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提供：王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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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印象深刻的談話」，
郭力升將軍的馬氏經驗
燎原在決定出版馬提斯新書的同時，即邀請郭力升將軍擔任導讀，並規劃印在《學會領導》書中，就如同中文版翻譯書常會有的安排。未料在送審過程中，原文作者以及團隊非常堅持，要求我們不能把原書以外的內容，添加在翻譯本中，令燎原感到非常錯愕，畢竟我們在事前，並未被告知這個規定。
雖然未能刊印，但我們認為，郭將軍所分享與馬提斯會談的經驗，完全印證了我們從其他管道，所瞭解馬提斯其人其事的真實印象。所以，在徵得本人同意後，燎原特地在此與大家分享，這篇第一手與馬提斯接觸的難得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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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少將郭力升
陸官五十六期步兵科，具備美陸軍突擊兵學校、步兵軍官初、高級班、陸軍指參學院、陸軍戰爭學院等學資，曾任駐美陸軍武官，特戰指揮官、步訓部指揮官、國防大學陸軍學院院長，並曾奉派至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北約防衛學院進修。
個人對馬提斯的第一印象，要追溯到2007年初，當時我正在美國賓州卡萊爾營區陸軍戰爭學院（USAWC）進修，學校為國際學官安排的戰略單位參訪行程，來到了位於西岸加州聖地牙哥的陸戰第1遠征軍（1st MEF），而熱誠接待我們的，正是指揮官馬提斯本人。
這位三星中將看來很蒼老，但講話中氣十足、精神奕奕，簡短寒暄後，他首先對在場國際軍官問道：對美國而言，若要持續發揮全球影響力，扮演關鍵強權功能，則歐洲、太平洋、南方、北方、中央、或其他的司令部，何者最為重要呢？（Which COM is the most important? Why?），理由又為何？
一時之間，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們很踴躍發言，馬氏亦耐心聆聽，接著他公佈了參考案：都不是，最重要的是「握手司令部」（HANDCOM）！問題是，美軍哪有這個司令部？
看著大家狐疑的表情，他接著解釋說明，美國必須以德服人、而非靠強大的武力征戰，只有透過合作交流（Shake HANDs）與溝通（COMmunicate），才能共同維護世局穩定與繁榮，這就是他所提倡「HANDCOM」的意義。
此番談話，讓在場來自世界各國學官印象非常深刻，幾個月之後，馬氏調任接掌聯合部隊司令部（JFCOM），晉升四星上將。
《學會領導》（此前暫譯《打造最強大的團隊》）是由馬提斯與老長官——越戰老兵作家韋斯特合著，可說是馬氏服務軍旅與公職四十餘年經驗談，目的在傳授領導與管理心法，啟發官兵智慧與熱忱，並期使社會大眾，能更加瞭解軍隊與國防事務。本書按照馬提斯個人生涯歷程，內容分別講述直接、行政與戰略等三種不同領導模式，非常適合高階軍事決策者、聯合部隊指揮官，乃至基層連隊官兵們參考閱讀。
如同眾所周知，馬提斯乃美軍近年來少見傳奇人物，他信奉天主教，至今仍單身無子女；打過兩次波灣戰爭，經歷過冷戰與反恐戰爭年代，軍中歷練非常完整，擔任過的重要職務包含陸戰隊地區招募中心主任（註：新訓教育班長、海外使館警衛、招募員為美軍陸戰隊三大榮譽職）、野戰部隊指揮官、戰區司令官、建軍規劃與教育訓練單位主管、高司幕僚長等，也是美國繼馬歇爾（五星上將）之後，第二位曾任高階將官的國防部長。
馬提斯向來行事低調、謹守分際，並深受官兵愛戴，且被歸為軍中罕見的「唯智主義」將領。雖然下屬與媒體稱他為瘋狗、武僧、混亂，然而真實面反而凸顯——他是一位具有狂人般體力、意志與使命感的將領，能處處以身作則，讓部屬不得不兢兢業業、全神貫注以對；他信守本分卻從不墨守成規，又能出奇創新，導致敵人與對手，時常感到錯愕、痛苦乃至於造成混亂。
誠然，造就馬提斯傳奇人生者，實則為陸戰隊教育、美國政軍體制、以及馬氏人格特質。在美國成立太空軍之前，陸戰隊一直是規模最小的獨立軍種，基於人員有限、獲得不易，故格外注重人才養成、專長訓練與隊史傳承，也因陸戰隊長官識人拔擢，遂使這位美國西部偏鄉平凡家庭子弟，沒有傳統大學名校光環，出身非主流的候補軍官班（OCS，類似國軍從前的專修班），日後能從同儕間脫穎而出，故馬提斯在書中，極力推崇陸戰隊對他的栽培，並鼓勵官兵終身學習、深研歷史的風氣，而在他提供美軍幹部進修研讀的25冊書單中，絕大部分為戰史與包含格蘭特（南北戰爭名將）、史林姆（二戰英軍將領）、鮑威爾（前四星上將、國務卿）、季星吉（前國安顧問、國務卿）、蓋茨（前國防部長）等名人傳記。
川普勝選後，馬提斯破例被延攬入閣接掌國防部，但仍不改其公正耿直不阿的個性，致使他在對北約盟邦態度、處理敘利亞撤軍、氣候變遷立場、參謀聯席會議主席提名等重大政策上，與總統出現歧見，最終只能選擇辭職求去。儘管當時川普刻意放出馬氏係被「炒魷魚」的說法，但他仍如以往保持緘默，未加入反對陣營，嚴詞批評他曾服膺效忠的三軍統帥，也成功塑造軍人從政的良好典範。
最後，個人認為本書除能汲取馬提斯豐富的軍事領導與組織管理經驗，亦可具體認識美國陸戰隊獨特軍種文化，有助於解析美國文人政軍體制及其影響力，俾能從中學習領導，打造屬於你的強大團隊，鄭重推薦。
上文承蒙 軍事讀書會 同意，引用該會的「臉書」系列文章，特此致謝！
延伸閱讀：
千呼萬喚，#馬提斯將軍的新作，即將在台灣跟讀者見面！
英文書名Call Sign Chaos: Learning to Lead，中文書名《學會領導：馬提斯從戰場與戰略規劃養成的管理學》，預定在3/23在全台各通路上市。
馬提斯是前美國國防部長、前海軍陸戰隊四星上將，擔任過中央司令部司令，第一陸戰師師長，是美國重要的戰略專家。曾參與過美國自冷戰之後的三場重要戰爭。從他的作品，你可以知道他是如何帶領自己的官兵，組織自己的部隊，最後則是擘劃美國以及聯軍在中東、乃至全球的戰略定位與走向。
本書被《華爾街日報》譽為「四星將軍的五星級傳記」，包括《紐約時報》、《大西洋》雜誌、《外交事務》雜誌、《新政治家》雜誌、《美國海軍學會會刊》等權威報刊同聲讚譽。
《紐約時報》最佳銷售榜、亞馬遜排行榜首的優良書籍，超過亞馬遜讀者5000則、評價4.7星的正面評價。
這是適合想了解美國過去20年國際戰略走向的你來看。
這適合學習組織管理、危機管理，甚至組織再造的你來看。
這也適合對美國在過去20年在中東戰場的種種有興趣的你來看。
內容簡介
榮登Amazon排行榜第一名，首刷20萬本，超過5000則正向評論
這個時代最強大的戰略思想家之一！
44年的軍旅生涯參與過美國後冷戰時代的三次戰爭
造就他獨特及令人折服的領導風格
建立可媲美管理學大師的經營理念
美國戰力最強壯的海軍陸戰隊，他們的管理以及指揮領導模式是強大力量的基礎。在普魯士式外觀的短髮，整潔的制服與嚴格的標準之下，陸戰隊造就了一些最為特立獨行的怪傑，以及最具獨創性的思考家、戰略家。他們並未因軍事方面的傑出表現，而扼殺智識上的自由，或企圖以嚴格控制的思想來取代具有想像力的作為。撐起這個永垂不墜的根基與信念的，正是如馬提斯這種在前頭引領的軍官。
馬提斯融會貫通了美軍陸戰隊的生存法則：適應環境、改變自己、克服困難。這些到最後都成為他在日後指揮美國軍隊的根本。馬提斯的世界觀和領導風格，都是在戰場上驗證與學習回來的血淋淋、無比珍貴的經驗與教訓。不光公部門應該效法的方向，也是管理人不可忽略的發展動力。
馬提斯說，「合理的政策與明確的戰略原則，對於達成目標是格外必要的。」在養成時期，馬提斯學習到美軍陸戰隊最為人所推崇的成功特質——主動、進取。在領導時期，他學會了發揮管理的效率，並且將關懷與凝聚向心力轉換成達成任務的力量。馬提斯解決事情之前常問的三個問題：「我知道些什麼？誰需要知道這些事？我已經告訴他們了嗎？」也是他管理一個團隊最基本的出發點。
他直言不諱，總是說真話，縱使被人斷章取義，到最後都可以證明——他是對的。這使得馬提斯不斷在往更高的位階發展，所承接的責任也隨之擴大，權責也就越大。
歷經多年的管理經驗，馬提斯對領導一個部門或部隊的獨到見解，全都融入在這本被《華爾街日報》形容是「四星將軍的五星級傳記」、兼具教育與趣味的著作當中。以善於分享故事的手法，無私地公開他對領導和管理的基本之道──本職學能、正派、願意接受並勇於說出嚴酷事實、照顧部屬、勤讀和汲取歷史教訓。無論對CEO、經理人或軍官而言，本書不僅是一門領導學，也是為了他的和平理念而對人性發出的呼喚。
本書分成三個部分，是歸納自馬提斯從軍年代的領導與管理的經驗：直接式，行政式、戰略式領導。
第一部分，描寫作者在成長期間人格特質養成的階段，以及後來加入陸戰隊的經過，那些經歷過越戰的陸戰隊員是如何栽培了他，以及隨後他首度帶領部下參戰的經過。這是一段直接，跟部屬面對面領導的時期。
第二部分，描述範圍更廣，行政式領導的歷程。他必須改變領導風格，以確保個人的本意與顧慮，能在經過多層指揮體系的傳達後，依舊可以被那些他很少直接面對面領導，可以直接下達到最基層包括新兵在內的人員都能夠體會與理解。
第三部分，作者深入探討那些在戰略層級面臨的挑戰及相關技巧。他從高階將官的角度，談到軍民之間的互動，軍事領袖必須試圖以文人領袖的人性期望，和戰爭的殘酷現實間做出適當的調和。這時複雜的因素主導了一切；思慮不周將導致極為嚴重的後果，甚至會引發災難。
本書特色
1.文字簡潔易懂，以作者個人在世界各地的任職及領導經驗，看待他成功的管理與領導哲學
2.作者親自現身說法，把他參與戰爭的經歷與讀者分享，是現代戰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文本
3.長時間處在指揮層級的作者，深諳組織運作、發展與改善的機制，是組織架構改造的大師級人物的觀點
4.作為決策人員之一，作者站在外交／軍事的角度，是第一手觀察美中台關係觀察的文獻，也是美國當前最重要的國際外交發展趨勢的重點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吉姆．馬提斯（Jim Mattis）
出身西北太平洋地區，以陸戰隊步兵軍官身分服役超過四十年。隨後兩年擔任美國國防部長，退休後返回故鄉，目前是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的戴維斯兒女榮譽研究員（Davies Family Distinguished Fellow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at Stanford University）。
賓．魏斯特（Bing West）
曾撰寫過十一本專書，以陸戰隊步兵身分投入越南戰爭。雷根政府時期曾擔任助理國防部長。魏斯特曾參與數百次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的巡邏，包括多次與馬提斯將軍共同執行的任務。他是胡佛研究所軍事歷史工作小組（Military History Working Group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的成員。與妻子貝西住在南卡羅來納州的希爾頓黑德島，以及羅德島的新港。
譯者簡介
趙武靈
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具十年英文教學與十九年的軍事研究、寫作經歷。專注於「特種作戰」、「恐怖活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與「美軍戰術與戰術醫療」等領域。具備國內合格EMT與美方認證之戰術緊急傷患救護員資格，譯作有《射手》、《殺戮世代》。
目錄
前 言
第一部 直接式領導
第一章 加入紀律嚴明陸戰隊的無憂少年
第二章 募兵首重態度，訓練養成戰技
第三章 作戰
第四章 眼界漸開
第五章 犀牛據點
第二部 行政式領導
第六章 向前推進
第七章 本師處在巔峰狀態
第八章 舉棋不定
第九章 作繭自縛
第十章 為轉型奮戰
第十一章 守住這條線
第十二章 絕對必要的北約
第十三章 解編聯合部隊司令部
第三部 戰略式領導
第十四章 中央司令部——三角學等級的戰爭
第十五章 勝中求敗
第十六章 是友？是敵？
第十七章 反思
結 語 美國作為自己的盟友
謝 誌
附 錄
參考文獻
內容連載
第十五章 勝中求敗（摘錄）
我在中央司令部那三年，美國政策上的錯誤使中東的動亂更為惡化，尤其是在伊拉克與阿富汗。
七年來在伊拉克投入了人命與資金，到二○一○年時，這場由美國主導的戰爭，終於能夠成功建立起一個不甚堅固的穩定。大規模戰鬥已經結束，感謝國防部長蓋茲讓大量兵力盡可能留在原地，使我們能夠重挫伊拉克蓋達組織。如今隨著戰鬥任務的結束，蓋達成員不是逃亡就是藏匿，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內戰也已經平息。從我的觀點來看，伊拉克已進入後衝突、重整階段之前的穩定。但隨著內戰所引發的激烈情緒卻依然存在。
當下的問題是，現在要做什麼？如果我們倉促撤出，根據情報單位警告，伊拉克內戰將會重啟，發動伊斯蘭聖戰的恐怖分子也再度崛起。美軍留在當地的部隊宛如黏著劑，除了維持伊拉克免於分裂，也協助預防恐怖分子再起。美軍顧問依舊在伊拉克警察與軍隊各層級走動。我們的軍官與部隊，還是當地派系間能共同信賴的調停者。
繼續將部分美軍留在當地，需要伊拉克政府的首肯。但同時，總理馬力奇卻因為在野黨在二○一○年的大選中比他們獲得了更多的票數，拼命想保住權位。白宮的國家安全顧問認為，馬力奇的遭遇會導致美軍的撤離。我反對這樣的邏輯，我日漸認為，抱持宗派主義的馬力奇最無法統整全伊拉克，以及繼續當地派系和解的程序。
二○一○年夏末，我飛往巴格達參加指揮權的交接儀式，洛伊德．奧斯丁將軍要從歐迪諾手中接下部隊的指揮權。雷已經將一份經過仔細衡量的計畫，提報給國防部長蓋茲和我，打算要留下一萬八千名官兵。我們私下討論了一個關鍵問題：誰將會是下一任的伊拉克總理？而這樣的選擇，又會如何影響到美軍的撤離與當地的穩定？歐巴馬總統已經提到，我們會維持一支駐留兵力，以「建議並協助」伊拉克人。奧斯丁將軍、歐迪諾和我都假設，這樣的兵力要足以守住我們在付出極大代價後所達成的目標。我們會隨著伊拉克實力的增進，再減少駐軍兵力。
這天巴格達極為炎熱，交接儀式結束後，傑佛瑞大使邀請副總統拜登、白宮幕僚團隊與美軍將領共進晚餐。傑佛瑞是那種在艱困時期造就出來的外交官，席間他鼓勵與會者意見交換時不妨有話直說。在晚餐到結束以後我提醒大家，馬力奇並未贏得多數選票。我當時心裡正想著那些關於馬力奇將候選人的名字從選舉名冊刪掉、蓄意拖延政府改組好幾個月等已違反伊拉克憲法的報告。
「馬力奇總理是極度不值得信賴的，副總統先生，」我這樣說：「他將我們的大使和軍事顧問當成是自己反遜尼派訴求的障礙。區域內的領袖都警告我，他的目標是弄掉遜尼派的選舉權，打算將他們與庫德族從政府當中清洗或邊緣化。他並不坦率。」
我當時想到的是一輛腳踏車上為了訓練而安裝的輔助輪：當伊拉克人緩慢踏上自給自足之路，就像那些學著騎腳踏車的孩子，我們不應該突然把輪子拔掉，而是緩慢將它們往上挪，好讓伊拉克人雖然會搖搖晃晃卻不至於跌倒。我特別強調，假使太早撤出，我們勢必將會再把部隊派回來。我堅持必須駐留部隊，並強調美國情報部門曾做過的評估：我們的進展仍未穩固，假使美軍沒有留下，情勢還可能會「逆轉」。在這個階段，我們的部隊傷亡非常輕微。雖然政治考量理應領導戰略決策，但當政治決策違背軍事現實的時候，前者就會無以為繼了。唯有兩者均適當且一致時，政治考量與戰略決策才能帶來更好的和平。
拜登副總統和他的助理們禮貌地聽我說話。但經過交流，我感覺自己在說服政府官員不要支持馬力奇一事上並沒有進展。感覺很像你在規勸那些住在木屋裡，但又不覺得自己需要消防隊的人，看來已成定局。我理解作為軍人的角度看待，或許無法心領神會政治的複雜性。但坦白說，連我們的外交官似乎都完全被排除在決策圈外時，這就令我非常震驚。傑佛瑞大使鼓勵的開放交換意見，在這樣的情況下反而顯得突兀，最後也就草草收場。
「馬力奇要我們留下，因為除此之外他看不出伊拉克還有將來，」拜登說：「我願意拿副總統的職位和你對賭。」
我還蠻喜歡副總統的。晚宴過後，他還拿中央司令部來開我玩笑。「你知道為什麼自己會在中央司令部嗎？」他逗我：「因為沒有人蠢到會願意接下這個工作。」我發現他是一位令人敬重且友善的人，但已經進入了那個不願意考慮來自自他人「好主意」的狀態。他不想聽更多的意見，只求我們的部隊能離開伊拉克。只要哪個方法能最快達到這個目的，他就會選擇它。拜登身上散發出一種已經下定決心的自信，或許甚至到了萬一誤判情況引發後果也不在意的程度。
接下來幾個月，從我在伊拉克和其他地區消息來源捎來的訊息，以及我們自己的情報，傳來的都是不祥的預兆。馬力奇進一步將遜尼派排除在所有政府公職之外，並在過程中打壓軍方。每當馬力奇嚴重濫權時，焦急的伊拉克官員都會向我們的顧問抱怨，把他們當成了上訴法庭。一九九四年，當南非推行種族隔離的政府垮台之後，曼德拉曾經展現了他的智慧，不僅穩定了當局，也調解了南非的民眾。馬力奇可不像曼德拉，就我看來，為了保住我們的成果，非要有足夠數量的美軍留在當地不可。
在華府，整個二○一一年你都可以聽到人們在爭辯，假使有任何美軍留在伊拉克境內的話，人數應該是多少？從中央司令部、參聯會主席，到取代蓋茲的新任國防部長潘內達，都持續建議白宮留下一定數量的部隊，甚至連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也抱持同樣看法。力主應採戰略性思考的國防部次長蜜雪兒．佛洛諾伊，為了維持國防部的立場長期抗戰，但連她的意見也不被採納。從小布希總統開始，一直到歐巴馬政府任內，白宮都為了某些政治因素而力主全面撤軍。國家安全顧問並不相信我們「假使美軍撤出，敵方將會再起」的預警。他們把伊拉克視為「單一事件」，認為美軍撤出，既不會有區域性影響，也不會增進盟邦「我們正在拋棄他們」的憂慮。我認為，任何因我們離開而留下的真空，將會由遜尼派恐怖分子與伊朗填補。
伊拉克西邊的敘利亞，阿薩德的復興黨政權正在協助蓋達組織與遜尼派恐怖分子的招募與訓練。而在東面的邊境，伊朗正在支持什葉派民兵與行刑隊。那些控制伊朗的宗教領袖，想要吸引伊拉克遵循他們的模式，成為他們的代理人。伊朗正在實施他們的長期計畫。依照我的判斷，無論在二○○三年決定入侵伊拉克時你採取的是什麼立場，為確保七年來在伊拉克戰爭的成果，都將需要美軍的駐留以及外交合作。
某次我前往伊拉克的行程，官員們一再告訴我，他們需要我們留在那裡，「以免來自伊朗方面令人感到窒息的影響」。從馬力奇以下官員那裡，我常聽到太多次類似的說法，以至於了解到這是個共通的「談話要點」：高階的伊拉克官員想要美軍留下，但在他們那個爭論不休的國會當中，卻因為當地的政治因素，而不能如此公開表態。
跟白宮的會議當中，我們時常因數字而有不同的意見，卻很少探究其他的最終結果，以及達成它們到底需要什麼。國家安全顧問提出質疑，為什麼我會需要一百五十人的兵力保衛一間位於動盪中東國家的美國大使館，或是為什麼需要派九十人的部隊，來為巴格達城外的基地提供後勤支援。我都會回答數字是基於那些部隊必須執行的特定勤務。但這些其實是一場安排好的戲碼，討論是為了讓人看起來這些事情有經過研商，但都只是個過程。這些部隊我都無法取得。某天要離開白宮的戰情室時，我直言不諱對一名高階的國家安全顧問提出質疑。
「我們這些軍人很想知道，」我告訴他：「你要我們做什麼事？」
我沒有得到任何答案。當然我對於服從由美國民眾選出來的三軍統帥（畢竟我自己不是民選的）所下達的命令沒有任何問題。但把這個倉促草率的撤軍視為明智之舉，就是一件全然不同的事了。在研究這個議題之後，奧斯丁將軍同意歐迪諾的看法，也就是建議我們留下一萬八千人的部隊。我仔細審核數目以及建議的勤務。我可以預料，屆時潘內達部長將會需要我對所需的勤務與兵力進行獨立評估。我告訴部長，自己同意奧斯丁將軍的看法，從美國戰略利益的觀點來看，我找不到其他任何可行的方案。
然而， 事後不但沒有留下一萬八千人的部隊， 白宮意興闌珊地提出了象徵性留下三千五百人的方案（據我所知，這個兵力數字並沒有任何分析作為基礎），附帶加上確保我軍人員免遭伊拉克司法起訴的嚴格規範。那些附加條件可說是個毒藥策略。白宮心知肚明，爭論不休的伊拉克國會根本無法團結一致同意那樣的條文。更何況我們還有其他的合法方式能保障美軍官兵免遭起訴，但那其實也沒有什麼差別。二○一一年十月，馬力奇總理與歐巴馬總統雙方同意，美軍將會在該年年底全數撤離。
「今天，我可以向各位報告，如先前所承諾的，我們其他留在伊拉克的部隊將要返國了，」總統說：「我們留下的是一個主權獨立、穩定且自立自強的伊拉克。」
五角大廈或國務院，可從來沒有用過「主權獨立、穩定且自立自強」這些字眼來形容伊拉克，我也從來沒有在任何相關的情報報告裡看過它們。在經歷過了這一切，以及承受過那樣的傷亡之後，我以為，我們當然不會放棄它。
「你們都知道我言而有信，且言出必行，」歐巴馬在二○一二年的秋天說道：「我說過我將會結束在伊拉克的戰爭，而我也結束它了。」
花言巧語並無法結束爭端。隨著美國實質影響力的消失，馬力奇總理將許多遜尼派人士投入監獄，把他們的民選代表逐出政府，並拒絕將資金送往遜尼派地區，幾乎剝奪了國內三分之一民眾的權力。伊拉克又重新陷入快速增加的暴亂當中，就像是用慢動作鏡頭眼睜睜看著一起車禍發生。沒有多久，遜尼派便發起了全面的暴亂，伊拉克軍隊淪為空洞且無力的骨架，任憑恐怖分子如野蠻人般回歸，一切都如同中情局原先所預料的那樣。二○一四年夏天，自稱伊斯蘭國的傳統威脅如浴火鳳凰般崛起，蔓延至伊拉克西邊與敘利亞東部。在擊潰伊拉克陸軍後，建立起殘忍的哈里發國。我們要耗費許多年、承受數以萬計的傷亡，再加上令數百萬無辜百姓經歷難以言喻的悲慘，才能收復伊斯蘭國的佔領區。而這一切都是可預測，且可避免的。
支持一個搞宗派分裂的伊拉克總理，並將美軍全數撤離，依照當時的條件看來，可說是災難性的決定。我曾一再見識過同樣的動能——罔顧現實——讓我們在二○○一年時，任憑蓋達組織與賓拉登逃入巴基斯坦，隨後是二○○三年，於法魯加再度發生，讓我們在攻擊進行到一半之際停下。如今我又眼看著它發生。這不是一個因軍方對上文人而產生的瑕疵，或是民主黨對上共和黨才發生的錯誤，而是更深層的問題。在政府的層峰，從以往到現在，都存在著一種自以為無所不知的氛圍，導致無論是情報部門的評估、我們的外交官，乃至於我們的軍人，都被排除在決策圈之外。
事情發生之後，某些政治領袖會歸咎於情報失誤。但那其實是代罪羔羊。我們早已提出過警告，與蓋達組織沆瀣一氣的恐怖團體將會再度興起。而那樣的評估卻被束諸高閣、置之不理。當你聽到任何領袖，尤其是一位在競選公職時，就清楚狀況已經存在的政治領袖，將問題歸咎給前朝時，著實令人很挫折。明智的領袖必須要能因應現實、表達自己的企圖，以及願意投入到什麼程度，好達成成果。隨後他必須信任自己的部屬，他們知道該如何執行這些事。明智的領導需要協同合作，否則它將會邁向失敗。
在與副總統共進晚餐後，我飛往喀布爾。這場戰爭我們已經打了十年，但進展甚少。自蓋達組織從托拉波拉山區逃往巴基斯坦的十年後，神學士已經重新控制了阿富汗南部與東部的廣大區域。在裴卓斯將軍的指揮下，三萬兩千名美軍與一萬七千名聯軍，正和多達十五萬的阿富汗部隊一同激烈奮戰。我希望中央司令部能盡力協助這場戰爭。
沒多久，大衛因為一份令人擔憂的報告找上我。
「吉姆，你不會相信這件事的，」他這樣說：「我們有合理的接戰準則，但每個較低的指揮層級都把要求再提高，這導致外出巡邏的部隊士氣低落。他們以為準則限制他們不得還擊。所以我正在宣導，接戰準則由我制定，下級指揮體系不得再增加額外的限制。媒體可能會因此報導我沒有在保護平民，所以我讓你先知道這個狀況。」
我立刻了解他面臨的問題，在步兵這個培養大衛和我的環境當中，如果一名擔任尖兵的下士回頭大喊，說他需要火力支援，那我們就會這樣做。但如今這位下士，卻面臨了一個複雜難行的決策循環。當我以前還能直接下令給那些投入戰鬥的人員時，我的格言也就設定了使用武力的條件：「在使用武器前一定要先思考。首先，不要傷害無辜。射擊前辨識你的目標。」在像哈迪沙這類少數案例中發生的判斷失當，我要公開自己的決定，確保每一位士兵都清楚我是如何做出這個結論。這強化了我對紀律嚴明的部隊的道德立場。
但事到如今，每一項有關民眾傷亡的控訴，無論是有多麼不明確，都必須進行調查。敵人很快學會了如何做出不實的指控，導致調查數量隨之增加。又因為調查必須與律師和調查人員會面，不光擾亂了任務的執行，也使各階層間的關係變得緊張。我自己曾接受過調查，清楚對那些牽涉其中的人而言，這可不是一件小事。當律師得到結論並寫出指引後，阿富汗政府的各級官員，包括善變的總統哈米德．卡爾扎伊都會嚴厲地批評導致民眾受傷的事件，無論它是真實的，還是被神學士用於宣傳的。因此限制我們使用火力的規範越來越多，即使我們的部隊遭受敵人攻擊時亦然。那種所謂一體適用的限制，其實無法反映部隊所面臨的實況。
接戰準則讓有操守的軍隊，和野蠻人或恐怖分子有所區隔。但同時，一個民主政體，無論其道德原則有多崇高，也都有一項道德義務，就是確保其士兵被允許——不，該說是被鼓勵——能有效執行所指定的任務，也就是逼近敵人並將其摧毀。《日內瓦公約》將致命的軍事武力應用給系統化，並註明破壞應該是依照狀況比例的，且各方應盡力採取行動保護非戰鬥人員。親身見證過我軍一再投入戰場之後，我懷疑歷史上有任何一支軍隊會比他們更盡力避免傷及無辜。
逐漸嚴格的規定是在好幾年的過程當中演變出來的。我認為由於缺乏明確的政策目標，在一場漫長而沒有結果的戰爭當中，又面對著日益高漲的批評聲浪，導致我們在戰場上只好限制接戰準則，以確保我方是以「正確的方式」在戰鬥。把這些規範強加在部隊頭上，只是徒然想彌補我方缺乏能有進展的明智戰略。結果我們並未調整戰略，卻反而試著要免於受到任何對我們作戰方式的批評。由於這樣的作法，導致我們在軍事方面畫地自限，並在過程中使部隊喪失信心。裴卓斯正是要對軍事上的需求，與保護無辜的絕對必要性形成一致。
我們在設定規則限制部隊的同時，也不能讓我們的士官兵一直仰賴上級的判斷，或明顯地給予敵人與你「平分秋色」的優勢。我們的各級指揮官，必須是部隊自己的教練與隊長，在戰鬥中與士官兵建立互信。當將領們由於規範脫離現實，而失去對部隊的影響力之際，將各階級凝聚為一的紀律也會隨之削弱。正因為有了紀律，也才會將戰場視為一個人道場域，進而保護遇到的無辜者。我們必須從將領直到二等兵強化互信，才能讓非戰鬥人員付出最低代價，並以最有效的方式贏得戰爭。
我們有保護部屬的道德責任。我毫無保留支持大衛的決策，以解決接戰準則的問題，且必然要給予那些直接和敵方交戰的官兵更多的權限。這些準則其實不該只由律師來擬訂，而是由指揮官在聽取專精於戰爭法的律師建議後決定，而非單單只考量人道問題。另外，接戰準則應該是反射性的，而非反省式的。在時間緊迫之際，部隊才能快速且合法應對。假使一個民主政體根本不相信自己的部隊，那它根本不該投入戰爭。
即使有了明智的接戰準則，那戰爭的目的又要朝向哪裡？我們的政策想要達成的最終成果是什麼？什麼樣的策略可以完成它？目的、方式和手段都很重要。小布希總統曾經聲明：「我們在阿富汗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穩定、溫和與民主的國家。」但這個廣泛的政策目標，在他八年的總統任期間證明是無法達成的。
至於歐巴馬總統，他雖然不情願，但仍同意在二○一○年派出更多部隊。「這是基於我國的重要利益才會額外派出三萬美軍前往阿富汗，」他這樣說：「十八個月以後，我們的部隊將會開始返國。」在第一句裡，總統為阿富汗境內反神學士的部隊帶來了希望；但在第二句，他提出了我們離開的日期，所以也給神學士帶來了希望。總統演說之後，我詢問司令部內巴基斯坦軍方的聯絡官，對於這個訊息有什麼看法。他很快回答我：「你們要撤軍了。」如同季辛吉博士在好幾年前教給我那樣，我們永遠不該告訴對手，自己將不會做哪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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