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隅
面對中國「糖衣毒藥」：
台灣人選擇麵包或愛情？
麵包師傅吳寶春（左）在中國展店掀風波，韓國瑜出面相挺。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每隔一段時間，台灣就會有名人或者知名廠商上演相同的戲碼：為了到中國做生意、推展事業，而必須公開地對個人的認同與統獨偏好表態。近幾年最有名的例子包括：2018年冠軍麵包師傅吳寶春發表「中國台灣論」以及「九二共識論」；全球衛星導航設備龍頭廠商Garmin被施壓後聲明指出，「為維護中國主權及領土完整，不再將台灣標示為國家」；2019 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當中，以「一芳」為首的一票台灣手搖飲料公司紛紛表態支持「一國兩制」。
無論這些表態是否為個人或者該廠商真實的意志，這樣子的表態（或被迫表態）好像已經成為常態。本文不是要論證這些商業與政治抉擇是否正確，而是要討論台灣的社會科學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來自中國經濟利益的引誘，對新興台灣民族認同造成何種影響？」對台灣人來說，族群認同、國家認同的考量，總是既受到感性因素又受到理性思維的影響。有一篇非常有名的社會科學文章，題目就叫做〈麵包與愛情〉，此時藉機討論再適合不過了。
面對兩岸關係，理性與感性哪個重要？
關於民族認同的本質，有兩個最主要且互相競爭的理論：強調理性因素的「物質利益論」和強調感情與價值因素的「群體認同論」。捷克的歷史學家Miroslav Hroch說：「民族認同和物質利益兩個元素相輔相成⋯⋯當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反映了宣揚它的群體之利益、或至少接近其利益的時候，這種意識形態的動員是最有效的。」
台灣的狀況很有趣，原本在國民黨獨裁時期，官方禁止台灣意識、規定大家一定要當中國人，但是自由化與民主化之後，在相對非常短的時間之內，人們的自我認同便出現很大的轉變：台灣民族主義（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興起，自認為是中國人的比例大幅下降。這是很多因素綜合下的結果。也就是因為這樣的趨勢跟中國民族主義的方向相反，才會與中國經濟的吸引力產生很微妙的互動。
1988年，一萬餘名民眾聚集在中正紀念堂廣場，高呼「我是中國人」、「我的國家是中華民國」，表達維護憲法、支持政府與效忠國家的熱誠。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那麼，面對「與中國關係」的選擇時（也就是對於台灣國家地位的統獨立場以及自我的認同歸屬）時，人們是怎麼考量的呢？我們首先來回顧中研院社會所吳乃德教授所著的〈麵包與愛情：初探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這篇文章發表在2005 年的《台灣政治學刊》。在這個研究當中，最重要的是所謂「條件式統獨」的測量。吳乃德用兩個問題來測出人們的立場：
1.如果台灣獨立之後仍然可以和中國維持和平的關係，請問你是不是贊成台灣獨立？
2.如果兩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大致相當，你是不是贊成中國統一？
同意第一個問題、而不同意第二個問題者，吳乃德稱為「台灣民族主義者」：不論中國是否自由民主、繁榮富裕，他們都不願意和中國統一。
同意第二個問題、而不同意第一個問題者，為「中國民族主義者」：即使台灣獨立不會帶來戰爭，他們也不願意台灣獨立。
對兩個問題都同意者，暫時定義為「實用主義者」：統一或獨立他們都可以接受，只要政治制度、經濟利益和社會福祉受到保障。實用主義應該比較接近題目引喻的「麵包」立場。
吳乃德首次在1992年提出這種測量方式的時候，台灣民族主義者約占9.3%，1996年加倍成長到21.3%（他推測跟總統直選及台海飛彈危機有直接關係），之後就趨於穩定，大概都是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實用主義者從1992年的25%，到2000年時已達43%。中國民族主義者從38%降到13.6%。
如果我們繼續用其他有問類似題目的調查研究資料（例：台灣國家安全調查、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來做追縱的話，在這個定義下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一直到2017年都維持在差不多10∼15%的比例，台灣民族主義者約占30∼35%，比三分之一略多，實用主義者仍然占多數。
觀察從1992∼2000年之間台灣民眾的認同態度轉變，吳乃德有兩個發現：
第一，台灣民眾的民族認同態度尚未定型，甚至在短期內都可以歷經甚大的浮動，這要看環境因素的變化（例如：中國的經濟崛起狀況，台灣受到中國威脅的程度，以及個人對文化方面的認同等等）。
第二，在該調查的時間點上，基於族群文化的感情連繫所帶來的鞏固力量，似乎大於經濟誘因所產生的轉變趨力。
已故前總統李登輝2017年出席台灣北社「台海危機十年後」論壇。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兩岸經貿交流態度中的理性與感性
除了民族認同外，目前已經有很多文獻探討「理性與感性」因素對政治行為、政黨選擇、以及兩岸經貿關係（也就是「要不要靠中國拚經濟」）的影響。篇幅有限，筆者在這邊僅舉例以篇名來看最直接相關的一篇文章。陳陸輝、耿曙、涂萍蘭、黃冠博等四位學者於2009年發表在《東吳政治學報》的文章〈理性自利或感性認同？影響台灣民眾兩岸經貿立場因素的分析〉，標題和〈麵包與愛情〉，是同樣意思。
這篇文章處理的是什麼因素會影響台灣人要不要支持更大程度的兩岸經貿往來，這跟冠軍麵包師傅吳寶春還有眾多要去中國拚經濟的案例是更直接相關的態度。所謂「理性」層面的因素，主要考量「個人競爭優勢」、「所處區域」及「自評利益」（自我評估的預期利益衝擊）。有關「感性」層面則是民眾的「省籍背景」、「政治認同」、「政黨認同」、「台灣意識」等多項因素。四位作者的研究結果發現，理性層面及感性層面的因素均具有一定的影響（這是一定的，在社會科學當中，尤其人的行為，本來就很難有單一的歸因，任何影響因素都是程度上的、機率式的問題），但如果更進一步分析就會發現：
看似左右民眾理性抉擇的「自評利益」，實際上卻是根深蒂固的政治認同所形塑。換言之，由於認同的制約，對部分台灣民眾而言，兩岸經貿實際上是「與對手貿易」，而對其贊成與否的關鍵，不在獲利大小，在於敵意多少。
簡言之，贊不贊成與中國擴大經貿往來，對人們來說最重要的因素並不單純只是看經濟上的獲利與否，還要看人們如何認定中國對我們的敵意以及政治上的負面影響。當然我們也可以這樣推論：認定敵意越少的人，越會傾向認定「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把與中國交往視為只是做生意，或者像是「我只是個麵包師傅」「我完全不懂政治，只想拚經濟」這樣的看法。
長年在中國發展事業的藝人歐陽娜娜在央視高歌，慶祝「十一」。 圖／取自央視
中共惠台的目的是減少敵意與改善形象
對於中國的敵意認定，當然有可能會隨著時間而改變。事實上，這也是中國不斷使用各種「惠台政策」想要改變的事情。中共自1990年代開始提出「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口號，之後採取「以民逼官、以商圍政」，欲改變台灣的大陸政策，達成其「以經促統」的目的。
他們祭出的各項對台優惠措施，用學術的話來說可以稱為「經濟勸誘」（相對於軍事威脅和經濟制裁而言）。不管是制裁或是利誘，主要的對象往往是民間的企業單位以及一般人，希望這些人承受中國的影響力之後，轉換為社會壓力進而影響決策。主要做法包括投注各種資源來創造親中的利益團體（包括政黨，或民間團體）、塑造中國的美好形象以及吸引力（也就是所謂的軟實力）；到了近期，更出現「銳實力」的討論，可以說是軟實力的暗黑版或加強版，包括使用各種合法或不合法的管道滲透到對手國家以及施加影響力。
學者耿曙曾經以民調資料來印證「惠台政策」效果。中共是從胡錦濤主政時開始有計畫地、大規模地釋放利多，透過直接施惠民眾，試圖影響台灣民意走向，增加民眾對兩岸統合的好感。不過，研究指出，「到2007年底為止」，惠台政策未能扭轉台灣民眾的統獨立場、身分認同以及政黨傾向，比較明顯的改善是對中國的印象變好。
90年代，台商開始投資中國市場。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不過，顯然從2008年之後，兩岸關係又是很不一樣的光景，尤其在馬政府時期看似維持得不錯，兩岸簽了不少的協議，因此開始多了很多遊客、學生等方面的直接交流。但是台灣人對於和中國之間政經往來背後的一些疑慮，在2014 年太陽花運動期間達到高峰，人們普遍認為跟中國之間的經貿交流至少必須要更小心謹慎、要經過審核。
在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共對台的統戰手段和優惠措施持續推陳出新，例如「31條」、「26條」、「11條」、「農林22條」，從各方面給予台灣的廠商、就學及就業的人們各種優惠，習近平也毫不掩飾地說兩岸之間就是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2021 年3 月「兩會」結束之後所提出）。這段期間搭配的是各種輿論戰、甚至是資訊戰，也就是以各種宣傳手段講中國有多美好、且一起鼓吹台灣和中國更多的交流。
表面上，這些統戰的成效和以往研究一樣，可能達成的效果有限，難以讓人們因此更主張統一。尤其在經歷中共針對香港的所作所為、大規模的「反送中運動」以及終結一國兩制之後，台灣人們已經普遍理解到中國在政治上可能帶來的威脅。不過，在很多基層的、地方的事務上，我們仍然不是很了解中共的惠台措施效果如何，尤其像是宮廟、地方組織、甚至是國安相關單位方面，已有研究者指出中國「滲透」的狀況嚴重，而這些議題有待後續的研究追蹤。
圖為2019年為聲援香港「反送中」行動，在台港生及挺港團體在立法院外集結倡議。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小結：人們對兩岸關係態度一向是「模稜兩可」，而政治資訊扮演重要角色
根據學者俞振華與林啟耀的研究，學界對於台灣民眾統獨偏好的特質所獲致的初步結論，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兩點：
第一、統獨偏好是「理念」與「務實」層面考量下的「交纏偏好」，當兩種層面的價值觀產生矛盾衝突，或兩方觀點都有道理時，民眾的統獨偏好容易出現「模稜兩可」的情形。
第二、由於統一和獨立都是未發生的狀態，民眾對於台灣未來的前途具有相當高的不確定性。
可能有人會覺得，說了這麼多好像沒說一樣？不過，這些研究成果可以說明，為什麼人們會喜歡自稱無色、彈性、不要搞政治，因為很多時候人們自己也不確定最好的選擇到底是什麼。在這種狀況下，維持現狀（不統不獨）好像就成為一個雖非最佳、但也可以接受的選擇。進一步來說，當選民自己都「模稜兩可」，那麼很多政治人物去貼近選民的偏好，進行價值模糊、去政治化的論述、甚至是立場上的跳動，可能都只是剛好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政治學者Dean Lacy與牛銘實兩位教授的研究發現，統獨偏好對於每個人的重要性並不相同，而「政治資訊」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影響了選民心中對統獨議題重要性的高低。綜合現有的研究結果發現，中共如果要影響台灣民意，必須要想辦法影響幾個重要的政治資訊傳達管道與內容，例如：中國的經濟實力和整體國力是如何強大（告訴大家中國的發展很好，台灣人都想去中國求學或就業），以及台灣會受到中國影響的程度和方式（告訴大家一定得承認九二共識或「中國台灣」，這樣才可以到中國做生意）。
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輿論戰」一直都是中共統戰策略當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如果我們觀察現在台灣媒體對中國報導的風向，以及人們使用的社群媒體和通訊軟體（例如：Line）上面大量傳送的訊息，那麼對於兩岸關係的一些趨勢變化可能就不會這麼意外。政治資訊很重要，而且生活無處不政治，在這個很多人都說「不要搞政治」「XX歸XX，政治歸政治」的時候，我們該做的事情就是再多來點政治資訊！
●文：陳方隅，任教於東吳大學政治系，研究興趣主要是威權政治、民主化、分配不均等議題。曾在華府住過幾年，有機會近距離觀察美國的外交政策圈。除了在菜市場政治學團隊共同推廣政治學科普知識之外，也加入了US Taiwan Watch（美國台灣觀測站）的編輯群，合著有《為什麼我們要在意美國：從外交、制度、重大議題全面解析台美關係》一書。
●本文摘自《菜市場政治學：民主方舟》第五部：威權擴散與中國因素，原標為〈面對中國，台灣人選擇麵包或愛情？〉左岸文化授權刊登。
假設有一天，中國開放臉書之後，決定全面開放台灣的臉書對接，湧入台灣臉書的留言，可能一天超過一億條。 圖／路透社
留言列表
