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自網絡）
國際縱橫捭闔之道，
先後次序很重要
張競（作者是台灣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三策智庫特約政治評論作家）
今年9月15日，美國、英國與澳大利亞對外發表共同聲明，建構以“AUKUS”為名之國防安全技術交流合作機制；首當其衝的就是法國與澳大利亞原先合作建造的短鰭梭魚級傳統動力潛艦造艦案，不但整個建造計畫立即中止，堪培拉政府還以毫不替巴黎當局保留情面的果斷態度，立即表明將尋求華盛頓與倫敦提供技術支援，決心另起爐灶開始發展核動力攻擊潛艦。
法國政府面對此等情事，自然感到異常憤怒，目前已經召回駐美與駐澳大使，降低雙方外交關係；本案餘波蕩漾，勢必影響西方世界盟友關係相當時日。對於全球提供修習國際關係、全球政治、外交政策與安全戰略等相關學門的高等院校系所來說，卻是讓學生推演如何處理國際事務，運籌帷幄折衝樽俎之絕佳案例。
其實很多社會科學以及涉及決策管理學門，都會運用“悖實分析”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作為教學與研究工具，此種分析模式係採取提問“假若當時係…” (what if) 期能進行決策推演，若是世界大局得以時光逆流，面對歷史重大抉擇時刻，決策者如採取與真實歷史並不相同之決策，會讓歷史軌跡產生何種變化？透過此等論證與思維過程，並且對比各種決策選項相互間所產生的機會成本與可能收益，以便更深入理解不同決策間之利弊得失。
國際社會任何跨國協議，都必須經過相當時日審慎評估，絕無可能發生在旦夕之間。在縱橫捭闔折衝樽俎過程中，能夠沉住氣來處理問題，避免過度魯莽手法粗糙地將結果突然端上檯面，從而讓利害關係對象 (stakeholders) 痛失顏面，因此在羞赧盛怒下產生後遺症，這就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甚至還要考慮人情義理等基本原則。不過思考歷史教訓時，總是千金難買個早知道，許多決策事後都是追悔莫及，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人類總是在決策當時，難以事先預料到後果。
正因國際社會成員會依據事件發生之先後順序，推斷各個事件相互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所以國際縱橫捭闔之道，先後次序確實很重要。而本次AUKUS協議之所以惹出如此嚴重的外交風暴，真正癥結就是出在這三方處理問題時，未能認真思考先後順序，甚至還有相關之間隔與時機因素。
首先吾人必須認識到，對於澳大利亞來說，法國確實在造艦進度上，不但落後於原定期程；同時就設計品質來說，亦未能達到澳大利亞海軍期待水準；再加上預算不斷追加，同時又未見得能夠突破技術瓶頸，因此綜合前述數項客觀事實，堪培拉確實是能夠理直氣壯地與巴黎談判，就此造艦合約，提出解除商約之要求。
假若要讓巴黎對此沒有話說，堪培拉政府自可運用媒體放話，再搭配國會質詢，透過相互搭配唱和，讓民眾先有造艦計畫可能失利之心理準備；並且透過此種過程，讓法國面臨造艦商約即將流產的壓力，替本身爭取談判地位。此等政治操作，可為後續政策轉向先製造出機會，使得法國無法對於澳大利亞提出背信違約等政治指控。
因此就程序上來說，讓澳大利亞與法國雙方造艦計畫先行解約，然後再建立AUKUS安全合作關係，其實是最理想做法。目前法國獲得外交抗議口實，總統馬克龍能夠採取強硬反彈手法，其實就是因為澳大利亞與法國在再造艦工程上解約，與透過AUKUS軍事安全合作機制，另起爐灶尋求建立核動力潛艦，這兩件事情同時端上檯面。若是兩件事中間存在切割斷點，無法相互聯結，不但在情感上不傷巴黎情面，亦不會去衝擊西方盟友關係，所以整個運作斡旋程序，確實是在外交處置作為上相當重要。
在解除既有造艦商約與建構新協議之間過程，更必須保持適當時間區隔。
誠如目前各項資訊顯示，當初澳大利亞開始求助於英國，希望獲得建造核動力潛艦之技術支援，但倫敦經過評估，理解到許多技術項目遠超出英國本身之技術能量，因此才會另行協商美國，最後才會逐漸發展出此項AUKUS國防安全技術合作協議。
只是當澳大利亞在與英國開口求助時，本身是否思考過：英國亦是在1958年透過美國技術輸出，才成功地打造核動力潛艦兵力。澳大利亞今次為何不直接向華盛頓提出要求，實在耐人尋味。經過如此多年的發展，在全球六個具有核動力潛艦的國家中，僅有美國、俄羅斯、中國大陸與法國算是具有完全自主建造能力，英國必須仰賴美國技術支援，而印度更是完全仰賴俄羅斯鼻息。
所以當初堪培拉要借道倫敦，以便獲得核動力潛艦技術支援，真正考量因素為何，或許在於先向倫敦取經，獲知引入核動力潛艦建造技術相關細節。畢竟英國核能與造船工業條件與澳大利亞相差甚大，澳大利亞恐怕亦無法複製英國當初的技術合作模式，因此透過倫敦中介，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澳大利亞撕毀與法協議令法國外長憤怒。圖片來源：路透社）
總而言之，正式建構AUKUS合作機制與澳大利亞中止和法國合作造艦的商約，不但當初在外交上未能重視先後次序，此後更未能讓兩個事件在時間上保持適當間隔，建立相互間切割斷點，從而使得巴黎存有建構出因果聯結關係的可能。所以才讓西方國家為此撕破臉，引發嚴重外交風暴。
事實上，就算未能將前述兩件事加以區隔，也可以至少在正式宣布AUKUS合作機制前，由美國或澳大利亞政府高層提前正式知會法國，讓巴黎當局下台階，這算是外交事先防範必要作為。但華盛頓、倫敦與堪培拉三方如此多的外交智囊與謀士，居然都沒有任何人想到此番外交作為先後次序與時間區隔因素，讓整個過程顯得極度粗暴無禮，讓本身原來是能夠義正辭嚴與巴黎解除造艦商約之事，到最後反而變成堪培拉看起來做了虧心事，或是倫敦與華盛頓在背後聯手惡搞巴黎。說實在話，這就是當初考慮不周詳所致。
倫敦主流媒體面對法國如此情緒反彈，居然還以相當篇幅，冷言冷語去評論，儘管在情感上是在報復巴黎當初刁難倫敦脫離歐盟時的一箭之仇，但就整體全球戰略態勢來說，長於外交謀略老謀深算之倫敦外交圈，已經失算在前；若還是亂逞口舌之快，猛在傷口撒鹽去逞其快意，只能說大英帝國日暮途窮更加明顯。
相對觀察北京此時是否能夠沉得住氣，不必急著在西方各國吵成一團時去拉攏巴黎，將是評估北京外交謀士與智囊，城府與智慧是否夠深的重要指標。外交是項鴨子滑水滴水穿石之功夫，不因謀求己身利益而損他人顏面，這是要基於敦厚之文化素養與領悟的人情義理。國際社會完全要看本身是否具有身價與本事高低，那才是國際舞台縱橫捭闔所能仰仗之本錢！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