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陸軍強化駐地訓練
The Army's Training Problem
● 作者/Shawn P. Creamer ● 譯者/李永悌 ● 審者/丁勇仁
取材/2021年7-8月美國軍事評論雙月刊( Military Review , July-August/2021)
作者簡介
Shawn P. Creamer陸軍上校為駐韓美軍部隊戰略、政策及計畫副主任。他曾擔任第196步兵旅長，並同時擔任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作戰群指揮官。 Reprint from Military Review with permission
美陸軍在多領域作戰中扮演不可或缺之角色。鑑此，美陸軍訓練與武器之發展應以遂行多領域作戰為目標。本文主張美陸軍未如表象已達備戰狀態，應積極轉變其訓練方法與提升戰備，為下一個攻擊發起日做好準備。
2019年5月2日，美陸軍第2步兵師第2史崔克旅級戰鬥部隊第17步兵團第1營的士兵，於華盛頓州雅基馬(Yakima) 訓練中心進行刺刀焦點(Bayonet Focus)19-02訓練演習期間達成目標。
(Source: US Army/ Angel Ruszkiewicz)
在大國競爭重啟及美軍聚焦總體防衛力量下，多領域作戰(Multi-Domain Operations, MDO)強調在危機和衝突爆發前，發展並維持地面部隊訓練與戰備之重要性。美陸軍是美軍部隊行使陸權(Land power)之主要工具，在任何大型或小型衝突肇生時，都扮演著獨特且無法取代的角色。陸軍總體兵力(Total Army)需藉戰略態勢與彈性，以支援計畫性與非計畫性作戰行動，並立即由攻擊發起日前(Pre-D-Day)之戰備整備進入作戰態勢，俾戰勝可能發起敵對行動的均勢對手。
美國在當前的多領域戰場，已不再享有全作戰功能(Warf ighting Functions, WfF)之首要優勢。而在大規模作戰行動(Large-Scale Combat Operations, LSCO)中，美軍部隊在數量上恐將不敵當地部隊。美陸軍是專門保護美國國家利益的聯戰團隊成員，這些情況代表未來的美陸軍將成為「不可行的工具」。
美國在1970年代曾面臨類似難題，而此種難題成為空地作戰(AirLand Battle)準則發展，以及為實現該準則所伴隨的裝備與訓練革新之主要推手。依序發展準則、裝備與訓練，有助於美國取得對其主要威脅，亦即前蘇聯正規部隊的決定性優勢。同樣的，美軍部隊也必須發展支援多領域作戰構想的訓練與裝備。
目前美陸軍訓練方法仍有許多瑕疵，且並未針對面對均勢對手的大規模作戰行動進行部隊訓練與整備。尋求問題解決之道絕非易事，特別是美陸軍與相關之聯參組織間有許多利益糾葛。儘管本文提出的解決之道可能比目前檯面上準備採行的體制更為積極，卻有助於就必須進行的困難決策展開對話，讓美陸軍朝向提升戰術部隊戰備之路邁進。若美陸軍能確實承認自身缺失，就能超越狹隘的利益，像1970年代一樣有足夠動力尋求解決之道。
問題：美陸軍部隊的戰備 程度不如預期
美陸軍部隊不久前已發展出駐地作戰整備基礎訓練，並且不依賴兩年一度的作戰訓練中心(Combat Training Center, CTC)輪訓來磨練梯隊的作戰能力。美陸軍將部隊與幹部的作戰能力發展納入陸軍訓練與評估計畫(Army Training and Evaluation Program, ARTEP)之一環，其主要執行方式為在駐地實施多日、多梯隊實兵操演。儘管該計畫以實彈射擊機動演習為優先，但發展各部隊作為聯合兵種戰鬥群的作戰能力更是重要。美陸軍部隊的訓練程度，必須提升至足以迅速與增援部隊整合及執行複雜戰術任務，並持續進行數日至數週之作戰。這些部隊能滿足上述要求，係因各部隊皆已發展足夠之經驗基準，不僅能執行任務，也擁有戰勝均勢對手的絕佳機會。
2019年6月21日，美陸軍第82空降師第3一般支援航空營C連飛行醫務士杜福德(Jonathan Duford)於北卡羅萊納州布拉 格堡(Fort Bragg, North Carolina)西門斯陸軍航空基地(Simmons Army Airfield)進行的醫療後送(MEDEVAC)模擬訓練 期間模擬治療傷患。(Source: The Paraglide)
惟鑑於進入2000年後的部隊作戰要求，美陸軍改變了駐地訓練與作戰整備的發展方式。過去20年來，美陸軍部隊訓練方式曾發生三項根本轉變：為保有週末假期而縮短訓練時間、以個人與小部隊戰力測驗取代多梯隊實兵操演，以及藉實彈射擊訓練作為判斷戰備程度手段。結果造成美陸軍超過十年的決定性行動作戰準備經驗付之闕如，即便重新將重點置於決定性行動的熟練度，其戰術部隊在執行聯合兵種或多領域作戰任務時，仍顯露作戰能力生疏跡象，令人憂心。美陸軍決定性行動戰備的問題，恐怕無法隨著時光流逝而自行解決，而且進度將緩慢到令人無法接受。此外，美陸軍體系中有四項彼此關聯的訓練因素，將阻礙戰術編隊在決定性行動戰備的適當發展：
▉ 誤將重點置於低階梯隊訓練
▉ 幹部缺乏反覆演練
▉ 未強調梯隊之作戰功能
▉ 上級指揮部支援訓練能力衰退
第一項因素：誤將重點置於低階梯隊訓練。美陸軍準則：「陸軍備戰首重訓練。訓練是戰備的基石。戰備決定了美國在全球複雜環境下作戰與 致勝之能力。」惟儘管訓練對於作戰與致勝間之關聯已廣為人知，美陸軍對訓練與戰備的要求標準卻仍嫌太低。美陸軍訓練標準過分重視單兵部署，以及一再調整班以下層級訓練成效門檻。
過度著重小部隊訓練，對美陸軍提供聯合部隊指揮官完成訓練與戰備部隊之能力，造成不良影響。美陸軍各部隊必須具備考量時空，依優序執行聯合部隊全作戰功能之必要能力，並能在長期作戰或戰役全程，使作戰序列內之梯隊與聯戰友軍部隊彼此支援作戰。儘管沒有人會反對陸軍部隊必須有充足的基礎訓練，然過度著重基層部隊並非完善作法。就全作戰功能而言，班級(Squad-level)訓練純熟度並不等同於較高層級部隊訓練純熟度。或許用體育來比喻更容易說明：例如對抗均勢對手大規模作戰行動的高風險行動是一項團隊運動，而團隊運動必須迅速進行大規模現場爭球(對抗)，團隊才能取得勝利。
在多領域作戰中，軍與師層級顯然扮演更積極的作戰角色，極類似在空地作戰中發揮的功能。儘管如此，旅級戰鬥部隊(Brigade Combat Team, BCT)仍為美陸軍主要之作戰編隊；為能戰勝均勢敵人，旅級戰鬥部隊必須於梯隊反覆進行旅訓練。遺憾的是，旅級戰鬥部隊並未反覆進行訓練，以至於未合乎攻擊發起日的戰備等級。因此，若以對均勢對手大規模作戰行動來要求旅級戰鬥部隊戰備程度，而非目前以班層級為重點的模式作為前提，則必須由領導幹部取得勝利，而非一般士兵。
第二項因素：幹部缺乏反覆演練。幹部與其領導經驗事關重大。惟美陸軍並未充分培養旅級戰鬥部隊軍、士官幹部的作戰能力。美陸軍及其領導幹部，過度依賴過去20年來，從小型戰爭中獲取的作戰經驗。這些以基地營區為中心的小型戰爭，已成為當今許多領導幹部的基礎經驗。儘管小型戰爭經驗頗具價值，但若以此種狹隘的經驗，會在較欠缺實戰經驗的均勢對手大規模作戰行動中自動轉化為成功之道，則是觀念錯誤。
領導幹部必須透過學習與實作來累積經驗，學習不足和缺乏實作一樣，皆不利於領導幹部的發展。領導幹部如欲成為軍事專業之翹楚，則學習與實作皆不可或缺。美陸軍專業軍事教育計畫堪稱冠居世界，惟若未以必要實作來鞏固從學校習得的知識，甚或領導幹部在晉升過程中僅有一到兩次參與實戰的機會，那麼他們在面對後續重大與發展機會時，將面臨極大困境。以學習為本反覆演練，將可臻於精熟。
近20年來，美陸軍戰術層級領導幹部沒有機會進行編隊作戰，也無法反覆演練。美陸軍原欲將決定性行動基礎經驗發展為駐地陸軍訓練與評估計畫(Army Training and Evaluation Program)的重要元素，缺乏此種經驗，導致幹部目前在決定性行動戰爭的科學與藝術等方面經驗不足。由於進行梯隊實兵操演時間不足，美陸軍戰術層級領導幹部在各類決定性行動戰術任務中之處境相當困難，特別是遠距與夜間行動。他們表現不佳，測驗時一路糊塗莽撞，原因往往是下一級幹部和其所領導的部屬一樣，都經驗不足。美陸軍戰術部隊的機構知識庫(Institutional Knowledge Base)已明顯萎縮，導致因領導幹部過少，而無法組織與領導較無經驗的部隊，以進行基礎的決定性行動任務。
2018年10月19日，美陸軍第 25步兵師第1史崔克旅級戰鬥 部隊的史崔克步兵運輸車，於阿拉斯加州格里利堡(Fort Greely, Alaska)進行的北極鐵砧(Arctic Anvil)19號演習期 間橫渡淺河。(Source: US Army/ Kahlil Dash)
美陸軍旅級戰鬥部隊所仰賴的戰術領導幹部核心人數過少，且作戰編隊無法靈活運用全作戰功能，導致無法在作戰決勝點上集中兵力。領導幹部的經驗不足，具體表現在陸軍戰術部隊無法支援每96小時重複一次的連續作戰。諸如渡河(Wet-gap Crossing)與周密防禦等極度複雜的戰術任務大多未納入訓練，即便進行，也執行得不夠嚴謹。
此外，由於目前最吃重的組合訓練多半是時間較短且無競爭性的連級以下小部隊訓練(Lane Training)，美陸軍幹部並未接受足夠的測驗與抗壓訓練。是項訓練時程縮短之所以合理化的主因之一，就是試圖維護官兵週末休假的權益。惟此種過分重視是項訓練，特別是實彈射擊的作法，無法讓戰術層級領導幹部接觸或預處艱苦的大規模作戰行動。連級以下小部隊訓練能讓幹部在短時間內「聚精會神」，但卻無法找出其根本弱點，或顯示所屬士兵在應付大規模作戰行動時的真正體能與耐力。由於透過實兵操演可以瞭解一切，將多日、多梯隊實兵操演引進旅級戰鬥部隊，即可真正曝露出準則、作業程序以及領導幹部的問題。
第三項因素：未強調梯隊之作戰功能。過去20年來美陸軍部隊編組發生了根本轉變，由運用任務編組之類比式訓練系統(Enablers)舊有部隊，演進成為本身具有建制訓練系統的數位先進模組化部。惟美陸軍展開此種轉變時，並未參照此新式部隊編組適度調整訓練方法。簡言之，美陸軍以整合式戰術網路進行部隊數位化，但並未適度調整部隊進行組合訓練發展純熟度的方法。旅級戰鬥部隊的任務式指揮資訊系統(Mission Command Information Systems, MCIS)沒有足夠的刺激因素(Stimuli)進行全作戰功能的靈活運用，以及重現決定性行動訓練環境(Decisive Action Training Environment , DATE)的壓力。此種缺乏刺激因素的情形表現在兩方面：程序與技術。
就程序而言，美陸軍戰術部隊在駐地缺乏梯隊作戰演練。特別是此種在營及旅級戰鬥部隊層級缺乏演練的情形，限制集體運用任務式指揮資訊系統強調的高、低層戰術網際網路，並迫使各部隊疲於透過主要、備用、應急與緊急通信計畫進行遠距與跨地形通信。此外，此種缺乏刺激因素的情形，亦限制了美陸軍戰術編隊之作戰節奏與各層級指揮節點運用之機會，而無法支援決定性行動作
戰。對程序的熟練度不足，一直被認為是部隊於作戰訓練中心進訓時的重大問題。
2020年7月12日，美陸軍第 25步兵師第2步兵旅級戰鬥部隊(Infantry Brigade Combat Team, IBCT)第14騎兵團團長於夏威 夷卡胡庫訓練區(Kahuku Training Area, Hawaii)進行閃電鍛造(Lightning Forge, LF)20號演習突擊行動規劃。閃電鍛造 20號演習為第2步兵旅級戰鬥部隊為準備遂行未來作戰與發展戰備而進行的駐地組合訓練活動。(Source: DoD/ Logan Smith)
就技術而言，美陸軍戰術部隊欠缺激發全作戰功能必要的實兵、虛擬、建構式(Live, Virtual, Constructive, LVC)合成化戰場系統，導致無法透過任務式指揮資訊系統複製決定性行動威脅。事實上美陸軍戰術部隊進行訓練時，其任務式指揮資訊系統大多以受限制的密閉迴路進行通信，因而缺乏可啟動全作戰功能的外部刺激。此處設定的刺激因素本質上包括敵軍、地主國與民事等考量因素、鄰近部隊部署，以及高階指揮機構的需求信號等。這些技術性刺激因素必須同時透過多重任務式指揮資訊系統所饋送的資料進行過濾，接著就關鍵要素進行解密與分析，俾使梯隊指揮官能下達決心與投射致命武力。若無此種刺激因素，就無法對旅級戰鬥部隊的全作戰功能進行適當測試，導致指揮節點訓練不足，無法在對抗均勢對手的大規模作戰行動中執行協同作戰。
美陸軍並未將透過程序與技術等刺激因素之強化訓練，視為訓練旅級戰鬥部隊進行大規模作戰行動的必要條件。旅級戰鬥部隊在駐地大多未能獲得足夠的刺激因素，因而無法正確複製決定性行動訓練環境，此種訓練竟只能於三處戰術作戰訓練中心進訓時方能獲得。即便部隊有幸進行作戰訓練中心輪訓，這些部隊通常每兩年只有一次機會，在為期十天的實兵對抗中完成訓練，而且幾乎沒有機會針對缺失來實施複訓。
第四項因素：高階指揮層級支援訓練能力衰退。過去20年來，正規美陸軍之師與軍層級，飽受訓練能力衰退之苦，而此情形阻礙了美陸軍於駐地實施組合訓練之能力。對這些指揮層級而言，最嚴重的兩項損失就是被迫放棄建制訓練系統，還有大量縮減人力。這兩項損失讓師與軍層級形同虛設，缺乏為所屬各營及旅級戰鬥部隊提供充分規劃、準備、資助與執行決定性行動組合訓練的能量與資源。
此外，許多對旅級戰鬥部隊戰備程度至關重要的訓練系統，已不再由師長管制。在無法即時獲得適當之訓練系統組合，並為所屬部隊複製決定性行動訓練環境的情況下，師級部隊已逐漸依靠由人員縮減、負擔過重且分散各地的軍級部隊來實施駐地營級特遣隊(Task Force, TF)或旅級戰鬥部隊之決定性行動訓練。此外，由於過去十年來美陸軍兵力結構調整使人員減少，導致目前許多對決定性行動戰備程度至關重要的關鍵訓練系統，以過多比例存在於後備部隊 (Reserve Component, RC)。儘管後備部隊相當樂意與現役陸軍同袍共同進行訓練，但時間、地理鄰近程度與訓練準備障礙等，都將不利於現役、後備部隊協同訓練。最重要的是，後備部隊的資源僅能提供每年39日的訓練，並分別分配為包含週末的三日與四日訓練期程，以及為期兩週的年度訓練。現今狀況是日漸惡化後的後備部隊戰備─後備部隊駐紮於有利人才招募與維持之處，且在許多情況下，士兵與部隊分佈在好幾個州。
儘管能否即時獲得駐地訓練系統是訓練的主要限制因素，但師與軍層級的參謀數量大幅減少，亦限制其積極參與旅級戰鬥部隊訓練。由於每日將重點置於行政、作戰事務以及本身戰備，師或軍層級幾乎沒有剩餘的組織能量來積極投入所屬部隊訓練。由於目前為止尚未發生災難性錯誤，高階將領對師與軍級參謀數量不足的困境，甚至旅級戰鬥部隊編隊戰備的真實情況，都顯得不夠重視。為能預測陸軍部隊對抗均勢對手戰備程度，美陸軍不可因為和叛亂份子與次要軍事強權作戰尚無敗績，則自視為完成整備而流於自滿。
本文前段提出美陸軍部隊在準備大規模作戰行動時面臨挑戰的不利情況。若無法消弭前述訓練障礙，未來恐將在某些決定性行動的戰場上招致戰術失敗，一如1950年7月美陸軍在南韓的表現。儘管如此，美陸軍內部仍有能力與資源尋求解決方案，俾自駐地派出更精良且更符合戰備的部隊。
駐地組合訓練現代化
美陸軍為發展與宣揚多領域作戰構想，投入了龐大的組織能量。多領域作戰已成為美陸軍與聯合部隊對抗均勢對手奠定勝利的基礎。惟美陸軍並未投入同樣之心力於精進訓練方法，故無法產生完成戰備的部隊以克服多領域作戰之複雜性。美陸軍長久以來共仰賴三處作戰訓練中心實施旅級戰鬥部隊訓練；惟該中心的訓練計畫無法有效提升旅級戰鬥部隊之戰備。只有在駐地時，方能有效提升執行多領域作戰時應有之戰備。因此，為改善旅級戰鬥部隊遂行多領域作戰能力，美陸軍駐地訓練計畫之現代化勢在必行。
2018年10月13日，美陸軍第 25步兵師第1史崔克旅級戰鬥部隊士兵於阿拉斯加州格里利堡舉行的北極鐵砧(Arctic Anvil)19號演習期間，佈設 M58除雷爆炸索。(Source: US Army/ Isaih Vega)
現代化與改善旅級戰鬥部隊駐地訓練，並同時解決前述四項因素的方法之一，就是全力發展類似美太平洋陸軍司令部(United States Army Pacific, USARPAC)依令執行的組合訓練專案。該專案名為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Joint Pacific Multinational Readiness Capability, JPMRC)，所有陸軍部隊皆可仿效施行。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為可輸出之實兵、虛擬、建構式組合訓練能力，可於駐地或區域周邊其他訓練場，支援營級特遣隊或旅級戰鬥部隊實兵對抗之決定性行動頂點訓練活動(Culminating Training Events, CTE)。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的實兵、虛擬、建構式系統，原本旨在提供美陸軍機動式作戰訓練中心能力。美太平洋陸軍司令部將此能力轉用於陸軍訓練與評估計畫的現代化，將計畫的基礎自類比式提升至數位式與連網式。
自2015年起，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於阿拉斯加州、加州、夏威夷及華盛頓州等各訓練場，支援美陸軍第1軍(I Corps)所屬的六個旅級戰鬥部隊共計12次的合成化戰場(LVC enhanced)頂點訓練活動。除了前述的頂點訓練旅活動外，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亦於2019年支援一次未納入合成化戰場之旅級戰鬥部隊頂點訓練 活動。此外，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已於2014年支援了作為計畫起始行動的營級特遣隊頂點訓練活動、2017年支援旅級戰鬥部隊層級之高司演習、2020年支援旅層級之高司演習；以上皆為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可靈活滿足第1軍各部隊需求的實例。再者，美太平洋陸軍司令部已持續於印度太平洋地區運用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的應有能力(Niche Capabilities)，提供陸軍各部隊、夥伴與盟國進行共同訓練時之支援。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迄今已運用於澳大利亞哈默爾演習(Hamel)、日本東方之盾演習(Orient Shield)、馬來西亞短劍出擊演習(Keris Strike)，以及菲律賓美菲團結演習(Balikatan)等多國演習。
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利用「擴編與強化」的作業結構支援第1軍及其所屬部隊。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主要對師指揮機構的資深教官(Senior Trainer)進行擴編，運用對聯戰活動生命週期(Joint Event Life Cycle)程序經驗豐富的計畫人員，協助發展構想與狀況、演習計畫作為、協調，以及實兵對抗決定性行動組合訓練頂點訓 練活動的準備工作。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持續透過執行支援資深訓練參謀，提供訓練假想敵、觀察 ─管制員(Observer-Controller)/教官及戰術分析設施人員學校教育，以演習管制小組管制演習與達成資深教官的訓練目標，為作戰群(Operations Group,OPSGRP)核心幹部指派指揮與管制觀察─管制員/教官及假想敵的指揮官，以及協助資深教官的演習指揮(Exercise Director)訓練 其部隊。
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除了透過前述所提之作戰群與演習管制手段外，亦藉由其儀器監測系統(Instrumentation System)與戰術分析設施能力，為營級特遣隊及旅級戰鬥部隊提供合成戰場，並提升任務式指揮資訊系統與梯隊全作戰功能之能力。儘管上述內容與作戰訓練中心提供的能力在結構上有驚人相似之處，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的不同之處，在於其為支援性部隊，透過資深教官
負責並積極主導訓練，以擴編與強化師指揮機構。
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目前可證明以邊際成本自駐地派遣訓練、戰力均更加完善的旅級戰鬥部隊的構想。儘管美陸軍第1軍的旅級戰鬥部隊及支援部隊重複進行實兵對抗的次數和其餘傳統陸軍部隊相同，相較於美陸軍體系兩年一度作戰訓練中心輪訓以外所運用的所有訓練場，經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強化的第1軍訓練場地，更能於決定性行動訓練環境、梯隊及整體全作戰功能方面，實際提供戰場壓力。
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並非專為美國太平洋陸軍司令部打造。反之，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利用了美陸軍的重大投資～可輸出訓練能力儀器監測系統(Exportable Training Capability Instrumentation System)：該系統為價值8,500萬美元的可部署式儀器監測系統，原本配發國家訓練中心(National Training Center)卻從未使用。此外，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原先配屬，後來分配至美國國防授權法第11編(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Title XI)中所述之美國太平洋陸軍司令部訓練支援旅，讓計畫於2014年開始順利進行；此即 目前該計畫所在之處。美國太平洋陸軍司令部的訓練支援旅，獲得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作戰群之核心幹部，並就該旅活動提供指揮監督。
2015會計年度，美陸軍曾記錄以180名軍職與陸軍部文職(Department of the Army civilian, DAC)人員，支援負責營與中隊規模頂點訓練活動 的作戰群。15 支援需求的核准進度緩慢，2016會計年度僅核准十名軍職人員，之後於2017會計年度核准12名陸軍部文職人員。2020會計年度，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已擴大核准十名軍職人員與40名陸軍部文職人員。為彌補聯合太平洋多國
戰備能力人力短缺，美陸軍部以指導性軍職超編(Directed Military Overhires)擴編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同時美國太平洋陸軍司令部透過人員 借調(Troop Diversion)提供額外的人力。16 此外，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則有十名全職支援承包商提供支援，演習期間可額外增加多達20名支援承包商。
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尚未達到計畫最終狀態，僅在2015年達成初始作戰能力，並預於2024會計年度後達成完全作戰能力(Full Operating Capability, FOC)。部分完全作戰能力仍須按計畫部署，而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的初期基本人員編配，必須從延用至今的特別人力解決方案，改變為較長期固定的方案，包括重新調整人力需求，以更有效反映完全作戰能力的最終狀態。儘管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仍需要再三個計畫年度以上方能趨於成熟，目前已蒐集的資料與經驗教訓卻足以斷言，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對美陸軍全軍的所有潛力，在達成攻擊發起日前戰備程度方面尚未充分實現。
為現代化駐地組合訓練提供資源
若美陸軍決定推動駐地訓練現代化，可考慮的選項之一就是分別為其他三個軍級部隊建立類似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以及獲得充分資源的合成化戰場。如此一來，美陸軍將可大幅提升其戰術部隊的組合訓練成效及戰備程度。為能部署此能力，陸軍幹部將面臨捉襟見肘的資源挑戰，以及就資源取得方式面臨某些困難的選擇。為實現本文提出的變革，美陸軍必須克服教條，避免過度保護普遍、存在已久且陳舊的觀念。美陸軍若能拿出足夠積極的態度，就能解決財政與人力資源的挑戰，進而於駐地提升旅級戰鬥部隊的戰備。在這兩項資源獲得的挑戰中，儘管美陸軍目前預算日漸拮据，但財政資源問題可能反而最容易克服，人力問題可能才是更加情緒性且有待克服的決策。
美陸軍透過成立未來司令部(Futures Command)積極追求轉型，俾協助部隊遂行多領域作戰。由於美陸軍為能同時發展與結合新興技術與硬體而大膽投入180億美元經費，未來司令部與其跨功能小組(Cross-Functional Teams)的發展迄今似乎能嚴守規定且有所節制，以避免重蹈未來 戰鬥系統(Future Combat System)瓦解的覆轍。惟在跨功能小組當中，作為硬體與士兵之間橋樑的綜合訓練環境(Synthetic Training Environment, STE)行動主軸可能效果不如預期。
2016年2月5日，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第196步兵旅旅長米契爾(Scott Mitchell)上校(圖中說話帶手勢者)，於檀 香山(Honolulu)進行的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輪訓與閃電鍛造演習期間，對由第25步兵師師長弗林(Charles A. Flynn)少將(米契爾左)接待的美陸軍退役中將艾肯貝瑞(Karl Eikenberry)及一群來自史丹福戰略研究中心(Stanford strategic studies)的貴賓，描述設施運作情形。(Source: Rodney Jackson)
綜合訓練環境計畫很可能無法成功，因為就其本質而言，儘管目前尚處發展階段，卻希望在美陸軍訓練上獲得全然改變與長足進步，以證明資源運用合理。綜合訓練環境過於執迷利用昂貴、發展快速的技術，而這樣的技術可能在正式部署時即已過時。此外，在許多情況下，透過反覆進行實作演練與野戰訓練，可更有效達成綜合訓練環境為美陸軍帶來的功效。
美陸軍冒險讓綜合訓練環境計畫陷入類似未來戰鬥系統的陷阱；該計畫已成為美陸軍最近科技迷思，不僅有官方大力支持，合約商生產的酷炫影音亦相當吸引人，惟其缺乏可定義成功的客觀指標。因此，採取更審慎、針對性的對策，放緩綜合訓練環境的發展，方能更有效為美陸軍(於正確的層級)改善硬體與士兵的鏈結，並提升部隊之熟練度與能力。如此一來，美陸軍即可將部分取自訓練經費的綜合訓練環境資源轉用於行動計畫，以通過驗證能力解決現有戰備訓練缺失。即便將綜合訓練環境的一小部分計畫預算分配至未來會計年度的計畫目標備忘錄(Program Objective Memorandum)，也能為美陸軍各師提供類似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之合成化戰場。
在人力資源方面，將美陸軍作戰訓練中心計畫中過多未充分利用的人力重新運用，則可部署類似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之合成化戰場。美陸軍於德國設立作戰訓練中心之需求已降低，故應客觀面對此事實。聯合多國戰備中心(Joint Multinational Readiness Center, JMRC)為作戰訓練中心計畫有所貢獻的時代已經過去，因為美陸軍在歐洲已不再是兩個軍、五個師與兩個騎兵團，而聯合多國戰備中心每年將在此訓 練56個營級特遣隊及中隊。目前歐洲僅有兩個前進部署旅級戰鬥部隊，其中一個將依計畫移返美國，讓聯合多國戰備中心成為高度簡化之臨時作戰訓練中心。
倘若聯合多國戰備中心大部分任務似乎都在支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時，美陸軍又有何正當理由為支援駐在國部隊提供戰備訓練，且在歐洲維持聯合多國戰備中心共計1,501名軍、文職人員。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其會員國對美國國家利益而言極其寶貴，但卻並未比其他任何條約盟國或美軍部隊的戰備更具價值。若聯合多國戰備中心就目前用途而言神聖不可侵犯，但為改善美陸軍全軍而應予以汰除，則應考慮進行開誠布公的對話。聯合多國戰備中心擁有必要的人力，能建立組合訓練能力，進行本文所提出之美陸軍各軍級部隊，包括最近復編的第五軍(V Corps) 駐地訓練現代化。
結論
美陸軍已發展並接受全新的多領域作戰構想，同時進一步透過未來司令部進行作戰部隊的能力轉型，期能為聯合部隊實現並且進行多領域作戰。儘管如此，其訓練方法有設計過度、資源不足與方向誤等問題，導致多領域作戰面臨風險。此外，由於執迷於特戰部隊的成功，而且過度迷信科技將勝過人力，身為龐大機構的美陸軍竟將其未來成功的基礎，建立在著重班以下層級的訓練。儘管低層級梯隊戰術能力已證實能有效對抗恐怖份子與叛亂團體，美陸軍仍將發現自己並未在多領域戰場完成整備以迎戰均勢對手。
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是美陸軍能在駐地提升營和旅級戰鬥部隊戰備的實例。在合成化戰場多日實兵對抗野戰演習中，反覆進行梯隊的戰術編隊移動與機動，已證實可為尉級及校級軍官幹部發展決定性行動的技能與經驗，使其隨時能應付對均勢敵人大規模作戰行動的困境。於美陸軍各軍複製與部署聯合太平洋多國戰備能力，不僅有其必要，也能夠做到。美陸軍必須積極轉變其訓練方法，讓士兵、領導幹部與部隊在下一個攻擊發起日前做好準備，因為正如現任美陸軍參謀長所言：「勝負至關重要！」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