報。） 圖／IMDb
從世界局勢到國共和解，敵我重新定義，歷史也重新演繹。《東風雨》與《上海》（中譯《諜海風雲》）不約而同在2010年上映，也不約而同以珍珠港事件發生前夕的上海為背景。魔都上海，表面上燈紅酒綠，但實則各國情報人員在這個國際大都會裡依其國家利益，或交換情報，或暗自較勁。此刻，他們想探知日本突襲珍珠港的情報。
從故事結構來看，與傳統反特片那種共產黨與國民黨情報員兩股力量對抗的結構相較，《東風雨》與《諜海風雲》加入了更多的國際因素，特別是《東風雨》當中，也加入反戰的日本共產黨員與反戰人士的角色，使得電影推向更為詭譎的局面，這也與現實世界中國欲成大國所需面對的多方力量相互對照。
《長江一號》以國軍為主體，但意識形態的鬆動並不表示原來的就褪去消逝，同樣在2008年上映並造成空前收視的電視劇《潛伏》，便是以共產黨的諜報員為主體。這部電視劇以1945年為背景，主角余則成一心抗日原為國民黨工作，但他卻發現國民黨將其所掌握到的共產黨軍隊情報洩漏給日本。
失望之餘，余則成秘密地轉為共產黨效力，他被派至國民黨軍統處的情報站工作獲取情報，整個電視劇的張力便在爾虞我詐的對抗中進行。
不斷變化的中國英雄形象
電影是社會的再現。共產黨原來喜愛強調共產黨幹部「穿著草鞋幹革命」的親民形象，然而，《潛伏》裡的主角余則成與《東風雨》裡主角的安明，他們受過教育，談吐不凡，城市知識分子模樣，更重要的是有能力在不同政治勢力當中周旋。
2000年初期開始，執政黨說法不絕於耳，也就是革命起家的共產黨已從革命黨轉為執政黨，穿草鞋幹革命的時代已結束，接下來是有能力在國際政治漩渦裡力爭生存的知識份子。兩者的對照，恰是一種變革時代的縮影。
有趣的是，隨著中國的崛起，大約間諜片熱潮八年之後的時間，中國英雄開始出現，他們不是穿草鞋的革命英雄，也不是有國際觀的知識份子，而是一身肌肉在東南亞或非洲拯救眾人，《湄公河行動》裡的刑警或是《戰狼2》裡的前中國軍人都是如此，至此，已是力量解決國際事務，間諜片的知識份子只是一個過渡。
《戰狼2》劇照。 圖／IM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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