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歐盟旗幟（左）與立陶宛國旗。翻攝臉書／EuropeanCommission
張競專欄
為何立陶宛外交選擇不歸路
張競／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
立陶宛與中國大陸雙邊外交關係，因為我國設立代表處名稱問題嚴重惡化，維爾紐斯當局面對北京的經貿抵制壓力，儘管媒體曾經數度傳出，該國曾與臺北協商，希望藉由更改代表處中文名稱，以便讓其與北京外對立降溫，但隨即遭致立陶宛外交部長嚴詞否認，顯然維爾紐斯政府並無意對此輕易退讓。
雖然事件發生至今，臺北各個媒體對此事件報導不斷，但從未針對立陶宛與中國大陸近年來雙邊關係發展狀況，或是對於立陶宛國內政治架構，從基本盤上深入理解整體態勢，反而是不斷追逐外電報導等片段資訊，從消息面上進行解讀，因此許多報導指向反覆變化，讓讀者冷熱交替飽嚐三溫暖效應。
立陶宛與中國關係早已生變
首先從維爾紐斯與北京過去數年外交關係發展來看，早在本次臺北設立代表處前，雙方外交互動就已存在諸多負面跡象。從2021年開始，立陶宛就公開表達希望與臺北發展更進一步之往來關係，同時亦很快獲得臺北積極正面回應。
2021年3月立陶宛亦率先退出由北京所倡議之「中東歐國家—中國合作」(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經貿合作機制，該機制原北稱為「16+1合作」，後因2019年希臘加入後便該稱為「16+1合作」，後因立陶宛退出，再度恢復原名稱。
等到2021年5月立陶宛國會不但通過議案，表達該國認定中國大陸對維吾爾族進行種族絕滅行動，更以干預內政姿態呼籲北京廢除港區國安法，自然北京對此反應極度強烈，雙方關係惡化當時就已經浮出檯面。
所以當2021年7月臺北宣布將於立陶宛設立駐立陶宛臺灣代表處時，在臺北許多外交學者專家都認為此舉係源自民進黨政府強力主導所致，但卻未曾思考過，其實維爾紐斯在當時與北京關係已經相當惡劣，而此時同意臺北以臺灣名稱設立代表處，其中有很重要因素不無可能是立陶宛要藉此向中國大陸表態所致。基於前述因素，吾人可以理解為何立陶宛面對北京如此施壓，能夠如此堅持根本原因所在。
立陶宛利用台灣對抗北京
雖然同意臺北以臺灣名稱設立代表處，確實是立陶宛與中國大陸外交關係惡化引爆點，但此舉絕對不是外交疏忽或是失算，而應當是立陶宛現任外長藍思博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經過審慎算計所採舉動，絕對不是如同立陶宛總統瑙塞達(Gitanas Nausėda)所說，讓臺灣成立以臺灣為名代表處是個錯誤，整個決策絕對是經過該國外長深思熟慮，運用臺灣代表處名稱，所刻意採取對抗北京之行動。
為何立陶宛外長藍思博吉斯能夠在該國政治上抗拒如此強大壓力，讓外界認為該國總統瑙塞達或是現任總理希莫尼特(Ingrida Šimonytė)，對於藍思博吉斯所強力主導之外交政策看來是莫可奈何，其實原因相當簡單，就是不論是立陶宛總統或是該國總理其實都是無黨籍政治人物，雖然瑙塞達總統係在2019年總統選舉中，以公民直選方式當選，依據該國政治體制，表面上負責外交與國安事務，但實際上行政大權還是在內閣手上。
而真正在內閣中握有大權者，其實亦非檯面上擔任總理之希莫尼特，反而是擔任外交部長之藍思博吉斯。此因其為目前立陶宛由祖國聯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黨、立陶宛共和國自由運動黨以及自由黨三黨所共同組成之聯合政府中，在2020年選舉結果中最具實力並出面組閣之祖國聯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黨(TS-LKD：Tėvynės sąjunga - Lietuvos krikščionys demokratai)黨魁，而該黨更是目前該國最大政黨，足以左右整個政局發展。
立陶宛總理希莫尼特從政經歷中，儘管從未加入過祖國聯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黨，但一直與該黨保持密切合作關係，本次被推舉擔任總理，最大政治推手就是隨希莫尼特組閣後，出任外長之藍思博吉斯。而藍思博吉斯在擔任外長期間，2021年12月10日曾因國營立陶宛鐵路公司，不顧美國宣佈制裁措施後，仍然接受白俄羅斯鉀肥廠預付款，憤而提出辭呈但仍遭希莫尼特慰留續任，就可以理解到其政治地位之強勢。
北京不會與立陶宛斷交
所以依據當前立陶宛政治生態判斷，不論該國政壇針對臺北設立以臺灣為名代表處浮現多少雜音，其實依據藍思博吉斯政治實力與其政治意志來看，大概決策掉頭轉向可能性確實不會太高。
但不論關係如何惡化，北京亦不會搞到與立陶宛斷交，拱手讓出外交地盤，讓臺北有機會撿個便宜；但卻會竭盡所能讓維爾紐斯吃盡苦頭，以殺雞儆猴態勢，嚇阻再有類似情事發生。所以在臺北看天下，許多國際關係學者專家都認為民進黨政府在立陶宛外交有所斬獲，但此事只是順勢而成，若無立陶宛原先就與北京交惡，就不可能會有如此發展，整個議題主導核心還是在維爾紐斯，並不是臺北政治意志能夠加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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