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普魯士成功的透過制度設計，完成了「軍隊國家化」的政治改革目標。同時將法國大革命帶來的「民主、平等」價值，內化成分散執行的原則，成為普魯士軍隊所向無敵的戰力來源。這也讓普魯士的軍事改革，成為與社會改革同步的典範。
建立國軍尊嚴的兩種改革路線（上）：
與社會改革同步的普魯士方式
2017/08/17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最近兩週，有關國防部的新聞不停的躍上媒體版面。先是兩週前因為軍官缺額的問題，國防部規劃讓士官經過十週的軍官通識教育及管理課程後，得以轉任少尉軍官。再來是上週有媒體刊登飛官在飛機上載運麻糬的照片，質疑飛官這樣載運私人物品是否違反軍紀。而國防部推出預計在年底換裝的「艾森豪短夾克」新軍裝，在這週也遭遇五千名網友連署反對。
這三個事件，乍看之下彼此之間沒什麼關聯。但若是我們去探究背後的原因，這三個事件都反應了一樣的問題。在飛官用軍機載麻糬的事件中，空軍最終作出不懲處該飛官的決定。但質疑的民眾認為將私人物品帶上軍機，象徵了軍紀的廢弛以及對工作的不尊重。而飛官的支持者則是舉出美國、中國及各國空軍的例子，指出將私人物品帶上軍機並沒有違反軍紀。相反的，這是一個在各國空軍都相當常見的習慣。
這場爭議反應了軍方跟部分民眾對軍紀與軍事相關規範的認識有落差。而且當落差發生時，部分民眾第一時間的反應是不相信軍方的判斷，展現出質疑，甚至是敵視的態度。
若是我們探究這種態度形成的淵源，源自於近二十年來軍方所累積的各種負面形象。這些負面形象一部分來自於媒體披露將領公器私用，以及種種弊案所帶來的不良觀感。另一部分則來自年輕人在義務役期間，在軍中經驗各種教條式的規定、僵化的組織文化所產生的普遍反感。2013年爆發的「洪仲丘事件」之所以能號招這麼多的社會大眾響應，便是這兩類軍隊負面形象集大成所引起的巨大反響。
2013年8月3日，上萬群眾聚集在總統府前「送仲丘」，要求政府為陸軍下士洪仲丘遭虐死事件啟動特別調查，以及檢討非戰時期軍事審判、徹查軍冤案等訴求。
而這些負面形象，多少也影響了這幾年軍人的社會觀感，連帶影響了軍人這個職業在年輕人就業上的排序。因此也造成了報考軍校人數下滑，甚至出現軍官缺額的情況。這也使國防部推動開放士官轉任軍官。雖然說這項政策提出後，社會上的爭議在於相關轉任機制能不能確保士官轉任的專業性；也有人提出，這樣的機制可能進一步衝擊報考正規軍校的人數。
但我們追本溯源，根本問題仍在於年輕人並不把從軍當作生涯規劃的優先選項。在之前的〈軍人吃得好很重要（上）：跟各國相比，台灣軍人待遇好嗎？〉一文中，我們可以看到對照鄰近的亞洲國家，台灣軍人的待遇並不差。如果考慮物價差距，甚至不輸身為已開發國家的日本。政府在近年財政困窘的狀況下，仍是努力提升軍人待遇。先前的年金改革，也決定軍人福利不會像公教一樣刪減。
但縱使有不錯的薪資待遇，我們仍然可以觀察到社會並不崇尚軍人這個職業。因此比較合理的推斷，問題根源還是指向台灣軍人的社會形象偏低。
而國防部在最近推出「艾森豪短夾克」換裝計畫。依據國防部發言人陳中吉在8月15日記者會中的說法，便是希望從軍人的外觀下手，逐步提升軍人形象的一環：
國軍希望官兵服裝和各國比較毫不遜色，特別是我國擁有好的材質、布料與紡織方面的專業，國防部會參採專家意見。⋯⋯有很多人認為，改變軍服難道軍人地位就會提升？其實國防部是齊頭並進，改善官兵生活、各項加給、各單位軍紀安全要求和提升，都是齊頭並進，而非「改善軍服等於提升軍人地位」的單一論述，國防部會從更廣的角度，多元提升。
以政策方向來說，國防部開始重視這個問題，從外觀開始逐步提升軍人形象的做法並沒有錯誤。但目前所遇到的阻力，仍然反應了軍方跟社會之間互信薄弱。受過去的負面形象所累，國防部所推動的政策也容易遭受社會負面的解讀跟質疑。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根本的問題在於軍方如何透過改革來重建民眾的信心？但這個問題的複雜之處，在於軍方跟社會之間互信低落的現狀下，軍方無論提出何種改革方案，恐怕都不容易取得社會的支持。
不過這樣的問題也不是台灣所獨有。歷史上，許多國家的軍隊都曾經經歷過與形象低落，社會互不信任的階段。因此我們或許可以參考其他國家的例子，思考台灣軍隊改革可能的方向。其中普魯士跟美國，是兩個在軍隊的組織文化上足以被當作標竿的典範。但這兩個典範，在歷史上都是從比當前台灣更慘的狀況中建立起來的。而這兩種典範建立的過程，又恰巧標誌了兩種不同的改革方式。
普法戰爭
在普法戰爭中一戰成名的普魯士參謀本部體系，是從18、19世紀之交的普魯士軍事改革奠定的。這項軍事改革，是整個社會改革的一部分。是在普魯士面對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革命浪潮時，進行政治改革的一環。因此普魯士的改革方式，是社會進步帶動軍事思想革命所造成的結果。
參謀本部體系這個構想則是早在1795年就被提出來。但當這個構想被提出來的時候，是普魯士軍事史上最黑暗的時代。當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後，帶來的一個副產品就是全民皆兵的「徵兵制」。徵兵制代表當時的戰爭已經擴大為國與國死鬥的無限戰爭。但包括普魯士在內，多數歐洲國家的戰爭觀念都還停留在17、18世紀流行的貴族有限戰爭。
當時普魯士的軍官團仍以貴族軍官佔大多數。貴族出身的軍官，帶領著目不識丁只想領錢的士兵組成的軍隊，用嚴厲的刑罰、僵化的教條來維繫軍隊紀律的運作。富勒（J. F. C. Fuller）在《戰爭指導》甚至提到，當時歐洲流行排射的線列步兵戰術，部分原因來自於只要士兵離開軍官的視線，就會開小差逃跑。而這就是當時普魯士與多數歐洲國家軍隊的樣貌：
嚴格的紀律使軍人生活十分困苦，所以逃亡之風盛行，因為只有逃亡才能逃避長官的鞭韃。其結果使戰術的行動也深受限制，換言之，僅能採取密集隊形的行動，因為那是長官的眼睛所能夠看見的。
但大革命後的法軍，是由充滿意識形態狂熱的國民所組成的軍隊。不只每個士兵都充滿狂熱的士氣跟主動性，讓軍隊無論是調動還是戰術都更加靈活勇猛。更重要的是「全民皆兵」，因此軍隊規模遠非過去靠政府財政發錢維持的貴族軍隊能相比的。因此在「拿破崙戰爭」中，還沈溺在斐特烈大帝傳統榮光的普魯士軍隊完全不是對手。在1806年的「耶拿－奧爾斯塔特戰役」中，普魯士軍隊在一場戰役中就完全被擊敗。
在這場被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稱作「一場莫名其妙的戰爭」七顛八倒的戰敗後，普魯士的軍隊形象跌落谷底。甚至連拿破崙都對普魯士的表現失望透頂，因此由原本希望跟普魯士結盟的態度，轉化為考慮徹底肢解普魯士。雖然普魯士最後因為拿破崙對俄作戰失敗，而從亡國中逃過一劫，但以徵兵制為基礎對軍隊進行全面改革，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富勒在《戰爭指導》提到法國開創的徵兵制，是一種建立在「民主」跟「平等」意識形態上的作戰方式。因此普魯士要引進徵兵制，也等於要引進徵兵制背後政治權利平等的社會體制。但普魯士人一板一眼的性格，就代表他們一但引進這個制度，就要全面性的貫徹，甚至幹得比法國人更徹底。哈夫納在《不含傳說的普魯士》敘述普魯士引進徵兵制，扣連的是解放農民、取消貴族特權等幾近於革命的改革。
建立普魯士參謀本部的沙恩霍斯特將軍
普魯士與法國唯一的不同，在於普魯士的革命是由上到下，從國王與首相發起的革命。其實普魯士的改革，早在「耶拿－奧爾斯塔特戰役」戰役前就已經開始。斯坦因（Heinrich Friedrich Karl vom und zum Stein）、哈登貝格（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與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將軍等改革派的中心人物都已經獲得重用。但普魯士的貴族，長期壟斷了軍官的資格，也代表了軍隊成為反改革勢力的先鋒。
但歷史的奇妙，就在於這隻由保守軍官組成的軍隊，在耶拿－奧爾斯塔特戰役中被拿破崙瓦解。而被拿破崙擊敗的屈辱，讓普魯士人更加緊改革的腳步：
1806的災難之所以能夠協助改革者取得突破，正是因為他以極度戲劇化的方式，顯露出法國新理念所具有的優勢。
而在拿破崙戰敗後，歐洲各地都開始走回保守政策的道路時，普魯士反而堅定地推動改革。除了解放農民的政策在1816年取消，其他諸如：城市自治、取消貴族政治特權、猶太人取得公民權、就業自由等政策不只延續；1818年甚至還加碼廢除國內關稅，設置各省議會實施地方民主。
而在軍事上的改革，則包括：向中產階級開放軍官團、廢除軍中體罰、引進徵兵制。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在《霸權興衰史》說明了普魯士為了更進一步發揚徵兵制的長處，發展出了兩個比法國更進步的制度。一個是政府提供義務教育，從根本提升兵源素質。另一個就是在1806年由沙恩霍斯特將軍設立「參謀本部」制度。
在《理論後勤學》一書中，分析了參謀本部的存在，是為了更有效的應用大規模的人力進行長期作戰。參謀本部的運作原理是「集中控制、分散執行」。而所謂的集中控制，來自於使用武力的時機是由政府決定，軍人無權干涉。當政府決定是否發動戰爭，以及發動戰爭的目標後，參謀本部才依據政府提出的目標制定戰略。
而無論海、陸軍各級將領，只有在參謀本部決定戰略後，才分別在自己管轄的範圍內行使指揮權，去完成各自負責的戰術目標。
政府機構管的是定任務，即確定「必須」做什麼；陸軍和海軍的專家是具體負責執行，即決定「如何」完成任務。
而在執行上，則交給各級「專家」分層根據自己的專業來決定執行的方法。因此上級只負責交付目標給下級執行，而不能干預下級執行的方法。因此過往普魯士陸軍僵化的教條與階層，在新的分散執行體制中被革除。新體制賦予了第一線的士官、軍官靈活依據狀況裁量的權力，上層的軍官無權隨意干預下屬執行任務的方式。
普法戰爭中指揮普魯士軍隊打垮法國的老毛奇將軍
《戰爭指導》也提到了即使指揮分權有發生混亂的危險，老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Elder）將軍也堅持以這樣的指揮方式來打普法戰爭：
他的研究使他獲得下述的結論：因為軍隊的數量日益增多，展開的範圍日益擴大，而運動的工具也日益加速，所以指揮必須要求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進一步說，因為任何的作戰計畫都只能算到大兵團的衝突開始為止，過此之後即無任何的確實把握，所以最好是聽任下級指揮官根據其自己的主動精神來採取行動，但必須符合一種共同的思想。
所以，一但會戰展開之後，概括性的指示應代替詳細的命令。這當然又有引起混亂的危險，在1870年的戰爭中，即幾度發生這種事情，但是毛奇仍堅持其主張不變，他認為這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時間的損失是更大的危險。
此外，為了防止軍人濫權，普魯士又將後勤劃給「陸軍部」。參謀本部只管軍令體系，陸軍部則管制軍政體系。只有在政府確定參謀本部提出的作戰計劃符合政府的政治目的，陸軍部才會提供作戰需要的後勤支援。而沒有文官政府的支持，軍隊將無法得到支持軍事行動的後勤支援，這也讓軍隊無法拋開文官政府進行任何戰爭。
這樣制度設計的思維則源自於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在《戰爭論》中強調的「戰爭是政治的延伸。」這點也成為普魯士軍事傳統最主要的核心價值之一。
我們可以看到，普魯士成功的透過制度設計，完成了「軍隊國家化」的政治改革目標。同時將法國大革命帶來的「民主、平等」價值，內化成分散執行的原則，成為普魯士軍隊所向無敵的戰力來源。這也讓普魯士的軍事改革，成為與社會改革同步的典範。
但是普魯士的例子，也告訴我們要將社會改革的價值帶入軍隊中，不是強硬地要軍隊直接執行這些價值。而是要由軍隊內部的軍官結合軍事專業，透過制度設計將這些價值轉化為增進軍隊戰力的正向助力。
談完了普魯士的改革典範，下一篇我們將來看美國在內戰後建立軍事專業的改革。
★ ★ ★ ★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對台灣的軍人而言，現在是軍隊形象最糟的時代，也可能是創造軍事專業最好的時代。但最終能決定軍隊榮譽的，不是外界民眾對軍隊的褒貶，而是軍隊中的有識之士能否團結起來，去建構台灣軍隊專業價值的新典範。
建立國軍尊嚴的兩種改革路線（下）：
與社會和而不同的美國方式
2017/08/17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們看到了普魯士讓軍隊與社會改革並進的方式。而另一套不同的典範，便是美國從南北戰爭後到20世紀前半建立軍事專業的過程。與普魯士由社會、政府帶動軍事變革的方式不同，美國的軍事專業完全是由軍人自主創立。而美國之所以由軍人自己主導這項變革，則源自於美國軍人自南北戰爭結束後，跟社會價值對立疏離的結果。
在今天的台灣，軍人形象低落主要還是源自社會對軍方紀律公平與專業性的質疑。但在當年的美國，社會大眾是直接否定軍人這種職業的存在價值，認為軍人本質上就是一個將被時代淘汰的落伍職業。
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軍人與國家》一書中描述了美國在南北戰爭結束後，社會價值一口氣倒向由商業自由主義（Business liberalism）跟個人主義結合而成的「商業和平主義」（Business pacifism）。當時美國社會普遍認為工作跟經濟生產是高尚的，戰爭是邪惡的。因此以戰爭為職業的軍人，自然也不是什麼值得尊敬的職業。而美國在內戰後的經濟發展，也讓美國大眾對人性、理性與進步抱持樂觀的信仰。從鋼鐵大亨卡內基（Andrew Carnegie）的這句話，就可以看出當時美國人普遍對軍事的輕視：
在我們這個年代，貿易並不會跟著國旗而來，而是循著低價格的潮流而來。
對當時的美國人來說，隨著自由貿易的擴張，戰爭將被商業行為取代。未來的國際競爭，是商業的競爭，軍事的功用會逐步被商業取代。當時美國社會流行的哲學家約翰・費斯克（John Fiske）有一句格言：
工業進步的成因與結果，使得人類利益的互賴程度不斷增加，也使得戰爭越來越令人無法忍受。
這造成了內戰結束後，美國軍人不只社會地位低落，甚至受到社會直接的敵視。例如堪薩斯州、密蘇里州、奧瑞岡州、德州直到1908年之前，甚至禁止軍人擁有投票權。加上大部份美軍當時無論是美西戰爭，或是承平時期駐守的古巴、夏威夷、巴拿馬運河跟菲律賓都遠離社會，導致美國軍人不只跟社會脫節，甚至形成孤立。杭亭頓引述了當時多位軍官的怨言：
軍人像是僧侶，獨自生活在與世隔絕的營區，並很少與我們人民大眾往來⋯⋯。
美國軍隊真是異類，竟然完全隔絕於其所由出的社會生活之外。
在這種氣氛下，美國國會也大幅刪減軍事預算。美軍在內戰時期的預算約為一億美元，1871年後的25年間，軍事預算都降低到三千五百萬美元間上下。陸軍也被裁撤到只有兩萬五千人，海軍加陸戰隊也只有一萬一千人。甚至為了省錢，美國海軍在內戰後一度被禁止使用引擎動力，被迫回歸帆船時代。而陸海軍也只能使用過時的滑膛砲，無法使用先進的旋膛炮。
美國軍事專業的奠定者之一薛曼將軍
但在這樣逆境中，薛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將軍反而看到了改革美軍的契機。他發現只要不跟國會要錢，在當時社會孤立軍方的氣氛中，社會根本懶得管軍方在幹什麼。於是他決定利用這個孤立的形勢，讓軍方能夠跳脫社會整體的反戰氛圍，獨立的發展自身的軍事專業。
美軍建立軍事專業的具體措施
同時代與薛曼一起推動美國軍事專業建立的還有俄普頓（Emory Upton）將軍、魯斯（Stephen B. Luce）將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美國軍隊內部在兩代軍官的主導下，採取了幾種方式來建立美國的軍事專業：
●完善軍隊的教育體制
在教育上，這些軍官的做法是區分「技術」與「軍事專業」兩個領域，並且分別設立專門的技術學校以及負責高等軍事研究的戰爭學院。在軍官教育中，將技術性的課程盡量轉移到專業分科的研究所教育中。而軍官基礎教育則增加「軍史」「戰史」或是軍事理論的比重，以建立軍人對「戰爭」這門獨特專業的了解。
●建立「學會」與「期刊」等軍事專業討論的交流管道
在這段期間，美軍中的有志軍官，紛紛組織同好建立討論軍事專門知識的學會。例如1873年成立的「美國海軍學會」以及1879年的「軍事服役學會」1885年的「騎兵學會」1893年的「美國步兵學會」。美軍各軍種、兵科也發行自己的期刊進行交流。例如《騎兵期刊》《美國砲兵期刊》《步兵期刊》，工程兵團的《專業論文集》雙月刊。其中《美國砲兵期刊》《步兵期刊》到了二戰後的1950年合併擴編為《戰鬥部隊期刊》。
●改革軍官升遷體系
美軍原有的升遷體系是採取年資制，這個制度造成的流弊就在於當年長軍官不退休，軍官升遷將長期停滯，而高階職位也都會被年長的待退軍官把持。在這段期間，陸、海軍的年輕軍官都嘗試推動以挑選制來取代年資制。雖然直到一戰前，這項改革只有海軍完成，但陸軍在這段期間的努力也為後來的制度改革奠定基礎。
另一方面，美軍原本就有類似台灣士官轉任軍官的機制。但在187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官校畢業生具有優先任命權的規定，同時也建立其他管道升任軍官所必須通過的考試機制。1861年國會訂定不適任軍官的退場機制。1860、70年代逐步建立軍人退伍與退休福利機制。1870年則規定現役軍人不得擔任或競選公職。
●進行軍隊組織再造
這一個部分的改革，反應在美軍引進德國的「參謀本部」體系，但將其「本土化」。在1903年《參謀本部法案》通過後的美國體制中，參謀總長隸屬於國防部之下。國防部長才是總統作為三軍統帥的合法代表人，參謀總長是經部長授權後，代表部長執行政策。參謀總長的立場被要求必須政府一致，如果參謀總長的立場跟政府不同，他就有義務要自請辭職。
美軍的軍事倫理價值
除了上述具體制度上的改革，在這段期間中美軍也確立了軍人專業的心態、價值以及相關的「軍事倫理」。這個部分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重點：
●大量開放的吸收外國戰爭經驗與先進的軍事思想
這個時期美國軍官改革的典範，主要是普魯士／德意志的軍事傳統。他們接受了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按照拿破崙戰爭經驗所寫的《戰爭論》，也採納了普法戰爭中大放異彩的普魯士參謀本部制度。而海軍則以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為首，吸納了英國運用海權的經驗以及法國流行的約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軍事思想。
這讓當時的美軍在內戰後雖然只經歷了美西戰爭，卻能跟上歐洲最先進的軍事發展。因此在20世紀重新介入舊大陸的戰爭時，仍然能夠迅速戰勝歐洲的傳統軍事強權。
替美國海軍引進英國海權思想的馬漢將軍
●將「戰爭」視為一門獨特的專業學科
美國軍人在當時雖然受到美國社會的輕視，但透過建立戰爭這門專業學科，軍人從對戰爭的「專業性」找回自身的榮譽與成就感。社會大眾對軍人的輕視，來自於大眾對戰爭的不了解。而這正是軍人得以發揮其專業，建立自身存在價值的地方。杭亭頓提到，當時美國軍官的自信心，來自於相對於過度樂觀評價人類文明、理性的美國社會，他們是讓美國免於人性負面威脅的守護者：
對軍官而言，人性是無法改變的，現在的人跟文明初始的人是相同的，而且任何制度上的設計，都不能夠改變人的基本性格。
因此不管文明如何發展，軍事永遠是國家最後的防線。在這樣的思想下，軍官認為自己跟律師、醫生一樣是一個專業人士。軍人從這裡建立一種「自我概念」（Self-Conceptions），認為自身的進步就代表人類一門學科的發展：
戰爭科學的學生是追求生存的學生，軍備科學已經成為一門需要淵博知識的專業。過去他只是一個能將所有人都歸類其中的搏鬥專業，因此沒有誰是冒牌軍人。而目前他在本質上的改變，似乎並未為一般人所熟知。
●堅持保守價值觀
而因為軍人是面對人類負面人性的專業，是對抗人類惡意的最後防線。因此軍隊不應該跟隨社會的進步價值，社會可以更加自由，但軍人應該變得相對保守。但也因為軍人意識到自己的專業是在人類最負面的行為，也就是戰爭發生時挺身而出。因此承平時期軍人自願從主流的生活方式中撤退，也不應該用自身的保守觀點干預社會的發展。
而正因為軍事專業強調人性的邪惡本質，軍隊的組織便是以集體的力量來制衡人性。所以軍隊內部反對個人主義，而強調紀律、服從、職責、階級。
●軍人不應該干預政治
前面提到1908年之前，美國許多州都拒絕讓軍人投票。但相對的，在內戰後到一戰之間，美國的軍官則認為他們既然是制衡負面人性的防線，強調人性的邪惡本質，因此他們即使有投票權，也不應該參與政治。杭亭頓引用了當時某軍官的言論來代表這種觀點：
如果軍校生有獲取任何信念的話⋯⋯那就是他們鄙視政治人物及其不誠實的行動原則。
即使軍隊的保守價值，讓他們不同於美國政府盛行的自由主義。但正因為對所有政治人物一貫的鄙視，美國的軍人能公正地跨越黨派與政治歧見，提供任何執政政府客觀的軍事專業。而對任何政黨對軍隊人事的干預，都會受到軍官團「自然的厭惡」。對軍官來說，軍隊只是「政府的肌肉」，所以他們不會去評價政府施政的對錯得失。這也反應在美國政治史上著名的「薛曼宣言」：
如果被徵召，我不會參選；如果被提名，我不會接受；如果被選上，我不會就職。
就算政府動用軍隊來執行政策，政策的政治責任仍歸政府與政治人物承擔，因此軍隊不會為政策的對錯背書，也不會去評價政策是否適當，更不會依照個人價值去選擇是否執行任務。基於這樣的原則，美國軍隊嚴格執行所有命令，但不參與任何政治爭議，也不打算涉入任何政治判斷。
這種思維也源自於《戰爭論》「戰爭是政治的延伸。」思想的繼承。只有在政府的命令可能對戰略、戰術與軍隊紀律帶來傷害時，軍官才會表示軍事專業的意見；但軍人仍不應該對任何任務目標背後的政治價值有任何的意見。杭亭頓引述某海軍軍官的言論，來談當政府交付的政策目標與軍事目標發生無法調和的抵觸時，則應該放棄軍事目標：
在最高的意義上，海軍政策必須依據政府的外交政策，因此他超出我們海軍軍官的討論領域外。
在這個立場上，軍人完全不會涉入任何政策目標的制定。軍人只是在政府決定政策目標後，扮演執行的角色。
在這些信條之下，美軍即使面對社會的輕視跟敵意，仍然發展出自身獨立的專業性。最終在兩次大戰間開花結果，奠定了美軍至今仍保持的優越戰力。
美軍的例子代表的是另一種改革的典範。這種典範代表的是軍人自成一格，不尋求與社會主流價值同調所進行專業性的改革。這樣的改革在當下並不會受到社會的鼓勵與幫助，但改革的價值會在日後國家面對戰爭時展現出來。
也因此，美軍的改革者中，除了薛曼因為南北戰爭時的戰功而廣為人知，其他人在當時的美國社會都是默默無名，受人輕視的。但在兩次大戰後，美軍終於以實際的表現贏得美國社會的尊敬，這些人也以美國軍事專業奠定者的身份，受到後代的崇敬。
薛曼擊破南方邦聯政府的著名攻勢「向大海進軍」
目前台灣社會在探討軍人士氣低落的原因時，常有人歸結於國家認同、政黨意識、族群意識的分裂，導致軍隊不知道為誰而戰，為何而戰。但從美軍建立軍事專業的歷程來看，這種觀點根本是個假議題。美國內戰後，比起奉行自由進步思想的美國社會，軍隊的價值觀與軍官的政治立場往往更接近於南方「美利堅邦聯」的保守價值。
但如同薛曼雖然認同南方邦聯的政治立場，卻仍是效忠美國政府消滅南方政府的抵抗。內戰後的美國軍官藉由嚴格的政治中立與軍事專業性，來建構自身的自主性與尊嚴。北軍名將格蘭特（Ulysses S. Grant）戰後競選總統，卻在當選後捲入金融炒作醜聞的例子；更堅定了美軍認為軍人唯有不從事、不參與政治，才能保全節操的道德觀點。
我們縱觀普魯士跟美國兩大軍事典範的改革歷程時，可以看到其中有一個共同的宗旨。
克勞賽維茲《戰爭論》的格言：「戰爭是政治的延伸。」是無論普魯士軍人或美軍都尊為第一要義的價值信條。原因就在於軍人孤高的尊嚴，就展現在軍人獨立於國家政治的爭議之外，中立無私的提供自己的軍事專業。軍人的尊嚴來自於自願遠離政治爭議，讓自己成為國民意志的後盾。決定政策目標的權力在政府跟民眾手中，軍人作為軍事領域的專家，只負責在實行上提供專業意見。
台灣近年來有許多退休將領，基於自己的政治立場、政黨認同往往喜歡出言批評時政，甚至是交通外國參與一些政治性的活動。站在普魯士跟美國的軍事典範來看，這些都是極不專業，有虧軍事倫理的行為。而觀察近200年來世界各國的經驗，軍人干預政治，不只讓自身淪為軍閥，也都幾乎帶給自己的國家、人民長期的內戰跟壓迫。
軍人贏得自尊的方法，不是倒過頭來去干預政治。從普魯士跟美國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到兩種方式。普魯士的方式是軍人透過專業，試圖將社會的進步價值，內化後轉化成更進步的軍事體制。美國的方式則是保留跟社會的落差，維持自主的專業性。但無論是哪一種途徑，都可以看到軍人的榮譽是靠軍人強化自身的專業所贏得的，而不是靠政府或是外界的賜予。
而軍事專業的樹立，來自軍人勇於與時俱進。即使科技、資源不如外國，仍是可以大量吸收世界各國最先端的戰爭經驗與軍事思想。時時思考如何改革本國現行的制度與軍事思想，透過這些變革讓民眾意識到軍隊風氣的變化，或是在未來的戰爭中以勝利洗刷過去民眾對軍人的誤解。
對台灣的軍人而言，現在是軍隊形象最糟的時代，也可能是創造軍事專業最好的時代。但最終能決定軍隊榮譽的，不是外界民眾對軍隊的褒貶，而是軍隊中的有識之士能否團結起來，去建構台灣軍隊專業價值的新典範。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